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和普通话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北平出版的《国语小报》上登了小农先生《应该写“国语文”吗？》一篇文，引起了许多的议论。这篇文里举的些例子很有意思，先抄一个在这里：

天上的云彩真红得出奇，跟火苗儿是的。要是从树叶的缝儿里看，红的绿的混在一块儿，真漂亮极啦！一阵阵的小风儿吹得衣服直动，凉飕飕的真比吃冰棍儿还好受。忽然刮了一阵大风，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黑云彩，一层儿一层儿越来越厚。要是不知道是变天，真当是下午六点钟了呢！

小农先生认为像这样“照着说话来写”的“国语文”，显得贫气和俗气，“看来不大舒服”，“文质低劣”，“没有文艺价值”。他认为“言文决不能一致”，说提倡“很白很白的白话文”的《国语小报》里也还是“是和说话不同的文字居多”。他举出了三个例子，这里抄一个：

河北省“政局”“刷新”了，楚主席是“贤明苦干”的“领导者”，我们“热烈的”希望着河北省能从安定中一步步的“开展”下去。

他大概以为加上引号的语汇都是说话里不常用的，所以说是“和说话不同的文字”。他说这“丝毫没有国语文的气息，然而谁能说它不是白话文呢？”

他又就《国语小报》里举出一个“和普通说话相似的”例子：

美国海关的税务司已经批准把小货船十一艘卖给中国，一共大约一千万美金。

他说，“这类白话文多半用于新闻及对小朋友谈话等文章里，比较前者少些。可是也决不是同说话完全一样。”末了他又在《国语小报》里举了一个例：

像这样的县长，蒙上欺下，一脑瓜子升官发财，哪能配合军事？……

他说“这类话（《国语小报》里）更是少见，有也不过夹杂一两句。”但是又说这一种“写法”和上面举的两种“写法”，“无疑的都属于白话文”。这末了一种写法正是所谓“照着说话来写”的“国语文”；国语文是更白的白话文，也是无疑的。

更白的白话文真会显得贫气和俗气，“看来不大舒服”吗？在知识分子“看来”，有时候大概会如此的。所谓贫气就是耍贫嘴，油腔滑调，不严肃。所谓俗气就是土气，这里指方言里的特殊的成分。鲁迅先生不喜欢北平话里的“别闹”“别说”等，以为“别”字太土。还有人听不惯“今儿”“明儿”“三轮儿”，以为“儿”字太土。一般人不在乎“今儿”“明儿”“三轮儿”，可是也许还看不惯头一例里的“火苗儿”，正如他们不在乎“别闹”“别说”，却也许听不惯“别介”一样。他们大概也看不惯末一例里的“一脑瓜儿”，以为不但土，而且贫嘴。头一例里的“凉飕飕的真比吃冰棍儿还好受”，太“好受”了，就不免贫气了。再看中间两个例子。“河北省”一条里的“政局”“刷新”“贤明”“开展”都是文言的语汇，“领导者”“热烈的”更是欧化的语汇，“我们热烈的希望着”也是欧化的语式，所以“和说话不同”。但是在演讲台上这种话也是嘴里常说的。“美国海关”一条里“已经批准把小货船十一艘卖给中国”是正经对话的调子，所以说是“和普通说话相似”。这些有正气和雅气，没有贫气和俗气。

但是说到“文质低劣”“没有文艺价值”，却应该分别而论。贫嘴的确无可取，可以说是“低劣”。但是土气有时候倒显得活泼亲切。例如徐志摩先生是南方人，他的诗和散文却尽量的用北平话。北平话是国语，他可也用过自己的峡石话写诗，都达到了活泼亲切的地步。至于老舍先生的作品，差不多全用干脆而流利的北平话写出，更是大家欣赏的。就像本文里的头一例，除了上面指出的两点外，也许还显得简单些，如末了一句；但是大体上也够活泼流利的，认为完全“低劣”“没有文艺价值”，是不公道的。所以从文艺的立场看，国语文倒许是很好的白话文；只要不贫嘴不油腔滑调，倒许是越白越好。这里可来了一个问题，白话的白可不能是苍白的白。苍白就是贫乏，贫嘴固然不成，贫乏可也不成。陆志韦先生说北平话并不贫乏，那也许是就着老北平的生活方式说的。我们却觉得在新的变动的生活里北平话的确不够用，在语汇和语式方面都有这种情形。这在演讲和谈话里比在文艺写作里更见得出。现在多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大热心于作为国语标准语的北平话，还只是强调那“蓝青官话”、“二八京腔”的普通话，正为了这个原故。

普通话本来叫做官活，原义该就是做官的和他们的幕僚和随从说的话。这些人知识比较高，接触的人比较多，走的地方比较高，说的话里方言的成分比较少，语汇比较丰富，语式比较复杂，因此应用的范围比较宽。而做官的人的集中区是京城，过去几百年北平是京城，京话又是皇室说的话，所以是正宗的官话。此外也还有北方官话，长江流域官话，西南官话和杭州官话等，但是都只算官话的别支。正宗的和别支的官话后来却渐渐称为普通话。大概学校教育推行以后，知识分子大量的加多，官话的需要也加大，而说官话的人大部分并不是官或官的附属人物，因此就有了普通话这个名称。官话也罢，普通话也罢，大概都掺杂着一些文言成分和各种方言成分。方言成分理论上自然该拿北平话或是别支官话的中心城市的话做主体，事实上却因人而不同。“蓝青官话”和“二八京腔”就是嘲笑北平话说得不到家的。但是普通话的意念代替了官话的意念以后，大家倒也并不强调所谓“京腔”似的。我们的第一部“国音字典”就是所谓普通话的读音，南腔北调的，正是一个证据。

但是后来到底定了北平话做标准语，国音指北平话的音调，国语就指北平话。当时北平还是国都，专家们认为标准语得是一种活的方言，才好学习，才容易达到国语统一的目的，照历史的传统，通行的区域，政治的地位，北平话自然是最适宜的最有资格的。五四运动发展了白话文，也发展了国语。白话文走着普通话的道路；国语大体上走着北平话的道路，可也走着别支官话的道路。白话文和国语的白话确是很不一致的。白话文用各种官话做底子，加上欧化，语录和旧小说的白话，文言，这才够用，可是疙里疙瘩的说不上口。上口的国语北平话在学生们说着的时候也在变，可是主要的是增加语汇，不像白话文里那样骤然增加了许多语式，所以不大显得在变。抗战期间大家集中西南，西南官话大大的发挥了作用。一方面有压倒北平话的情形，成都曾经讨论上演话剧要将剧本里的北平话改成四川话，好让听众感到亲切有味，就是一例。一方面有渗透北平话的情形，胜利后的北平话里有些新的语汇和语式就是从西南带回来的。可是北平话和上海话也都影响了西南，例如昆明学北平话的就不少，重庆却是学上海话的多。这种方言的大解放和大融合显然是向着普通的道路，而白话文和说话倒因此接近起来。

去年十月七日的《国语小报》里说到一位北平人“满嘴ㄗㄘㄙ的声音，市场（ㄕㄔ）念成ㄔㄢ，西城（ㄔ）念做ㄙㄧㄔ ”，“好哇说成好呀”。同月二十八日的报里又提到“伤脑筋”“好的”两个仂语现在已经流行北方，并且不念“好得”而就念“好的”。前一条据说是为了避俗气，后一条说的大概是在赶时髦罢，《国语小报》的记者以为都要不得，大概因为伤害了北平话的纯粹和自然。其实北平话应该欢迎新的变化，合式的自然会约定俗成，不合式的也会自然淘汰。语言是活的，在成长的，不自然往往会变成自然；至于纯粹的语言，大概是没有的，并且也是不必要的。现在时代在急剧的变化，生活也在急剧的变化，不但各地的方言会解放和融合，各阶层的语言也会如此的。将来还该有种种的普通话，还该有国语，北平话还可以定做标准国语，不过要让它活泼的发展，发展到达意表情都够用的地步。那时候的白话文都是“照着说话来写”，自然活泼亲切，无所谓贫气和俗气，也不至于疙疙瘩瘩，别别扭扭的。那时候国语文和白话文的分别自然没有了，言文也可以一致了。

194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