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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借用了旧文体、旧形式，“新的题材”究竟能否输运到民间去，也还是个大问题。
无论在形式上如何拟仿得逼肖逼真，新题材和大众的环境与见解，乃至理解力，毕竟是相差到不可以道里计的。新题材以小丑式的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现于大众之中，其不能适合融洽，其不受欢迎，是不用说的。他们拒绝、他们排斥这些新的题材。他们觉得听来不顺耳，看来不顺眼，尽管这些新题材是被包裹在旧形式、旧文体的保护色之下。他们根本上对于这些新东西便不发生兴趣。即使偶然感到一种新的刺激，却是那样的微弱；过了不久，他们便会忘个干干净净。他们仍要回到他们所爱好的《武家坡》、《连环套》、《秦琼卖马》、《方卿中状元》、《陈杏元和番》一类的最熟悉的故事上去的。即使因了新题材的输入，使他们有了一点新的了解，新的常识，那也够危险的！有了“四不像”式的新的见闻与了解，其足以误事，比没有更甚——一知半解，反而耽误了、阻挠了他们正确的领会与了解。
余治的《庶几堂今乐》今日在舞台上出现者，恐怕只有一出硕果仅存的《朱砂痣》。而教育部所编印的许许多多的鼓词、戏本，除了《木兰从军》偶尔一见之外，究竟有几本是尚挂在伶人和说书者的嘴角的？数载的辛勤，抵不了时间老人与社会环境的压迫，轰轰烈烈的一场改良主义的好梦，竟赢得这样的无声无臭的下场。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正以万钧之力在进行；然而据经售这些鼓词戏本的某某书店掌柜的说，抗日鼓词之类，老是销不出去，而能销的却还是旧戏新印的什么《战太平》、《守蒲关》、《昭君和番》以及改排的什么《大屠宫》、《贞娥刺虎》。
这现象已足够昭示我们以前途的所向。
在这种古旧的社会里，大众投进了这种轻微的药剂，尽管是制成丸药裹以糖衣，无奈何他们是不取来吞下何？
所以，这种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究竟曾产生了什么影响，实在是很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