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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我知道一定有人要出来反驳我。他们一定以为诗意本来是深邃不易知的。《诗序》由来已久，其所说必有所据。安知《草虫》与《隰桑》之本义，不是如《诗序》所说的一样呢？岂能以生于千载后的人的臆想，来决断千载前的事？
这个驳问，可以分两层来回答：
第一，所谓“诗意深邃不易知”的话，阎百诗（若璩）在他的《毛朱诗说》里，也曾以之为回护《诗序》攻击朱熹的武器，他说：“朱庆余作《闺意》一篇，献水部郎中张籍曰：‘洞房昨夜停花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即掩其题，可知是以生平就正于人之作。窦梁宾以才藻见赏卢东美，卢东美及第，为喜诗曰：‘晓妆初罢眼初瞤，小玉惊人踏破裙，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此若掩其姓名，有不以为妇喜夫登第之作乎？诗有难辨如此，吾欲诵以质晦翁。”
这一层最容易回答。我以为古人作诗，词旨俱极明白，决无故为艰深之理。我们看唐以前的诗便可以知道。《诗经》里的诗，文辞俱极朴质，更不会包括什么哑谜在里面。现在之三百篇所以成艰深，乃《诗序》之曲说附会有以致之，诗文固极明瞭，固不艰深也。阎百诗所举的朱庆余、窦梁宾的诗，分明是《诗序》的影响，岂可反据之以证《诗序》？此正如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是自己作序，他也言美，言刺；但是谁都知道这完全是摹仿《诗序》而做的，决不能反据之以证“《诗序》是诗人自为之”的无稽之言。
第二，所谓“《诗序》由来已久，其说必有所据”的话，古来也已有许多人曾以之为回护《诗序》，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叶适说：“《诗序》随文发明，或纪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时考之，以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若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远矣。”黄震说：“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难事矣！”范处义也引了许多《诗序》与《左传》及其他古书相合之处，以为：“使《诗序》作于夫子之前，则是为夫子之所录，作于夫子之后，则是取诸夫子之遗言也。庸可废耶？”
我以为他们的话，也都很容易回答。《诗序》是解释《诗经》的，我们自当以诗文为主，不能据序以误诗。《诗序》如与诗意相合，我们便当遵他；如大背诗意，则不问其古不古，不问其作者之为孔子抑他人，皆非排斥不可。何况《诗序》之决非古呢？且《诗经》本甚明白。废序而说诗，较据序以言诗且更明了。（参看上面驳《诗序》的话）所以叶适、黄震的话，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何以说《诗序》之决非古呢？
《诗序》作者之为何人，自汉迄宋已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沈重据《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又以《诗序》为卫宏作。《隋志》则以为《诗序》是子夏所作，其后毛公、卫敬仲又加润色。王安石则以为是诗人所自制。程颐则又以为《诗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国史作。王得臣亦以为《诗序》非孔子不能做，孔子只做头一句，其下为毛公发明之。苏辙也只取《诗序》的首句，以为是孔氏之旧。在这许多议论中，王安石与程颐、王得臣的主张最为无据。他们所谓诗人自作，所谓孔子作，国史作，都是逞臆乱说，毫不足信，我们可以不用去管他们。其比较的有根据的，共有三说：（一）是子夏作，（二）是卫宏作，（三）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第三说只是《隋志》折衷众说而来的，本不大可靠。第一说则韩愈与成伯瑜都已怀疑他。大概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缘故，不外借重子夏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关于这一层韩愈也已说过——子夏叙诗之说，经传并无明文。《论语》上曾记子夏与孔子论诗之语，孔子虽许其知诗，但并不曾说到叙诗，决不能便以此为子夏叙诗的根据。如必欲以此为据，则明丰坊伪作之《子贡诗传》，其可靠不也同《诗序》一样么？
魏源的《诗古微》曾证明《鲁诗》、《韩诗》之源，与相传的《毛诗》传授之源是相同的。然而《毛诗序》之释诗，与鲁韩俱不相同。如《汉广》，韩以为“悦人也”，《毛诗序》则以为是“德广所及也”。《邶·柏舟》，鲁以为是“卫宣夫人作”，毛则以为是“言仁而不遇也”。《诗序》而果出子夏或孔门，决不会与他们相差得如此之远。且“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郑樵说）是知指《诗序》为子夏作者，实亦无据之谈，与诗人所自作及孔子或国史所作之说，同样的靠不住。最可靠者还是第二说。因为《后汉书·儒林传》里，明明白白的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范蔚宗离卫敬仲未远，所说想不至无据。且即使说《诗序》不是卫宏作，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有几个证据可以帮忙这个主张的成立。
第一，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秦以前的。郑樵说：“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第二，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毛公作《故训传》以前的。《诗序》之出，如在毛公以前，则毛公之传，不应不释序。尤可怪的是，序与传往往有绝不相合之处。如《静女》，序以为是刺时，是言“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而传中并无此意，所释者反都为美辞。又如《东方之日》，序以为是刺衰，是言“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而传中也绝无此意，且释东方之日为“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释妹为“初婚之貌”，与序意正相违背。如以序之出为在毛公前，或以序为毛公所作，或润色，都不应与传相歧如此之远。所以我们知道《诗序》决是出于毛公之后。
第三，我们知道《诗序》之出，是在《左传》、《国语》诸书流行以后的。为《毛诗序》辩护的，都以为其与史相证，事实明白，决非后人之作，而不知其所举事实，乃皆钞袭诸书，强合经文，绝无根据。范处义以为《诗序》与《春秋》相合，可以证其为圣人之作，而不知《十月之交》一诗，《诗序》以为刺幽王，即郑玄也已怀疑他，以为当作厉王。其他之不足信，都与此相类。凡《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的地方，正是《诗序》从他们那里剽窃得来的证据。郑樵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列传不见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如《诗序》出在诸书以前，则不应诸书所言者，序亦言之，诸书所不言者，序即缺之。
第四，我们且可以证明，《诗序》是出于刘歆以后的。郑樵说：“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说，不见他书。作《诗序》者如不生于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
第五，还有一层，我们也可以引之为《诗序》后出之证。叶梦得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有了以上的几个证据，我们便可以很决断的判定《诗序》是后汉的产物，是非古的。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抱残守缺死守师说，而不肯看看经文，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而因此，经文乃大受其祸了。《诗序》之乱诗，其情形正有类于此。惟汉儒才能作如此穿凿附会之《诗序》，《诗序》如非汉人作，我敢断定他绝对不会这样乱说。
至此，《诗序》由来已久，其说有据之论，已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