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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那末，我就要问，上帝由何而产生？
可笑！人类自己创造了上帝，
而反以上帝为万能。
旧经典对于世界之解释，以为世界为神意所创造，生于无有，乃千古不变者，这一种愚笨而幼稚的思想，不能满足现代人类求知的欲望了。几千年人类所积聚的观察及所经过的事实，皆与此类谬误的观念不能相容。现代的科学已发达到较高的一点，凡往昔所不能解释者，现在皆能穷究精微，不遗余力。地质学对于地质的分析，生物学对于动植物界的研究，皆显明地指示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之物。一切自然界都在不断的发展中，亦即都在不断的变动中。月球也罢，行星也罢，一切无机体也罢，一切有机体也罢，皆非忽然一时发生者，今日他们在吾人前呈如此的现象，也不知道经过几许的变动而来。
自从达尔文学说出世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两句话成了生物界一个定案。人们既知动物的由来及其演变，自然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抛入天外云边，不复相信。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而行，久已规定对于宇宙的法则之科学的唯物的观念。我们现在可以说，此二人给了人类解释自然界发展的锁钥。
自然界既如此，人类为自然界之一部分，能否逃出自然界的范围？人们说，人类为万物之灵，其发展演进当然非自然界所可比拟，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自然界，绝不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自身。倘若这一句话是对的，那末，人类的历史茫茫，我们将无从研究起；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也无从而认识；我们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分子，我们的行为又应以何为标准呢？
不！人类既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逃不出自然界范围之外，人类社会的变动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资的基础之变动的结果，若把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之变动的线索，考得清清楚楚，则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
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Histarieal materialism未成为科学之时，学者总未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因之，我们也就寻不得一个圆满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法国大革命的代表，十八世纪的唯物论者一方面创立唯物的世界观之坚固的根基，解释自然界的真相；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历史，他们完全陷于唯心论的幽谷。他们说思想支配世界，理性有管理人类社会的本能。凡一切不合于理性的，皆不宜存在；封建制度不合于理性，当然无长久存在的必要。他们高唱平等、自由及博爱的美歌，咒骂不合理的遗物。但到大革命以后，社会中矛盾的现象不但未减少，并且因之而剧烈；不合理性的事实，不但没有消灭，并且因之而增加；所谓平等、自由和博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革命前理性被视为神圣的万能，革命后理性不禁蒙了无限的羞辱！社会中自然有一种潜势力规定社会前进的方向，不与理性的愿望相符合。也好！有了此一番历史的大经验之后，在永远的利益斗争之中，人们不得不另寻社会发展之内部的规律，不依赖单独个人的意志与理性的规律。
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被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始人马克思寻将出来。马克思首先使历史成为真正的科学，规定一严密的规律，而以唯物的观点解释一切过去历史的事实及现在的现象，预言将来的趋向。马克思指示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真正的方法，他虽然没有解释唯物史观的专书，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已可以得到唯物史观之真确的概念。
稀奇！达尔文《物种由来》出世的一年（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出世的一年。一个探得生物界的隐密，一个发明人类历史的真象。两个伟大的学者给了我们对于世界及人类社会之一明了的概念。
人类离开动物界，能开始创造自己人类的历史，仅仅从他会利用工具，并且会制造工具的时候始。寻找食物或与仇敌奋斗，也有许多高等动物会利用工具，如猿猴抛石打敌手与用树枝砌穴或打果实等。但是他们所利用的是现成的工具，而不知改变工具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唯一的会制作工具的动物即为人。因此人能使自然界适应自己，而自己很少的时候适应自然界。一切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以图生存，否则无生存的可能，而人则逃出此法则以外。一切动物种类的进化仅表现在自身自然的机官（角、牙、爪……）之改良，而人的进化则表现在改良人为的工具，发明人为的工具上面，而非自身的机官。工具成为人手的使徒及人与自然界的中间物。人有了此中间物之后，在生存竞争之中，超出于他动物界，他动物界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为消极的、肉体的，而人适应自然的环境为积极的、技术的。
但是，人与他动物异者，不仅仅在于能使用工具，采取现成自然界的物品（如植物的果子、生肉……），并且有了工具之后，人能开始生产物品——使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物料成为更有益的，更便利的。人开始种有用的一切植物及制造这些植物的果实豢养有用的动物，采取植物的纤维织成衣服，剥取动物的皮毛……这些都为他动物所不能。
利用工具经营生产的事业，人能创造给自己某种程度之生产力的积蓄。生产力发展之后，人类能在劳动的过程中积聚种种的经验，养成种种精神上的习惯、技术的才能，换言之，生产力为人类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人类异于他动物之唯一的原因。
因此，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原则：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说，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之唯一的动力。
马克思说：“人类改变围绕自己的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私有的特性。”这个意思就是，环绕人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文化及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巨大的影响。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人类劳动的对象亦超不出自然界的范围，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乃为不可免的事实。
大家久已知道，落居于某一地理环境之中，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机体与社会的生活适应此地理环境，这是必然的事情。在热带之下，因为太阳辐射的原故，人们的面貌及皮肤不得不变为黑色。因此，人类的种族就发生区别，我们照着皮肤颜色区分五大人种的差别。并且气候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程度及形式，亦有非常大的影响：处在热带的居民，因为自然界的供给已经充足，无再须人工探讨的必要，生活条件毫不发生问题。生活条件既然充足，当然没有鼓起人们勉力劳动，趋向发展的激力。因此，生产力凝滞不进；生产力既不前进，文化自然无发展的可能。在极寒带的地方，自然界枯寂而严酷，居民以最大限度的劳力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品；终日奔波于为生活而奋斗之中，没有些许的余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可能，生活无成为更富足更变动的机会。他们的文化又从何而发展起来呢？所以我们在最热的地带与最寒的地带，都找不出高度的文化来。人类高度文化发展的地方都处在温带之下，因为温带地方，一方面天然物不十分的充足，还须要人们勤勉的劳动，而别一方面，人们的劳动皆可以得着实效，不致于空费精力。人们除了每日探求生活品之外，还有一部分的余时，在此余时之中，有了发展文化的机会。
至于地面是高原或是平地，河流之多寡，海岸之曲折等等，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亦有相当的影响。倘若某民族落居于高原之地、丛山深谷之中，与别民族无交通往来的机会，其文化的发展，当然亦随之而局促。倘若某民族落居于海岸曲折之域，或河流交叉之间，交通既然便利，文化的发展当然有更多的机会。
最后，地土与埋伏在地土下财富的性质，对于生产工具与文化的形式，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某地适于牧畜，某地适于农业，某地适于工业，皆为显然的事实，我们绝不能把适于牧畜的地方变为适于农业的地方（指古代人类社会而言）。
因此，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此发展的方向、形式、速度，在最初期已为外界物质的势力、自然界的条件、地理的环境所规定，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然而此种发展到了某一方向之后，就要受内部原因最大的影响，生产力要占第一个位置。生产力越发展，则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减少，人类越能征服外界的条件。现在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无论到某一地方，皆能安然生活，而使自然界屈为己用。
人类非唯一的社会动物，但是人类是唯一达到社会共同利用工具的动物。因为人类能共同利用生产的工具，所以除了自然界的环境而外，同时又创造了社会的环境。这个意思就是，人类既然共同向自然界奋斗，在此奋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相互发生一种关系。这种相互的关系以生产力的状况而定，当生产力变动之时，此种相互的关系亦必随之而变动。马克思称此相互的关系为生产关系。某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必与其生产力的状况相符合。马克斯主义当研究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过程时，必以此生产力的分析为出发点。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说：
“人们加入一定的，不可免的，不依赖人们意志的关系——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一定与物质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符合。”
在《哲学之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说：
“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麻、布一样，为人们的产品。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发明新生产力，人们改变生产的工具；而改变生产工具，供给生活的工具，同时人们亦改变一切自己的社会关系。”
我们在以上所引证的话之中，已得到唯物史观真确的概念。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为人类社会之唯一的、物质的、变动的要素，因为生产工具改变，社会关系亦随之而改变；我们若欲研究历史的过程，不得不先自研究生产力始。为明了此义起见，我们可以说出来几条例证。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的阶段：一、渔猎时及采取植物的果实；二、游牧；三、农业，此时期生活已经固定了；四、最后，各种工业，从手工业到现代机器的生产为止。每一阶段有与生产力相符合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特殊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如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渔猎及采取植物果实时代），每一家族采取生活的物品，皆取共同的形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谁个也不能说某一兽为他单独所击杀的；所得的物品既然是共同的结果，当分配物品的时候，当然分不出差别来。在此种制度之下，人们间的关系——亲爱自己的家族，仇视其他的家族与部落。此时代完全为共产主义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阶级的区分及贫富的差别。
当渔猎不能供给某一部落的生活之时，于是转而为游牧。人们豢养某种禽兽，食其血肉，衣其皮毛。人们随畜队而飘流，此牧场无用时，则转移于彼牧场。比较起来，游牧比渔猎的生产力高得多了。游牧不需要集体的工作，每人皆知自己所领有的畜队，私有财产遂因之而产生。人们开始制做剩余的物品。从前这一部落从彼一部落所捕获的俘虏十九皆被屠杀，到了现在，此种俘虏不必屠杀，而可以强迫之工作，对于主人供献利益。于是奴隶制度因之而生。
这一种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之发展，在游牧转而为农业的时候更甚。当人口增多，牧场不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固居某一地方耕种可供食的植物，农业遂因之而发生。私有财产的制度更加巩固，奴隶制度更加发展。大家族分散为小家族，每一个小家族耕种自己一片土。于是起了阶级的分化，发生了贫与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阶级斗争既非常严厉，于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国家因之而发生，且保护富人、反对贫人的法律也因之而出现了。
固定农业的经济为自然的经济，每一家族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至生产力更加发展之后，交易的行为因之而起，商业发展不已，自然的经济不得不破坏了。工业随着商业亦日渐发展起来，直到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在机器工业时代，人们间的关系与自然经济时代大相悬隔。自然经济时代，封建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现代资本经济之下，资产阶级统治雇佣的无产阶级。若当封建时代，阶级斗争尚未十分剧烈，则现代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斗争已达到极高点。现代一切国家的、社会的生活，可以说与封建时代大不相同。
综观以上，某时代生产力之发展的程度规定某时代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了固定的农业，地主与农奴的关系成立；有了大工业的生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成立。此种生产的关系，完全不依赖人们的意志，因为每人所参与的生产关系已经是现成的，农奴的儿子生下来即为农奴，绝不能转变为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当然要卖自己劳力于资本家，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地主非某一农奴所创造的，资本家非某一工人所创造的，乃历史的结果。若某一工人不愿卖劳力于资本家即刻就要挨饿。
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构成经济的结构——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的筑物：国家的组织、法律、道德的观念，科学的与哲学的思想，都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面。每一社会的经济组织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符合，而某一社会的政治、思想，又依赖此经济组织而立脚。因此，社会生活的变动，政治的、思想的演进，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经济的组织中，而不应向哲学中、宗教中或文学中去搜寻。
生产力为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非常的重要。若不明了生产力的意义，则研究人类的历史将无从入门。我今因限于时间，不能详述。为使读者更为明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动起见，特列一表如下：
生产力发展表
我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
无意地吃了许多花果；
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我逗留在绵延的时间里，
无意地听了许多哭笑；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侠僧《我的心灵》诗二节
倘若我没有吃过花果，我一定不知道花果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没有听过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感力。倘若我不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我将无从而吃花果，倘若我不逗留在这绵延的时间里，我将无从而听哭笑。呸！我之所以有心灵，原来是吃来的，听来的，旅行来的，逗留来的！倘若没先有一个物质的我，则这个心灵的我亦将无从而存在。
哲学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点是：先物质而后精神呢？还是先精神而后物质呢？还是精神与物质是并立的呢？——生活规定意识呢？还是意识规定生活呢？关系精神与物质间的关系之规定，不在于抽象的争论，而在于具体的实际的明证。数千年人类实际的经验，近代发展极高度的科学指示我们，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个特性，离开物质，精神无存在的可能。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能思想，你有无数量的情绪，但当你一死的时候，你将同别的无机体一样，不能起一点作用了。此完全属于哲学范围，现在且不多论。现在且说一说意识与生活的关系。原来意识与生活是精神与物质的变称，不过意义比较宽泛一点。在社会学上，讨论的是生活与意识的问题，而非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当然负有解决此问题——生活与意识的关系的责任。
“非人们的意识规定社会生活的形式，乃社会生活规定人们意识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生活与意识的关系之公式。此公式并非武断的，乃从历史过程中寻出来的；我们执此公式对证历史的过程，方不致神昏目乱，无所适从。
原始共产社会之风俗，道德的观念，绝对与农奴社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若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同原始共产社会的人们聚起来讨论道德的观念，必定大家莫名其妙，互不了解所说的是什么。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定阶级的意识，创造出来特别的阶级的心理；此一阶级对于世界的观念，绝不与彼阶级相同。若资产阶级的代表辩护现在社会制度之正当，则无产阶级的代表极力企图推翻现代社会不公道的、非正谊的制度。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科学也罢，哲学也罢，艺术也罢，宗教也罢，没有不带阶级性的。
我们可以下一定案——意识是生活的反映。意识的形式一定与社会生活相符合；社会生活是变动的，所以意识的形式也是变动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中国社会数千年生产力凝滞不进，农业与小手工业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坚固，一切社会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从门户开放以来，欧洲资本主义侵入内地，农业的小手工业的生产不能对抗大工业机器的生产，经济基础起非常大的变动，社会生活日形不安，骚乱已极；而同时思想界也随之变动，什么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民主共和国，闹个不了；若比之海禁未开以前，真有天壤之别罢。
社会经济生活变动，意识的形式当然亦随之而变动。意识的形式包括宗教、国家、哲学、艺术、法律，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而非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之相互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为一切意识的形式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切科学、法律、道德、艺术等等的筑物。
现在就要发生问题了：既然一切意识的形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则筑物对于基础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学、法律、艺术发生后，对于社会生活能无影响么？无产阶级独裁之政治的形式是否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形成一种力量？倘某种艺术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此种艺术既成之后，对此社会关系能无反感的作用么？
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给一答案：筑物对于基础有相当的反感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虽经过一度民主革命，然而经济落后，国际地位低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业，致政权落于封建阶级——军阀之手；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因欲陷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不辞积力帮助军阀，剥削中国的人民。因此，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非常之慢，不但无产阶级少发展的机会，即资产阶级亦还未伸起臂来。谁个能否认现在中国军阀与世界帝国主义者合作起来的政治形式，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巨大的影响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无产阶级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唯劳动者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资产阶级在法律上毫无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分谢旧制度的遗物。在经济方面，积极扩张国有工业，树立社会主义的根基。谁个能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有促进呢？
就道德方面说。俄国劳动阶级现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当工人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义务，不仅多尽一点力强固苏维埃俄国，并且多做一点工要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罢工的思念总算减少到最底度。红军为什么这般勇敢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战将，是劳动阶级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忠心，实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不小的帮助。
就宗教方面说。在东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诸国，本地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号召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生产关系，莫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中世纪欧洲的执权者垂涎亚洲的财富，组织红十字军东征，一般愚蠢的国民为着要夺回“圣尸”，于是也就不辞辛苦艰难，做宗教的忠仆。结果，从亚洲所劫夺的财富，助长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给我们的例——宗教对于生产力的影响，非常之多，现在可以不必多举。
综观以上，筑物对于基础有反感的作用，毫无疑义。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没有一定的界限呢？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变动，一切巨大的筑物迟早都是要崩坏的。”这一句话有两层意思：一、筑物的崩坏并不是即刻同基础的变动一起，或者基础变动了，筑物因为习惯、传袭、固泥太深，一时不能崩坏净尽；二、基础变动了，筑物虽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坏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筑物对于基础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国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但到十八世纪之末，生产力已发达到某一程度，资产阶级不得不推翻封建阶级而代之，于是革命爆发，封建制度崩坏。当资产阶级初得势之后，一切资产阶级制度实助长生产力发展，但是到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已与资本私有制相冲突，无产阶级又不得不取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代之。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初成功之时，无产阶级独裁制虽能助长生产力发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创造成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又要经过许多时期。——倘若筑物能根本地更变基础，则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又无从研究起了。筑物当未影响基础之时，先为基础所创造；当筑物发生后，其对于基础的影响，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过范围。
人们说：历史是几个“个人”所造成的，若把历史过程中几个伟大的人物除去，还有什么历史之可言呢？没有拿破仑，还有谁个能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没有华盛顿，地球上将无合众国之名。没有列宁、脱洛斯基，俄国亦将不致有十月革命之发生。总而言之，历史是几个伟大人物所造成的，无伟大人物，也就没有历史了。
这种见解不仅是一般人的，差不多为历史学家所公认（除了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家）。倘若这种见解是对的，我们又将无从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我们上头已经说过，历史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此规律并不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现在说历史是个人所造成的，换言之，历史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那末，个人的意志是无定的，我们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我们并不否认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说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是拿破仑一个人的事情则未免是谬误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精强力壮，乘着推倒本国封建阶级之余锐，极力反对自己的敌人与竞争者（如美国），企图占领欧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权，自然趋向征服异地，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欧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坏的国家，当然敌不过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国军队。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一个统率军队的大将而已。拿破仑的行动并不为拿破仑意志所指使。倘若没有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力，拿破仑能够横扫欧洲么？即使拿破仑有横扫欧洲的伟志，结果也不过是一种幻想，并无实现的可能。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能执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适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
没有华盛顿，便没有合众国么？笑话！当美国未独立以前，英国以美国为榨取财富的源泉，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美国人民（包括各阶级）欲图经济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独立。英国虽为美国人民的祖国，但因实际利益的冲突，美国人民不得不脱离英国的羁绊。因此，美国独立的要求久已坚固，并非一工人的意志。恰好华盛顿出而任执行的职务，为群众的领导，以建此伟大的功业。假若没有华盛顿，必定另有别一人出来，不过名字不叫华盛顿罢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已经表现过自己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最后时期已发展到很高度，使俄国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帝国，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阶级（贵族阶级）的压迫，绝不能昂起头来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相并立。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虽较西欧无产阶级为幼稚，而革命性与觉悟的程度却高出西欧的无产阶级，已具有推翻资本制度的力量。欧战发生后，俄国损失最多，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差不多连面包也没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并非一二人意志的产物。列宁、脱洛斯基，能适应无产阶级的要求，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能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俩对于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伟大的，谁也不能够否认。或者也可以说，假若没有他俩，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没有这般地顺适。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宁、脱洛斯基，即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非列宁、脱洛斯基二人的产物。
总观以上，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不过我们要确定地说：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徜若某个个人能认明历史的道路，适应社会的要求，出来执行某一进步阶级的意志，才能成其伟大。否则，某个个人欲倒转历史的轮关，违背时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劳无功，莫得效果。即使某个个人一时地妨碍历史的发展，反背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也只落得一个反动的罪名，没有“伟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后的田尼庚、蓝格尔，中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张勋、曹锟一些混帐东西有什么“伟大”之可言呢？倘若我们要为人类社会做一点事业，而不愿空费工夫，则应认明历史的道路，群众的要求，而为此要求的执行者。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应考虑群众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导员。例现在中国社会内困于军阀之专横，外迫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我们能领导群众为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不做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要认清历史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的历史绝不允许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走别一个道路，而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许所走的迟快不同，第一个国家在第一个阶级走着，第二个国家在第二个阶级走着，而第三个国家已经走到了第五个阶级。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英国资本主义发达最早，法国次之，俄国尤次之。但是无论英国也罢，法国也罢，俄国也罢，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既然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在资本主义的腹内一定生存着共产主义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资本主义一样。
俄国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说：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应如西欧一样，因为俄国的国情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为害甚大，不适合于俄国，俄国无避免资本主义的可能。俄国建国基于农民，农民有“密尔”的制度，可为社会主义的根基。俄国农民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后，普列哈诺夫由民粹派转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于是马克思派认明在俄国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一定要走西欧所走的道路。马克思派很确定地说，俄国避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是将来的无产阶级，而非现在的农民。这两种意见的争辩，孰是孰非，俄国历史已经明明白白指示出来了。现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更有趣味地问一声：究竟俄国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农民呢？呸！俄国不但经过了资本主义，而且现在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开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
现在中国或者也有人们说：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中国不应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致有劳资阶级斗争的惨状，故在中国应免去阶级斗争，而另走别一幸福的道路。中国社会无阶级的分化，没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分别，故共产主义学说不适于中国。……这种愿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国近数年来的历史，已经说明这种愿望或主张是荒谬的。谁个还能说，现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正在发达呢？谁个能说，现在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呢？香港水手的大罢工，京沪铁路大罢工，湖南纱厂的惨杀案，……岂不是都足证明中国一定要走欧美所走的路之证据么？我可下一定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中国有劳资阶级的斗争，中国将来一定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愿望，乃是客观的物质的趋势。
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因为生产力未发展到极高度以前的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形成阶级的差别。有了阶级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最后一步为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建设共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那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
我们且看中国社会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