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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姬发的势力一天天的大了；终于在民国纪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从孟津渡过黄河，大败纣师于牧野。纣登鹿台自焚死。姬发遂代殷而占领了“中国”，称为武王。其由岐、丰出发，东南下而扩张其势力于黄河的中流及下游，正和秦始皇的统一六国的情形有些相同。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今所传的已经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胜者的纪功纪德，而绝无失败者的呼吁。一切关于纣一方面的文献，差不多都已消灭净尽了。因为象孟子们的儒家的夸饰，纣的失败，遂益成为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无道，臣民离心，武王之师一到了牧野，浩浩荡荡的七十万的纣兵便倒戈叛纣，奔溃而散。在《牧誓》里，纣的罪状不过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以今语译之，不过是宠妇废祀，以疏间亲，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罚”，未免有小题大做，越俎代谋之嫌。后来的三篇《泰誓》及《史记》的记载，便硬替纣添做了许多罪恶，好象武王之讨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似的。殷商已灭，纣已失败，还有谁来辨正这些歪曲的记载呢？
然而在许多古书的记载里，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完全统一。在他们的矛盾之间，我们倒可看出这次讨伐战的一些真相来。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语，可见当时那一场战争的激烈异常。孟子因为和他的理论不合，便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
《周书》记载武王馘俘的数目很惊人。“武王远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一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记载也许有些涉于夸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则可概见。亡国的民族，自己的历史虽然常被消灭了，然而得胜者的纪功碑，终难一手掩尽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纣书》，明许仲琳有《封神传》，皆写殷周二族之战；虽野语小说，人神杂糅，却没有正史那样的歪曲史实。
当时，殷之遗民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这恐怕是殷遗民文学里的唯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
以这样的清介之士，当然要叹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
清初，有一部小说，名为《豆棚闲话》，颇寄托着亡国遗黎的哀痛与呻吟。其中有一则故事，名为《首阳山叔齐变节》，借着叔齐的名字，来嘲骂明末的逸民出来应试求官的故事，所谓“一阵夷齐下首阳”者是。《桃花扇》的最后一出（《余韵》），借着搜访山林隐逸的皂隶之口，说道：“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正与《豆棚闲话》的作者同一的在讽嘲着那些亡国士大夫。
然而，殷之遗民的叔齐却平空的受到了无妄之灾！
象伯夷、叔齐那样的遗民在当时一定不少。可惜“历史”是被战胜者所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