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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旧形式、旧文体果能装载得了新题材吗？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旧文体里不会像“削足适履”似的难堪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必多费事，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里。
光绪、宣统间，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欧美诸国的小说，引起了怎样微小的影响，是谁都知道的；连他自己所写的《技击馀闻》，《京华碧血录》，《新官场现形记》也都一点儿不曾有过新的外来的气息儿。同时的译者们，用章回体来翻译什么外国小说，却更是荒唐了，简直把外国的原著变成了一种活像姜太公乘坐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罗马传奇》，将意大利建国三杰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国式的生、末、净、旦、丑的衣冠装扮，显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草》，在旧诗的形式里，夹杂了不少的新名辞，虽然有人觉得怪刺眼的，但比较也还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这旧瓶装新酒的花样竟成了“独学无侣”的玩意儿。
中国从事于革新运动，到那时已有了三五十年的历史，却不曾有过什么好的成绩者，最大的原因便是为旧形式、旧规模所羁绊；不能自脱，便不能创立一个新的局面。
在旧的酒囊里永远装载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装载在新的酒囊里！
所以，从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坛便顿时显现了从不曾有的锐气，便创造了从不曾有的许多崭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囊来装载的。
大众文学的问题，也离不开这一般的文学运动的现象与结果。
抛弃了一切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勇敢的担负起新形式、新文体的创作的责任。想利用旧的什么，结果一定是反会为旧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种革命运动，如果利用了旧军阀、旧官僚，结果一定是反会被他们所利用的。——这事实是太明白的呈现于我们之前。
至少，那结果是“四不像”！把现代人硬穿上古装，背起“军旗”，戴了戏盔，在舞台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调，够多么糟！
（吹打介 出兵将 翁上引）镇守吴淞，众倭人，胆战心惊。（坐帐介，众将参介，翁白）平生志气斗牛冲，要学当年赵子龙。可恨日人无道理，夺吾三省扰吴淞。（白）本军翁照垣，奉令把守吴淞炮台，今日又当开仗之期。众将官，炮台去者。
——《战淞沪》中册第五页
（花旦上唱）自幼儿 太娇痴 风流自赏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谁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撇下了奴独自凄凉 将身儿且坐在 栈房楼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刘郎（坐介，白）奴家陆小曼自幼出嫁王郎 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 是我一怒 与他离婚……
——《战淞沪》中册第六页
这幕悲壮的抗日战争被这么一搬到舞台上来，几乎有变成滑稽戏的样子了。
多少现代的悲剧不是被搬上了舞台或说书坛而受到了难堪之极的“改造的”。
真鸟仔，一泊着瓦擀。奸商卖日货贪臭钱。反日会们奸商受怪汝命，将万做亡国就在眼前，罚从严！
——福州版《反日曲调新真鸟仔》一打之一
说书先生们夹杂了新名辞，伶工们插科打诨而运用到现代事，往往会使我们听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么样的不合适与不调和！
旧式舞台上演唱《施公案》的时候，金大力也还穿清服，戴翎顶登台呢。而我们今日竟连这代表时代的翎顶胡服也都要除去。
还有一个好例：“一二八”上海战役之后，出现了不少以旧形式来叙写，来歌昹这战役的东西。友人茅盾尝搜集了这一类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见其思想的荒谬可笑处，和中法战役、鸦片战役之后所刊行的歌曲毫无二致；也正和喧传了大江以南的《阎瑞生》、《王莲英》一类的小唱毫无二致。当一位卖唱本的小贩，敲着一面小锣，站在街头巷口，以《孟姜女叹春》的滥调，歌唱着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或胡阿毛开车入黄浦一类的时事的当儿，只有将那些严肃的故事转变成滑稽的耍笑而已，只有丧失干净那故事的重要性而垂现着“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阿Q式的熟识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张：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像鼓词，弹词，宝卷，皮黄戏，梆子调乃至流行于民间的种种的小调，概不适宜于被用来装载新题材。这一切，概要排斥净尽。
我们的新题材的大众文学，需要新的形式与文体！
在新的文体、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够完全斥去了旧时代、旧社会的封建余毒，他们是和旧形式、旧文体最坚强的胶结在一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