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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东迁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几乎完全失坠，而各地方的诸侯又各自维持着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权，对于外来敌人们的侵略是很难阻挡得住的。故“南蛮”的楚子竟敢于兴问周鼎轻重之心，而后来孔子一想到了当时险恶可危的中国的情况，便不禁的要赞叹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
狁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来的话，恐怕中国真要成为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将早于晋室南迁一千多年前而沦陷于“异族”之手。
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联合或统一中国的力量以抵抗蛮族的侵略。所谓会盟，便是缔结同盟的会集。恐怕在这时代，只有“敌忾同仇”和“夏夷之防”的号召，才能联合或统一了当时的地方的武力。原来，这些盟会不仅用来对付西北方的戎狄，也要用来对付南方的强敌“荆楚”的。故《诗·鲁颂·閟宫》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以戎狄和荆舒并举，可见“荆舒”在南方强大起来，而屡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时代的大患之一。晋文的霸业便在于打败了楚师的一举。可是楚人很快的便汉化了，便挤入了中国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为五霸之一，且也以盟会为号召了。中国的诸侯便渐渐的忘记了楚是“异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于中国了。不见于《诗经》十五国风的“楚辞”与“楚歌”，很快的便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骄子。
齐居山东，擅鱼盐之利。管仲相桓公，以富国强兵为务。他对桓公说，改革了内政之后，有了肯同死的战士三万人，便可以“以诛无道，以屏周室”了（《国语》）。他“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见《国语》。《管子·小匡》谓：“南至吴、越、巴、
牱、
、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所记与此略同而颇加夸饰。）但未战，便与楚子和。鲁庄公三十年（民国前二五七五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管子·小匡》云：“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斩孤竹而南归海滨”（《国语》）。这一次远征，他是很冒险的。齐军营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韩非子》）他归后，还献山戎的俘虏于鲁（孤竹曾使人请助于鲁）。不久（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于桓公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请救邢。”齐遂合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左传》）
他又尝“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管子》。《国语》亦有“西征攘白翟之地”语。）
他的霸业，实不在于安内而在于攘外。
《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实则为战国时人所假托。然与《周官》实同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理想家的杰作。我们如以《管子》与《国语》里所记的管仲事相对读，可知作者所记也并不是全无依据的。
齐桓公死（民国前二五五四年）不久，而有宋襄公者，想继桓公之霸业而“合诸侯”。但他一出马便为楚人所执。不久，释之。郑伯与楚和亲，到了楚国去。宋襄公因此伐郑。楚人出兵救郑，与宋人战于泓。襄公不乘楚人未济及未成列击之，失掉了战胜的机会，遂败退。楚以是益强盛，其兵力足迫胁中原。
晋文公继之（民国前二五四七年立），而遂以攘楚为事。这时，宋、郑皆势弱。宋附于晋；郑则依违于晋、楚之间。民国前二五四三年，楚伐宋，晋救之。晋、楚二军遂战于城濮（今河南陈留县）。文公这一边并不是孤单的。他连合了齐师、宋师及秦师，声势很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写这次战役很有声色，为古代有名的大战役的描写之一。城濮战后，郑伯便也与晋盟而绝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