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光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
《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同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这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有几个“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实有几个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本篇系就中国立论,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不过“国学”这个名字,极为含混;似乎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可包罗在内——我想将来还是分别立名的好。我说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现在一般研究——实在应该说迷信!——国学的人,决不肯如此想。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我不是说在这条老路上走的,一些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更长足的进步,是广开新路!即如我们所敬服的王静安先生,他早年的确是一个开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说戏曲史这种学问,古人没有做过,是由他创始的。这种“创新”的精神(虽然并非以现代生活为材料),是值得珍贵的。而且他还研究西洋哲学呢。但他后来渐渐改变态度,似乎以为这种东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费多大的气力;他于是乎仍走上了那条“大路”,便是经史之学!自然,他的走上这条“大路”,决不算我们的损失;他根据了他的新材料,发明了许多新见解——所给与我们的已经很厚了。他虽不再开新路,但在老路旁,给我们栽了许多新鲜的树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确是值得珍贵的。假使我们只有少数学者如此,我们不但不觉得不好,而且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经史之学的专家,正和需要别的专家一样。但同时得承认,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的偏见若变成一般研究国学者的意见,如今日一样,那却是妨碍国学的长足的发展的;大家挤在一条路上,最是不经济!所以为一般研究者计,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二就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实在,我们现在不怕没有人研究那难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没有人研究这较易研究的现代生活——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国学者轻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黄金世界在古代”一条根本信仰外,——这个信仰或自觉或不自觉——不外“难得”与“新异”两端。“物稀为贵”,敦煌石室的片纸只字失了就完了,从此不能再有,况发现也是偶然碰着机会,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东西是古代的,非我们所素习,使我们感着一种新鲜的异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国土感着异域的趣味一样。因此行市便大了。但这两端儿竟所关不巨,所关最巨者,厥惟那个根本信仰;此经史之学所以为正统也。但我们得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无论传统的精神变化如何,我们的子孙必有人努力研究我们,和我们研究“先民”一样。他们所有的困难,也将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同小异。我们上古的先民,大概还不知道怎样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简陋的生料(恕我大胆,“六经”也在其中!)留给我们;中古近古的先民却又研究古人,远过于研究自己,所以也没有完备的材料,记载或解释他们自己生活的,留给我们。我们的困难便由此而生;我们现在所知于我们的先民的,实在是极少极少的!我们是没法的了,我们的子孙难道还有受这种困难的必要么!我们得给他们预备一条平坦的路,而这实在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谁都有求知欲不是?我们谁都要求满足不是?而且我们谁都愿意别人明白我们,愈多愈好。这就得了!试问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却没有人提纲挈领地告诉我们民国十五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术,文艺迁变之迹,我们能满足么?若只有人研究《诗经》,而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孟姜女歌曲的本末,我们能满足么?有人听见说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便肃然起敬(其实在正宗的国学家看来,这些也只是小道),听见说到皮黄或顾先生说的小戏,便鄙夷道,“这有什么道理”!是的,这有什么道理!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歡”省作“欢”,“觀”省作“观”,“權”省作“权”,“勸”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有时代性的。”我们且不管价值的时代性,我们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遗迹;现代生活是现代生活的自身,为甚反该被人鄙夷呢?我并不劝大家都来研究现代生活,我没有那么功利;我只说应该有些人来专门地或附带地研究现代生活,不要像现在这般寂寞便好了。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样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现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的快乐;这自然也非先懂得现代不可。至于将现代与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们所切望;但这种通学是不容易得的。
“自知”诚哉是极难的;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当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难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会比局中的人强;与其让外国人或后世人研究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研究好。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和时代,但所了解的总一定比别人多;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活证,外国人不懂得用,后世人得不着用。所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至于研究的方法,不用说我是相信科学方法的。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地质的研究颇有成绩,这种通常不算入国学之内,但我想若将国学一名变为广义,也未尝不可算入。这两种工作都须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现在从事的人似乎都很少。——传统的和正宗的空气压得实在太厉害了!但现代这一块肥土,我们老是荒弃不耕,总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说,“国学”一名,本只限于历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学”一样,原可不必勉强牵入现代的材料。但无论史,考古等学问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赖现代的材料不可,而“国学”一名,意味也与“埃及学”绝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国家,故“埃及学”所涵,有一定的范围;中国是生存的国家,“中国学”所指,何能限定呢!话又说回来了,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你看英国有“英国学”否?日本有“日本学”否?据我所知,现存的国家没有一国有“国学”这个名称,除了中国是例外。但这只是“国学”这个笼统的名字存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学问应包含现代的材料,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现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经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