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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圣经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深入人类的脑海。十九世纪之初，许多学者尚以为动植物之种种类类，皆为神意创造之结果，自古至今，永远存在，亦不增加，亦不减少。从自然科学昌明以来，人类生活形式之发展了然，才一破向来经典之谬说。现代科学指示我们，动植物的种类皆非常态不变者，现代动植物的种类，皆为其前代动植物的种类之改良蜕变的后裔。因为环境的影响，从前的许多种类，现在都消灭了，亦有蜕变而成别一种类的。适者生存，自然淘汰，动植物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死亡成败的过程。
科学指示我们，人类并不能超出动物界的范围，他不过是生物种类发展上之最后的一位。人类属于动物界，在等级上——属于哺乳动物的一级。在此阶段内，人类占第一位置，而还与猿猴立于一血系内。人类与类人猿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人类从何时期起，方自低等动物的形式进于高等动物的形式，人类——我们现在实难猜度。不过有一件事却不必疑虑，就是人类，和别的动物一样，他的生理发展之过程很快，逐渐改变身体的外形。人类在此发展的过程中，前部的两肢变为手的形式，异于别种动物。唯有此手的机关后，人类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才能开始。人类利用此手的机关为生存竞争之最利的工具。因生存竞争，遂造成人类之协作的和社会的本能：我们知道原始人类取得自己生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群打猎，而不能单独行动。因为身体机关的进化，生产工具有改良的可能：在劳动的过程中，在复杂协作的新环境之中，人类的社会本能日渐增长，而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类社会之始，人们皆过小共产村或小宗族的生活，如现在非洲、澳洲一些原始民族生活一样。照着古代的遗传和对于现在原始民族的考察，就知道当时的小宗族之经济的生活是共产主义的：共同劳动——渔猎；共同消费——平均分配所得之物；共同防御敌人和猛兽。在这些小共产宗族里，一切物件都属于公众，而没有私产存在。
后来，原始共产主义消灭，仅留一点原始人类生活之追忆：在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到处歌诵此黄金时代，人类自然的生活。其实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非常之狭小，此一宗族与其他宗族互相仇敌；其基础建筑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之上面，不如现代的共产主义以世界的经济基础，范围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中，没有分工，差不多人人都作一样的工作；除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品而外，没有点儿剩余。原始的共产主义是退后的，穷困的，个性和经济组织不发展的共产主义。故至劳动工具改良，经济生活形式增高的时候，原始的共产主义自然就消灭了。
工具改良，人类逐渐发展，简单的经济形式——渔猎，应当让出自己的位置与较高的经济形式。采取食物的方法变了，原始的人们不仅屠杀禽兽，并且驯养之，不仅利用他们的肉，并且利用他们的乳毛；于是畜牧成为较高的经济形式了。畜牧需要较复杂的协作和分工。经济的组织既复杂了，于是在此畜牧的共产宗族里。就需要生产的组织人，管理和分配一切生产的工作。此种组织人就是家长Patriac（Paten是父的意思，acp是权的意思）。然而因为畜牧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高，于是就利于获得邻近俘虏，强迫之做看守畜牧的工作，奴隶因之发生（数量还小）。畜牧共产村内，逐渐起了分化，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从战争强夺而来）亦因之发现。
人口的繁殖和人类社会消费的增长，需要比猎牧较高的经济形式。到了某一发展的程度，社会开始生产这样的工具，用之可以从土地中取得生产品，并且利用驯养的兽类耕犁土地，于是农业因之发生，而固定的经济形式成立。然而畜牧与农业的混合之时间，还是非常长久的很。
自从农业发生后，此种共产村内，起了阶级的分化：有土地多者，土地少者，无土地者。奴隶劳动更给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内的可能。虽当此时公共的财产如森林牧场还有保存者，在经济生活上却不占重要位置。阶级斗争的景象已经非常的激烈。
人口繁殖，需要生活工具的源泉——土地之增加供给。使土地增加供给有二方法：一，改良农业生产的工具，仍在原有土地的领域内加一番较好的耕种；二，扩张耕种土地的领域。人类很长久的走着第二条路。固然在几千年之内，不能说农业工具没有点儿改良过，然而此种过程非常的迟缓，有时我们看得出农业工具退步（如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近一世纪来，城市工业用伟大机器生产的方法，而在农业中，十分之九还是伏在旧生产方法之下。
我们在最初期的社会史内，已经看出共产村之阶级的分化。此种阶级分化的现象至固定农业时代，更较显明。贫与富和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甚清。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虽然森林牧场等等尚属一宗族而非个人，然而土地私有权同时已经存在了。土地私有，不自由的劳动发生，奴隶制度因之成立。因为有了奴隶的劳动，富者愈可扩充自己土地的范围，故日益富，贫者因竞争不敌，固日益贫，并且有许多失了土地。
土地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因之土地的贵族阶级发生。有时因为战争的原故，农民多数要向战争服务，逼不得已把自己的土地贱卖给于大地主。大地主因为利用奴隶的劳动，日益扩充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成为一完全统治的阶级。于是社会上之对立的战线就成为两个互相仇敌的阶级，大土地占有主与奴隶了。
在奴隶私有制度的社会里，劳动阶级并不仅仅由奴隶构成的。除了奴隶，还是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不过此时生活的形式已经属于奴隶和奴隶领有者之中间的关系了。奴隶劳动在每种经济范围以内，都占重要的意义，而非奴隶的劳动，都失去旧有的意义。然而到了此时的奴隶，又与从前的奴隶不同：从前的奴隶——如在希腊哥墨时代，在共产村内或农人家庭内，所遇到的生活几与农人一样；而现在的奴隶生活却与劳动的家畜无异。
奴隶占有者不仅仅是地主，并且有时商工业的阶级亦成为奴隶的占有者，因为奴隶劳动非常便宜的原故。
总之，在私有奴隶制度之经济形式下面，土地的或一部分财政的贵族是统治的阶级，而奴隶是被压迫的阶级，无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
欲明了欧洲中世纪文化之发展，则应知罗马兴亡之因果。罗马建国基于农民。纪元前五世纪至纪元前一世纪，四百年中间，农民竞争自己经济的生存和政治的影响甚烈，然终陷于失败，因所争者属于小部分自己人民的利益。当时农民帮助统治阶级之侵略政策，从事战争，失去自己私有的土地；有许多农民惯于战争，不再回转做劳动的生活，完全成为兵士。失去体力，不能服务军事，这些前为农民而后为兵士的分子陷于穷困，只得跑入城市——构成无产阶级的队伍。农民经济亦衰落至极，有许多农民自己情愿附属于大地主树荫之下，渐流入农奴的地位。
罗马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游民的无产阶级，与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同。现代的无产阶级为经济的中心，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却为社会的寄生虫。当时罗马的工业范围甚小，且筑在奴隶劳动上面；故当时无产阶级不参加工业经济的生活，而为流民。因为失土地的农民增多，解放的奴隶增多，都加入游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城市简直成了消费者的大场合，与现代的城市迥不相同。
当时统治的阶级——土地的贵族之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目，扩大土地的范围。在此时期中，技术不但没有改良，反而日形退步。现代的资本家欲扩充自己的利润，趋向技术之改良，而古时奴隶的占有者以战争为增加收入惟一的方法。罗马的统洽阶级既征服东方各文明国家之后，不但取其财富，并虏其人民奴隶之，此种奴隶的知识高于主人，于是主人付之以管理国家的事务和私有的经济，而自己惯于骄侈奢佚。于是统治的阶级渐失去管理的技能。
技术既不改皮，而奴隶的生活又非常之苦，无工作的兴趣，因之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不已。奴隶劳动渐渐失去意义，对于奴隶占有者无大利益，于是释放奴隶的时期到了，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结果使奴隶制度的经济一定衰落。
奴隶经济消灭，因之罗马的文化亦就消灭了。
古代奴隶私有制消灭之后，封建制度feudalism因之发生（feud即土地的意思）。贵族，武士或地主从国主或大诸侯领取土地，作为自己功绩的赏赐。此种土地分与农民耕种，农民每年对于地主一定要纳交若干租课，服役若干日期。
封建制度发展成为经济的形式，约在九世纪。封建制度之发生，实为奴隶私有制度崩坏后之不可免的结果。在德意志等国，所缺乏者非土地，而为耕土地的人，凡是地主都想把持农民固定在自己手里。因为战争等种种的关系。农民欲避免苦役不得已付给地主部分的出产品，托荫于其保障之下，因之农民渐渐失去个人的自由，变为农奴了。
农奴与奴隶的区别，不仅在被压迫的程度之深浅而已。在某一期中（如在家庭奴隶时代中）奴隶的生活实较农奴为苦。最重要的在经济上之差别：农奴有自己的经济，有土地和家属；而奴隶无之。除此而外，农奴结合于自己共产村之内，有时拒绝主人的贪求；中世纪很有农奴和地主之斗争的事实，有时农奴脱去地主的压迫，而为自由的农民。
初期封建制度的经济全为自然经济，每一“经济”消费许多，即生产许多，纯为一种闭关的形式。交易的行为，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没有。当时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没有十分苛刻的性质，到了商业货币经济发现之后，地主趋于奢侈，有严酷剥削农民之可能，于是农民经济生活状况困难已极。农民尽力出卖自己的生产品供给地主的金钱需要，然而农民的生产有限，而地主的需要无穷。从农业经济所榨出的金钱大部分落于商人之手，商人经过地主剥削农民，实为农民之敌。商业资本主义尽力帮助城市之解放，而对付农村，则尽力使其屈于奴隶的地位。
货币经济发现，农民流于破产。从十四世纪起，农民暴动的潮流漫布全欧。封建制度建筑在农奴经济基础的上面，农奴经济既破产之后，封建制度当然消灭，于是在中世纪社会腹中发生一种势力，此新势力即中世纪的城市，为新社会的创造者。
城市之发生，在德意志诸国，均从八世纪起，而在欧洲其他国家中，有时前一点或后一点。城市大半都从诸侯的乡村出来的，有种种的原因：或者附近诸侯的宫院，住所，或者地理上的位置便利；商人、手工业者皆群集于此便利的地方。人口日渐增加，经济的关系日渐巩固，于是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居民差不多完全由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构成。在初期他们还附属于诸侯，贡纳诸侯以货币的租税，后来他们渐向诸侯用若干的金钱赎出自己的义务，比较地成了自由的人民。当时城市成为逃亡所，谁个跑出宫院逃到城市，即开始向诸侯奋斗，脱去农奴的地位；在此种奋斗之中，手工业者占主要位置。结果，城市所以终久能战胜者，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城市财富（商业资本）之增长，别方面是手工业者行会组织之坚固。手工业者行会之初组织时，不过带着管理生产的性质，后来成为竞争的组织。他的发生约在七世纪或八世纪。
当行会发生初期，每人皆可成一手工业者。虽然每一手工业者手下有助手学徒，然而此种助手学徒，差不多是主人家庭中之一员，并没有什么仇敌的关系。自从商业渐渐发展，城市财富增加以来，行会成为专利的阶级的组织了。行会闭起门来把助手学徒推之于门外，加之以苛刻的条件。一方面行会拒绝其他初到城市者之加入；此种被拒绝之人因为之无工具物料等等，只得跑到其他手工业者手下，做成雇佣。向之手工业者到了现在，自己不工作了，变为监督的主人，而向之助手，一变而为被剥削的雇佣的工人，绝对没有能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希望。于是助手与主人间之斗争以起，在十四世纪时，助手时有罢工的举动。助手亦组织一联合会与行会对立；不过此种联合会之重要的目的，在于互助通融而已，对于奋斗无甚大用，并且此种助手联合会都是闭关的；他们毫不觉到和其余被压迫的助手们应当有阶级的团结。
在中世纪城市中，商业阶级占重要的势力。此阶级旧日大半由农奴而来，当城市反对诸侯之时，他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封建的割据大有碍于商业阶级之行为，故商业阶级趋向帮助王权，反对诸侯，力求统一国家。
当时商业阶级不以一东方市场为满足，开始寻觅新市场，最醉心渴慕者为唯一的印度。此种寻觅的结果，发现许多新土地；此种新土地与其人民乃成为剥削的对象：戕其人民，抢其宝物，种种野蛮的方法，可以说当时的商人都用尽了（此时期所谓最初积累的时期）。然而商人徒贩卖他人的商品，生产机关不在自己的手中，总觉不能厌望。等到积聚丰富的时候，商人不愿限于商业的行为，于是趋向占有产业，自己组织产业，扩充自己的利润。中世纪的法律，规例和风俗皆阻碍新阶级之占有产业，因此商业阶级趋向于工业资本之路，绝对仇视中世纪的制度，如地主政权，行会组织等。
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必先具两个条件：一，充足的金钱资本之积蓄——为了多雇工人，供给生产消费之用；二，自由的工力——无限制的工人数目，可以自由购取。唯在此两种条件之下，工业资本才能一方面尽力扩张生产的范围，别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取得丰富的利润。
金钱资本之积蓄已经完成在商业资本的时期。工业资本之能取得自由的工力，则是封建社会破坏后自然的结果。农民经济破坏，农民穷困已极，结果使多数的农民不得已抛弃乡村，跑入城市，寻觅维持生活之职业。农民经济既然破坏，地主亦就愿意把农民放入城市，自己（地主）另寻其他土地生产的方法。在英国十四世纪之初，地主自己占据土地，做牧羊的事业，驱逐农民，使不得不成群结队离开土地。此种被驱逐的农民一时寻不得职业，都流为盗贼流民。无工作，无土地的无产阶级日增一日，虽当时统治阶级尽力禁止此种无产阶级之行动，任意惩罚他们，然而终无大结果。这些无职业的群众对于工业资本非常的有利益，他可以尽力选择，任意购取。然而此类的群众皆无技术的训练，自然难与熟练的手工业者竞争；工业资本家因想出一条路，遂组织“手工业工场”（Manufactu-re），在此手工业工场内，每件商品皆由很细的分工制造而成，并非一个人从头到底的工作。此项分工不一定需要很熟练的工人，并且劳动生产率亦因之大为增加。此种手工业工场可以算后来工厂雏形。
手工业工场虽然增加许多生产率，然而因为只是人办的工作，总有一定的限制。资本主义趋向无止境地扩张生产范围，当然不能以手工业工场为限。因此，工业资本家皆竭力趋向机械力量之利用，于是机器生产的时代开端了。
在英国（各国亦然），工业革命发生，社会经济变为机器大生产的形式，旧时的小手工业几破产无遗。此类小手工业者既破产之后，或者变为工厂的无产阶级，或者变为无职业的流民。资本家在此际要用多少工力，就有多少工力。工作的时间延长到极度，工资亦低不堪言。机器工作因为仅仅看守指拨轮机，所以不尽需要成年工人与男工，妇女儿童亦可工作，加之妇女儿童的工资较成年的男工为低，对于资本家非常的有利，于是女工童工反把成年的男工挤去了。自有机器生产以来，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奴隶的地位。若长此资本主义存在下去，人类文化将有灭亡之虞。欲拯救人类文化出于灭亡之祸，则除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而外，无他出路！
倘若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那末，我就要问，上帝由何而产生？
可笑！人类自己创造了上帝，
而反以上帝为万能。
旧经典对于世界之解释，以为世界为神意所创造，生于无有，乃千古不变者，这一种愚笨而幼稚的思想，不能满足现代人类求知的欲望了。几千年人类所积聚的观察及所经过的事实，皆与此类谬误的观念不能相容。现代的科学已发达到较高的一点，凡往昔所不能解释者，现在皆能穷究精微，不遗余力。地质学对于地质的分析，生物学对于动植物界的研究，皆显明地指示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之物。一切自然界都在不断的发展中，亦即都在不断的变动中。月球也罢，行星也罢，一切无机体也罢，一切有机体也罢，皆非忽然一时发生者，今日他们在吾人前呈如此的现象，也不知道经过几许的变动而来。
自从达尔文学说出世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两句话成了生物界一个定案。人们既知动物的由来及其演变，自然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抛入天外云边，不复相信。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而行，久已规定对于宇宙的法则之科学的唯物的观念。我们现在可以说，此二人给了人类解释自然界发展的锁钥。
自然界既如此，人类为自然界之一部分，能否逃出自然界的范围？人们说，人类为万物之灵，其发展演进当然非自然界所可比拟，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自然界，绝不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自身。倘若这一句话是对的，那末，人类的历史茫茫，我们将无从研究起；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也无从而认识；我们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分子，我们的行为又应以何为标准呢？
不！人类既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逃不出自然界范围之外，人类社会的变动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资的基础之变动的结果，若把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之变动的线索，考得清清楚楚，则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
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Histarieal materialism未成为科学之时，学者总未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因之，我们也就寻不得一个圆满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法国大革命的代表，十八世纪的唯物论者一方面创立唯物的世界观之坚固的根基，解释自然界的真相；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历史，他们完全陷于唯心论的幽谷。他们说思想支配世界，理性有管理人类社会的本能。凡一切不合于理性的，皆不宜存在；封建制度不合于理性，当然无长久存在的必要。他们高唱平等、自由及博爱的美歌，咒骂不合理的遗物。但到大革命以后，社会中矛盾的现象不但未减少，并且因之而剧烈；不合理性的事实，不但没有消灭，并且因之而增加；所谓平等、自由和博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革命前理性被视为神圣的万能，革命后理性不禁蒙了无限的羞辱！社会中自然有一种潜势力规定社会前进的方向，不与理性的愿望相符合。也好！有了此一番历史的大经验之后，在永远的利益斗争之中，人们不得不另寻社会发展之内部的规律，不依赖单独个人的意志与理性的规律。
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被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始人马克思寻将出来。马克思首先使历史成为真正的科学，规定一严密的规律，而以唯物的观点解释一切过去历史的事实及现在的现象，预言将来的趋向。马克思指示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真正的方法，他虽然没有解释唯物史观的专书，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已可以得到唯物史观之真确的概念。
稀奇！达尔文《物种由来》出世的一年（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出世的一年。一个探得生物界的隐密，一个发明人类历史的真象。两个伟大的学者给了我们对于世界及人类社会之一明了的概念。
人类离开动物界，能开始创造自己人类的历史，仅仅从他会利用工具，并且会制造工具的时候始。寻找食物或与仇敌奋斗，也有许多高等动物会利用工具，如猿猴抛石打敌手与用树枝砌穴或打果实等。但是他们所利用的是现成的工具，而不知改变工具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唯一的会制作工具的动物即为人。因此人能使自然界适应自己，而自己很少的时候适应自然界。一切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以图生存，否则无生存的可能，而人则逃出此法则以外。一切动物种类的进化仅表现在自身自然的机官（角、牙、爪……）之改良，而人的进化则表现在改良人为的工具，发明人为的工具上面，而非自身的机官。工具成为人手的使徒及人与自然界的中间物。人有了此中间物之后，在生存竞争之中，超出于他动物界，他动物界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为消极的、肉体的，而人适应自然的环境为积极的、技术的。
但是，人与他动物异者，不仅仅在于能使用工具，采取现成自然界的物品（如植物的果子、生肉……），并且有了工具之后，人能开始生产物品——使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物料成为更有益的，更便利的。人开始种有用的一切植物及制造这些植物的果实豢养有用的动物，采取植物的纤维织成衣服，剥取动物的皮毛……这些都为他动物所不能。
利用工具经营生产的事业，人能创造给自己某种程度之生产力的积蓄。生产力发展之后，人类能在劳动的过程中积聚种种的经验，养成种种精神上的习惯、技术的才能，换言之，生产力为人类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人类异于他动物之唯一的原因。
因此，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原则：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说，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之唯一的动力。
马克思说：“人类改变围绕自己的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私有的特性。”这个意思就是，环绕人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文化及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巨大的影响。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人类劳动的对象亦超不出自然界的范围，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乃为不可免的事实。
大家久已知道，落居于某一地理环境之中，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机体与社会的生活适应此地理环境，这是必然的事情。在热带之下，因为太阳辐射的原故，人们的面貌及皮肤不得不变为黑色。因此，人类的种族就发生区别，我们照着皮肤颜色区分五大人种的差别。并且气候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程度及形式，亦有非常大的影响：处在热带的居民，因为自然界的供给已经充足，无再须人工探讨的必要，生活条件毫不发生问题。生活条件既然充足，当然没有鼓起人们勉力劳动，趋向发展的激力。因此，生产力凝滞不进；生产力既不前进，文化自然无发展的可能。在极寒带的地方，自然界枯寂而严酷，居民以最大限度的劳力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品；终日奔波于为生活而奋斗之中，没有些许的余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可能，生活无成为更富足更变动的机会。他们的文化又从何而发展起来呢？所以我们在最热的地带与最寒的地带，都找不出高度的文化来。人类高度文化发展的地方都处在温带之下，因为温带地方，一方面天然物不十分的充足，还须要人们勤勉的劳动，而别一方面，人们的劳动皆可以得着实效，不致于空费精力。人们除了每日探求生活品之外，还有一部分的余时，在此余时之中，有了发展文化的机会。
至于地面是高原或是平地，河流之多寡，海岸之曲折等等，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亦有相当的影响。倘若某民族落居于高原之地、丛山深谷之中，与别民族无交通往来的机会，其文化的发展，当然亦随之而局促。倘若某民族落居于海岸曲折之域，或河流交叉之间，交通既然便利，文化的发展当然有更多的机会。
最后，地土与埋伏在地土下财富的性质，对于生产工具与文化的形式，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某地适于牧畜，某地适于农业，某地适于工业，皆为显然的事实，我们绝不能把适于牧畜的地方变为适于农业的地方（指古代人类社会而言）。
因此，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此发展的方向、形式、速度，在最初期已为外界物质的势力、自然界的条件、地理的环境所规定，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然而此种发展到了某一方向之后，就要受内部原因最大的影响，生产力要占第一个位置。生产力越发展，则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减少，人类越能征服外界的条件。现在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无论到某一地方，皆能安然生活，而使自然界屈为己用。
人类非唯一的社会动物，但是人类是唯一达到社会共同利用工具的动物。因为人类能共同利用生产的工具，所以除了自然界的环境而外，同时又创造了社会的环境。这个意思就是，人类既然共同向自然界奋斗，在此奋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相互发生一种关系。这种相互的关系以生产力的状况而定，当生产力变动之时，此种相互的关系亦必随之而变动。马克思称此相互的关系为生产关系。某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必与其生产力的状况相符合。马克斯主义当研究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过程时，必以此生产力的分析为出发点。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说：
“人们加入一定的，不可免的，不依赖人们意志的关系——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一定与物质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符合。”
在《哲学之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说：
“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麻、布一样，为人们的产品。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发明新生产力，人们改变生产的工具；而改变生产工具，供给生活的工具，同时人们亦改变一切自己的社会关系。”
我们在以上所引证的话之中，已得到唯物史观真确的概念。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为人类社会之唯一的、物质的、变动的要素，因为生产工具改变，社会关系亦随之而改变；我们若欲研究历史的过程，不得不先自研究生产力始。为明了此义起见，我们可以说出来几条例证。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的阶段：一、渔猎时及采取植物的果实；二、游牧；三、农业，此时期生活已经固定了；四、最后，各种工业，从手工业到现代机器的生产为止。每一阶段有与生产力相符合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特殊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如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渔猎及采取植物果实时代），每一家族采取生活的物品，皆取共同的形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谁个也不能说某一兽为他单独所击杀的；所得的物品既然是共同的结果，当分配物品的时候，当然分不出差别来。在此种制度之下，人们间的关系——亲爱自己的家族，仇视其他的家族与部落。此时代完全为共产主义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阶级的区分及贫富的差别。
当渔猎不能供给某一部落的生活之时，于是转而为游牧。人们豢养某种禽兽，食其血肉，衣其皮毛。人们随畜队而飘流，此牧场无用时，则转移于彼牧场。比较起来，游牧比渔猎的生产力高得多了。游牧不需要集体的工作，每人皆知自己所领有的畜队，私有财产遂因之而产生。人们开始制做剩余的物品。从前这一部落从彼一部落所捕获的俘虏十九皆被屠杀，到了现在，此种俘虏不必屠杀，而可以强迫之工作，对于主人供献利益。于是奴隶制度因之而生。
这一种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之发展，在游牧转而为农业的时候更甚。当人口增多，牧场不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固居某一地方耕种可供食的植物，农业遂因之而发生。私有财产的制度更加巩固，奴隶制度更加发展。大家族分散为小家族，每一个小家族耕种自己一片土。于是起了阶级的分化，发生了贫与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阶级斗争既非常严厉，于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国家因之而发生，且保护富人、反对贫人的法律也因之而出现了。
固定农业的经济为自然的经济，每一家族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至生产力更加发展之后，交易的行为因之而起，商业发展不已，自然的经济不得不破坏了。工业随着商业亦日渐发展起来，直到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在机器工业时代，人们间的关系与自然经济时代大相悬隔。自然经济时代，封建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现代资本经济之下，资产阶级统治雇佣的无产阶级。若当封建时代，阶级斗争尚未十分剧烈，则现代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斗争已达到极高点。现代一切国家的、社会的生活，可以说与封建时代大不相同。
综观以上，某时代生产力之发展的程度规定某时代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了固定的农业，地主与农奴的关系成立；有了大工业的生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成立。此种生产的关系，完全不依赖人们的意志，因为每人所参与的生产关系已经是现成的，农奴的儿子生下来即为农奴，绝不能转变为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当然要卖自己劳力于资本家，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地主非某一农奴所创造的，资本家非某一工人所创造的，乃历史的结果。若某一工人不愿卖劳力于资本家即刻就要挨饿。
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构成经济的结构——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的筑物：国家的组织、法律、道德的观念，科学的与哲学的思想，都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面。每一社会的经济组织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符合，而某一社会的政治、思想，又依赖此经济组织而立脚。因此，社会生活的变动，政治的、思想的演进，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经济的组织中，而不应向哲学中、宗教中或文学中去搜寻。
生产力为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非常的重要。若不明了生产力的意义，则研究人类的历史将无从入门。我今因限于时间，不能详述。为使读者更为明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动起见，特列一表如下：
生产力发展表
我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
无意地吃了许多花果；
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我逗留在绵延的时间里，
无意地听了许多哭笑；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侠僧《我的心灵》诗二节
倘若我没有吃过花果，我一定不知道花果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没有听过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感力。倘若我不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我将无从而吃花果，倘若我不逗留在这绵延的时间里，我将无从而听哭笑。呸！我之所以有心灵，原来是吃来的，听来的，旅行来的，逗留来的！倘若没先有一个物质的我，则这个心灵的我亦将无从而存在。
哲学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点是：先物质而后精神呢？还是先精神而后物质呢？还是精神与物质是并立的呢？——生活规定意识呢？还是意识规定生活呢？关系精神与物质间的关系之规定，不在于抽象的争论，而在于具体的实际的明证。数千年人类实际的经验，近代发展极高度的科学指示我们，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个特性，离开物质，精神无存在的可能。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能思想，你有无数量的情绪，但当你一死的时候，你将同别的无机体一样，不能起一点作用了。此完全属于哲学范围，现在且不多论。现在且说一说意识与生活的关系。原来意识与生活是精神与物质的变称，不过意义比较宽泛一点。在社会学上，讨论的是生活与意识的问题，而非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当然负有解决此问题——生活与意识的关系的责任。
“非人们的意识规定社会生活的形式，乃社会生活规定人们意识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生活与意识的关系之公式。此公式并非武断的，乃从历史过程中寻出来的；我们执此公式对证历史的过程，方不致神昏目乱，无所适从。
原始共产社会之风俗，道德的观念，绝对与农奴社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若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同原始共产社会的人们聚起来讨论道德的观念，必定大家莫名其妙，互不了解所说的是什么。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定阶级的意识，创造出来特别的阶级的心理；此一阶级对于世界的观念，绝不与彼阶级相同。若资产阶级的代表辩护现在社会制度之正当，则无产阶级的代表极力企图推翻现代社会不公道的、非正谊的制度。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科学也罢，哲学也罢，艺术也罢，宗教也罢，没有不带阶级性的。
我们可以下一定案——意识是生活的反映。意识的形式一定与社会生活相符合；社会生活是变动的，所以意识的形式也是变动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中国社会数千年生产力凝滞不进，农业与小手工业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坚固，一切社会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从门户开放以来，欧洲资本主义侵入内地，农业的小手工业的生产不能对抗大工业机器的生产，经济基础起非常大的变动，社会生活日形不安，骚乱已极；而同时思想界也随之变动，什么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民主共和国，闹个不了；若比之海禁未开以前，真有天壤之别罢。
社会经济生活变动，意识的形式当然亦随之而变动。意识的形式包括宗教、国家、哲学、艺术、法律，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而非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之相互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为一切意识的形式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切科学、法律、道德、艺术等等的筑物。
现在就要发生问题了：既然一切意识的形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则筑物对于基础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学、法律、艺术发生后，对于社会生活能无影响么？无产阶级独裁之政治的形式是否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形成一种力量？倘某种艺术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此种艺术既成之后，对此社会关系能无反感的作用么？
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给一答案：筑物对于基础有相当的反感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虽经过一度民主革命，然而经济落后，国际地位低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业，致政权落于封建阶级——军阀之手；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因欲陷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不辞积力帮助军阀，剥削中国的人民。因此，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非常之慢，不但无产阶级少发展的机会，即资产阶级亦还未伸起臂来。谁个能否认现在中国军阀与世界帝国主义者合作起来的政治形式，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巨大的影响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无产阶级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唯劳动者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资产阶级在法律上毫无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分谢旧制度的遗物。在经济方面，积极扩张国有工业，树立社会主义的根基。谁个能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有促进呢？
就道德方面说。俄国劳动阶级现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当工人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义务，不仅多尽一点力强固苏维埃俄国，并且多做一点工要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罢工的思念总算减少到最底度。红军为什么这般勇敢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战将，是劳动阶级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忠心，实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不小的帮助。
就宗教方面说。在东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诸国，本地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号召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生产关系，莫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中世纪欧洲的执权者垂涎亚洲的财富，组织红十字军东征，一般愚蠢的国民为着要夺回“圣尸”，于是也就不辞辛苦艰难，做宗教的忠仆。结果，从亚洲所劫夺的财富，助长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给我们的例——宗教对于生产力的影响，非常之多，现在可以不必多举。
综观以上，筑物对于基础有反感的作用，毫无疑义。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没有一定的界限呢？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变动，一切巨大的筑物迟早都是要崩坏的。”这一句话有两层意思：一、筑物的崩坏并不是即刻同基础的变动一起，或者基础变动了，筑物因为习惯、传袭、固泥太深，一时不能崩坏净尽；二、基础变动了，筑物虽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坏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筑物对于基础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国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但到十八世纪之末，生产力已发达到某一程度，资产阶级不得不推翻封建阶级而代之，于是革命爆发，封建制度崩坏。当资产阶级初得势之后，一切资产阶级制度实助长生产力发展，但是到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已与资本私有制相冲突，无产阶级又不得不取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代之。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初成功之时，无产阶级独裁制虽能助长生产力发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创造成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又要经过许多时期。——倘若筑物能根本地更变基础，则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又无从研究起了。筑物当未影响基础之时，先为基础所创造；当筑物发生后，其对于基础的影响，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过范围。
人们说：历史是几个“个人”所造成的，若把历史过程中几个伟大的人物除去，还有什么历史之可言呢？没有拿破仑，还有谁个能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没有华盛顿，地球上将无合众国之名。没有列宁、脱洛斯基，俄国亦将不致有十月革命之发生。总而言之，历史是几个伟大人物所造成的，无伟大人物，也就没有历史了。
这种见解不仅是一般人的，差不多为历史学家所公认（除了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家）。倘若这种见解是对的，我们又将无从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我们上头已经说过，历史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此规律并不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现在说历史是个人所造成的，换言之，历史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那末，个人的意志是无定的，我们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我们并不否认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说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是拿破仑一个人的事情则未免是谬误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精强力壮，乘着推倒本国封建阶级之余锐，极力反对自己的敌人与竞争者（如美国），企图占领欧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权，自然趋向征服异地，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欧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坏的国家，当然敌不过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国军队。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一个统率军队的大将而已。拿破仑的行动并不为拿破仑意志所指使。倘若没有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力，拿破仑能够横扫欧洲么？即使拿破仑有横扫欧洲的伟志，结果也不过是一种幻想，并无实现的可能。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能执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适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
没有华盛顿，便没有合众国么？笑话！当美国未独立以前，英国以美国为榨取财富的源泉，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美国人民（包括各阶级）欲图经济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独立。英国虽为美国人民的祖国，但因实际利益的冲突，美国人民不得不脱离英国的羁绊。因此，美国独立的要求久已坚固，并非一工人的意志。恰好华盛顿出而任执行的职务，为群众的领导，以建此伟大的功业。假若没有华盛顿，必定另有别一人出来，不过名字不叫华盛顿罢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已经表现过自己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最后时期已发展到很高度，使俄国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帝国，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阶级（贵族阶级）的压迫，绝不能昂起头来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相并立。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虽较西欧无产阶级为幼稚，而革命性与觉悟的程度却高出西欧的无产阶级，已具有推翻资本制度的力量。欧战发生后，俄国损失最多，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差不多连面包也没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并非一二人意志的产物。列宁、脱洛斯基，能适应无产阶级的要求，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能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俩对于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伟大的，谁也不能够否认。或者也可以说，假若没有他俩，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没有这般地顺适。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宁、脱洛斯基，即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非列宁、脱洛斯基二人的产物。
总观以上，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不过我们要确定地说：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徜若某个个人能认明历史的道路，适应社会的要求，出来执行某一进步阶级的意志，才能成其伟大。否则，某个个人欲倒转历史的轮关，违背时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劳无功，莫得效果。即使某个个人一时地妨碍历史的发展，反背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也只落得一个反动的罪名，没有“伟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后的田尼庚、蓝格尔，中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张勋、曹锟一些混帐东西有什么“伟大”之可言呢？倘若我们要为人类社会做一点事业，而不愿空费工夫，则应认明历史的道路，群众的要求，而为此要求的执行者。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应考虑群众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导员。例现在中国社会内困于军阀之专横，外迫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我们能领导群众为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不做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要认清历史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的历史绝不允许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走别一个道路，而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许所走的迟快不同，第一个国家在第一个阶级走着，第二个国家在第二个阶级走着，而第三个国家已经走到了第五个阶级。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英国资本主义发达最早，法国次之，俄国尤次之。但是无论英国也罢，法国也罢，俄国也罢，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既然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在资本主义的腹内一定生存着共产主义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资本主义一样。
俄国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说：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应如西欧一样，因为俄国的国情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为害甚大，不适合于俄国，俄国无避免资本主义的可能。俄国建国基于农民，农民有“密尔”的制度，可为社会主义的根基。俄国农民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后，普列哈诺夫由民粹派转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于是马克思派认明在俄国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一定要走西欧所走的道路。马克思派很确定地说，俄国避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是将来的无产阶级，而非现在的农民。这两种意见的争辩，孰是孰非，俄国历史已经明明白白指示出来了。现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更有趣味地问一声：究竟俄国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农民呢？呸！俄国不但经过了资本主义，而且现在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开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
现在中国或者也有人们说：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中国不应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致有劳资阶级斗争的惨状，故在中国应免去阶级斗争，而另走别一幸福的道路。中国社会无阶级的分化，没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分别，故共产主义学说不适于中国。……这种愿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国近数年来的历史，已经说明这种愿望或主张是荒谬的。谁个还能说，现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正在发达呢？谁个能说，现在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呢？香港水手的大罢工，京沪铁路大罢工，湖南纱厂的惨杀案，……岂不是都足证明中国一定要走欧美所走的路之证据么？我可下一定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中国有劳资阶级的斗争，中国将来一定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愿望，乃是客观的物质的趋势。
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因为生产力未发展到极高度以前的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形成阶级的差别。有了阶级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最后一步为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建设共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那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
我们且看中国社会的将来！
本月十六各报所译载的《字林报》的社论，真是荒谬绝伦，无可拟比！我们在此一篇社论之中，可以窥见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用心狡而且毒，总想实现其国际管理中国的愿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外国帝国主义者时常说，中国人无自治的能力，中国人野蛮……无非是要证明中国非国际管理或列强非干涉中国内政不可。现在这位做社论的洋先生又发明了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中国人不爱和平。这真是一个大发明！这个大发明至少又加了国际管理中国的一个理由了！哼！
《字林报》记者把中国的史事数了一大片，又谓虽儿童亦知古代战斗之英雄，因此下一定案：中国人生性不爱和平。他把中国史上一切野心家及一二武人代表全中国人民，把儿童知道史事当做中国人生性好战的表现。我现在且问这位记者（记者大约是英国人）一声：英国史上是否有武人战将？英国儿童是否连他们的名字一个也不知道？英国史上武人战将是否能代表英国全部人民？英国儿童知道一二武人战将的名字是否证明英国人生性好战？这位高明的记者先生能够回答么？
既然该记者发明了中国人生性不爱和平，当然又要说中国内部和平没有希望了。既然断定了中国内部和平没有希望。那末：
“要想中国内乱停止，只有实行国际管理。”
这一个结论自然就不言而喻了。虽然该记者没有公然地说出这个结论来，而这个结论是必然的，无可言讳的。该记者费了许多心血，把中国的史事数了一大片，所为者何？无非是要做这么一个结论罢了！
中国近十几年来内乱不已，军阀交恶，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是中国国民不爱和平的原故吗？笑话！中国的内乱完全由于帝国主义扶助军阀肆行侵略所致，怎么能说是中国人不爱和平？因为英美要帮助袁世凯做皇帝，所以才有讨袁之役；因为段祺瑞勾结日本实行卖国，所以才有护法之役；因为英美与日本利益冲突、英美日各嗾使所利用的军阀争斗，所以才有直奉之战；在这一次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出英美帮助吴佩孚，日法帮助卢永祥，各自本国把大批军火输向中国来，帮助军阀，延长内乱。中国的内乱本都由于帝国主义之做鬼，为什么扯得上中国人不爱和平呢？中国之所以到了如此的状况，就是人因中国为爱和平过了火，忍受军阀之专横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不然，军阀久已打倒，帝国主义早已铲去，也不烦《字林报》记者代为鼓吹国际管理了。
本月十五伦敦电云：“外间传说各国以军械售与中国交恶之军阀，实出于政治目的与商业作用；每日电报记及此节，请国际联盟从速注意此事，设法请各政府即令禁售军火与中国……”可见各国售军火与中国交恶之军阀，已是很公开的事实，虽欧美资产阶级报纸皆是承认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售军火与军阀，帮助军阀争斗，一方面又诬陷中国人不爱和平，这真是双管齐下的妙法！为什么要售军火与中国军阀？因为有政治目的与商业作用。为什么要鼓吹中国人不爱和平？因为要干涉中国内政，实行国际管中国。帝国主义者之用心何其狠，帝国主义者之手段又何其狡也！
现在国际管理中国的声浪又高涌起来，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者主张最力。被压迫的中国人！和平过了火的中国人！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内乱永无的停止希望，欲停止内乱则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还是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呢？还是群起做国民革命运动，寻一个救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