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

去年来，上海有了“文学革命”运动；这似乎是由二月间出版的《创造》月刊（一卷九期）上成仿吾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引起来的。从此“沸沸扬扬”（鲁迅氏语），影响很快很大——不过只限于上海一处；别处因交通及其他关系，这种运动的势力还未能伸入。即如北平，所谓“文化的中心”，直到一年后的今日，也还没有什么人谈到革命文学——青年学生间也没有。上海的情形可大大不同：去年暑假，有人在四马路各书店走了一趟，写信来说，革命文学极一时之盛，看不胜看。最近友人得上海信，说创造社出版各书，邮递不便，而登门购买者极多；他们不须广告，生意奇旺。这可见上海一般青年的心理。现在的出版界和文坛，都以上海为中心；上海的情形，比别处发达，也是自然的道理。除革命文学一派外，还有所谓“以趣味为中心”（成仿吾氏语）的“语丝”派，和“创造的理想主义”（见《新月的态度》一文）的“新月”派；由革命文学派的攻击他们（看成仿吾氏《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三卷二十五期——及彭康氏《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创造》月刊一卷十二号），可知他们是革命文学派的劲敌；而语丝派，受攻击更甚，可知这一派的势力也更大些。他们有着四年的历史（《语丝》于十三年十一月创刊），和在北平、上海两地的影响，根柢自然深厚些。这可以说是我们文坛的三鼎足；也就是我们文艺界的分野；他们间的斗争，便是成仿吾氏所谓“文艺战”。

本篇只想介绍几种关于革命文学的理论的书籍和杂志，依次加以简单的说明。他们的是非曲直，姑且置之不论；我是还不希望加入这种文艺战的。

这回革命文学运动的远源，不用说是苏俄；成仿吾氏在十六年三月出版的《洪水》（二十八期）上，有《文艺战的认识》一文，已经提到苏俄的“艺术政策”，说“他们认定了文艺为第三战线（外交、经济是第一、第二战线）的主力”。而从任国桢氏所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和鲁迅氏转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见北新出版的《奔流》一卷一期至五期）里，我们也可看出革命文学派所受的影响，虽然他们似乎始终未曾正式说明。他们所受苏俄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是从日本转手来的。因为我们没听说成仿吾氏等懂得俄文，而日本关于苏俄文艺的著译，单就现在翻过来的而论，已经有四五种——《苏俄的文艺论战》据“前记”及“小引”里说，是直接从俄文译出的——他们的文坛上又正在议论辩驳“无产阶级的文艺”的问题。（见郁达夫氏《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洪水》三卷三○期）成氏等从他们获得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也是自然的形势。不过这么说时，他们不但受苏俄的影响，也受日本的影响了。

关于苏俄的文学，我们有《苏俄的文艺论战》（未名社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同上，韦素园、李霁野译），——这大约是从英文转译的（此书正在再版，我尚未买到，故不能确说）——《苏俄的文艺政策》（《奔流》所载，尚未译完。画室氏也译此书，将在光华出版），这些是直接的材料。《苏俄文艺论战》附录《普列汉诺夫（Plekanov）与艺术问题》一文，说明普氏怎样用马克思的X光线照了艺术。这篇文几占全书之半，所论颇有精到之处，不但能自圆其说。其馀各篇，须与《苏俄的文艺政策》并看，才有意味。这后一书是日本外村史郎、藏原惟人辑译，共有三部分：

1.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

2.关于形态战线和文艺——第一回无产阶级作家全联邦大会的决议。（一九二五年一月）

3.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真理》所载）

现在鲁迅氏译出的只是第一部分。藏原惟人的《序言》说，从这些记录，我们“发见无产阶级文学本身以及对于这事的党的政策，凡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1.由瓦浪斯基（A. Voronsky）及托洛茨基（L. Trotsky）所代表的立场：他们是否定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且至无产阶级文化成立的。

2.瓦进（I. L. Vardin）及其他《那巴斯图》（Na Pastu，杂志名，在前线之意）一派的立场：他们与下一派同主张站在阶级斗争的地盘上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文化的成立。但又以为在文艺领域内，是必须有党的直接的指导和干涉的。这便与下一派不同了。

3.布哈林（N. Bukharin），卢那卡斯基（A. Lunachaisky）等的立场：他们主张由党这一方面的人工的干涉，首先就于无产阶级文学有害。

鲁迅氏在《奔流》一卷一号的《编校后记》里，说这三派“约减起来，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布哈林……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但我又从《人生诸问题》（Problems of Life）及别人引的《文学与革命》中的话，知道托洛茨基是始终主张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不成立的。

画室氏从日本昇曙梦的书里，译出《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三书（北新印）。我觉得第一种最好，叙述得简要明洁，又有许多新诗——歌咏机器和工厂的——为证，给了具体的印象。第二种最干燥，满是历史，而且满是人名。第三种也很明白，但对于西洋一般的演剧与跳舞的历史与现状茫然的我，却也不能从这本书得着什么东西。这本书前一两年曾被列入禁书，不知现在还可得否。此外，还有张资平氏译的藤森成吉的《文艺新论》（创造社印），是一本论无产阶级文学极好的小书。兹列其目录如下：

总论

一、从前的文学论及美学

二、新美学，新文学论

三、文艺和唯物史观

四、其他图形

五、何谓无产阶级文学

六、无产阶级文学能成立么

本论（述略）

一、无政府主义的世界

二、文艺和阶级斗争

三、社会革命和文艺

四、文学者和实际运动

他说“托洛茨基是全由政治的立场立论的。我是由纯文学的立场立论的”。（一○○页）又说阶级文学“是以无阶级为目的为理想的文学”。（八九页）又说“最本来的文艺精神”，“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精神”（九五页）。这些——特别是末一个命题——都是很重要的见解。还有方光焘氏抄译的平林初之辅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一般》二卷四号，三卷一号。大江书店印成单行本，名《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大部分是祖述Taine的”，但也参用普列汉诺夫的“经济的因素”说。此文分方法论，应用论两编，论述颇为精悍。他在方法论里说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各种的力”，而以图式表明如下，这图式是不须说明的：

所以不惮烦地介绍这些与革命文学有关的译著，有两种用意：一是可以看看革命文学的渊源——现在的革命文学派显然受着这些译著的原本的影响。二是可以看看将来革命文学的趋势。这些译著里以《苏俄的文艺论战》为最早（十六年八月），《苏俄的文艺政策》最晚。（去年十月，第一部分才在《奔流》上载完）

它们都已有了相当的影响。末了，我还得提一提美国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革命文学派似乎常常引用他的话——尤其是“一切艺术皆是宣传”那一个警语。此语见《拜金艺术》第二章。（《北新》二卷十一号四五页）日本有此书节译本，现由郁达夫氏翻成中文分期载在《北新》上。他还有一本《石炭王》，也已由易坎人氏（据说就是郭沫若氏）译出（乐群书店印）；广告里说是“写革命的事实”的。就郁氏所述《拜金艺术》的翻译因缘（《北新》二卷十号二五页）而论，我们可以推想那些革命文学派之引用Sinclair最初也是由日本转手的。

说到中国的革命文学，创造社是创始者，又是中坚。成仿吾氏（石厚生据说是他的笔名）是他们的代表；郭沫若氏（麦克昂据说是他的笔名）也是显要的人；李初梨氏也可以算一个。他们的刊物，最重要的自然是《创造》月刊；这是从一卷九号起才正式提倡革命文学的——从这一期起，封面也将仙女换上了工人。此外还有《文化批判》、《洪水》、《流沙》等；《文化批判》、《流沙》都被禁止、《洪水》也停刊了。现在是连《创造》月刊也成了禁书，我们这北京，不知还能见着否。成郭二氏所发表的革命文学的理论，由成氏将它们和以前发表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合编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创造社印）其目如下：

新文学之使命（成）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郭）

艺术家与革命家（郭）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成）

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

民众艺术（成）

文学界的现形（成）

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郭）

文艺家的觉悟（郭）

革命与文学（郭）

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成）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成）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

全部批判之必要（成）

最重要的是最后三个题目。《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用了全力攻击“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是消极的，否定的一面。第二个题目在叙述了文学革命的过程以后，论到“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说：

“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一三一、一三二页）

下一段是“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Intelligentsia知识阶级）团结起来”，这明明是袭用Marx的有名的宣言的调子。在这一段里，成氏说：

“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着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一三四页）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同上）

“以真挚的热诚描写你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一三三页）

所谓“辩证法的唯物论”，是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与Marx的唯物论的混合物，《文化批判》第三号里有着详细的解释。最后一个题目，说革命文学理论比作品更为重要，必得先有从事于理论的研究的人。这正是苏俄有过的问题。（看《奔流》一卷一号中布哈林的演说）成氏说这种理论，就是批判；而现在所要的是“全部的批判”。要明白全部的批判的过程，得先明白文艺这对象所由构成的诸过程。这些过程如下：

1．纯经济过程（物质的生产过程）

2．生活过程（政治过程，精神的生活过程一般）

3．意识过程（精神的生产过程）

4．这些过程的再生产（一四二页）

成氏的结论的一条是：

“今后我们应该由不断的批判的努力，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在文艺本身上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在社会变革的战术上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一四五页）

这显然是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了。

但成氏态度虽然已很明白，却还没有采用“无产阶级文学”的名字。到了李初梨氏的《怎样地建设革命的文学？》（《文化批判》上号）他才说：

“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未见原件，据《非革命文学》三七页引）

又成氏所主张的革命文学的内容，麦克昂氏在《桌子的跳舞》（《创造》一卷十一期）一文中似乎加以修正地说：

“无产者文艺也不必就是描写无产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的作家也可以描写；

资产阶级的描写，在无产阶级的文艺中也是不可缺乏的。

要紧的是看你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

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资产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文艺的精神。”

又《流沙》第一期有药眠氏的《非个人主义的文学》，是单就一面说的。他说：

“从前潜伏在社会底层的人类的意志，已经抬起头来集合在一起，而为左右社会的伟大的群众力量。这种力量在伟大的破坏的进程中所冲激起来的感情的浪花，当然就是我们的集体化的文艺的新生命。”

“……洗去从前个人主义文学的颓废的，伤感的，怯懦的，叹息的缺陷，而另外造出一刚强的，悲壮的，朴素的文学来。”

革命文学派攻击的对象，一是语丝派，我已说过了；又一是新月派。他们攻击语丝派，起先是注重周作人氏，后来是转而注重鲁迅氏了。他们攻击新月派，起先是只注重徐志摩氏，后来又加上胡适氏；而对于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氏（他有《文学与革命》一文，见后）似乎还没有触及。他们说鲁迅氏是“醉眼陶然”（始见于《文化批判》创刊号冯乃超氏论文），徐志摩氏是“文学小丑”（始见于《文化批判》三期麦克昂氏文）。他们正式批评《新月的态度》的文章是彭康氏的《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创造》月刊一卷十二号）在这篇文里，彭氏转述《新月》的话：他们以为现在思想太自由了，太凌乱了，因而举出“健康”与“尊严”两大原则和“创造的理想主义”，作为“标准”，“纪律”，“规范”他批评这种见解说：

“现在我们思想上并没有自由，要有自由就须得有适应的、客观的条件，‘不幸’的是他们竟对于这个盲目！”

“适应的，客观的条件”，大约就是所谓“辩证法的唯物论”；在这里是没有一般意义的自由的。所以革命文学派与新月派，不主张自由这一点其实是相同的；而语丝派却主张自由主义。（周作人氏似有此语）这是鼎足的三派的一种对抗，值得注意的。此外，《文化批判》创刊号中冯乃超氏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有批评叶绍钧、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氏的话，也可一看。

“李初梨氏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里说：

“在中国这样严重的情势之下，革命阵营里，绝对不许有宗派主义的行动，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应该大家全力地去克服！”（《文化批判》三期）

然而事实上已“发现了这种倾向”，李氏的信便是一个证据。这封信是给《太阳月刊》（现已停刊）的钱杏邨氏的。他们辩论的中心是蒋光慈氏的革命文学理论。事情是这样：李氏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里批评蒋氏《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未见，大约是载在《太阳》上的）；钱氏出来为蒋氏说话，在《太阳》上给了李氏一封公开信。李氏于是有这封信回答他。这一回辩论的主要论点，可用这封信里李氏自己所引他那篇论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们分析蒋君犯了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他把文学仅作为一种表现的——观照的东西，而不认识它的实践的意义。”

这种“表现”与“实践的意义”的争执，或说“表现”与“宣传”的争执，其实也还是理论的彻底与否的问题，并非实践的实践；大约文学本是纸上的东西，彻底也只能彻到此处为止罢。在这封信里，附带着一个“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的问题”。李氏在那篇论文里说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氏的《革命与文学》“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钱氏却说，在这篇以前，蒋氏“已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革命文学的著作”。这虽是事实，但蒋氏的作品，似乎未曾得一般的注意；他所办的《春雷月刊》，李氏说“问了许多人，他们连这个名字也不知道。”郭氏那文载在《创造月刊》（一卷三期）上，影响较大；但他那时也还没有明切的主张。革命文学运动，是直到成氏一文以后才有的。又创造社虽与《太阳月刊》有上述的不同，但他们仍“始终把《太阳》认作自己同志”。另有《泰东月刊》，也谈革命文学（未见），他们曾提出“革命文学家到民间去”的口号。成仿吾氏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一卷十号）里批评他们道：

“在我们的革命的急速的发展中，我们的文艺界，同我们的政界一样，真有不少的人在很远的后边气喘喘地追随着。他们有时候昏倒在途中，会发出些奇怪的议论来使你莫名其妙。这种可怜的追随派，他们艰难的追随，我们不难想像，也不难谅解。”

所谓“奇怪的议论”，便是那句口号。照那句口号说，“革命文学家”便是在“民间”之“外”的了。这虽然也是彻底与否的问题，但两者之间相差更甚了。现在我得回过来说一说钱杏邨氏。他有《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一书（泰东印），评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四人。这似乎是应用革命文学原理的第一部批评的书。其中《鲁迅》一篇中，有《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个题目；在《太阳》或《我们》上发表以后，曾引起许多的讨论。钱氏是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二三页）；而“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二四页）

说到技巧或形式，革命文学派也有他们的主张。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里，成仿吾氏说现在的语体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与现实的语言相离太远。他说：

“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

但怎样地“接近”呢？他没有说。后来《文化批判》上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见《非革命文学》中引，大约是李初梨氏的话），才举出四个细目：（一）讽刺的，（二）暴露的，（三）鼓动的，（四）教导的。钱杏邨氏在《论〈阿Q正传〉的技巧》时也说：

“现在的时代不是阴险刻毒的文艺表现者所能抓住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纤巧俏皮的作家的笔所能表现出的时代……”

这是消极方面。《太阳月刊》在积极方面提倡过俄国的新写实主义。（七月号上有《到新写实主义的路》一文，未见）茅盾氏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十九卷十号）里曾说起这种新写实主义，现在转录于下：

“……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新写实主义起于实际的逼迫；当时俄国承白党内乱之后，纸张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都只有极小的地位，又因那时生活的压迫是紧张的疾变的，不宜于弛缓迂回的调子，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律奏和实际困难的文体，那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简练起来，省去不必要的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使成为短小精悍，紧张，有刺激性的一种文体，因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电报，所以最初有人戏称为‘电报体’，后来就发展成为新写实主义。”

以上种种理论，不论曾经说明与否，大部分是不出苏俄的范围的；这只要看过前面所举的几种译著，也就可以知道。所以郁达夫氏在《大众文艺》（现代书局印）第一期《大众文艺释名》中，影射地说：

“……我们的良心还在，……决不敢抄袭了外人的论调主张，便傲然据为己有，作为专卖的商标而来夸示国人。”

但创造社却说，这是“经济的基础之变动”决定了的“文学这意识形态的必然的变革”（《全部的批判之必要》），或说，这是“历史的内在的发展”。（已见上）

有一位梅子氏鉴于“革命文学毒焰正炽”，将一些“非革命文学的文章，收集成书”，就叫做《非革命文学》。（上海光明书局印）其目录如下：

我为什么要编辑这部书（梅子）

文学与革命（梁实秋）（《新月》）

革命文学问题（冰禅）（《北新》）

革命文学评价（莫孟明）（《现代文化》）

革命文学论的批判（谦弟）（同上）

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谬误（尹若）（同上）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侍桁）（《语丝》）

无产阶级艺术论（忻启介）（《流沙》）

检讨马克思主义阶级艺术论（柳絮）（《民间文化》）

艺术家当面的任务（谷荫）（《畸形》）

艺术家的理论斗争（柳絮）（《民间文化》）

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甘人）（《北新》）

“醉眼”中的朦胧（鲁迅）（《语丝》）

梅子氏那文的第一节说：

“革命文学是什么？很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之一种。所谓‘革命文学’，完全离开了文学的本质——以及一切艺术的——而是借文学为名以作一种政事的工具。换句话说：革命文学，就是变形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们的所谓为无产阶级求得解放，这纯全是一种欺骗，笼络，如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的时代一样。而况，中国，是的，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者，都是在行为与事实上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上落伍了而来作一种间接宣传的。申言之，革命文学是远离了文学之本质的，彼等的诗歌，仅只是标语，彼等的小说，戏剧，仅只是一些宣言。”（一页）

他在第四节里又说：

“你为文学的人们，且请面对面地生活下去吧！——认识你的生活吧！”（四页）

我们可以推知编者是以“文学本质”及自我表现为立场的。

书中所收集的文章，我参照编者的意见（二、三页），将它们分为三派：

（一）语丝派他们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趣味和美学等为立场。编者似乎也近于此派。鲁迅氏一文，虽只是消极地“讥讽嘲弄”，文字却写得最好。他的警语是：

“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一二八页）

他讥讽创造社所谓“艺术的武器”是：

“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一三一页）

石厚生氏有对于此文的答辩，题为《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见《创造》一卷十一期）

（二）新月派梁氏的文字也写得很好，但他对于革命文学，似乎有些误解。这层我不想在此讨论。——梁氏以为“革命文学”“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一句空话。”（一八页）他说：

“无论是文学，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大多数’不发生若何关系。”（一四页）

他说文学要代表永远的，普遍的人性；它是永远独立的。（一一页）梅子氏说“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文学立场说话的”。（三页）

（三）民众文学派《现代文化》及《民间文化》里都主张“无阶级的民众文学”（不是罗曼罗兰派的）（三九页），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文学。（六二页，九二页）这一派却承认个性的差异。（八七页）郁达夫氏所提倡的“大众文艺”与此不同。那是民治主义的。

除上述各派特点外，它们与革命文学派共同相异的地方，可用下列一表说明：

革命文学	非革命文学
1．阶级性	无阶级性
2．集团主义	个人主义
3．唯物论	唯心论
4．艺术的武器	艺术的本质

这里第三派没有多大的影响。——这书的体裁不大纯粹：编者既只录一方面的理论，为什么又将那方面忻启介及谷荫二氏的文章载入？若说因为这两篇文流传不广，那么，也应作为附录，加以声明。现在这样随手插了进去，是不行的。

影响甚大而尚未成派的，是茅盾氏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小说月报》十九卷十号）现在借用曾虚白氏《文艺的新路》（《真美善》三卷二号）里的话，说明那文的主旨：

“他说，现在的‘新作品’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并且革命文艺的读者的对象该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决不能了解这种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的革命文艺。他说，‘我相信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热情。’总之，茅盾观察到我们‘新文艺’的读者实在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他决心要做小资产阶级所能了解和同情的文艺了。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的新路。”

茅氏是已有了影响甚大的创作（《动摇》等，现由商务印行）的，而那篇文又极其透彻，干净，他的都是实际的问题；所以引起一般的注意。他的立场其实可以说和创造社相同，但结论却不一样。创造社认他为劲敌。《创造》二卷五号上有傅克兴氏《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错误》是专驳茅氏的。篇末有“编辑委员会”的附记，说茅氏的文章和无产阶级的文学确是“尖锐地对立着”。但其中有许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不能一概抹杀的。该社的《文艺生活》（一期）上也有论及茅氏的话，创造社是这回才遇到了真的敌人。（还有几种与创造社相同的刊物，也在驳茅氏的理论）曾氏的文也诘难茅氏，但他所根据的，却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至于用了创作的形式来“非”革命文学的，我只知道是杨骚氏的《空舞台》（《奔流》一卷三号）一出戏。这戏里以疯人和狗象征革命文学派，那疯人和狗的声音，是连“普罗”（无产阶级的人）也觉着厌倦；他们要自造戏台，和大家共演“真的戏”。钱杏邨氏有《空舞台毕竟是空舞台》（见《麦穗集》，上海落叶书店印），批评这出戏的态度。

另有张天化氏《革命与文学》一书（民智印），是“革命丛书”的一种。此书用意，在说明“文学与革命的相互关系”，开出一条“新的文学的大道”。（均见作者《引言》）其目如下：

一、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二、革命文学的界说

三、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

四、革命文学与一般文学（上）

五、革命文学与一般文学（下）

六、文学进化与社会变迁

七、热烈的感情

八、各种主义及其影响（上）

九、各种主义及其影响（下）

十、革命文学的真价值

作者在第二章里，说革命文学有五个特点：

1．“主义，是为全人类谋幸福”

2．“思想，是缜密深远”

3．“感情，是热烈奋发”

4．“文字，是浅近平易”

5．“效能，是有刺激性”

这似乎太“浅近平易”了，没有一点特色。作者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的。他常常引用孙中山先生，但并不能一贯地将三民主义用到文学上去。全书材料，大抵从数年来的杂志里取用，所以没有新义可言。行文也觉拖沓，令人不能终卷。又本年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本报，曾转载邓绍氏的《革命的文艺和文艺的革命》也是以国民党为立场的。邓氏将“文艺”作解“文化”，所论又泛而不切，因之也无可观。

以上是一年来的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都是在上海印行的。作者这一年局处北方，见闻不广，想必有遗漏的地方，读者请原谅着罢。

〔附记〕

1．文中说及的画室氏所译《新俄文艺政策》，已在光华出版。

2．近来才见到《关于革命文学》（C. H. W. 编），《革命文学论》（丁丁编）二书，记得都是泰东印行。

二书均系杂集别人论文而成，似乎是投机事业，不足深论。第二书颇觉乱，连陈独秀氏的《文学革命论》也插进去了。第一书稍整齐，中有郁达夫氏和蒋光慈氏的论文。二书所录有几篇是相同的；但它们都未将成仿吾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入，虽然这是一篇最重要的文字。二书有翻印本，《革命文学论》改为《革命新文化》，封面上题着“郭沫若编”；编者首尾两首诗，都改署上“陈独秀”的名字。出版的书局，自然也都是假托的。这可以说是投机的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