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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为周的同姓诸侯。从姬友（郑桓公）初封于郑，便成为周室的屏卫。到了庄公，开始与周不睦。文公以后，郑的国力渐渐的衰弱了，甚至依违于晋、楚二国之间，成了一个附庸之国；——楚强则依楚，晋强则盟晋。事大国是很困难的，时时引起了无谓的纠纷，而受到压迫。内政又是很不安定。当子产立为卿的时候，正是简公怒其相子孔的专权而诛之，情形相当的混乱的时期。子产为郑成公少子，名公孙侨。他初欲辞政，以为“国小有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当他一执政，便好像农夫的耕田，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他问政于然明。然明道：“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他的为政差不多是根据了这句话的。他道：“唯有德者能以宽服其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当封建的时候，贵族宗子专擅着政权，老百姓除了出财出力（赋役）之外，是什么权利都不能享受的。只要统治者略略的清明，赏罚相当的公正，他们便已感满足了。子产的政治见解正针对这个贵族专权时代而发挥的。
他要大家都守“法”（一个国家必须有上下共同遵守的法律），便首先铸刑书。他一味以“法”治，郑人不习惯于这种“法”治的严正的条例。他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了三年，他们却又诵之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是他的治绩的成效。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主张毁了它。子产道：“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他毕竟是相当开明的。在这样的相当开明的法治之下，郑国便开始安定了。
国内一安定，他便专意的对外。
郑国的外交最难。附楚则晋怨，附晋则楚怒，依违于两大国之间。而且他们往往诛求无厌，责备无端。但在子产当政这一个时代却对付晋、楚得很好。他因为国内的安定，所以对外比较的强硬，有立场，并不是一味的屈伏与依附。《吕氏春秋》说过一件故事。晋人欲攻郑，叫叔向去聘问。子产为之诗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道：“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
其实，子产是有相当的力量的，其力还足以左右晋、楚的霸业。他守中立，不偏袒于一国，他们便也不敢去逼他。终他的一生，郑国不曾有过严重的外患。
子产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物，他觉得对的事，任怎样也不肯变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这是如何的一位爱国的大政治家的气度！
这位大政治家成为春秋时代的许多“为政”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恐怕有一部分是附会上去的。
郑公要叫尹何做一邑之长官。他道：叫他去学学，便更能“知治”了。但子产根本反对从政而后学的。他道：“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也正像“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
后来，以诗赋求士，以科举求士，都是强以未学为政的人而使之从政的。千年来整个政治的黑暗，不上轨道，这也是原因之一。
子产之惠在爱民。孔子道：“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子产死，孔子为之出涕，道：“古之遗爱也。”郑人也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
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大政治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一句话成为从政者的一句不朽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