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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创刊词
凡是做中国的人，眼见中国民族危亡的急迫，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横行，没有不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的。照例一个新刊物的创刊词里总喜欢说些吉祥的话语，但是我们临到这样亡国灭种大难当前的环境，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见的时候越是不免要抱头痛哭一顿，绝对引不起什么欢悦的情绪。所以当记者拿着笔准备和诸位朋友谈话的时候，我不禁想象着国内外无数的读者好友都是在极沈痛的心境相对着。
这种极沈痛的心境的存在不是无缘无故的，凡是稍稍象个人的动物，在这样极端侮辱的境地，谁都不能再忍受下去的了。想诸位还记得，不久以前，日本贵族院议员三上参次公然在议会提出极端侮辱中国的提案，说为维持日本皇室的尊严起见，对中国之自称“中华民国”，实为有碍日本国体的尊严，应请外相向中国政府提出劝告，把“中华”改称“支那”！以身居国会议员的地位，公然对整个中华民族作毫无忌惮的侮辱，而在“中华民国”却只忍泪吞声，不听见政府有一个字的抗议，反而要天天谈着“提携”，哀求“亲善”，这类事实便是当前整个中国所处地位的象征。最近“尊严”的“友邦”用武装保护“走私”，破坏中国金融，但是依“尊严”的“友邦”看来，过失却反而在被蹂躏的中国，竟由驻华日大使馆参赞若杉对中国外长提出警告，说我国报纸登载日鲜人在华北走私猖獗的情况，有背中日亲善的原则，要求严厉取缔。天津国货售品所有两个职员被认为有抗日嫌疑，即可在“中华民国”的国境内，由日兵任意拘捕。他们在北平车站，也任意拘捕华人。北宁路桥被炸后，天津和塘沽两处的华籍职员，就被日军监视。这些职员的无妄之灾，就因为在职员上面有着“华籍”的头衔。诸如此类举不胜举的惨痛的现象，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铁一般的事实，不容怀疑地中国在实际上已陷为奴隶的国家，中国人民已陷于奴隶的地位。不愿安于奴隶地位的中国人，对于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绝对不能再坐视了，必须迅速造成全民族抗敌救国的联合阵线，用热血的代价，英勇的行动，向着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猛攻。我们整个民族的生路，就靠这样艰苦奋斗中得来。
驻南京的日总领事须磨公开谈话发表，说“时局变化至此，中国如不肯与日本携手，那只有对日宣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为日本倘若退却一步，就等于总退却，日本立志很坚决，只有向前迈进。”这很显然地公开表示日本非灭亡整个中国，绝对不肯罢休，中国要末投降，自甘亡国，要末只有抗战。我们深信中国的全国民众只有毅然决然地发动第二条求生的路，绝对不愿走上第一条的趋死的路。
时势的危迫实在不能让我们犹豫了！日本陆海外三省已根据须磨的报告，于本月三日召开陆海外三省会议，研究一切侵华大计，在新任驻华大使川樾赴任前，作具体的决定。我们不愿坐以待毙，就该下决心起来自救。自救的方法怎样，这就是本刊所要提出贡献的问题。
民众所要求的是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但怎样知道是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呢？至少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开放民众的救国运动，还有一个是在救国目的未达到以前，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
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后胜利不是仅靠军事所能获得的。两个侵略国的掠夺战争和被侵略国对于侵略国的抗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主要的异点是前者偏重军事的对抗力量，后者却靠一致拚死自救的策略。因为这个缘故，在被侵略国的基本力量是在军事和民众的力量打成一片。所谓军事和民众的力量打成一片，却有特殊的意义，不可忽视的。遇着全国民众所托命的国家民族临到极危殆的时候，大家为着救死而共同团结起来努力奋斗，这是自发的必然的运动，在握有政权军权者诚然也志在真正出全力为垂危的国家民族争取最后一线的生机，和民众救国运动所奔赴的目标是同一的，这两方面便自然地会打成一片。在这种的形势之下，当局者不但不怕民众救国运动，而且渴求民众救国运动的自动勃发，和军事的力量相辅相成。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民众救国运动的解放，是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的第一块试金石，第一个象征。在民众方面，诚然要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第一步必须争取民众救国运动的自由权。
抗敌救国是最伟大的，也是最艰苦的事业，需要坚决持久百折不回的努力奋斗，这固然是不消说的。但是为什么要坚决持久百折不回的努力奋斗？为的当然不是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的利益，却是要使得全国民众所托命的国家民族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在这个目的未达到以前，不应该妥协。这理由是很显然的，真正的目的既在抗敌救国，在敌未退而国未救以前，为着什么要妥协呢？所以是否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要看是否中途妥协。中途决不妥协，那才是真为着抗敌救国而迈进，否则便表示另有其他的动机。这可说是第二块试金石。
常听到有人发生疑问：某某在心里是要抗敌救国吧？某某在动机上是另有问题吧？无可捉摸的心，无形可见的动机，诚然无法加以评判，但是事实上的表现却是有凭有据的客观材料。注意客观事实的进展，应用这两块试金石，正确的评判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不是汉奸卖国贼，在他的脑际所时常萦回着的一个问题，一定是怎样可以解决国难，怎样可以使濒于危亡的中华民族得到起死回生的途径。
我们深信国难的解决要靠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决不是可以靠几个“英雄”，也决不是可以靠任何一党一派的少数人。这理由，我们已屡次有所说明，即被压迫的民族对于侵略国的抗战所应采取的形式，和两个侵略国彼此争夺赃物的抗战不同。即就游击的战略而论，便不是专靠军队本身所能有效的，必须全国民众作热烈的忠诚的参加，使国内意识不能一致的侵略国受到大规模的持久战的严重的打击。所以真有诚意救亡图存的当局，对于民众的伟大力量，不但不轻视，不但不压迫，而且要认为这是基本的国力所在，要特别加以卫护的。
民众对于国难的拯救既有着这样的密切关系，所以民众对于国难应有正确的态度与观察。
所谓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明白国难的拯救是要经过异常艰苦的历程的——尤其是中国今日的情形，民族的内外敌人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命作空前的严重摧残，我们要突破重围，死里求生，非有坚决苦战的意志和不怕艰难的精神，是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应因一时一事的偶然失利，便心灰意冷，徒作无谓的悲观。我们对于救国这件大事，应各尽所有的力量，作持久的努力奋斗，在中华民族未达到自由平等的地位以前，无论遇有何种困难，无论遇有何种失利，我们只有克服的一条路，决无回缩或畏惧的余地。换句话说，我们只有排除万难，向前迈进。各地救国民众——例如再接再厉的北平学生——无论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仍彼仆此继的向前干，便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我们希望这种精神能普遍于全国。
对于国难的正确观察是救亡运动的指南针，这件事固在民众对于事实有敏锐而正确的判断，同时文化界的工作者，尤其是新闻界的工作者，也负有很重大的责任，他们不但应对民众作准确翔实的情报，而且要对事实的前因后果，当前形势，作明晰透彻的分析，使民众不致受烟幕弹的欺骗，尤其是在现今汉奸理论传布毒素的时候。
各方当局所表示，都不愿有内战，冯玉祥氏对新闻记者谈话，他说：“无论中央或西南，都不能也不愿发生内战。那些外来的谣言，本其一贯计划，要有计划地制造中央与各省的对立……使我国演成分崩离析，不断内战的局面，从而转移国内外之反对侵略者的注意。”
说起内战，尤其是我们全国民众所反对的。这理由原很简单明瞭：当我们的民族敌人对我们作这样残酷侵略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整个的民族力量和侵略者作殊死战，抢救濒于死亡线的国家，避免全国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惨祸；倘若在这样危急存亡的时候，再有内战的发生，使抗敌的国力减少一分，即是使侵略者的暴力增加一分；我们一向就因为国难的严重，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全国民众反对内战，不是盲目的反对，是有着很重要的目标；这目标便是要一致对外，再讲得具体些，便是要一致发动对着民族敌人抗战。我们所以反对内战，是要避免消耗国力于对内；所以反对消耗国力于对内，是要集中国力来一致对外。而且所谓对外，不是对外作无限止的屈服投降，是要对外作殊死战，用铁血来抢救垂亡的国家，来解放被压迫被蹂躏的民族。明白了我们所以要反对内战的根本理由，便知道消弭内战的唯一途径是发动民族解放抗战的一致对外行动。在这样一致对外的行动之下，任何为私人私党争权夺利的内战，都必然地要为全国民众所唾弃，因此都必然地无法支持下去。倘若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不愿有内战，只是怕内战，只是叹息痛恨于内战，而不从这个根本的途径上消弭内战，那在事实上仍然是无用的。
内战要消耗整个的国力，这是不错的，这当然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但同时我们不要忘却，我们的民族敌人得寸进尺的激进侵略，今天一大块国土，明天又一大块国土，继续不断地毫不费力地拿去；一方面增加他们的作战资源和走狗汉奸，一方面也是消耗我们整个国力的毒计。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即无内战，国家也是天天在掘着自己的坟墓，天天往着死路上跑。我们反对纵任我们民族的敌人继续毁伤我们的民族生命，和反对内战之削弱对外抗战的力量，是出于同一的目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外敌的侵略不是哀求所能阻止，本国的内战也不是空言所能消弭。消弭内战的唯一途径，是一致对我们的民族敌人抗战。
近来我们在各报上常可看到一个新名词——令人惊心怵目的一个新名词——“强化”！这里碰到强化，那里又碰到强化。日本的关东军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最近在天津开着联席会议，会议的结果，开宗明义第一事就是：除强化华北的日本陆军外，并继续强化海空两军。他们在华北强化了陆军，又强化海空两军，但是还不够，从上海传来的消息，他们又正在着手强化华南驻军，以福州上海为中心。现在上海已驻有日海陆军约四千余人，他们要把数额更强化起来，比现在增加四倍。同时台湾的日本驻军也要强化到现有数额的一倍，以符合他们所谓进侵华北，控制华南的政策。日本的军人一面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强化日本的海陆空军，一面又在他们的国内“强化内阁”；据东京电讯，日本陆军当局因希望“庶政一新”政策的早时实现，认为有强化内阁制度的必要，拟设无任所大臣，以期打破各部分据主义，统一内阁政务；这项计划，已由寺内陆相建议，已得首相同意。在英法等国的内阁，原有所谓不管部大臣或部长，日本的无任所大臣，权力大概更大，日本当局提出这样的强化内阁办法，他的目的显然是要藉此控制一切内外大政，达到完全的法西斯化。日本军人在国内的强化和他们在被侵略国的强化，当然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愈强化，我们也就愈倒霉。
但是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前途，不能坐视这样倒霉下去。要避免这个惨剧，我们必须使全国的救国团结强化起来。强化全国的救国团结，最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一致认清我们当前唯一的最大任务是抗日救国，凡是具有这同一目标的都是我们的同志，都该彼此以诚意合作，使整个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能够强化起来，不应再存着党派的成见，彼此仍是相猜相疑，使彼此的力量相消，和我们的侵略者的力量的强化适成反比例；这样，尽管尔在主观上自以为是在救国，而在客观上，因为减损了整个中国的一致对外的力量，即无异帮助了侵略国的力量的更强化！
我们不但不应该这样分散自己国家的力量，而且要使整个国家的抗敌力量更强化起来。当然，这种团结不是一致对外投降，是要一致抗敌救国。
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抑制汉奸的强化，因为汉奸的强化，也足以妨碍全国御侮力量的强化。同时我们要明白，全国抗日救国的团结愈强化，汉奸也愈难强化。
冀察政务委员会已是华北日本军人卵翼下的一个畸形的傀儡政权，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在我们的民族敌人看来，还觉得不够，还要逼迫宋哲元宣布独立，还要驱逐他所统率的廿九军。最近由天津传来的消息，说日方因威胁宋部廿九军未收效，乃转换手段，唆使石友三、白坚武各汉奸，设法乘机绑架在津居住的宋哲元的老母，以要挟宋军退出冀境，宋氏得到这种报告后，以母子情切，于日前匆促赴津省视，为预防不测计，并加派卫兵保护，以免发生意外，并打算把家眷带到北平去躲避起来。
这可以说是想入非非，无孔不入的了。由这样的奇异的消息，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的民族敌人，是怎样地时时刻刻在那里用尽方法，来压迫宋哲元走上十足的汉奸的道路。宋氏现在很显然地是还在歧途上彷徨着。我们知道宋氏是冯玉祥氏的忠实信徒，不久以前冯氏还再三对他的朋友表示宋氏是决不会投降日本做汉奸的。宋氏曾在喜峰口之战，奋勇杀敌，他所统率的健儿死去八九千人，原来做过民族英雄，廿九军是有过抗敌的光荣历史的。我们诚然不能说宋氏是像无耻达于极点的殷汝耕之流，甘心做汉奸，但是日军一怒而天津市长滚蛋，日军再怒而平津各校的救国团体被强迫解散，事事不得不伺日军的颜色，事事不得不仰日军的鼻息，最近且在津和田代及殷汝耕开会议，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足以证明宋氏是在一步一步走近汉奸的路径了。有人说，从好的方面看去，宋氏所处的境遇的困难，艰危支撑的苦心，也是很可怜悯的。我们以为现在全中国只有两个阵线，一个是抗敌救国的阵线，一个是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阵线，无论什么境遇，加入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阵线，总是无可宽恕的。
可是宋氏除了一步一步走上汉奸的道路之外，唯一的另一途径是领导着廿九军对民族敌人作殊死战。这第二个途径在宋氏是不能无顾虑的，因为倘若他不得到整个中国的力量共同发动抗战的大军，只是他作孤军的独战，在他是不敢也不愿贸然干起来的。不敢贸然干起来，便只得回到第一条路，再一步一步走上汉奸的道路！
宋哲元是还在歧途上彷徨着。我深信在发动了整个民族大抗战的时候宋哲元和廿九军一定可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抗战军队。但是在目前他却不得不在歧途上彷徨着。造成这种不幸现象的原因，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未发动整个民族的抗战。
日本驻华新大使川越带来的侵华策略，我们曾屡次有所讨论，希望全国民众加以严重的注意。川越已于本月廿二日到上海了，他到了之后，发出书面声明，说“中国当面之难局，复杂多歧，其中开发国民经济，尤为紧急之事，日本衷心希望，能与中国协力开发经济，不必赘言。”廿五日路透社上海电讯，川越对华将注重于经济问题，而非注意于政治问题，其与前任日大使之政策不同者在此。该电讯又说川越大使愿以日本的物质与技术，助中国建筑铁路，开发矿山及其他天然富源；川越又注意到中国矿产甚富，如豫闽两省的铁矿，陕省的煤油，湘省的锑，湘桂两省的锰，华北的煤，如能充分开发，则中日两国同受其利。
我们要大声疾呼，奉告全国民众不要受川越这个烟幕弹的欺骗！我们不要以为经济问题是可以和政治问题分开的，甚至以为经济侵略是比政治侵略为和缓。近代的经济侵略是和政治侵略打成一片的。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东四省可谓已尽了经济侵略的能事，但是东四省已怎样沦亡于我们民族敌人之手，我们还须多所说明吗？东四省的“矿山及其他天然富源”是已奉送了，其次他们已在着手进行华北的“矿山及其他天然富源”的掠取。廿四日天津电讯，日关东军与驻屯军联合要求宋哲元开发华北经济，实现所谓中日“满”的经济合作，其内容为（一）统制华北金融；（二）开发华北经济富源，包括矿务，牧畜，种植，交通等；（三）设立华北经济会社，由中日“满”各投资若干；（四）各项工程师，除聘用日人外，不得再雇外人。经济侵略是和缓的吗？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吗？那末为什么日本要增兵华北？日军为什么要想尽方法压迫宋哲元脱离中华民国？为什么日军要求华北海关独立？又为什么日军要庇护大规模的走私？
东四省的命脉在日本不费一兵一卒之力而“和平”奉送了，华北的命脉正在我们的民族敌人吸血敲髓中，现在我们“友邦”的大使又转着他的眼光到华中华南的“矿山及其他天然富源”了！这是我们“友邦”的一贯的“衷心希望”；这个一贯的“衷心希望”在中国“以和平为怀”的政策下，是在一步一步实现着的。在川越看来，这只是经济侵略，和政治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中国可以接受他的欺骗而和缓抗敌救亡的努力吗？
我们对豫宽号致敬礼！
日轮大荣丸在中华民国的领海里装运私货，被中华民国的天津海关巡舰查见，即行使独立的文明国家所应有的主权，鸣笛饬令该轮停驶，以便检查，但是该轮竟开枪射击，该舰不得不还击，并把该轮扣留。
这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五点钟发生的事件，现在这个事件已受到全世界的注意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海关巡舰——能为中华民国认真执行缉私主权的海关巡舰——是叫做豫宽号。据廿九日天津电讯，日舰菊号于廿八日离开塘沽，驶往渤海巡视，走私的大荣丸日轮被海关巡舰豫宽号所查获的地方，就在这个海面；日舰菊号发现这个执法如山的中华民国的海关巡舰豫宽号又驶到该处海面。
我们可以想象豫宽号的雄姿，我们对豫宽号致敬礼！
豫宽号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行为。中国总税务司梅乐和向中国政府报告大荣丸和茂益丸两案的经过（都是在中国领海走私被扣的日轮），也说中国海关追击这两个走私的日轮，是中国海关应有的责任，在手续上该舰并无不合之处，况且该两日轮先得到警告，后来才在中国领水界内被截留。天津海关税务司许礼亚于廿九日访天津日领，也声明大荣丸走私已调查有确实证据。
据路透社的伦敦电讯，英国舆论也同情于中国海关的行动，说中国的海关巡舰并非无故开枪。可见国际舆论对于伸张正义同情的一斑。
我们对豫宽号致敬礼！因为豫宽号能毅然执行中华民国的主权，能不为走私的违法武力所屈伏，能坚持应尽的责任，虽以目无法纪的走私日轮的开枪射击，终究被它所扣留。
我们愿以豫宽号来象征能为中华民国抗敌御侮的军人。军人的天职是要保护国土，保障主权，抵御敌人的侵略。现在中国的国土是一天天地沦丧，中国的主权是一天天地被摧残，中国的最大敌人是在激进着残酷的侵略。应该替中华民国抗敌御侮的军人往那里去了！
我们愿以豫宽号象征能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的中华民国的民众。国族存亡是和全国民众有着切身关系的，能坐视民族敌人的任意宰割吗？
我们对豫宽号致敬礼！豫宽号是尽了它的责任了，中国的军人和民众如何？
据南京电讯，冯玉祥氏前在五中全会所提出通过的大赦全国政治犯案，各方面对此也很表赞同，现在正由司法部草拟办法，完竣后交立法院审核，一经修正，便要交中常会审议通过。但据说孙院长因事件重大，短期内或许还无兑现希望。关于这件事，社友平凡先生已于昨天的本报短评里有所论述。我们觉得这件事在当前救国运动中实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全国舆论界应努力督促这件事的迅速实现，所以不厌求详，再就我们管见所及，提出贡献，希望全国同胞，共同起来提倡。
第一，我们要达到抗敌救亡的目的，必须发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应付，这个原则，现在已是全国一致的呼声了。因政治活动而得罪的人们，就一般的说来，为的都是国家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私利，所以在国际法的惯例，各国对于别国的政治犯大概都给与保护。而且不为个人私利而为国家社会利益努力奋斗的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也比较的优越。在整个民族的力量里面，人力当然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中国国难严重迫切的今日，大赦政治犯，使许多热心国事才具优越的人们，都有参加救国工作的机会，这里面实含有很积极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释放政治犯的消极的意义。谁都知道全国各处的政治犯牢狱里，关闭着不少热烈英俊的爱国青年，这都是整个民族力量里面的一部分的精华，释放之后，对于救国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第二，在政治犯里面，有些是没有任何党派关系，只是因爱国活动而得罪的，这固然是应该无条件地释放；还有些政治犯是有着党派关系的，在当局者也许要顾虑到有党派关系的政治犯释放之后，他们又要干起他们的党团工作；但是我们以为在抗敌救国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无论属于任何党派，无论有着任何信仰，都应搁置一切，共同团结起来抢救中国的危亡，所以就是原来有党派关系的政治犯，在国难严重的今日，在全国民众一致主张联合阵线的今日，也应该无条件地释放，使他们也有机会来参加救国的工作。抗敌救国联合阵线既是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既是中国今日在主观客观各方面所迫切需要的救国策略，任何党派倘若不顾这个铁一般的现实，来破坏这个救国联合阵线，必然地要为全国所共弃，在事实上不会发生什么力量。明白了这一点，大赦全国政治犯便应该毅然地执行而不必再有所顾虑了。
数年来蟠踞百粤雄视一方最近主张出兵北上抗日救国的陈济棠氏，突然于昨日解除兵柄宣布下野。因此数日来剑拔弩张的南北冲突形势，已大见缓和。岭南人民或可不至再遭一次内战的荼毒。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今日，减少一次内战，就是保全一分对外实力。所以就人民利益和抗敌救亡的立场来说，目前的时局，无论如何，是一个良好的转机。
这次西南政局剧变，起因于西南两机关的抗日冬电。本报站在抗敌救亡的立场，自始同情于陈济棠氏等北上抗日的主张。我们认为目前国难如此严重，民众要求抗敌救亡如此迫切，统治者要是能够公开主张抗敌，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也都是值得钦佩的。自然我们所要求的抗敌，是真正的抗敌，而不是借抗敌名义进行内战。相反的本报始终赞成抗敌，而坚决反对内战。所不幸的陈济棠氏最近数星期中，对于抗敌，只做到通电主张为止，并没有行动的表现。甚至对于汕头走私，故意放纵，对于民众救亡运动，仍加箝制。西南当局虽然向二中全会，提出救亡五项提案，但在西南辖境之内，却一项都不见实行。因此陈氏始终只是要求中央抗敌，自己并不抗敌，甚至不许民众抗敌。这样空谈抗敌，就等于不抗敌，等于取消抗敌。所以陈济棠氏的失败，失败于不抗敌，而非失败于抗敌，这是我们所应该认识的一点。政府抗敌必然可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企图以抗敌名义欺骗民众，那不但不能得人民拥护，而且必自取败亡，这是我们所应该认识的又一点。
至于就政治方面说，陈济棠氏治粤不满舆望，无可讳言。中央倘因陈氏溺职祸民，加以惩治，原无不可。但是这次中央却是为了西南当局请愿抗日，遽免陈氏之职。影响所及，足以使忠贞寒心，奸妄称庆，实在是开了一个恶例。现在陈氏下野，粤局纠纷，迎刃而解。希望中央一面收拾岭南残局，一面发动全国救亡战争。这样才表现了中央统一内部团结御侮的真诚。因为我们相信统一内部巩固政权的唯一有效方策，也只有实行抗敌御侮。可惜陈济棠氏不瞭解这一点，所以才有今日的结局。
（上略）目前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抗敌救国的具体工作和民族统一阵线的实现方案，在贵刊上已经提出了召集国防会议的意见，是的，只有以国防会议来结合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的团体，各阶层，各职业的人，只有国防会议才是决定民族解放运动策略的最高总领导机关。
可是在召集国防会议中，我觉得必需先要解除他的障碍和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以为
第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
在目前，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日救亡，除了发动民族抗战外没有第二条生路。我们回想到过去历年几次大规模的内战，和其他部分的军阀地盘之争或经济之争，已经说不清楚有多少次数！这时候民众所受的损失和痛苦是不可想象的。再看到数年来发动了数百万军队于内战，在军事上所用的经费，和民众所受到的痛苦是怎样？而一面却拱手让帝国主义者占领我土地，抢夺我财物，屠杀我民众；在这千钧一发的大难关头，我们还能够闹“兄弟阋墙之争”吗？倘若某些人还是想保全一己的一党的权势而忍心不抵抗外敌的侵略，而只是加紧中国人杀中国人，那他必然是汉奸卖国贼无疑。
第二：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
在民族抗战中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坚固的组织，这些计划和组织的方法等等，必需要全国民众共同参加讨论，综合人民大众所必需的实际要求，建立抗敌的策略；在过程中，各地的民众自由集会示威都是必需的，因为这样才能团结力量，在经济上政治上粉碎侵略者的锁链，在过去，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就由民众组织了义勇军，并联合全沪日本纱厂的工人同盟罢工，这才支持了长时期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需要求人民的开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绝对自由！
第三：外交公开。
一国的政府，它必然是要代表人民的意见，而为全国民众所一致拥护的，才是一个好政府。一个国家的一切对外交涉，都必需要公诸民众；在目前，我们的国家里，非但不容民众参加一些对外的意见，而且把一切交涉都秘密起来了。倘若不是为了欺瞒民众，外交为什么要秘密呢？在建立救国政府时，各党各派都应该开诚布公，公开外交，我们要根本否认任何已签订的秘密协定和条约，以及屡次为内战而借的外债。
第四：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
在抗敌救国上，必需的是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参加作战。多一个同志，就多一份力量，这些为爱国而入狱的同胞，我们没有权利叫他们不参加抗敌救国联合阵线。不久以前，中央要人冯玉祥先生也在大声疾呼主张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在目前还有人捕杀爱国的学生和民众的，他必定是卖国贼汉奸。
第五：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
汉奸是民众的最大的敌人，如殷汝耕之流，是“人人皆得而诛之”的民族罪人，我们必须把他斩首示众，并没收他的财产充作抗敌费用。
最后，我觉得中国是世界里的一环，中国要求民族解放，必须联合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同时还必需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他是世界上和平安全的保障者，他是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恐怖者，他是我们弱小民族抗敌救亡中不可少的民族友军。（下略）
彬生上。九日于广州。
彬生先生来信提出的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几个先决条件：（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二）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三）外交公开；（四）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五）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六）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我们认为倘若没有抗敌救亡的诚意，一切都无须多说，否则这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必须得到的。
提起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剿共”问题。我们觉得十年来给与中国的教训是倾全国的财力兵力，无法把“共”“剿”尽，这是事实问题，和“共”的该“剿”不该“剿”是不相干的。在这种事实之下，倘若果有诚意用全中国的力量来抗敌救亡，就不该在一方面又继续不断的进行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消耗力量于内战，即同时减损抗敌救国的力量，这也是事实问题，不是含糊不问，便可取消这个事实的。中国民众在国家民族临到了这样危险的时候，什么都不关心，所唯一关心的便只是抗敌救亡这一件大事；凡是和这一件大事有裨益的，什么都可以赞成；凡是和这一件大事有妨碍的，什么都是要极力反对的。
在事实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已经闹了十几年，没有方法结束；在事实上，这样继续不断的闹下去，只是消耗全国抗敌救亡的力量；那末真要达到抗敌救亡的目的——全国民众在当前所急迫要求达到的唯一的大目的——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是事实上的需要。所谓事实上的需要，是你既无法消灭这个事实，要真正用全国力量来抗敌救国，非停止内战不可，不停止内战，便无法真正用全国力量来抗敌救国，那末在两者之间，你必须选择其一。全国民众为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当然一致希望能够用全国的力量来抗敌救亡，不愿再消耗国力于内战而致减少对外御侮的力量；所以也当然一致主张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也许有人以为你不打我，我却打你，甲不打乙，乙也许要打甲，这个问题又怎样去解决呢？在甲乙相防相打的时候，你诈我虞，这诚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记者在上面已经说过全国民众在当前的唯一要求是抗敌救国。反对继续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为的也是要救国。在甲乙共同用全力对侵略者争取民族生命的大目标下，无论那一方面，如有违反约言而有意破坏救国联合阵线的时候，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绝对不能获得破坏者所要得到的结果；因为全国民众的唯一的要求只在事实上的抗敌救亡，凡与这个唯一要求有妨碍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得到全国民众拥护的，所以这一点是无须顾虑的。
所谓救国联合阵线，它的最大的功用是能联合全国的各党派各阶层各职业界的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抗敌救亡这一件大事。根据这个原则，彬生先生所提出的“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和“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的两个条件，确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这样，才能运用全国的力量来救这垂亡的国家。也许有人说，这两个条件在原则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有人利用这样的开放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另外目的，不是很可顾虑的吗？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上面不是已很明白的说过吗？全国民众的当前唯一要求是救国，是事实上共同起来抗敌救亡；凡是有裨益于这件大事的，便必然地获得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凡是有损害于这件大事的，无论由那一方面那一个人发动，都是要受到全国人民大众的激烈反对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政权在手者真是出于抗敌救亡的纯洁动机，便无须害怕有什么人存着别的什么目的来利用开放的机会。反过来看，只有目的另有所在，和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不相干，因此得不到全国民众的拥护，才用得着害怕把民众的救国力量开放以后，自己的地盘和自己的利益保不住。其实在全国民众迫切地要求抢救国家民族整个生命的严重的形势下，无论何派何人，倘若仍然只顾到一人一派的私利，那无异睡卧于“厝火积薪”之上，等于自掘坟墓，终究不能避免自取灭亡的一条死路，对于民众力量的开放不开放，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外交公开也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尤其是被侵略的弱大民族——所需要的，因为被侵略国优胜于侵略国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在后者的全国并不一致，而前者的全国民众为救亡起见，必然地是一致的；可是要能尽量运用这全国一致的敌忾力量，必须使他们知道侵略国无理压迫的具体内容；若用秘密外交来隐瞒民众，徒然减少敌方的顾虑，更放纵地肆其侵略，这是最大的失策。最近华北走私，侵害整个中国的全体，而日方宣传，却说这是“梅何协定”所规定的：“梅何协定”的具体内容怎样，全国民众只是蒙在鼓里，莫名其妙，侵略者反可藉此利用，实行他们的更激进的侵略计划。秘密外交的唯一功用，只是隐瞒本国民众，这是很浅显的事实；同时最有利于侵略国的无理压迫，这也是很浅显的事实。在被侵略的国家正须运用全国民众的力量来一致抵御侵略国，外交而出于秘密，和这个原则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彬生先生所提出的“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这个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这条件的重要不仅在消极方面，尤其在积极方面。阿比西尼亚在军事上的失败，有种种错误所致，不知运用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最重要的抗战方式——大规模的游击抗战——和不知运用下层民众的坚强组织来严酷的制裁阿奸，也是很重要的失败原因。制裁汉奸卖国贼，最基本的力量是在下层民众的广大的坚强的组织。汉奸卖国贼活动必须先有容许他活动的环境。殷汝耕之流之所以敢横行无忌，就因为在现状下，汉奸卖国贼，反而被优容，受保护，民众救国运动反而是有罪的；这样一来，民众的制裁力量被压倒的蹂躏摧残，弹冠相庆的汉奸卖国贼当然要大展他的出卖民族利益的伎俩了。所以这件事——严惩汉奸卖国——和民众救国运动的开放也有连带的关系。因为在全国救国民众有组织的制裁之下，在救国怒潮狂发的紧张情势之下，汉奸卖国贼是很难得到容身之地的。
最后，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不但要倾全国的力量来抗战图存，同时也要运用国际上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目的的各种力量。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我们是有着共同的利害，这是很显然而无须多所说明的。此外我们在这抢救民族一线生机的最危迫的时候，所要切实注意的，是我们要集中一切实力对付民族最大敌人的侵略，同时对于其他各国当极力维持乃至增进友谊的关系。例如英美法苏联等等，只须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此时要集中火力于对付疯狂地要断绝我们民族生命的那一个唯一的侵略国。我们对于其他各国都要建立友谊的关系。讲到在远东国土毗连，苏联尤其和我国有着共同利害的关系。为甚么呢？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灭亡中国；日本若灭亡中国，对苏联的进攻当然有更严重的威胁。所以从实际环境的共同利害上说来，苏联可以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友军，一个国际上的好友。当然，我们同时也不要忽视了英美法等国的友谊关系。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决没有陷害他国的野心，只是要抢救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所托命的国家生命，只须我们能联合团结起来自救，必然地会得到国际同情的。
我们当尽量运用全国英勇悲壮的共赴国难的一切力量，全世界对我们为正义而艰苦奋斗的同情的力量，把中华民族从惨痛的陷阱中救出来！
我从上海回到南方来，第一个我觉得愉快的印象，是贵报的猛进，当然，我们希望“生活”由大众来推进到最高的阶段。所以，我也很想给贵刊写一些稿子，现在想先谈谈我所亲历的关于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希望你指教。
这里所说的情形是指我在的这个中学，但其他的中学，在救亡运动中，还是推这个中学做中学校的领袖。在半年前，这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在严重的国难底下，如汹涌的涛水一样的汜滥着，由这个中学的救亡运动而增强了全市的救亡运动，这是无论如何都保留着学生界的光荣的。而过去的最有能力的六七个学生，是主持全校的学生运动的人物，这些都是属于有学问成绩的，所以很能够号召一般低级的同学，就是得到群众的信仰，所以大有一动即发的可能性，虽然没有达到严密的组织的程度，但是已使学校当局无法应付。后来，这些进步的领袖人物被学校当局逼走，进步的领袖人物一走，继之而起的人又没有号召力，所得的结果就大大的逊色了。
这里，我愿意略略地把半年来这中学的救亡运动的缺点写出来。
（一）领袖人物的学识不够——在过去，还有几个是有学问的领袖人物，所以得到一般群众的信仰，现在，起而继之者却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本来这并非问题，而成问题的是这些出来做领袖的学生的行动过于神秘，不作公开讨论，而自愿与有学业的同学隔膜。不但如此，因为自己找一条孤立的路而致同学不满，所以，这些自认为领袖人物者又指不参与合作者为汉奸，势必致学生运动濒于破裂。不过，所幸者，同学们多有为救国而牺牲的精神，在紧张时亦抛弃成见而成为一种伟大运动。
（二）不了解联合战线——领袖人物既无基底的训练，对救亡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研究，而却以领袖欲破坏救亡的前途。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联合阵线的方策，而却以个人的意见，党派的成见，以至发生种种的隔膜。
（三）不应以明显的党派作为号召。一些救亡分子亦有参加市上的联合救亡运动，但一切行动犯了关门主义的流弊，以致失去同学的信仰。以为此类分子另有色彩，不足信仰。他们忽略了联合战线的策略，以致一切行为及政策，都带有秘密性，这是最大的错误。
（四）没有组织——领袖人物没有建立巩固的组织，事实上是这样，一般群众还是缺少理智的，偏于感情的，做领袖者不造成个广大的组织，以致分散力量。
（五）领袖人物胆力不够——凡做救亡运动者，第一要训练成为一个勇敢的先锋，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也不应该害怕，显然，在这儿的救亡运动中有这个毛病。
（六）不应以反对会考为号召策略——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会考虽对救亡运动有阻碍，而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普通人所知道的生活，我们在救亡运动中，不应去做过分的要求，也不应使破坏救亡运动者有所藉口，因为，真正的救亡运动不是在于会考不会考，这会考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下的小问题，因为救亡领袖是球员及平日学业成绩低劣者，如提出这口号，不过使人藉口说是“自私”，而有破坏民众心理的可能性。
季峰六月廿日，广州。
季峰先生注重“正确的自我批评”，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我们所以能在实践中学习，用实践来了解理论，用实践来充实理论，都全靠“正确的自我批评”。
季峰先生所提出的六点，都和“领袖人物”结不解缘。我们以为学生的领袖是从学生里面产生出来的，他的重要任务是能代表学生群众的真正意志，用他的比较优越的学识经验和能力，领导着群众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倘若他不能代表学生群众的真正意志，或没有比较优越的学识经验和能力来执行他的任务，便失却他的领袖效能，学生群众应该另选一个可以胜任的来代替他。在季峰先生所指的那个学校里，学生领袖是用怎样的手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依普通的情形说，大概都是由学生群众选举出来的。当然，在选举的手续里面，还有御用的选举和真正能表示学生群众公意的选举之区别。倘若有前者的不幸现象，却也无须失望，因为无论何种运动，都是在种种矛盾中进展着，我们原来就要准备着和种种困难抗斗。想法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运用广大的群众制裁力（在一个学校里便是包括最大多数的同学），突出分化和捣乱分子的重围。
领袖的最大的任务是要能根据群众的真正意志，领导群众共同努力。任何运动都不是几个光干的领袖所能包办成功的；脱离了群众的光干，根本已失掉领袖的资格。领袖是要和领导的群众共同干的。季峰先生所说的领袖，显然是已脱离了群众的领袖，也就是不成其为领袖了！“不足信任”的领袖，只有改换之一法。也许季峰先生要觉得以前的进步的领袖人物既被“逼走”。余下来的都没有号召力，似乎“继之而起的”没有人了，怎样能“改换”呢？关于这件事，我们有几点要贡献：（一）我们不要把领袖看得过于超越他所领导的群众。我们在上面不是说过了吗？领袖须能代表群众的真正意志，须和群众共同努力。换句话说，领袖也是群众的一分子，不是高高在上的什么上帝，他的认识比群众清楚些，他的能力比群众大些，他的英勇敏锐比群众多些，但他并不是什么超人。季峰先生说他们现在所有的学生领袖只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我们不相信季峰先生的全校同学里面都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倘若是这样，那末他们对于现有的领袖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满，也不会不信任，因为反正大家都是“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但据季峰先生说，“同学们多有为救国而牺牲的精神”，可见在全体同学里面不是绝对选不出继起的领袖。（二）领袖的产生不是好像突然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艰苦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希望凭空有个完完全全的领袖出现，只要在许多“有为救国牺牲的精神”的同学里选出比较有能力和勇气的同学，让他尝试尝试，盘根错节，乃见真才，只要他经过相当的斗争时期，有相当的工作训练，他的领导的力量，可以从实践中进步的。当然，已培养好的领袖，一旦被“逼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除非“前进的领袖”有回校主持的可能，徒然着急地无济于事，还是从速设法选出较好的代替人物罢。
关于会考。季峰先生认为“不应以反对会考为号召策略”，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因为救亡运动应该以救亡为号召，当然不应该以反对会考为号召。但是我们说不该以会考为号召，却不是说赞成会考，这却也有弄清楚的必要。会考是沿袭科举的恶习，流弊很多，我们是应该反对的。但反对会考和反对考试又当分别清楚，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以为学生可以赞成平日的考试，使教师对于学生平日的成绩有适当的纪录，作为督促学生进修的根据，不必以会考临时的成绩作判定学业优劣的标准。这样只是反对沿袭科举恶习的会试，而不是反对平日考察学业的考试，便不致犯着“自私”的毛病，也不致破坏群众的心理，在“平日学业不好的球员之类”的同学们，对于平日考察学业的考试，也要感觉头痛的！
先生来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以后，南方读者对于先生和《生活日报》，无不热诚盼望，知道先生必能以正言谠论，为南中国民众指示正确的道路。《生活日报》出版以后，广州方面，销行甚广，我们中大同学，尤十分爱读。从《生活日报》所载文字，我们知道先生等最近努力目标，无非在于唤醒民众，抗敌救亡。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意见：我们以为抗敌应有真抗敌与假抗敌之分，真抗敌固然应该由全国民众，一致拥护，而假抗敌则不可不根据事实，加以揭破。不然，真伪不分，是非不明，虽天天喊着抗敌，而抗敌仍不会有实现之一日。贵报出版，适值西南当局通电出兵抗日。当时西南民众，对于陈李白所谓出兵抗日，是否具有诚意，原已十分怀疑。后来请愿中央抗日的通电发出了。广州市上抗日的标语也贴满了。东校场的市民示威大会也开过了。但是在西南当局辖境内，仍旧看不见有真正的抗敌举动。民众运动始终不曾开放。各校学生因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而被捕失踪的，仍日有所闻。学生提议抵制仇货，为总部所拒绝。当局最初想请上海文化界抗日领袖，到广州来替西南政府捧场，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要在西南设立分会，却未得许可。甚至陶行知先生来广州各校讲演国难教育，也被当局下令禁止。更有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六月十三日的广州市民抗日大示威，号称参加者十万人，实际上却是由当局每人三毛钱的代价，收买街上失业贫民及乞丐来凑热闹。而对于救亡运动最热烈的学生，反因忿恨当局欺骗民众，拒不参加。
所以就当地民众的感觉，西南当局所谓抗日，完全是欺骗的。他们不过要利用抗日名义，来维持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中央不能消灭他们，可惜关于这一点，贵报出版以来，并没有在言论中间，加以揭破。但是贵报始终并没有替西南当局鼓吹，或者就是为了不满意西南当局的缘故罢。
现在陈济棠因部属瓦解而下野了，广西李白也势难久持。陈济棠在粤主政七年，横征暴敛，屠杀青年，这次下台，粤人无不称快。军阀末路，咎由自取，诚不足惜。但陈济棠这次标榜抗日，原想借此保全残局，却反自召败亡。影响所及，恐从此大家将视抗日为畏途，以后再没有一个军人，敢于号召抗日，这是中国救亡前途的一大损失。这是不是十分可惜的呢？贵报本日社论说陈济棠之失败，非失败于抗日，而失败于不抗日，可谓一针见血。但一般人对于此层，还不能十分明白，往往把陈济棠的失败，归咎于号召抗日。所以我们希望贵报对于此点，再有详细的解释，使大家不至因此灰心，而怕谈抗日，先生当亦为以然。（下略）
司徒彦文启，七月二十日。广州。
本报系于六月七日创刊，恰巧在西南当局发表抗日冬电之后，因此本报出版一开始，就集中注意于西南事变。这次西南事变中，本报始终采取乐观态度，根据救亡联合阵线的立场说话。我们只希望中央和西南实行抗敌救亡，反对一切内战，对于双方都不存丝毫成见。但是因此有一部分读者，对于本报却发生两种相反的意见。有些读者急于盼望抗敌战争的实现，以为西南既已通电出兵抗日，本报应该表示极端拥护，对于本报论调冷漠，颇为不解。另有一部分读者，则又像司徒先生所说的，怀疑本报为什么不公然揭破西南当局的抗日欺骗。其实这两方面的读者，都没有充分理解本报的态度。现在好在西南事件快近结束，我们不妨作一个详细的探讨，说明本报的真正态度，以答复司徒先生以及一切关心本报言论的读者诸友。
（一）这次西南事件从发表冬电起，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前后经过作详细检查以后，可以断定西南当局并没有抗敌的真诚。本报六月八日的社论已经说过：要试验抗敌救国是真是伪，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一是绝对不妥协。做到了这两个条件，就是真的，不做到这两个条件就是假的。西南当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司徒先生信中所述官方包办示威大会，以及逮捕抗日青年学生等，据我们的调查，完全是确实的事实。此外西南当局既标榜抗日，但在两广境内，仍与敌人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甚至连缉私抵货都没有彻底去做。这又证明西南当局一面高唱抗敌，一面仍与敌人妥协。所以我们不必再研究别的，单就这两个条件来说，已足够证明西南抗日是假的了。
（二）事后检查既然知道西南抗日是假的，那末在西南运动未失败以前，本报为什么不明白揭破？是不是本报故意替西南当局隐讳呢？不，本报并不想替西南当局隐讳。本报创刊后一个半月以来，在社论和新闻中屡次提示真正抗日，必须从开放民众运动入手，而且始终反对以抗日的名义进行内战。这已经是从原则上揭破西南当局的虚伪了。此外本报虽然接到官方包办民众运动之类的消息，但在发表的时候，却非常审慎。这是本报忠厚待人之道。因为在目前中国，汉奸民贼，滔滔者皆是。全国实力派领袖只要能够公开宣布抗日，即使口惠而实不至，至少总比不抵抗丧失国土要高一筹。而且我们虽然明知西南当局抗日，并非出于真诚，但我们却天天盼望西南当局因舆论的督促，民众的要求，一旦由假抗日一变而为真抗日。我们登载西南抗敌消息，所以不愿吹毛求疵，就因为我们始终站在抗敌救国立场，对于西南当局希望过高的缘故。到后来西南当局依然不知觉悟，使我们完全失望，这是我们为了民族解放前途，所不胜痛心的。
（三）西南抗日既然是假的，那么西南运动的失败，自然是失败于假抗日，而非失败于抗日。对于陈济棠的颠覆，有的人以为是陈氏轻举妄动，空谈抗敌的缘故，有的人以为是中央绥靖政策的效果。我们以为都不对。我们以为陈济棠的下野，完全是民众的胜利。换句话说，是靠了广东民众的力量，才把陈济棠推翻了。陈济棠治粤七年，除了搜括剥削，屠杀民众以外，没有一件政绩能使民众满意。到了最后，日暮途穷，无路可走，因见民众有抗敌的要求，于是设起一个抗敌的骗局，想借此保全军阀地盘。谁知民众是欺瞒不过的。欺骗民众的结果，只是自取败亡而已。要不是民众反对，部下决不会纷纷离贰。部下不离贰，陈济棠何至崩溃如此迅速。所以我们认为陈济棠的失败，是民众的胜利，假如我们不能得到这一个教训，而认陈济棠的失败，是中央绥靖政策的效果，或者是标榜抗日之所致，那就是白白错过这一次经验了。
（四）向来中国军阀从事内战，一定要假借一个名义，如护宪，护法，护党之类。这次西南出兵，却用了对外抗敌的名义，这是一极可注意之点。因为这一事实，证明了抗敌救国，已成为中国民众共同有力的要求，当局即使无抗日决心，也不能完全置民意而不顾，甚至一个军阀到了末路，也不得不利用抗敌这一个名义，来进行内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影响的浩大与要求的强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因此司徒先生以为西南假抗日失败以后，会使大家视抗日为畏途，我们以为这一层倒不必过虑。因为这一次事变，充分表明了民众所要求的是真抗日，而不是假抗日。假抗日不仅不能挽回军阀末路，而且反足以自取败亡。经过了这一次试验以后，国内实力派应该大都有了警觉：惟有真正实行抗敌救亡，才能保全领袖地位，不然就不免做陈济棠第二。全国实力派要是都有这个感觉，全国一致的对外抗战，就不难立刻发动。所以这次西南运动的失败，不仅不会损害抗敌救亡运动的展开，而且也许竟是民族解放战争具体化的开端，也未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