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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总集。我们要研究汉代以前的诗歌，非研究《诗经》不可。虽然在《诗经》以外，逸诗还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后人伪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断章零句，并非完全的，如《论语》、《左传》所引的诗句；其他完整而有意义的诗篇，至多不过二三十首。而在《诗经》里，我们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诗歌可以找到。在这三百零五首里，有的是颂神歌，有的是民谣，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他为一部很好的资料；而于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人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汉以前的古代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更找到别的一部更好更完备的选本了。
然而《诗经》的研究，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工作。
《诗经》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为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又生疑义。及宋，而《毛诗》遂被许多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解集传》，虽有怀疑之论，却还不敢出《毛诗》范围。到了郑樵作《诗辨妄》，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为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传服从朱熹。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谈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传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的解释里脱出，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橙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在这种纷如聚讼的注释中，我们应该谁从呢？到底是齐鲁韩三家说的诗好些呢？还是毛氏的训传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传》对呢？还是毛郑的传笺对呢？许多人都是出主入奴，从毛者便攻朱，从三家者便攻毛。他们辗转相非，终不能脱注疏、集传之范围，而所谓注疏、集传，又差不多都是曲说附会，离《诗经》本义千里以外的。
我以前初读《诗经》时，用的是朱熹的《集传》，后来又读《毛诗正义》，又看《诗经传说汇纂》，最近才看关于三家诗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诸家异说的纷纭，与传疏的曲解巧说。当读毛郑的传笺的《诗经》时，觉得他们的曲说附会，愈读而愈茫然，不知诗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诗集传》翻出来看，解说虽异，而其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传笺差不多。试举一例，《鹊巢》一诗，《毛诗序》说是：“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郑玄据之，便把“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二句，解成“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寝也。”我想了许久，也想不出此诗究竟与夫人之德有何关系。又把《诗集传》翻出来看，朱熹的解说，却更不易捉摸了，他说：“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维鹊有巢，则鸠来居之。是以之子于归，而百两迎之也。”唉！明明白白的四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谁知道却含有这许多正心，修身，齐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专静纯一之德的大道理在里边呢？象这种的解释，几乎在任何种的《诗经》注释里都可遇到，如照他们的注释去读《诗经》，则《诗经》真是一部含义最深奥，最不容易懂的古书了。
虽然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几部书，能够自抒见解，不为传袭的传疏学说所范围，然而究竟还有所蔽。《诗经》的本来面目，在他们那里也还不容易找得到。
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
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