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毛诗》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除《六笙诗》亡其辞，我们不能决定《诗序》的是非外，其余三百五篇之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章如愚说：“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之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彼序诗者乃以《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关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远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诗之此语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惮劳役之意，岂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实命不犹。’此无疑其为使臣勤劳之诗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不知进御于君，何用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为哉？又何用抱衾与裯而往乎？注云：‘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之次序。’疏云：‘虽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学经不知理，乃至于此，岂不贻有识者之笑！既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讼？又安得有女怀春，而吉士诱之，如《野有死麕》之辞？谓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妇人果皆正洁，则亦如汉上之女不可犯，安有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之语？序于此为说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委曲讳护，亦以劳矣。”（《经义考》卷九十九引）

朱熹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会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朱子语类》卷八十）

他们说的真痛快！《诗序》解诗，象这种附会的地方，几乎触目皆是。大概做《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误认诗歌是贵族的专有品，所以他便把许多诗都归为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又误认一国的风俗美恶，与王公的举动极有关系，所以他又把许多诗都解说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他有了这几个成见在心，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诗歌很完备的《诗经》，被他一解释便变成一部毫无意义，而艰深若盘、诰的悬戒之书了。后来读诗的人，不知抬头看诗文，只知就序求诗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说：“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传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僚戾破碎，不成文理。……”（《诗序辩说》）

所以我们十分确信的说：《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可得见。吴澂说得好：“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由生巧说，而义愈晦。”

这就是我们要排斥《诗序》的最大的原因。 RtrRaxmgO2c2cKE7qF8PAK9kka4LbudaJpTCjOYd/RvGsqxNwty3/JK5RZsqYp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