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船泊上海时，许多朋友都上岸去玩。我非常的胆小，并且身边没有上海通用的银钱了。所以只在码头附近，站在百老汇路的铺道上，望了一望，便回船上来。

他们上岸去顽（玩）的大部分是有朋友亲戚可访，一小部分是去听大戏的。在三等的餐室里，从前是二三十个人相聚着吃饭，异常热闹。但在碇泊上海时，只剩三五个人在船上，我便感着一种寂寞，同时也觉得上海的天气已经有秋意了，而自己的身边穿着盛夏的服装，——学生装。那些上岸去的朋友们不都是穿上了秋季的反领西装么？我除在双门底詹同文照相时，借穿过友人的反领西装外，从没有结过领带的经验。

“他们结领带的工夫真巧妙极了。他们穿起西装来比老汲还漂亮。”

看着同舱室的朋友对着镜结领带，穿西装，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羡慕，我不禁回想起广益学堂的校长汲牧师来了。

“到了日本领了官费，我也得制一套西装来穿穿啊！”

我此时觉得治装费仅港币一百元，实在太少了。自己身上只存日金二十元，假如今后的官费不可靠时，我不是要流落在日本么？于是我又觉此行实在太冒险了。

卅一早黎明，法国邮船又在上海起锚了。这趟才真正是离开故国，渡黄海，渡日本海到三岛去啊！那天晚上，风浪非常险恶。同伴中，十之八九都晕船了。因为船客个个都吐呕得厉害，舱里就臭得像一口大粪缸了。大众都到甲板上来睡觉。在“冲积期化石”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时候的情况，我也不再重复地写了。总之，我是初次经验十多天的海上生活，当时觉得有无穷的趣味。法国邮船三等舱的西餐，虽不算怎样好，但比霞飞路一带的俄国大菜却好得多了。我想能够长期吃这样的大餐过去，就永远不到日本去也算了。一句话，我当时的感情是像一个茶房，陡然升任为厅长般的那样愉快了。

八月一日的风浪比昨夜更加凶暴了。有些胃弱的先生们，躺在甲板上，真像是死人一样了。叫了船医来，他们还要问是不是因为少吃了两顿西餐，便病倒了，他们真的把医生逗笑了。

我们到了神户。因为我们所乘的不是日本船，港医处有些故意地严行检验。他不许我们上岸，理由，是上海发生了虎列拉流行病，这种病有七天的潜伏期。从离上海之日起计，现在还没满七天所以难保无病人在这船里面。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医生们，又在船内大加消毒，洒了不少的石灰水。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三等舱，骚扰得很厉害。我视为天堂的，而他们竟当它毒菌培养室。嗟乎！

但是我看那些日本医生，脸色非常苍黑，牙粪也没有刷干净，都抬起双肩，装模作样地左一扭右一扭走上来，作威作福。我想，他们也有医生的资格来这船上执行卫生事宜么？

“你们还是把牙粪刷干净了后再来说话吧！”

我当下这样想。但法国的船长，——胖得像一只大啤酒桶的船长，竟在二等餐室中招待他们吃大餐，对日本小鬼尽情的巴结。

“日本的外表也不过如是如是，还赶不上我们。他们有什么强处呢？”

我当下问了那个陈领袖。但大家谈论的结果是，日本虽然穷，但他们有海军，陆军，和努力研究的学者，所以比我们强！

那些医生喝够了萄葡酒，吃饱了大餐，便向法国船长宣告，到横滨时，如果不发现虎列拉的病人，就可以自由上岸了！

九月四日早九点，我们到了横滨。留日中国青年会派了代表来招呼我们登岸。好奇心逼得我很焦急地想快些上去，观光观光这个新进国是怎样的景象。但是，税关上的人把我们留住了。等大家的行李检查完了时，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们像羊群一样，给青年会的代表领导着，走到火车站来。站名樱木町。

我们里面有些是穿学生服的，有些是穿反领西装的，服装并非不好，但款式和日本人的不同，似乎是狭窄了一点，把各人的身体捆得紧紧的，不甚大方。由日本人的眼睛看来，当然会表示惊异。在我们走过去的地方，都有日本人立住足看。但我们还是很得意地大踏步，不睬那些东洋鬼。

我们购买二等车票。二等车不比三等车混杂。问了一下车价，只二三角钱。我想这真便宜。二等车里的座席是敷着绿色天鹅绒的梭化，不单好看，坐下去也非常的舒适。

望望车外，大部分是用铅皮盖屋顶小房屋，再过一会，便是东一所西一所的高低不一的木造房子。火车似乎是在乡间驰走了。左侧右面有矮山有田园有小木屋，有神社，风景十分幽雅。但是看不出一点伟大的东西来。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五十年了，他们的建设，只是如是如是么？

我在那时候，总存着一种偏见，即是觉得日本的人物及事业尽都是小小巧巧的，虽然精致，但值不得我的崇拜。

“我是从有长江大河的大中华来的人物啊！”

我坐在车中，暗暗地唱起“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的歌儿来了。

当时对于日本的批评，确是我的皮毛之见，即刚入日本的国门，对日本便下了这样的肤浅的批评，真是太荒谬了。

但是坐在火车中，所望见的日本的一切，只有使我失望。我想，我国现在革命成功了，当局如能开诚布公，极力去改革建设，那还怕赶不上日本么？我当时对于广东的新政府是十分信仰，希望胡汉民和陈炯明能和衷共济，希望他们彻底改革而从事新的建设。因为民元的广东当局，确是有精神，有诚意，比之现在，真是有霄壤之别！现在的政府比清末的还不如哟！

“等我留日十年学成回去时，中国早比日本进步，早比日本富强了吧。我当按照在教育司茶话会时所填写的服务契约为本省服务啊！”

火车在新桥站停住了。我们都下了车。最初领袖们想把我们安顿在北神保町青年会去。问了一问青年会的代表，没有这多的空房间了。无可奈何，我们只在候车室等候领袖们为我们找旅舍。领袖们和青年会代表商量的结果，决定送我们到神田区各家下宿屋去住。不过当天来不及了，只好在新桥站附近住一夜的旅馆。每人只需一元五角，但我还觉得太贵了。旅馆名叫石坂屋。这是我初在日本睡觉的旅馆。应该纪念纪念。

第二天一早，陈虞光领袖来说，他们已经为我们交涉定了，由神田的三崎馆和圣天馆两家下宿容纳我们。

我和几个朋友是被分配到今川小路的圣天馆。日本住室的大小以叠数计算，叠是一种土席，每张宽约二尺，长约四尺余，面积有一定的。普通个人的寝室最大的是八叠，其次六叠，其次四叠半，又其次三叠，我在这里不惮烦地说明日本住室之大小，是因为它可以表示居住者之穷富。譬如有人问你，你租的房子是几叠的？你如说，是八叠。那么，他们就要说你是阔气了。若你说是三叠，他们便会看不起你了。普通学生在公寓里住六叠和四叠半的。圣天馆大部分是六叠和四叠半。有些朋友喜欢宽点的住室，则住六叠的。我因为行李简单，也想省费，便住了四叠半的。六叠的，每月连伙食十六元。四叠半的，则十四元半。只差一元半的数目，所以蔡君劝我住六叠的。但这时候光线好的六叠室已经全给人家占去了。我仍然住了四叠半室，在三楼上，正当扶梯口，我喜欢它光线充足。不过同乡的老留学生走来看见我的，住室的位置，谓为不妥。因为若遇着有白撞进来，必先偷我房间里的东西。我说，有二楼做第一防线，不要紧。

我非常拙于交际，也不善词令。每当老留学生，或为小同乡，或为间接的朋友，走来看我们时，我总不愿意开怀地和他们恳谈，第一是因为怕那些进了正式学校的学生看不起我这个新米。（与“新参”同音即新角色的意思。例如初进营的新兵，和初进学校的低年级生，都给“老参者”——老兵或老学生——当傻瓜。）第二在他们中也有态度傲慢，神气十足，说起话来又多混用日本话的，看见听见都讨人厌。但从另一方面说前者是由于自己的神经过敏，而后者则由于直觉力太强。特别是因为直觉力太强，所以常常毫不容情地指摘人家所隐讳的或不爽直的事实。结果，我唯有落落寡合，只有蔡君脾气与我相似，比较合得来。

我不单不喜欢席地而坐，也不喜欢席地而睡。但买不起铁床，只好忍耐。特别是每天晨要把被褥摺叠好，搁在“押入”（壁橱）里，到了晚上又重新搬出来铺，在“叠”上睡觉。这是何等的麻烦啊。所以我买了四枚小钉子，四条绳子，像张搭天幕般地，把老远从广州带来的棉纱罗帐挂起来，也把毡褥铺好，俨然像一张床铺一样。每天早上，下女来扫除时，她替我收拾好，堆进“押入”里去，免得妨碍了她的扫除的工作。但是等她走了后，我仍然又把帐子挂起，毡褥铺好。即是白天，我也睡在里面看书或睡觉。后来，我阻着下女，不许她收拾我的中国式床铺了。及今想来，真是一个丑态。给下女一宣传出去后，有许多下女都走来看，看了就哈哈大笑。我问我同住的老留学陈君，她们笑什么，陈君说，她们笑我的床铺像一个神坛呢。后来接受了几位老同乡的忠告，才把我的“神坛”撤销了。

我进了圣天馆下宿第二天，即九日六日，就在附近的一桥通高等日语学校报了名。从九月七日便上课了，只是上午二小时，每月缴纳束修日金三圆。另外向学校买讲义两册，共去日金一圆。最初一课是什么呢？最初一课是：

请看吧！（Goramnasai）

请听吧！（Okikinasai）

请读吧！（Oyoninasai）

……………………………………

回到下宿来时，便高声朗诵起来，也不怕笑坏下女们的肚皮。第二课的内容是：“姐儿请给我茶，姐儿请给我开水，姐儿请给我饭……”等的日常用语。还有一册讲义是文法，论拼音以至动词的语根变化。什么四段，上二段，下二段，上一段，下一段等等，一场糊涂，弄不清爽，我想日文比英文还要难呢。于是我恨日本的动词，何以不一律规定为四段变化，岂不容易些么？日本话的发音虽然比英文容易，但是每一句话，音数拖得很长，听去只是Kiriko Siriso一类的音响，莫明其妙。想跟着说一番，但总是念不下去，过了一个多星期，虽学了一二句简单的会话，但向着商店的店员或下宿的下女说时，他们总要发笑，真是笑得又愧又恼。于是我常常悲观着想：

“我和日本无缘了。留学不成功了。纵有官费可领，但在日本不单腥鱼和臭萝菔难得下咽，日文日语也难得入脑。算了吧！赋归去来兮吧！……”

的确下宿的饭真是难吃。有时叫厨房加二个炒蛋，便要一角钱，并且还混了许多美利坚粉进去。美利坚粉者，灰面也，吃进口里不似炒鸡蛋，但也不似咸蛋糕。我想这真是糟糕！

最初我以为每月十四元，连房租包食伙，总不算贵了，但同住的老留学生姓陈的告诉我，他在三崎町二丁目找着了一家下宿，名叫富山馆，四叠半的房子包伙食只需十一元。房子虽然不比圣天馆的好，但环境清静，住客也不多，并且多是日本学生，所以也比圣天馆干净。

在高等日语学校上了约一个月的课，一点没有进步。不单不会说半句日本话，并且也还不会念中学程度的科学书，陈君劝我请一个日本人到下宿里来单人教授。或许比较有进步，因为可以和他习习会话。我听从了他的话便请了一个姓松岛的日本人来教日文，每天下午由二时至四时，教二小时的课月奉束修日金五元。这位松岛先生是专门任单人教授，教中国新留学生习日本文的。每天一早从八点起，至晚上十时止，他常奔走于神田各下宿之间。

松岛是一个朋友推荐的，教授法十分平常。因为可以和他作笔谈，他反向我询问了许多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多半是问中国的某政治家如何，某军人如何。我也随便地回他几句，结果，我做了每月倒贴五元薪水的政治顾问了，我想，他真是岂有此理，有一天，他忽然写了一行字：“我以为袁世凯较孙文更伟，君意如何？”他就是这样地有书不教，每天只是胡说霸（八）道。不满三星期，我便送了他一张五元的钞票，叫他滚蛋了。

同住富山馆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三个人，除我和陈君之外还有一个日本大学专门部的学生，也是姓张的。他们是老留学生，喜欢在咖啡馆出入，尤其是姓陈的，在神乐坂某咖啡店看中了一个女招待，常常去进攻。我也跟着他去过几次，因为不会说话，只是陪着他们喝闷啤酒而已，那是在民国元年十月中旬，我最初晓得有所谓咖啡店就是在这时候。

到日本人的眼镜店里去看过来，金丝眼镜的价钱真贵得吓人。陈君看见我想戴眼镜，便对我说，日本学生多戴铁丝眼镜，到劝工场去买一副铁丝眼镜好了，并问我以什么理由要戴眼镜。我当时真惭愧得回答不出话来，唯有说防风防尘埃而已。但我终于买了一副铁丝眼镜，价值一元多。青年人的见解真幼稚，以为戴了眼镜，会增加美观，其实只有增加丑态而已。说我的眼睛近视么？我直到进大学时的目力测验仍然是二十二分之二十二。

总之，有了官费，稍稍从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我的精神便有些弛缓了，失掉了向上进取的能力。有时略一反省也知道不该不努力用功。但在另一方面，又自宽自慰地对自己说：

“慢慢来吧。还早呢。在省城二三年，物质上太受苦了。休息一年半年，透透气吧。”

嗣后，还跟他们到吉原和浅草十二阶下去游览。（前者是公娼所在地，而后者是私娼群集的地方。）虽幸未堕落下去，但也常常感着不小的诱惑。

“你是革命政府新派遣来日本留学的官费生！”

想着自己的资格既如此，但自己的学力又如彼，也常感着一种矛盾的痛苦。但是在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应如何努力，应进什么学校。到后来，我知道我之不努力，一半是由于自己之不振作，一半是缺乏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若不早日改变一下环境，那只有堕落之一途了。

同乡有一二位先进劝我，要进正式学校不该单习日语。若同时习一般科学，则日本文进步更速。因为各科都是用日文讲授。他们劝我若不入成城学校，便进目白的同文书院吧。我当时若进了比较严格一点的成城学校，那末在大学预科的时代，也不至于那样吃苦吧。但是，我一半是因为怕住堂太束缚，一半是因为同文书院的学费省一点，我就决意迁入目白，进同文书院了。当时我是何等的因陋就简啊。每月省出十元八元来做什么呢？寄家帮助父亲么？不是的？拿来看电影和吃中国料理而已。

迁入市外的目白后，和一位同乡姓袁的同住在一家广东料理店的楼上。在这里吃纯粹的中国菜饭了。其实是至不卫生，但在那时代我尚吃不惯日本菜，觉得至平常的肉丝炒白菜也非常适口，按生理上说，恐怕是我们初从中国来，体质上仍保持着老习惯，需要充分的脂肪分和盐分吧。

在同文书院，我进初年级。第一学期，专习日文。有三个教员来教我们。第一个是教务长，文学士十时弥，是最无用而又最狡猾的先生，把中国留学生当做玩具，给他消消遣而已。我的直觉力比较锐敏，对于他的说话自然也有过度曲解的地方吧，总之我非常讨厌他。其次是一个姓柴田的，据说他是北京住过几年，会说中国话。但他的态度仍然不真挚，只有胡子像高警学堂的大胁先生的那样长，和教授法比较明瞭一点而已。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就叫人看见生气。所以我也讨厌他。第三是姓鸟海的，这位先生态度非常真挚，也会选些名人逸话给我们读。他除在我们级里担六小时的功课外，还在教务处当头等杂役一类的书记，每遇见十时弥，便不住地鞠躬。但听说，学校只给他每月十二元的薪水。他对于纪律非常严格。而我自到日本来后，更变成为一匹无缰之马了。到后来，我和这位鸟海先生冲突起来了。他走下坛来拉我的手，要我滚出教室外去。我当然和他抵抗。到后来，我便无课可上了，白白地送了一学期的学费。我只闷坐在广东小料理店的楼上，天天翻看汉译日本文典。

原来同文书院是中日两国人士捐资建筑的。听说中国政府也帮了很大的款项，目的是专教育中国留学生。但是我进去那年，日本人——东亚同文会，却拿这个校舍来办中学了，名目白中学，专收容日本人，而将纯中国人的同文书院附属于目白中学。这是十时弥不甚重视同文书院的最大理由。

我厌倦了同文书院，也厌倦了目白，同时也厌倦了脂肪分过多的中国餐了。大概是多吃了日本水和日本米，体质上起了变化，对于脂肪分和盐分之要求逐渐减低了。

同文书院是怎样的性质呢？它是一个规定二年毕业的（中学三年级程度）速成中学。我因为不愿留在初年级，便要求插入在次年暑期即可毕业的二年级。他们日本人是不管我们有没有程度，只要缴得出学费，便批准了，所以在民国二年春我便跨进了同文书院的二年级，并且是习第二学期的功课。二年级有些什么科目呢？日文，英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我又花了一笔大款，买了这些科目的中等教科书，听讲了两星期，似乎也还赶得上。因为虽然不甚了了，但是会通读那些教科书了。

我插班的最大理由是，想在暑期毕业后去报考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同文书院的先生们虽允许我们用中文作答案。但是投考那些高等学校是必须用日文作答的。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只会读而不能写啊！

不过自己有时亦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自己佩服自己到日本来，尚不满五个月，居然会念中等教科书了。自己也定了《东京朝日新闻》来读了。但除标题以外，内容仍然不甚了了，把报纸摆在书桌上，只是骗骗下女而已。

民国二年二月初旬我又从目白搬出市内来了，住在今川小路的千代田馆。千代田馆正在圣天馆的后面，蔡君还住在那家下宿里。他的性质比我沉着，自到日本以来，没有搬过家，而我已经转寓了四五次了。我每天都搭院线电车（院线者铁道院所属之铁路，和东京市办的有别。）到市外目白去上课，也学了日本学生的习惯，带辨当盒到学校去吃冷饭了。

关于这些琐事，本无记述的必要。但因为每天要搭院线电车往返，激动了我许多的情绪，也增加了我许多的知识，特别是对于日本女性发生了兴趣。我由水道桥坐车至代代木或新宿换车，再赴目白，沿途看见有不少的日本女学生上上落落。有时挤拥的时候，常触着她们的肩部和膝部。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不过有时也会有一阵硫化亚摩尼亚的萝菔臭冲了过来，大杀风景。但在下半天归途的车中，可以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有时乘电车的振动，故意扑身前去，准备给她叱一声也愿意。然而她的回答竟是嫣然的一笑。啊！像在这样的场面之下，如何得了哟！她们在车中交互地低声细语，也只有以旧式语“莺声燕语”来形容它了。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也是在这时候才实地的领略。我在广州住了二三年就不曾看见过有女学生。但在日本，只在这一段的高架电车中，那些美人的女学生已经像“过江名士”了。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这点恰恰和中国的女子相反。中国女子的态度举动则过于奔放自然，太无拘束，结果失掉了女性所必具的“淑”的条件，而对于身体则加以束缚，如束胸禁止其自然的发展等是。）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

高架电车所经过之地，真是风景宜人，耐人鉴赏。特别是在四谷驿，穿过隧道以后，不论是晴天雨天，春夏秋冬，应各种时节，有各种不同的景色。

其次在车中也常看见种种的有趣的社会现象。有的会叫人苦笑，有的会令人哭笑不得，有的又会使人流泪。社会现象似乎比广州复杂。广州是何等单调的、杀风景的城市啊！

对于日本的女性，日本的风景，日本的都市社会现象，我觉得纵令无诗才加以吟咏，也应当用散文加以描写。于是我决意写我的笔记了。这是我的“篷岛×年”的起源。后来以其中的一部分改名为“艺术的泉源”。虽有一小部分采入我的初期的小说中了，但大部分则已散失。

日本少女虽然可爱，但日本的男子则非常鄙俗。除极小的一部分外，中年以上的男子尽是拜金的“町人”，而青年以下的男儿则尽是未孵化的帝国主义者。日本的老妇人如何呢？她们结算下宿费时，一分一厘都不苟且，算盘工夫非常的熟达，她们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内助。但在日本人的全体中，也有一种共通性，即皆为工作而拚命。夜学校和日曜日学校之林立，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不单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

坐在电车里我在一方面想效法日本学生之勤勉，取出教本或笔记来读，但又悲叹我书包内容的贫弱，终于未果。在另一方面，我又想向那些小燕儿般的女学生追求恋爱，但又因不能流畅地说日本话，也未便进行。听说同伴来日本的，也有几个居然姘识了日本女学生了，双飞双宿。那是何等令人羡慕啊！我当时便起了一个疑问，即：

“生理上起了变化，岁数又满了二十周年的青年男女是否应当使他有条件地获得性的满足？”

我的答案是不应当！因为青年在这时代正是努力于造成学问和锻炼身心的时代。但是在当时的我何以竟那样的矛盾！我在那时候的思想，真是可以说渐趋堕落，同时看见报纸上载有许多日本青年因求学不遂而自杀的，也曾暗暗地惭愧。

天气渐热了，我又和蔡君在高田村鹑山，租了一所四叠半和六叠半的小房子。即是不住下宿，改住贷家了。从这个地方到同文书院去上课，也不甚远。我在这村间的旷场上，每天下课回来，便学驶脚车以疲劳我的身体，免得发生许多妄想和欲念。

六月间我试去投考过第一高等的特别预科，以图侥幸的一中。日本不比中国，成绩的检查（体格在内）比较严格，我当然失败了。恰好在这时候，第二次革命勃发了，但和我之应考第一高等一样失败了。陈炯明给龙济光赶下台了。龙济光之所以能取胜，不外是有“袁头”的津贴。故我敢说，民国成立后的贪污之风，是袁世凯酿成的。直到现在，日益加长。所谓革命精神早消磨净尽了。袁世凯为个人的独裁而敢行其收买的贪污手段，遂致上行下效，风靡全国，至今日而益不堪收拾。故以袁世凯为民国之罪人，为独夫，决非过苛之论。但袁世凯今也成为古人了。今人对之，感慨将如何？

蔡君说要回国去参加第二次革命，因为他是陆军小学的毕业生。他说，我们千辛万苦（蔡君在广东光复时，当过炸弹队。）造成的中华民国，怎可容“袁头”瞎闹。袁世凯懂得什么？只知道用金钱收买政策。蔡君并没有预料着这个金钱政策，正是在中国最有效的政策。

蔡君走后，我们便解散了贷家。我也想利用暑假回家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可怜我在那时，每月官费用得精光，还亏空了许多。幸喜友人的担保，在经理处多预支一个月的官费，才回到家里来。即在七月初旬，我的官费已经预支到八月了。并且听说最后几月广东并无款汇来，接着又听见陈炯明和钟荣光的出奔，我当时便自觉着我们的官费一定有被取消的一天了。

“一年来太不努力了！和自己同榜的，不是半数以上考进了一高和高工么？”

自己常暗自惭愧，很想不再回东京去了。在家中住了一个多月，觉得自己是一个最不中用的人。在省城念书时，是一个成绩最优的学生，但到日本去，便落伍了。听着父亲催促我动身，我心里更加痛苦。父亲到底是有经验的人，他说：领着官费不读书，是不对的。第二，没有考进正式学校，更应当早回日本去努力预备。我说，早稻田或明治的专门部只消三年就可毕业，也比较容易进去，进学是无问题的。父亲也希望我能早日出来社会服务，所以给我骗了。我当时也因有官费可领，竟有那样不长进的求学思想。

十月中旬，又回到日本来了。到经理处去一问，仍旧有官费可领，真是喜出望外，我在途中，只担心着官费会被革掉呢。

渐次和梅县的先进——进官立学校的——认识了。他们问我志望进那一家学校？我说早稻田或明治的专门部。他们又问，我想这样快毕业回去做什么？我说想做法官或县长。引得他们都笑了。他们对我说，我岁数那样小，并且有官费可利用，应当好好的用功，再考第一高等，进帝国大学。我想，帝国大学？那不容易吧！对于这个日本的最高学府，我真有些望洋兴叹，半点进取的勇气也没有。

章士钊的“老虎”在东京出现的那年春，三月，我投考大塚的高等师范学校，但结果仍是失败了。只拿一二本普通科表解来暗记，而不彻底地进学校补习科学，欲考上日本的官立学校，那比中彩票还要艰难。我也是因为有早稻田、明治等私立学校可进，对于科学的准备，便麻胡（马虎）了。这是在我的求学史上最大的失败，也是最大的羞耻！

春假又过了。我以同文书院毕业的资格，欲进早稻田的预科。因为我决意进五年的大学部（二年为预科），不再想进三年的专门部了。这是由于友人的责难，说我年纪轻轻，便贪图简便，太堕落了。但是经理处回信来说，早稻田的招生期已经截止了。我只好到“明治”去报名。“明治”对中国学生更麻胡（马虎），五元的钞票交了去，便换得了一张听讲证，只填了一张姓名籍贯表，便算手续完了。这时候，我住在代代木，距“明治大学”太远了。不得已，再搬出神田来住。

明治大学的预科生有千人以上吧。在一间大礼堂里上课。坐在后面听不见教授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他在黑板上写一二个英国字，而双唇则不住地在伸缩张动。我想，像这样，那里像是上课，只是看“无言剧”吧了。有教本的如英文等科目还可以自修。要笔记的科目，那真要我的老命了。上了一星期的课，又灰心了。

“丢了五块算了。还是再进预备学校补习，准备考官立学校吧。在私立大学上课，是摸不出一点头绪来的。”

我正在发誓，痛改前非，往后要努力考官立学校。但已经迟了！革除官费的恶耗已经传到东京来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像要下雨，天色阴昙。住在经理处的友人钟君，穿着日本服，走来了。一看见我们，便低声地说：

“公事到了哟！”

“什么公事？”

蔡君，他因第二次革命失败，又回来东京了，反问钟君。

“你们的官费都停止了。只发七十元的川资返国。”

最后，钟君还说，龙济光政府，因为是发现了那些有功民国的学生一面领官费，又一面回香港去捣他们的乱，所以决意革除前年所派的留学生的官费了。有些人是归咎经理员，谓他不该不为学生力争。蔡君表示满不在乎。他说，他可以自费，或回国去升进陆军中学。然而，我当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消息不单对我目前的生活加以极大的打击。对于今后求学的前途，也给了一个致命伤，我当时的情状，只能以欲哭无泪来形容了。

“暑期有几家官费学校可考，你等到考了那些官费学校再定行止吧。”

有朋友这样来劝我。我虽然想。但距考期只有两个多月，而我尚没有半点准备，普通科学基础一点也没有。纵会去投考，还不是失败么？我只频频地叹气。

一般绝望了的人，只好在绝望中再求出路。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决意一面写信报告父亲，一面以所发的七十元来维持二三个月的生活，努力补习普通科学。我决意济河焚舟了。

这时候，我在神田住贷间，用费较大。我再不能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我另外找了一家小贷间，住三叠室，点五烛电灯了。每月连伙食只需十二元，加上学费零用等项，每月不超二十元了。同时想及一年余来的浪费，又后悔，又心痛。

我在上午补习理化，下午补习数学，夜间补习日本文。上了一个月课，我觉得日本文进步，最好练习笔记（日文叫“书取”）。我知道考官立学校以日文为最重要。于是把上午的理化放弃了，而加习“书取”。过了第二个月，自己知道日本文的进步颇速。

上午由十点上课至十二点，下午由一点上课到五点，夜间又由八点上课至十点，其余的时间便伏在三叠室中自修。每夜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

恰恰是考高等工业的前星期，我右脑后的颈项上，生了一个大疽。朋友来看我的都说是用功过度，虚火上攻的结果。可怜我在那时候一点卫生及医学知识也没有，连拌疮膏还是房主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告诉我的。她看见我那样刻苦求学，似乎表示十分的同情。

考高等工业算保持住了最后一天的受考权。（因高工的入学考试，是每天削除人数的。）但因图画和日本文考坏了，又归失败了。

考后的三天，接到高工寄来的一封信。女主人很高兴地送信上来给我。她一看见我，便为我道喜。她说：

“你这样用功的人，一定考得上的！”

她表示为我十分的欢慰，当时她尽笑着看我，我也不转瞬地望她。我们当时都感着一种神秘吧。但我一因她并不是怎样漂亮，而态度也不很高雅，二因她是有夫之妇，三因我在那时全无勇气。所以对她无一点积极的表示。不然，恐怕堕落下去了呢。过后，我才知道她是在恋爱着我呢。倒霉！倒霉！

“否，一定落第了。若是及了第，学校是用明片通知的。”

“不会吧。”

她还笑着尽立在我的桌旁不走，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只当我是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一面说，一面开信封，信的内容大意是我这次考试成绩甚佳，惜投考人数太多，按成绩顺序录取，超出了规定名额，不便录取了。并劝我不要灰心，当更奋发，以待第二次的机会。

“张样。像你这样勤勉的人，真是对不住你啊。”

她的脸上笑痕也立即消失了，只频频地为我叹息。

考高等工业失败后，我再无心上课补习了。我知道，我的失败不是因为预备科学不够，而是精神太紧张，一进场，胸部便会起悸动的结果。于是我再由神田搬回代代木和一位堂兄同住了。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候投考第一高等，作背城的借一。如再失败，唯有回广益学校去当小学教员了。这是父亲的意思。父亲恐怕我因官费之取消及考学校之失败而悲观，由悲观而自杀，故常来信安慰我，也劝导我说：“功名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子要紧。”在平时，我或忽视了这句话。但在目前，前无出路后无倚靠的困难当中，我因神经衰弱，终于流泪了。父亲说，第一高等考试又失败时，立即回来，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高警补习，要了一张毕业文凭出来后再说。二是回广益学校教书，他已商得了汲牧师的同意。这真是“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我很想要求父亲为我勉筹半年的用费，每月寄我二十元，我明春一定考进高等师范给他看。但我一想到父亲的劳苦和家计的状况，我又不忍启口了。

但是到了七月中旬，我考上了第一高等了。

写到这里，已经满了预定的字数，而我也变成了一个尚未孵化的日本帝国大学生，我的自叙传就此作一结束吧。往后的“我的生涯”之一部，当在“彗星的行踪”里面详述。 OPxeZOIOYo5XvU9yfJqo6Qngu1tLigxkOr1b/EcOlvDB0A5/xXRhQy5YjmZfB7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