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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联视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运动大检阅”，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于那个“运动大检阅”的“大”字的意义。我是在莫斯科看见的。寻常我们想起什么运动会，注意力只集中于若干所谓选手，选手的数量无论怎样大，只是“小众”，一点寻不出“大众”的象征。我那次在莫斯科看到的“运动大检阅”，便有十几万的男女青年“运动员”参加。整千整万的穿着运动衣的列队挺胸紧步的男女健康青年，使你不得不为之精神振作，想到体育大众化的伟大。他们有大规模训练“运动员”的计划，经过许多类的体育试验及格后，给以GTO的铜质徽章（GTO是俄文“为工作和防卫而准备”的缩写），这徽章是他们的男女青年觉得最大荣誉之一。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计划的末年）他们的这样的“运动员”有六十万人，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六百万人，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依这样大众化的进步速率，最近的数量一定是更可惊的了！
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
我认为这个重要的意义应该运用到大众文化上面去。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必须有一个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的方式和内容值得我们作更周详地研究和讨论，但是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化人以及热心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对这个问题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研究。
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犹之乎上面所谈的“运动大检阅”，不是注重在少数的选手，而是注重在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的广大数量的“运动员”。为大众设想，与其只有少数处于“高大”地位的选手，不如有着满山满谷的无限“广大”数量的“运动员”。在我们的新文化方面，也有这相类的情形。换句话说，我们要极力使我们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广大。举个最近的现实例子：例如整千整万的大众所热烈参加的民众唱歌团（原名民众歌咏团，陶行知先生建议改为今名，我觉更大众化些），便会有这样的意味。民众唱歌团便是推广大众文化的一种很好的工具。我们试想，如有几万几十万人，同时参加一个悲壮雄伟的民众唱歌团，这是怎样伟大的文化工作！
当然，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民众唱歌团，只是大众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
去年逝世的名记者戈公振先生，当他初由苏联回到中国的时候，就和记者谈起他游历苏联远东境内所亲见的奇迹；这奇迹不是别的，就是看见那里的中国人因学习了很简易的新文字，一个很平凡的工人或农民都能做文章发表他的意见，都能阅看他所要看的书报！戈先生和记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看到他那样眉飞色舞的模样，知道他实在充满着十分惊喜的情绪。他的惊喜，的确不是偶然的。关于我国的一般民众的教育，常常听人说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过了几时，仍听说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们到国外去旅行，关心中国国民教育的外国朋友总喜欢问起中国是否仍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们的回答就很难于措辞，因为总是说着百分之八十，不是要汗颜无地的吗？所以戈先生的惊喜情绪，记者和他是有着十二万分的同感。所可痛的是戈先生还未及用文字或演讲公开对国人报告他所见的奇迹，回国后匆匆不到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最近看到孟如先生译的《新文字在中亚》一文（见昨天的本报），又引起我想到简易文字和大众文化这个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这篇文章作者的报告，在苏联有许多原来文字艰难，文化落后，或甚至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因为几年来采用了简易的新文字，大众文化已有着空前的进步。据全苏联新文字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三五年，在苏联已有三十万万份报纸和三万两千五百万册的书籍杂志，都是用新文字出版的。由这样可惊的数目字里，可以看出苏联大众文化是怎样地在那里突飞猛进着！同时也可以看出简易文字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是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记者在上面提起我们在外国旅行，不好意思讲到中国文盲的数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国也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是文盲，比我国也不高明得多少。尤其是在当时俄国的被统治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是文盲。例如在土库门，文盲竟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三；在塔及克斯坦，文盲竟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五！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努力采行新文字，土库门的识字人数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塔及克斯坦的识字人数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了。
苏联采用新文字的方法，到现在还不过七年的时间，简易文字在大众文化方面的惊人贡献，不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吗？
我们愿竭诚拥护民众歌咏会！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无限量的扩大，无限量的推广！我们敬祝民众歌咏会的前途无限光明！我们敬向为民众歌咏会努力的先生们致民族解放的无上敬礼！
香港民众歌咏会于本月二十日夜里在青年会露天体育场举行第一次公唱，参加唱歌的会员四百余人，听众三千余人，采用的歌曲有《自强歌》，《升旗歌》，《中华》，《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国旗歌》，《尽力中华》，《抗敌歌》，《大路歌》，《一二八纪念歌》，《人生要奋斗》，《大家起来》等十八首，由香港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编刊小册子分发。歌声雄壮激越，听众动容奋发。在重重国难中愁云惨雾笼罩下的我们，看着这样悲壮激昂热血奔腾的民众，好像在茫茫黑暗中窥见曙光一线，兴奋和愉快的情绪交并，有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当然我们并不是相信只须聚拢来唱唱歌，便能消除国难。但是我们相信整个民族的解放，必须靠全国民众都能明瞭国难严重的实际情形，能有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这就不能不十分注意于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鼓励民众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要积极推广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大众文化，必须领会“大众”这个名词的重要，必须时刻注意到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接受性，同时不要徒然高唱大众文化的空洞名词，必须设计种种具体的方法促进大众文化。民众歌咏会便是很能促进大众文化的具体方法的一种。香港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所编的“民众歌咏会公开演唱”的小册子里的宣言说得好：“我们深信，只要不是哑子，什么人都能唱歌，只要愿意学，什么歌都学得来。我们更深信，雄壮的歌声，不独能够振起消沉的民气，唤醒国民的迷梦，同时更能震惊列强的耳鼓，使他们在忙乱的备战声中，听见我们反抗的呼声。实在的，同胞们！东北沦亡了，冀察又丧失了，整个的华北都要被占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可能再忍吗？……我们要起来，像狮子般的怒吼……来唤起团结的精神。”
其次，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歌咏会，除有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效用外，还可以使民众深深地感到集体的伟大力量。一个人的声音是轻微无力的，千万人的集体声音便要响彻云霄，有着排山倒海的气概了。这足以暗示整个民族一致团结抗敌救国的伟大力量的象征，能够培养并增加我们的艰苦奋斗的勇气。
我们希望民众歌咏会普遍到全中国，我们愿听到十万百万的爱国同胞集体的“反抗的呼声”！
记者因为写过了二十万字左右的世界文豪高尔基的传记，对于他的生平有过很感兴味的研究，前年在欧洲游历到莫斯科的时候，很想和这位久所钦仰的文坛老将谈谈，不料他正在别处旅行未回，竟错过了这个机会。不过当我在苏联游历的时候，听到许多朋友谈起他，知道他真是苏联的“国宝”，你无论遇着什么乡村的妇女，或田间的小孩，提起高尔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要一团高兴地和你谈论关于他们所心爱的高尔基，都要手舞足蹈地告诉你关于他们所心爱的高尔基的这样那样。这种情形使我愈益感觉到他是大众的文豪，和那些只供少数人消遣的所谓文学家，大不相同。其实他在文坛上四十几年的努力，不但为了苏联的大众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世界的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不但是苏联的文豪，也是世界的文豪。我们听到他去世的不幸消息，不但为苏联怜惜这位文坛大将，并为世界悼惜这位文坛大将。
高尔基的一生，最使我兴奋的。是他的始终不倦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五岁便做了孤儿，十岁便投身社会，在一家鞋店里当学徒，艰苦备尝。不久他在一个绘图师的家里做“打杂”，他的主人有个母亲，一个长舌的老太婆，一早就把高尔基叫醒，一直使他忙到深夜。他要劈柴搬柴，要烧茶水，要起灶火，要磨擦地板楼梯，要洗碗碟，要摘菜，要从市面上把菜物搬回来，还要替主人抱婴孩，洗一家人的衣服！这时候，高尔基才十二岁！他又做过神像店的学徒，做过糕饼店的学徒，做过守夜，做过码头脚夫，还做过许许多多下层民众的苦工。他在糕饼店里做工，每日要做十四小时的好像地狱生活的苦工，每月仅得到三个罗布的工资。我们读到他的奋斗史，好像读着不可思议的神话，但却都是事实，千磨百折的可惊的事实。这些事实都不能把高尔基压下去，他终于排除了万难，成了今日全世界大众所敬慕的文豪。
他的原名叫做阿勒赛·皮西科夫（Alexey Peshkov）。他廿三岁的时候，在提弗利司的铁路上会计处做个小职员，工余自己读书，开始尝试创作，第二年九月（即一八九二年，他廿四岁），第一次把他的小说《麦卡邱特拉》发表于当地的《高加索》日报，才第一次用他的笔名麦仙·高尔基（Maxim Gorky）。这位“下流社会的代言人”的为大众福利的著作生活便开始了。他四十几年的著作生活，作品的丰富，是很可惊人的，继续不断的努力也是很使得我们闻风兴起的。
我最喜记诵他在所著的《鹰之歌》里面的警句：“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在中国——这样危迫的中国——我们所需要的是无数“傻子的勇敢”！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演里，分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国民族固有道德。近来守土长官，封疆大吏，对于侵略者只会屈服退让，对于小百姓只会残虐剥削，早已把总理遗教，抛在九霄云外，惟有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却到处在提倡着。北自北平，南至广州，当局提倡旧道德，提倡读经复古，可谓不遗余力。虽然旧道德不是一面挡箭牌，可以抵挡侵略国的枪刺炮弹，旧道德也不是一服续命汤，可以挽救军阀独夫的没落运命，这有眼前事实证明，但是孙先生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却依然值得我们来详细研究一下。
民族固有道德，以“忠”列第一位。“忠”的最大意义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但是现在恰巧相反。我们民族中间，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一天天增多。大的如郑孝胥，赵欣伯，殷汝耕，石友三等等，小的如华北和福建的贫民，甚至为了两三毫钱，出卖给日本人。这种大大小小的汉奸，一个个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有民族气节，尽忠报国的志士，反而一个个消沉下去。这不是关怀民族道德的人们所最痛心的事吗？
许多贫苦无识的同胞，因遭层层剥削，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充当汉奸，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有些统兵将领，官僚政客，甚至文人学者，也竟甘心充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这断不是出于偶然。原来我国近年内战始终不绝，政令迄未统一。当局但求巩固政权，甚至不择手段。有时不免以高官厚禄为饵，吸引天下豪强，以求平定反侧。犯上作乱，为旧道德所不许。朝秦暮楚，为士君子所齿冷。可是此种玷污民族道德的事实，在近年政治舞台上，却层见迭出，我们的当局至少要负一大部分责任。政府为维持威信起见，不得已而加以容忍，虽情有可原，但是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可以升官发财，而有主义有信仰的志士，却不免于出国诛戮。这种政策上行下效的结果，将使全国男女，只知有富贵利禄，而不知有国家民族。那就无怪汉奸的数目要一天天增多了。
所以要杜绝汉奸的产生，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心理，使投机者无法幸进，使朝秦暮楚之辈，不能得志，使中国人民个个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这个更用不到写成标语，贴在墙头。最要紧的是由政府在内政上切实做去。只要政府对内，信赏必罚，光明坦白，一切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这样汉奸自然绝迹了。
以前说过了“忠”，现在再说“孝”。
中山先生提倡忠孝，自然并不是指愚忠愚孝，而是指广义的忠和广义的孝。什么才是广义的孝呢？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就是家族主义，他的意思是说中华民族就是一大家族。所以所谓孝是要尽力谋中华民族的发扬光大，至少要能保全我们的祖产，继承我们的祖业。
我们的民族祖先，遗留给我们一个广大富庶的国土，和一个足以夸耀世界的民族文化。我们要保全这国土的独立完整，要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世界的新文化汇为一流，这样我们才算对得起我们的民族祖先，我们才算是孝子仁孙。但是现在我们怎样？民族敌人一步步进迫，我们一步步退让屈服。眼见得国土快要断送完了，主权快要丧失干净了，而我们还是不抵抗。出了这不争气的败家子，真把我们民族祖先的颜面都丢净。
不仅如此。我们对外敌只知道打躬作揖，但是遇见自家兄弟，却毫不留情，天天在自相残杀，自相倾轧。我们从外国买来了飞机大炮，以及一切新式武器，却只是供内战之用。我们对外可以屈服让步，而对内却必须保持威信。我们相信所谓孝道，断然不是如此的。
近几年来，我们每年举行一次“民族扫墓”的典礼。我们的党国要人，并不想牺牲一切，抗敌救亡，争民族光荣，保国家领土，却单从表面形式上做工夫。假如我们的民族祖先有灵，也一定不会高兴。
在我们乡间，有一个土豪，待他的父亲非常凶暴。他父亲因几天没饭吃饿死了。但是这位土豪却遍发讣文，开吊举殡，排场十二分阔绰。一方面表示他是孝子，一方面又借此可收得大批的奠仪。我们又记得前二三年在广州也曾经举行过耆老会，表示当局敬老的用意。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年老的同胞因饥寒失业而死的，却到处皆是。用这种方式提倡孝道，和我们乡间那一位，正是半斤八两。
以孝治天下，在二十世纪，是不是还行得通，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当局既然在提倡民族固有道德，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也就希望当局要切实的做去。惟有停止一切内哄，养老扶幼，团结民族力量，实行抗敌救亡，这样才是真正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