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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终究不会骗我。当进东山师范时，他对我说，省城有合适的学堂可投考的时，一定送我出省，决不叫我在“东山”读满五年。
我于四月初复出省城投考清华学校。同伴有一个从堂兄弟名秉仁的，考清华的经过也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略述过了。这里不再加赘说。因为提学司把复试延期至那年的冬期，我不能久等，在九月初，便考入高等巡警学校了。
一般的学校的管学官是提学使。但是高等巡警学校却是属民政部管辖，故管学官是巡警道，——今日的省会公安局长。属于学部的学堂的学生们都说，高等巡警学校毕业后等于往日的佐杂，没有科名的奖励，至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法政学堂等，都有奖励举人的希望的。
我以才满十七岁的青年来进高等巡警学堂，确是不甚适当的。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学校可就的了。
在高等巡警学堂所习的学科更加是面目一新。除了粗浅的英文和算术之外，天天都在课堂里抄黑板。这是因为第一讲义的印刷来不及，第二在学生们之间，方言不同。最初有几位教授来上课要求学生笔记，他们都说广州话，外府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从东江来的潮梅学生，便要求先生们用正音教授。广州的学生说，学堂设在省会，应当用省城话。外府的学生说，学堂是国立的，应当用全国通用的正音。虽有些广州教授是会说正音的，但也不甚好，大部分的广州教授都不会说官话。结果他们唯有叫我们在教室里每小时抄三黑板的讲义。
我们有谈海的法学通论，陈融的大清律例（陈先生不称大清律例，而称为现行刑律），叶夏声的刑法，谭燮尧的行政法（全抄日本某法学博士的），章叔通的大清会典（讲义是黎庆恩编的）。此外英文、算术由湖南的罗君毅担任，体操由一个满人名玉珂担任。
在中国人教授之外，尚有一位日本教授，姓大胁，名菊次郎。他教授我们级里的国家学。他第一次上课，带着一个姓黄的通译同来，最先介绍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法学士，其次教训我们求学要如吃饭，必须先加充分的咀嚼，不可囫囵吞枣地吃下去，若不消化，反会生病的。他说有许多同学是徒逞暗诵文章，而不求理解科学的内容，结果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最后他演讲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
对于这些法政科学，我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并且还讨厌先生们的讲义编得太不通了。第一，句子拖得太长；第二，“的”字用得过多；第三，“场合”、“法人”、“引渡”、“勿论”等新词句也穿插得太频繁了。在当时“劳働”两字仍然是非常新奇，并且对于“働”字也觉得讨厌，以为“人傍”是无必要的。
更令我惊异的是谭燮尧先生的行政法。他把日本人的著作一字不改地抄了过来，讲义里有“北海道厅”，有“台湾总督府”，有“递信省”，有“大藏省”，有“枢密院”，有“元帅府”。假如在今天仍提出这样的讲义来叫学生们笔记，那末包管早给学生们打破了脑壳。的确，当时的谭先生太不该了，他应当在“行政法”之上冠以“日本”二字才对啊。
但是上了半年的课，我对于这些法政功课也居然发生兴趣了，尤其是大胁氏的国家学和陈融氏的现行刑律。大胁氏对于教授很尽职。陈融氏之现行刑律讲义确是用了一番苦心编成的。此外的教授，尽是剽窃日本人的著述，拿来换银毫而已。
到了第二学期，即是可纪念的辛亥年春，在我们级中，又增加了统计学、监狱学、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国际公法等科目，统计学由大胁氏担任。监狱学由廖维勋氏担任，在当时的广州，氏有唯一的监狱学专家之称，其余的功课仍然是由那些住日本不久的在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二三年就回来的留学生担任，把日本人的著作翻译过来，叫我们笔记而已。记得有一位骆鸿翔先生，他担任司法警察，是极和气的先生。不过他什么科学都可以教。他会教国际法，也会教刑法，他会教国法学，也会教民法。总之，凡是法政学科，他都能担任。所以学生们替他起了一个绰名，——洛士利杂货洋行。
这些学科对于我的影响，非常之大。读者试想想，在当时的我，是一个初中程度尚未完备的，仅满十七岁的青年，而跟着那班老童、老秀才、老廪生们在这间特别的学堂里习法政科学，目的为什么呢？想毕业后，在警界上谋一官半职而已。预算我二十岁，便可以来当一名维持社会安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警官。其实同级之中尚有比我更年轻的，才从高小毕业出来获奖了廪生的十五六岁的童年。
“二十岁成年了。该出来独立求活了。”
这是在当时的一般的思想。过了二十岁仍要靠父亲吃饭觉得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我有时也碰着去年同考测量学校的朋友。他们都兴高采烈有官费可靠，无须再累家中的老父了。回顾一下自己，每月仍须父亲把他的汗血的一部分寄来给我，在省城鬼混，——进这样徒有形式、内容腐败的学校，而对于在故乡的老父，还常常唱高调，且扯谎，每一反省，心里便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因有上述的情形，我求出路的心非常之急，巴不得把三年并作一年，快点毕业。按学校的章程，每级成绩在前五名毕业的，可以入巡警道署当随习科员，每月支薪壹百贰拾毫（即小洋十二元）。十二元，在当时的我们，是莫大的薪额啊。因为有这点希望，我对于校课颇为留心。不过望了望全级的同学，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可怕的劲敌，欲在八十人的同学中，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恐怕不容易呢。
一面求学，一面在思索毕业后要怎样地去活动。故在那时代只十七八岁的我，在精神上竟像三十岁前后的人了。
因为不能久等清华的复试，我才决意投考高警。当时父亲尚未十分表示肯定，只是说，考上了时，再看。但进校之后，父亲在家中又对人说，高警如何好如何好了。想到父亲的这点苦心至今犹会使人垂泪。父亲也很心急，希望我能早日出社会来服务，藉所得的报酬来帮他整理家事。他称赞进高警之适当。因高警有三个条件合了他的意。第一是性质和法政专门部相似，不是普通的教练所那样简单，低级；第二是期限只需三年，而不收学费；第三是毕业后尚有“赐同七品小京官出身”的名誉。由今日的眼光看来，父亲的思想确也有点腐败。但他是那时代的秀才，对于功名还是表示崇仰，并且住在乡间，很难和革命的思潮接触。他只骂西太后不肯变法，不准立宪为失策。父亲似乎赞成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不过他又秘密地为我们讲释过邹容的《革命军》。对于“枪指吾胸，刀加吾颈，吾敢曰满人之虐待我”，亦曾拍桌对邹容致敬。这是表明在封建崩溃期中，智识阶级（intelligentsia）的徘徊，而没有一定的见解，同时因敷衍生活而斩伤了进取的勇气。
同级的同学有些怎样的人物？在这里也不妨分析一下吧。
满州旗人…………………5％
候备佬子弟………………10％
高小毕业…………………50％
老童生……………………20％
廪秀班……………………5％
其他………………………10％
我是属于最后一项，举凡从中学或其他学校退学出来的，及各地教练所的毕业生，亦归入此类中。
最初，我当这些同学，在竞争试验上，一定是我的劲敌，最少，他们的国文程度一定比我高，而法政各学科正是需要国文为补助的。故我心里虽然想和他们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但总有点胆怯。
第一学期的成绩发表了。我的成绩列第十名，平均点数尚未满八十分，这使我心里有些郁郁不乐。又看见考第一名的陈君，是比我小一岁的高小毕业生。我便想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廪秀们压在我的头上还可恕。给这些小孩子们考在我的前面，却有点不好意思。读者诸君试想想，我在当时的头脑是如何的顽固啊。那时候，我若能作上表的统计，就不难决定高小毕业生才是最新进的英俊，也是在我们级中占最多数的份子。我自己呢，是准高小毕业生，只差没有得廪、增、附的奖励而已。
我有一个从堂兄也同我一路进了这个高警学堂，他是从中学官立中途退学出来的。有一天，快要到第二天学期试验的一天，他对我说：
“那个考第一名的陈君太傲慢了！只会暗诵讲义，有什么了不起？这趟，你努力一下，把他拖了下来吧！”
陈君本是一位很沉静老成的青年。平心而论，我的气质实在比他浮躁。对于校课我只闹才子脾气，不甚注意，而陈君之天资精力均不错，且很努力，当然由他独占鳌头。
“欲由第十名一跃而占第一名，不容易吧。”
我无论如何没有自信，只笑着摇头。
“一点不难。你的国、英、算三门都比他好。跳上去吧。”
他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这才岂有此理。
我虽不表示我愿意去和陈君竞争第一名，但我暗暗地进行我的工作了。在暑期前二星期，我努力去熟读那些现行刑律、大清会典等。“熟极生巧”，这句话真是不错。我在这时候才会悟这些法政科学亦是具有科学性的。国家学和宪法有许多相通之点，刑法和现行刑律差不多是大同小异。而行政法和大清会典是可以互相比较参照的。不过前者是日本的行政法，而后者是清朝的行政法而已。一经触悟，自己便产生出批判力来了。我打倒了陈君，夺得了锦标，不是在熟读讲义，而是在我的幼稚的，——其实是大胆的批判力，并且在答案之后，还附加些老古词藻上去，作余波的唱叹。教授们便给我的文章笼络住了。
一直到我出国为止，我都占住了我的级首席，而陈君也扎住了他的副首席。级中再无人能夺他的第二名的荣冠了。
从那时起，我便目空一世，看不起同级的同学了。后来细心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和气质，才知道他们尽是好人，——无邪的青年，只是染有一点少爷公子的习气，不能刻苦用功而已。但是，不问他们是满人，或候补老爷的少爷，尽是可爱的青年。
我不相信只有这些功课便达到了法政科学的大成，而在这级里考第一名便尽了天下的能事。我想，最少，我习这些功课要赶上那些教授们。最初，我决意学习法律，特别是刑法，准备当刑名师爷或律师。我对民法，亦感着兴趣。
“毕业后出社会上做两三年事，弄些钱后，就到日本去，把招牌加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来，这学堂和法政学堂的教授也有我的份儿了吧。”
我对于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当地羡慕。毫不费力地每星期上十余点钟的课，每月便可以拿二百元以上的月薪。我想天下那有这样好的职业呢？
在辛亥年的上半年，发生了两件值得我们注目的革命事件。第一是温生才之暗杀孚琦；第二是三月廿九日党人之进攻督署。
封建社会正是在这时候开始崩溃。一般对于科名大都失了信仰。在省会的重要官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由捐纳出身的人们充任。他们对于那一班候补的名流，——进士出身的榜下知县，——还得敷衍敷衍。故当局叫他们来办学，或当校长，或任教授。这些科举出身的师长，当然常以名器鼓励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亦是为日后得奖副榜或举人而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教授和学生是受了民族革命洗礼的同盟会会员。但在袁树勋时代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秘密的。
高警学堂里面的人物现象却和其他的学堂相反。监督（校长）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由捐纳出身的候补知县。最多他的科名只是一个秀才吧。所以重科名的学生，不能以戴这个校长为满意。但他是袁树勋的私人，却以日本留学生的资格做了高警的校长。教授之中，也很少举人以上的人物，尽都是留日的速成学生。在学生方面或许有一二个和同盟会发生了关系的人，但大多数只是想毕了业后出去当警官。还有许多功名热的学生，因毕业后没有功名的奖励，竟主张派代表进京，要求民政部，准我们高警学生要和法政的专门部（三年毕业的特别科）受同样的待遇，奖以副榜出身。
有人说，在各校的满人学生便是统治阶级的侦探，看见有革命嫌疑的，便向当局告密。我们听见，有些害怕起来，在教室里，对于说话也谨慎起来了。可惜行刺孚琦代理将军的温生才，是嘉应州人。一般便说，嘉应州产出最多的革命党。我们级里有一个姓门名安藻的同学是旗下人，并不是侦探。不过他有偏见，似乎有些恨嘉应州人。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大书特书地写了一行字：
“嘉应子的心又硬又黑！”
广州人叫梅子做嘉应子。他所谓心，是指核的意思。我看见了，只是笑了一笑。但是姓门的这种态度，——侮辱嘉应州人的态度，却激怒隔邻教室的两个嘉应州籍的学生。他们走过来，一面责备我没有血性，一面捉着姓门的手，要他同到学监处去理论，并拉我一同去作证人。
“我是说好吃的嘉应子呢。”
姓门的看见嘉应州的学生声势汹汹的，也有点害怕了，只是这样无邪地抵赖。我们疑他是侦探完全是冤枉了好人。虽然说是由于清廷的昏愦，没有注意到用侦犬的政策，但对于没有革命行动的党人，似乎是取宽大的政策。因为那些当局仍然是相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不幸的是内部完全腐化了，纵令取如何的宽大政策，也无法挽救大局了。
在增祺代理总督的期内，不特别制设什么紧急条令去压抑党人，所以在省垣也平静无事。自庚戌年冬张鸣岐来署理两广总督后，对于镇压革命的方法特别严厉，搜查党人的事实也时有所闻了。压力愈大，革命的风潮亦愈高。剿除得愈猛烈，党人的数也愈增加，温生才之行刺孚琦，三月廿九黄花岗之役，及陈敬岳等之炸李准，都是在张鸣岐任内发生的事。张鸣岐来广州后之作威作福，完全是欲牺牲多数有觉悟的青年，以向清廷献媚，要功，同时表他镇压革命的手腕之高明。
孚琦之死，及三月廿九日之役以后的张鸣岐，按例是应该革职查办的了。但是，清廷却加实了他的职守，改“署理”为“实任”了。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那时之无力了。
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失败后，大多数的学生以为从兹又可以长享太平，继续他们的学业。当然我也是其中的浑浑噩噩的一个。
但是到了下学期，革命的风声更加急迫了。在凤山被炸以前，便听见在白鹅潭泊着有许多外国的兵船，列强不日就要瓜分中国了。为什么要瓜分中国？因为清廷政治太腐败了。要怎样才可以挽救危亡？当然是要从速革命，要求那些贵族把政权归还给我们平民！于是像我一类的浑浑噩噩的学生也渐次知道革命的需要了。不过怕危险，不敢去参加实际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到革命成功之后，可以来帮忙一份的工作。大多数的人皆如此，独能怪我么？到后来，我的希望终于达成了。即以胡汉民为都督，以钟荣光为教育司的革命政府，送了我们一批新人才到日本去留学。
革命党人之炸凤山，那是在九月里的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上英文课（由八点至九点之第一课）。炸弹爆发时，我们的教室亦震动得很厉害，像地震一样。随后又听见几十响的枪声。我们都惊骇起来，特别是教职员们，个个都几乎吓得至面无人色。我们便停了课，全校都浮动起来。还是我们的英文教员（福州闽候人）胆大些，极力劝告我们要镇静。不一刻，号房来报告，炸弹是炸新任的将军凤山的，地点在大南门外太平沙。现在全城的商店都关了门，恐怕官兵和革命党冲突起来，发生巷战。请诸位先生暂时莫出去，等过一下再看外面的情形吧。
自此以后，省城无日不在风声鹤唳之中。今天说，革命党于一二日内，就要暴动了，明天又说，张鸣岐早有准备，实行屠杀。城内的商业就因此忽然萧条起来。吃过晚饭七八点钟的时分，在街路上便冷落得没有几个行人。
我访了几个同学，都遇不着。问公寓的老板或看祠堂的人，（当时学生不是住公寓便是租住祠堂，）才知道他们有的回乡里去了，有的搬到城外去住了。这些消息更加使我发生了恐慌。
武昌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羊城。住在城里的人们，更加惴惴然地不安。出城入城也须要搜身了。我和两个堂兄弟决意搬到靖海门外的嘉属会馆去住。幸喜学堂当局发给了证明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该学堂的学员，并非革命党。所以我带着一个被包、一只箱子便安然无事地出了城。
又过了两天，听说各学堂所发的证明书也不发生效力了。因为发觉了几个革命青年都持有学堂证明书。这证明不是革命党伪造的证明书，便是学生们和革命党有联络。
在这时候，风声更紧。但我仍然从城外走向城里去上课。我穿的是高警制服，戴的是高警制帽，后头部依然垂着辫子。这个怪样子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也还要失笑。
那个同级的堂兄弟骂我是“板獭”（蠢才之意），并且恐吓我，万一有事变，围在城里就糟糕了。我听见果然担心了。并且看见上课的同学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是教务长谭先生仍是在天天出布告教打安神针。他布告着说，能不请假者，到学期终，记大功一次。
有一天，我仍然走向五仙门来，看见城门关起来了，只留一道可以通行人的空隙，让人出进，并且是出城的多而进城的少。从城里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挟有包袱，像逃亡的一样。
我看见这样的情形，知道形势十分严重了，忙折回头。第二天我也跟着几个同寓的人躲到香港去了。现在想来这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在当时，我们是久享太平的百姓，不单没有听炮声的经验，而对于战争的想象也非常地错误，小的时候常听祖父母说长毛的故事。他们都说长毛乱杀人。但他们并没有目击过长毛杀人。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当是天下将大乱了，不问是官兵或是革命党，开战之后，我们一定遭殃吧。故当时逃奔香港的非常之多。
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听见省垣安然无事地反正了。
初到香港，映在我们眼帘里的，有一个新奇的现象，就是一般商人，十中八九都剪了辫子。有些人，看见我们垂着辫发从省城落来，因加以诽笑的。他们都相信，清廷是寿终正寝了。住了一二天之后，碰见了好些同学和同乡，比我们先落香港来的，也都剪了辫发，有的剪光头，有的留些长发剪文装。（当时称分发为文装。）到后来，我也跟他们在一家理发店把追随我十余年的毛辫子一无爱惜地剪断了。我是剪文装，——周围是短发，中间留一丛长发，把它按三七的比例分开来。
听见省城平静无事地光复了，我们又搭省渡赶回省城来。当轮船沿着长堤驶入珠江里来时，在蒙昧的晨光中望见水师提督的门首已经卸下了黄龙旗，改挂革命旗了。（即今日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但是一登岸，又令我们失望了。在平时是熙熙攘攘有不少行人和车子往来的长堤马路，但在今天除相隔二三十步有一二名穿黄色军服，荷来复枪的滇军（龙济光部下）以外，景象差不多可以说是等于塞外的沙漠了。
我们叫了挑夫，把行李挑回嘉属会馆来。我跟在行李后面走，当时我真担心那些兵士会来检查，或竟押收我的行李。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像没有看见的一样。他们的神气，及今想起来，有些像在上海常看见的印度兵。在一方面，可以批评他们是诚实的模范兵，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批评他们是神经迟钝。
回到省城来后，觉得公安秩序不及从前好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这是因为在新旧势力之间，还没有获得调和的缘故。革命政府因怯于龙济光和李准的实力，（其实是不值一击的，）不惜委曲求全，和张鸣岐、龙济光、李准妥协。只要他们决意反对清廷，则广东政局仍有请他们维持的意思，不过张、龙、李都是清廷的受恩深重的忠臣，对革命政府，只是虚与敷衍，一睹有机可乘，便图复辟。因有这种种的关系，不能固定中心势力，所以省城人心仍然是非常浮动。
到后来，决定了胡汉民为广东都督了。人民似乎稍为安定了些，但是仍缺实力以对付龙、李等之封建的力量。在当时，拥有最多民军——即当时的革命军，亦是民众力量，与旧势力相对峙的，——的人便是尚滞留惠州的陈炯明。于是大家欢迎了这位新革命英雄入广州来。故在革命初年，广东的光复只是便宜了陈炯明。不过他能在广东称霸数年，当然也有他的长处吧。
陈炯明来广州主持军政后，龙、李的旧势力虽然减削了，但招募民军的风气却极其旺盛。凡略与革命有关系的人物都投机地招募乡间穷人编为民军。这一部说是“得”字营，那一部又自称“胜”字营，自居营长，自委连排长，然后造册向都督府请饷。结果在革命军——民军里面，自身发生矛盾了。陈炯明之枪毙石锦泉及追击王和顺，即是民军内部之冲突。王和顺譬如项羽，陈炯明则如刘邦了。成则为王。假定当日王和顺战胜了陈炯明，王和顺也可得革命政府之承认，而变为正统派吧。故知斗力之外尚需斗智。实力相等时，智便是决定胜负的契机。陈炯明的策士多于王和顺的。陈炯明能把捉着经济的力量。（例如与财阀资本家联络及敷衍。）陈炯明能攫新军为自己的群众。战胜了王和顺之后，他更加获得了省会民众的信仰和拥戴。
胡汉民终于和陈炯明冲突而离开了广州。陈炯民便统一广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