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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圣经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深入人类的脑海。十九世纪之初，许多学者尚以为动植物之种种类类，皆为神意创造之结果，自古至今，永远存在，亦不增加，亦不减少。从自然科学昌明以来，人类生活形式之发展了然，才一破向来经典之谬说。现代科学指示我们，动植物的种类皆非常态不变者，现代动植物的种类，皆为其前代动植物的种类之改良蜕变的后裔。因为环境的影响，从前的许多种类，现在都消灭了，亦有蜕变而成别一种类的。适者生存，自然淘汰，动植物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死亡成败的过程。
科学指示我们，人类并不能超出动物界的范围，他不过是生物种类发展上之最后的一位。人类属于动物界，在等级上——属于哺乳动物的一级。在此阶段内，人类占第一位置，而还与猿猴立于一血系内。人类与类人猿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人类从何时期起，方自低等动物的形式进于高等动物的形式，人类——我们现在实难猜度。不过有一件事却不必疑虑，就是人类，和别的动物一样，他的生理发展之过程很快，逐渐改变身体的外形。人类在此发展的过程中，前部的两肢变为手的形式，异于别种动物。唯有此手的机关后，人类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才能开始。人类利用此手的机关为生存竞争之最利的工具。因生存竞争，遂造成人类之协作的和社会的本能：我们知道原始人类取得自己生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群打猎，而不能单独行动。因为身体机关的进化，生产工具有改良的可能：在劳动的过程中，在复杂协作的新环境之中，人类的社会本能日渐增长，而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类社会之始，人们皆过小共产村或小宗族的生活，如现在非洲、澳洲一些原始民族生活一样。照着古代的遗传和对于现在原始民族的考察，就知道当时的小宗族之经济的生活是共产主义的：共同劳动——渔猎；共同消费——平均分配所得之物；共同防御敌人和猛兽。在这些小共产宗族里，一切物件都属于公众，而没有私产存在。
后来，原始共产主义消灭，仅留一点原始人类生活之追忆：在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到处歌诵此黄金时代，人类自然的生活。其实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非常之狭小，此一宗族与其他宗族互相仇敌；其基础建筑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之上面，不如现代的共产主义以世界的经济基础，范围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中，没有分工，差不多人人都作一样的工作；除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品而外，没有点儿剩余。原始的共产主义是退后的，穷困的，个性和经济组织不发展的共产主义。故至劳动工具改良，经济生活形式增高的时候，原始的共产主义自然就消灭了。
工具改良，人类逐渐发展，简单的经济形式——渔猎，应当让出自己的位置与较高的经济形式。采取食物的方法变了，原始的人们不仅屠杀禽兽，并且驯养之，不仅利用他们的肉，并且利用他们的乳毛；于是畜牧成为较高的经济形式了。畜牧需要较复杂的协作和分工。经济的组织既复杂了，于是在此畜牧的共产宗族里。就需要生产的组织人，管理和分配一切生产的工作。此种组织人就是家长Patriac（Paten是父的意思，acp是权的意思）。然而因为畜牧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高，于是就利于获得邻近俘虏，强迫之做看守畜牧的工作，奴隶因之发生（数量还小）。畜牧共产村内，逐渐起了分化，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从战争强夺而来）亦因之发现。
人口的繁殖和人类社会消费的增长，需要比猎牧较高的经济形式。到了某一发展的程度，社会开始生产这样的工具，用之可以从土地中取得生产品，并且利用驯养的兽类耕犁土地，于是农业因之发生，而固定的经济形式成立。然而畜牧与农业的混合之时间，还是非常长久的很。
自从农业发生后，此种共产村内，起了阶级的分化：有土地多者，土地少者，无土地者。奴隶劳动更给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内的可能。虽当此时公共的财产如森林牧场还有保存者，在经济生活上却不占重要位置。阶级斗争的景象已经非常的激烈。
人口繁殖，需要生活工具的源泉——土地之增加供给。使土地增加供给有二方法：一，改良农业生产的工具，仍在原有土地的领域内加一番较好的耕种；二，扩张耕种土地的领域。人类很长久的走着第二条路。固然在几千年之内，不能说农业工具没有点儿改良过，然而此种过程非常的迟缓，有时我们看得出农业工具退步（如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近一世纪来，城市工业用伟大机器生产的方法，而在农业中，十分之九还是伏在旧生产方法之下。
我们在最初期的社会史内，已经看出共产村之阶级的分化。此种阶级分化的现象至固定农业时代，更较显明。贫与富和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甚清。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虽然森林牧场等等尚属一宗族而非个人，然而土地私有权同时已经存在了。土地私有，不自由的劳动发生，奴隶制度因之成立。因为有了奴隶的劳动，富者愈可扩充自己土地的范围，故日益富，贫者因竞争不敌，固日益贫，并且有许多失了土地。
土地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因之土地的贵族阶级发生。有时因为战争的原故，农民多数要向战争服务，逼不得已把自己的土地贱卖给于大地主。大地主因为利用奴隶的劳动，日益扩充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成为一完全统治的阶级。于是社会上之对立的战线就成为两个互相仇敌的阶级，大土地占有主与奴隶了。
在奴隶私有制度的社会里，劳动阶级并不仅仅由奴隶构成的。除了奴隶，还是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不过此时生活的形式已经属于奴隶和奴隶领有者之中间的关系了。奴隶劳动在每种经济范围以内，都占重要的意义，而非奴隶的劳动，都失去旧有的意义。然而到了此时的奴隶，又与从前的奴隶不同：从前的奴隶——如在希腊哥墨时代，在共产村内或农人家庭内，所遇到的生活几与农人一样；而现在的奴隶生活却与劳动的家畜无异。
奴隶占有者不仅仅是地主，并且有时商工业的阶级亦成为奴隶的占有者，因为奴隶劳动非常便宜的原故。
总之，在私有奴隶制度之经济形式下面，土地的或一部分财政的贵族是统治的阶级，而奴隶是被压迫的阶级，无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
欲明了欧洲中世纪文化之发展，则应知罗马兴亡之因果。罗马建国基于农民。纪元前五世纪至纪元前一世纪，四百年中间，农民竞争自己经济的生存和政治的影响甚烈，然终陷于失败，因所争者属于小部分自己人民的利益。当时农民帮助统治阶级之侵略政策，从事战争，失去自己私有的土地；有许多农民惯于战争，不再回转做劳动的生活，完全成为兵士。失去体力，不能服务军事，这些前为农民而后为兵士的分子陷于穷困，只得跑入城市——构成无产阶级的队伍。农民经济亦衰落至极，有许多农民自己情愿附属于大地主树荫之下，渐流入农奴的地位。
罗马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游民的无产阶级，与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同。现代的无产阶级为经济的中心，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却为社会的寄生虫。当时罗马的工业范围甚小，且筑在奴隶劳动上面；故当时无产阶级不参加工业经济的生活，而为流民。因为失土地的农民增多，解放的奴隶增多，都加入游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城市简直成了消费者的大场合，与现代的城市迥不相同。
当时统治的阶级——土地的贵族之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目，扩大土地的范围。在此时期中，技术不但没有改良，反而日形退步。现代的资本家欲扩充自己的利润，趋向技术之改良，而古时奴隶的占有者以战争为增加收入惟一的方法。罗马的统洽阶级既征服东方各文明国家之后，不但取其财富，并虏其人民奴隶之，此种奴隶的知识高于主人，于是主人付之以管理国家的事务和私有的经济，而自己惯于骄侈奢佚。于是统治的阶级渐失去管理的技能。
技术既不改皮，而奴隶的生活又非常之苦，无工作的兴趣，因之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不已。奴隶劳动渐渐失去意义，对于奴隶占有者无大利益，于是释放奴隶的时期到了，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结果使奴隶制度的经济一定衰落。
奴隶经济消灭，因之罗马的文化亦就消灭了。
古代奴隶私有制消灭之后，封建制度feudalism因之发生（feud即土地的意思）。贵族，武士或地主从国主或大诸侯领取土地，作为自己功绩的赏赐。此种土地分与农民耕种，农民每年对于地主一定要纳交若干租课，服役若干日期。
封建制度发展成为经济的形式，约在九世纪。封建制度之发生，实为奴隶私有制度崩坏后之不可免的结果。在德意志等国，所缺乏者非土地，而为耕土地的人，凡是地主都想把持农民固定在自己手里。因为战争等种种的关系。农民欲避免苦役不得已付给地主部分的出产品，托荫于其保障之下，因之农民渐渐失去个人的自由，变为农奴了。
农奴与奴隶的区别，不仅在被压迫的程度之深浅而已。在某一期中（如在家庭奴隶时代中）奴隶的生活实较农奴为苦。最重要的在经济上之差别：农奴有自己的经济，有土地和家属；而奴隶无之。除此而外，农奴结合于自己共产村之内，有时拒绝主人的贪求；中世纪很有农奴和地主之斗争的事实，有时农奴脱去地主的压迫，而为自由的农民。
初期封建制度的经济全为自然经济，每一“经济”消费许多，即生产许多，纯为一种闭关的形式。交易的行为，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没有。当时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没有十分苛刻的性质，到了商业货币经济发现之后，地主趋于奢侈，有严酷剥削农民之可能，于是农民经济生活状况困难已极。农民尽力出卖自己的生产品供给地主的金钱需要，然而农民的生产有限，而地主的需要无穷。从农业经济所榨出的金钱大部分落于商人之手，商人经过地主剥削农民，实为农民之敌。商业资本主义尽力帮助城市之解放，而对付农村，则尽力使其屈于奴隶的地位。
货币经济发现，农民流于破产。从十四世纪起，农民暴动的潮流漫布全欧。封建制度建筑在农奴经济基础的上面，农奴经济既破产之后，封建制度当然消灭，于是在中世纪社会腹中发生一种势力，此新势力即中世纪的城市，为新社会的创造者。
城市之发生，在德意志诸国，均从八世纪起，而在欧洲其他国家中，有时前一点或后一点。城市大半都从诸侯的乡村出来的，有种种的原因：或者附近诸侯的宫院，住所，或者地理上的位置便利；商人、手工业者皆群集于此便利的地方。人口日渐增加，经济的关系日渐巩固，于是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居民差不多完全由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构成。在初期他们还附属于诸侯，贡纳诸侯以货币的租税，后来他们渐向诸侯用若干的金钱赎出自己的义务，比较地成了自由的人民。当时城市成为逃亡所，谁个跑出宫院逃到城市，即开始向诸侯奋斗，脱去农奴的地位；在此种奋斗之中，手工业者占主要位置。结果，城市所以终久能战胜者，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城市财富（商业资本）之增长，别方面是手工业者行会组织之坚固。手工业者行会之初组织时，不过带着管理生产的性质，后来成为竞争的组织。他的发生约在七世纪或八世纪。
当行会发生初期，每人皆可成一手工业者。虽然每一手工业者手下有助手学徒，然而此种助手学徒，差不多是主人家庭中之一员，并没有什么仇敌的关系。自从商业渐渐发展，城市财富增加以来，行会成为专利的阶级的组织了。行会闭起门来把助手学徒推之于门外，加之以苛刻的条件。一方面行会拒绝其他初到城市者之加入；此种被拒绝之人因为之无工具物料等等，只得跑到其他手工业者手下，做成雇佣。向之手工业者到了现在，自己不工作了，变为监督的主人，而向之助手，一变而为被剥削的雇佣的工人，绝对没有能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希望。于是助手与主人间之斗争以起，在十四世纪时，助手时有罢工的举动。助手亦组织一联合会与行会对立；不过此种联合会之重要的目的，在于互助通融而已，对于奋斗无甚大用，并且此种助手联合会都是闭关的；他们毫不觉到和其余被压迫的助手们应当有阶级的团结。
在中世纪城市中，商业阶级占重要的势力。此阶级旧日大半由农奴而来，当城市反对诸侯之时，他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封建的割据大有碍于商业阶级之行为，故商业阶级趋向帮助王权，反对诸侯，力求统一国家。
当时商业阶级不以一东方市场为满足，开始寻觅新市场，最醉心渴慕者为唯一的印度。此种寻觅的结果，发现许多新土地；此种新土地与其人民乃成为剥削的对象：戕其人民，抢其宝物，种种野蛮的方法，可以说当时的商人都用尽了（此时期所谓最初积累的时期）。然而商人徒贩卖他人的商品，生产机关不在自己的手中，总觉不能厌望。等到积聚丰富的时候，商人不愿限于商业的行为，于是趋向占有产业，自己组织产业，扩充自己的利润。中世纪的法律，规例和风俗皆阻碍新阶级之占有产业，因此商业阶级趋向于工业资本之路，绝对仇视中世纪的制度，如地主政权，行会组织等。
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必先具两个条件：一，充足的金钱资本之积蓄——为了多雇工人，供给生产消费之用；二，自由的工力——无限制的工人数目，可以自由购取。唯在此两种条件之下，工业资本才能一方面尽力扩张生产的范围，别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取得丰富的利润。
金钱资本之积蓄已经完成在商业资本的时期。工业资本之能取得自由的工力，则是封建社会破坏后自然的结果。农民经济破坏，农民穷困已极，结果使多数的农民不得已抛弃乡村，跑入城市，寻觅维持生活之职业。农民经济既然破坏，地主亦就愿意把农民放入城市，自己（地主）另寻其他土地生产的方法。在英国十四世纪之初，地主自己占据土地，做牧羊的事业，驱逐农民，使不得不成群结队离开土地。此种被驱逐的农民一时寻不得职业，都流为盗贼流民。无工作，无土地的无产阶级日增一日，虽当时统治阶级尽力禁止此种无产阶级之行动，任意惩罚他们，然而终无大结果。这些无职业的群众对于工业资本非常的有利益，他可以尽力选择，任意购取。然而此类的群众皆无技术的训练，自然难与熟练的手工业者竞争；工业资本家因想出一条路，遂组织“手工业工场”（Manufactu-re），在此手工业工场内，每件商品皆由很细的分工制造而成，并非一个人从头到底的工作。此项分工不一定需要很熟练的工人，并且劳动生产率亦因之大为增加。此种手工业工场可以算后来工厂雏形。
手工业工场虽然增加许多生产率，然而因为只是人办的工作，总有一定的限制。资本主义趋向无止境地扩张生产范围，当然不能以手工业工场为限。因此，工业资本家皆竭力趋向机械力量之利用，于是机器生产的时代开端了。
在英国（各国亦然），工业革命发生，社会经济变为机器大生产的形式，旧时的小手工业几破产无遗。此类小手工业者既破产之后，或者变为工厂的无产阶级，或者变为无职业的流民。资本家在此际要用多少工力，就有多少工力。工作的时间延长到极度，工资亦低不堪言。机器工作因为仅仅看守指拨轮机，所以不尽需要成年工人与男工，妇女儿童亦可工作，加之妇女儿童的工资较成年的男工为低，对于资本家非常的有利，于是女工童工反把成年的男工挤去了。自有机器生产以来，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奴隶的地位。若长此资本主义存在下去，人类文化将有灭亡之虞。欲拯救人类文化出于灭亡之祸，则除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而外，无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