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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众是需要文学的，正像他们之需要空气、水和食物一样，不给他们以新的东西，他们便将要永远永远的吃喝那一有毒的大众文学下去。
很早的时候，在士大夫阶级里，便开始了“为大众的文学”的运动。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写小说无不用《醒世》、《喻世》、《警世》、《觉世》，乃至《醉醒石》、《石点头》之名。尽管说的是“男盗女娼”之事，却总要堂堂皇皇的挂上了一块教训的招牌，连李笠翁那样奇幻的戏曲，他也要挂着这样的招牌：“不关风化事，纵好也徒然！”（《琵琶记》语）
到了乾隆的时候，藉通俗文学以致道德训条于大众之前者，尤为风行一时。夏伦的《惺斋六种曲》，那一种是“褒忠传奇”，那一种是“劝孝传奇”，他自己便已分配好了来的。而乾隆五十六年刊的《娱目醒心编》十六卷，更无一卷不是劝世垂训之作。同治间余治鉴于南方剧场上多表演诲淫诲盗之戏剧，他便大发婆心，连续写了四十多出的新戏（名《庶几堂今乐》），欲以“此”易“彼”。
民国初元的时候，北平的教育当局，曾经忙碌过一顿，刊印了不少的改良的通俗读物，听说还曾召集过唱大鼓词、说平话的人们，供给他们以新的材料，要他们改良其唱词，今日梅兰芳所演唱的《木兰从军》，据说便是那时候的改良的新戏之一。
在“党”治的政府统治之下，据说有的地方，也曾召集了说书者们，要他们向大众灌输三民主义的理论。
最近，北平成立了一个通俗读物编刊社，在三四个月之中，以几个人的力量，出版了三十余种的大鼓词和剧本。完全是旧形式的东西，连封皮、纸张、装订，也都是拟仿打磨厂专出鼓词、唱本的几家书店所印书籍的式样的。最先出版的是十余种的大鼓词：
宋哲元大战喜峰口 胡阿毛开车入黄浦
义军女将姚瑞芳 二十九军男儿汉
李晓英爱国从军小段 醒醒醒
汉奸报 五百大刀队战死喜峰口
南北英雄 杜泉死守杜家峪
翠红姑娘殉难记
其后，则专出戏本，但多为改编的旧剧，或拣选和国难有关，或足以刺激、奋发国民的爱国心之皮黄剧本加以翻印，像：
木兰从军 大屠宫
贞娥刺虎 岳母刺字
岳家庄 排王赞
煤山恨 哭祖庙
明末遗恨 请宋灵
战太平 守蒲关
昭君和番 碰碑
宁武关
之类都是，仅有
战淞沪
一种，是以上海的抗日战争为题材的。这都是一条线连贯下去的“改良主义”的“为民众的文学”。他们都感觉到旧式民众读物的有毒与不合时代，他们都要为民众预备些新的有益无害的东西，想要代替了那些旧式的有毒之物。他们的目的虽然不很相同，有的是为了灌输常识，有的是为了宣传党义，有的是为了鼓吹爱国思想，然而他们的方法与手段却是同一的；即要在旧形式的保护色之下，将新的题材灌输到民间去。他们相信，民众对于新文体是持着排斥的态度的，至少是感到不合适。为了要深入民间，故不得不采用了旧形式，甚至像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物，其封皮也竟逼真逼肖的用旧戏照片为之——连《义军女将姚瑞芳》，《杜泉死守杜家峪》之类，也都借用到旧戏里武旦和武生的照片！（只有《宋哲元大战喜峰口》一本的封皮用的是宋哲元的像片。）
这种旧形式，旧文体，果然装载得了新题材么？
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里不会感到“削足适履”似的不合宜么？
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仔细讨论的。
更重要的是，大众对于新形式、新文体果真是持着不可理解的排斥和不合适的态度吗？
大众所排斥的（假如他们是持着排斥的态度的话），果仅是新形式，新文体呢，还是并新题材而一概加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