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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平仲的传说，在很早的时候便成了一个中心。他差不多成了一个模范的“贤”臣。《晏子》一书是集合这些传说的大成的。《管子》是有系统的政治书，《晏子》却是很漂亮的因势利导的“谏”书，是“末”世或“衰”世的一部书。他恰好是产生在苏秦、张仪之前的一个不同时代的人物。他与孔子同时，他和孔子都是有用世之心的。孔子有他自己的“理想国”，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却是一个没有深远的理想而有切实的“匡世”之智谋的“贤”臣。他历事齐之三君（灵公、庄公及景公），都是所谓“暗主”，但他却能以讽谏补救之。当时的老百姓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已感得满足了，故便把这一类“贤”臣的传说集合于他的一身，正如将楚国“名”王的故事集合于庄王的一身一样。
他在“荒淫无耻”的时代，代表了仅存的“清明”之气，汉民族的传统的道德。
晏子治东阿三年，而毁闻于国。景公不悦，欲免之。晏子请复治阿三年。三年后，果誉闻于国。景公贺之。但晏子很不高兴的对道：当他初治东阿时，嘱托不行，货赂不至，民无饥者。但贵人及左右却恶而毁之。这三年来，嘱托行，货赂至，多便利权家，民饥者过半，而誉闻于君。“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景公知其贤，乃任以国政。齐以大治（见《晏子》及《说苑》）。这故事反映出当时贵族政治的黑暗与不平。
齐侯问晏子道：忠臣之事君也何若？他答道：“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这话大出齐侯意外。他道：“言而见用，终身无难，是不必死。谏而见从，终身不亡，是不必送。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新序》）这完全是“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政治家的见解。
他立身至洁，自奉至俭。为齐相，中食而肉不足。景公知道了这事，将割地封之。他道：“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厚取之君，是不忠，且不智。十升之布，脱粟之食，足矣。”景公道：“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子辞之，何也？”晏子道：“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晏子》）
他荐田穰苴，而齐之国势赖以复振（《史记》）。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道：“君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恐搏之不得，刺之不中。晏子乃以二桃馈三士，使之自斗，皆自刭而死（《晏子》）。这两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在《列国志传》及《新列国志》里都曾讲到。而元无名氏的杂剧《田穰苴伐晋兴齐》（有脉望馆钞校本），把晏子之荐穰苴写得尤为着力。
荐贤举善是吾心，安邦治国访知音。
全行仁义施忠政，留得清名贯古今。
《古今小说》里有话本《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一篇，却是写他施计除掉公孙接等三勇士的，他被写得很冷酷无情。其实，他是一心社稷的，对于田穰苴与一勇之夫的公孙接等之间，其分别，他是看得很清楚的。穰苴是将才，公孙接等却是匹夫之勇，“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反是祸国之徒，去之正是为了国家的安宁。但经那篇话本那样一描写，读者们的同情却寄托于“三士”的一方面了。
关于晏子最有名的故事，是“使楚”时的一则漂亮的对话。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道：“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他从大门入见楚王。王道：“齐无人耶？”晏子道：“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道：“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道：“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说苑》）
敦煌石室发现的一篇《晏子赋》（见《敦煌掇琐》），便是写这个故事的；不过以为他是使梁，对话也多出不少。大约一部分是从托名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演变出来的；一部分却从《三国·蜀志》吴使张温问天，秦宓答辩不穷一则故事演变出来的。
但晏子之成为一个民间的英雄，一个传说的中心，却不是偶然的。在那个贵族专政的时代，像这样的一个忠国爱民，勇于讽谏，富于智计，肯替老百姓们说几句话的“贤”臣，自然会成为一代的口碑的集中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