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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室最大的边患的敌人是犬戎。周平王在民国前二六八一年的东迁，便是为了避免犬戎的压迫。犬戎之名，初见于《国语》及《穆天子传》。韦氏《国语解》道：“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但据《穆天子传》的所述，犬戎所居的地方，是在今山西太原（晋阳）一带。也许他们的势力是更向西伸张开去。把犬戎的地位放在中国的西北部，即今山西、绥远、甘肃一带大约是不会错的。
但犬戎之出现，却远在穆王之前。犬与畎，混及倱均是一音之变。《尚书大传》提及文王“四年伐畎夷”，《史记·匈奴传》亦有“西伯伐畎夷”“陇以西有畎戎”语，《毛诗·大雅·绵》里有“混夷駾矣”语，是犬戎、混夷、畎夷、畎戎，均为同一之种族。《史记·匈奴传》把犬戎也混合的叙及。“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
狁）、荤粥（獯粥）”，均为匈奴之古名。犬戎当亦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一，和
狁恐怕是同一族的。因为逐水草而居，故居无定处；凡燕北至甘肃西的草原上都是他们的驰骋之地。《史记》均把他们并入《匈奴传》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个游牧民族很早的便为周室之大患。公刘邑于豳，至亶父而为戎狄所迫，亡走岐下。所谓戎狄，便是混夷，也便是犬戎。后百余年，西伯昌方才有力量去伐他。自武王至穆王二百余年，周民族与犬戎均维持友好关系，各不相犯。《穆天子传》里所举的犬戎胡与穆王相酬酢的事是很可能的。但《国语》则谓：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竹书纪年》也记着：“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似穆王十二年确有征伐犬戎之举。惟这一年的冬天，恐怕就是穆王西征的开始，正和《穆天子传》犬戎胡觞穆王的事相合。“征”固可作巡狩解；“伐”即“征”，恐怕也不会真是讨伐的。《国语》有“且观之兵”一语，疑是率“六师之人”到那边去耀武阅兵之意。否则，兴师征伐的结果，而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恐不会有那样的傻人傻事。
穆王以后，在懿王时，西戎曾侵镐，虢公曾北伐犬戎。在孝王时，曾命申侯伐西戎。在夷王时，虢公曾伐太原之戎。所谓西戎，所谓太原之戎，当皆是犬戎。申国和犬戎有了交涉，恐也始于此时。
宣王的时候（公元前八二七一前七八二年），周民族的兵威复振。他曾命秦仲伐西戎；命尹吉甫伐
狁。
狁为患中国之烈，可于《诗·小雅·采薇》一篇见之。“靡室靡家，
狁之故；不遑启居，
狁之故。”
狁正在寇边，怎么能够安居呢？“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
狁孔棘。”王事辛劳，不敢安居，而只好仆仆道路之间；一切都是为了
狁为患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由春至冬，未得休息，谁还明白服兵役者之苦呢？
在《诗·小雅·六月》一篇里，那气象便大不同了。这诗人不是悲感的而是激扬的；这是得胜者的歌声而不是失败者的哀吟。“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这气魄和《秦风》之“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很相同。这时，
狁已经侵略到“镐及方”，而“至于泾阳”（今甘肃平凉县西）。于是周师迎击之，“至于大原”（这可证明
狁也便是所谓太原戎）。
在《采芑》（《诗·小雅》）里，也有“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
狁，蛮荆来威”语。这时，周室的兵力仅足以御
狁，而不令其入境而已。故诗里的话还没有征徐、淮二夷的诗篇之赫赫夸大。至宣王末年，又曾伐过太原之戎，却不克而退。
到了宣王子幽王时，申侯因王废其女申后之故而勾结犬戎入寇。中国后来历史上的石敬瑭和吴三桂颇与申侯此举相同。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其后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民国前二六八二年）。卫武公及诸侯乃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平王。平王惧犬戎的压迫而东迁于洛邑。这便是东周的开始。
许多《诗经》里的悲愤诗讽刺诗，大约都是作于这个东迁时代的。
终春秋之世，犬戎或西戎为患子中国不止。所谓齐桓、晋文、秦穆的霸业，也全都是以尊王攘夷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