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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文学是超乎一切的，诗人和文学家决不受环境的支配决不应参加环境的变动，决不应问及什么革命不革命……”也许有很多的人，尤其是自命以艺术为至上的诗人文学家是这样想罢。但是在事实上，诗人总脱不了环境的影响，而革命这件东西能给文学，或宽泛地说艺术，以发展的生命；倘若你是诗人，你欢迎它，你的力量就要富足些，你的诗的源泉就要活动而波流些，你的创作就要有生气些。否则，无论你是如何夸张自己呵，你终要被革命的浪潮淹没，要失去一切创作的活力。
当群众忍受不了压迫，而起来呼喊，暴动，要求自由，高举解放的红旗，而你，诗人，站在旁边形同无事，或竟旁观也不观一下，或向群众说道：“这又何必呢？我们要严守美妙的和平，我们应当文明些……”在这时候，那怕你的诗做得怎样好，你的话怎样有音乐的价值，你相信你自身是如何的高尚，但是又有谁注意你，需要你，尊崇你，静听你呢？你将为群众所忘记，或为群众所咒骂，所唾弃；或者有一部分失去权威的少数人要欢迎你，说你是他们的，但是他们是失去权威的，是要做死亡的呻吟的，是没有再生动的希望的，能够给你一点什么呢？依附旧势力的诗人永远开辟不出创作的源泉，——事实上是如此呵，我们看一看俄罗斯的文学就可以晓得了。
俄罗斯文学革命运动的因果史，朵斯托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涅格拉梭夫，杜格涅夫……与俄国革命运动有什么关系，这是另一问题，我们暂且不说，且说一说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文学界。
十月革命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把土地，工厂，银行……一切从资本家地主夺到工人农民的手里，赶跑了克林斯基，打败了田尼庚，推翻了独裁的皇室，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制度，并且将资产阶级的文化送到坟墓中去了。文学当然是所谓文化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文化既然被革命扫荡，于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也就随着资本家，地主，将军，跑到外国去，或在国内销声匿迹，不做一点儿声息——何尝不想呢？何奈没有力量了！也许跟着资产阶级下台的文学家自己以为是超乎一切的，是艺术的忠臣，是和平梦的爱好者，是人类的美妙的心灵的化身，而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为所谓讨厌的物质利益而奋斗。但是事实的结果并不如他们的想象呵！他们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歌咏者，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战将，不过在争斗的战场上，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所用的武器不同罢了。
“喂！这粗野的工人的手，喂！这纷乱的暴动，这黑面包，这凶恶的波尔雪委克，这巨大的惊慌……呵！怎么办呢？……革命，唉！革命简直是横暴，简直是罪恶……我们的温柔的梦做不成了，我们的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我们的神秘的，细微的心灵被震动了，我们的幻想，我们的一切……没有了！唉！没有了！……”
是的呵！十月革命给与了“神秘的心灵”的诗人以无涯涘的悲哀！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温柔的梦做不成了，诗神因之不安，司文艺的美女因之啼哭……唉！横暴的革命！可诅咒的十月！但是怎么样办呢？革命是很骄傲的，尊大的，是很不顾一切的，是走起路来声音很高大的，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诗人的温柔的梦境搅扰了。
十月革命将旧的、资产阶级的俄罗斯送到历史的博物馆去，因之它的心灵也就没有再重新波动的希望。一切眷恋旧俄罗斯的情绪，回忆过去的哀思，恢复已失去的幻想，一切，一切……都是无希望的，不合时代的，因之它们的代表者，旧俄罗斯的诗人，无论如何，没有再生的可能，没有再为群众所注意的机会。也许他们现在还在提笔从事著作，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感觉，情绪和心灵，都已经死去了。
十月革命是爆发了，讨厌的十月！它将一切纯洁的（？），以艺术为神圣的，天才的诗人都送到俄国的境外去，送到柏林，巴黎，伦敦……去过侨居的生活，这未免太严刻了罢？其实呢，十月革命后，劳农政府并未颁布驱逐文学家的命令，并未摆出对待他们的严刻态度。不过十月革命的本身，劳农的呼喊，红旗的招展，波尔雪委克的行动，与他们的艺术的心灵不合，将他们所歌咏的宝物破坏，令他们起江山依旧主人已非的哀感，不得不离去故乡了。我们与其说革命将他们驱逐，不如说他们将革命的祖国抛弃——革命后的俄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了；从前所歌咏的花园乐土，现在简直不可一日居，于是他们不得不侨居到那美丽的，繁华的，公道的，纯洁的，合于诗人的心灵的伦敦，柏林，巴黎……
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巴尔芒德，黑普斯（米里慈可夫斯基的夫人）……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旧俄罗斯文学的明星，都跑到国外去了，并且似乎降低了艺术家的身价，也参加，并且积极参加反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艺术家不是最纯洁的么？不是不齿问及讨厌的俗事的么？不是高出一切的么？但是现在为什么都把艺术家脑筋弄得昏乱了？为什么与反革命党，保皇党，资本家，将军……一切非艺术家一鼻孔出气，共同为反苏维埃俄罗斯的呼声？这是艺术家的降格呢，还是艺术家的本色呢？
不，这并不是艺术家的降格，这乃是艺术家显现出了自己的本色！我们要知道艺术并不是个人的产物，艺术家一定有自己的社会的背景，他并不是高立云霄，与其他人们没有关系的。每一社会的阶级有自己的心灵，每一艺术家必生活于某一阶级的环境里，受此阶级的利益的薰染陶溶，为此阶级的心灵所同化。因之，艺术家的作品免不了带阶级的色彩，我们虽不能说某一艺术家是某一阶级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说某一艺术家是某一阶级的同情者。若这种意见是不对的，那末，为什么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等……参加反劳农的运动？为什么以为新俄罗斯，劳农俄罗斯不好？难道说艺术的花卉只在贵族的宫院里，只在资本的深窖中，只在太太小姐的暖室里能够吐香？而在工人的俱乐部里，在群众的歌声里，就要失其光彩了么？严格地说，这也许是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环境实在找不出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的口味来。当这一般纯洁的（？）艺术家正在温柔的资产阶级的花园中欢唱低吟之际，忽然俄国的劳农举起十月的火旗，喊什么面包土地，当然要吓得一跳，即时变低吟为大喊：“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赶快跑，赶快跑呵……”
好！你跑你就跑，谁也不来拦阻你。因为体贴你艺术家的心灵起见，决不来拦阻你，拦阻你更使你悲哀了。可是你既然跑了，那末，你的歌声也就没有谁能听得着了，在事实上，也没有谁想听得你的歌声。十月革命后，这一般著名的文学家，如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巴尔芒德……在文坛上一点儿力量没有，几几乎全被人忘却了。不错，还有一部分文学家，如梭罗古布，谷慈敏，茶妙经……十月革命后，还没有跑，还在莫斯科或在列宁格勒住着，但是他们的身体虽然没跑，而他们的心灵久已跑了，或跑到柏林，或跑到巴黎，但是无论跑到什么地方，总是跑了，跑了是一样的。因之，新俄的批评家给他们一个名号“内侨”，意思是国内的侨民。或者有人说，这未免滑稽这又有什么滑稽呢？在精神上，新俄罗斯已经不是他们的祖国了；他们的祖国内有皇帝，有贵族的花园，有美女的白手套，有地主的威严，有温柔的筵席……但是现在的新俄罗斯呢？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不是所谓艺术家的祖国。
旧俄罗斯的诗人随着旧俄罗斯的政府下了舞台。十月革命后，我们在俄罗斯的文坛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威严了。无论内侨的文学家也罢，外侨的文学家也罢，或销声匿迹地不说话，或为无力的呻吟，一点儿好的东西也没写出来。简直可以说算完了。他们都死去了罢？不错，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安得来·白内宜，谷慈敏，还生存在人世上，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说过革命这件东西，倘若你欢迎它，你就有创作的活力，否则，你是一定要被它送到坟墓中去的。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光彩些？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倘若文学家的心灵不与革命混合起来，而且与革命与于相反的地位，这结果，他取不出来艺术的创造力，干枯了自己的诗的源流，当然是要灭亡的。
这一些反革命的文学家，既然在新的取不出资料来，于是在旧的垃圾中，在上帝的龛前，在罗马的往昔，在一切被现代人所忘却的生活里，取出一点腐水润润自己的笔锋，但是可怜极了！革命后，他们也出了许多诗集，并且这些作品在技术方面并不是十分不高，但是他们的感觉，情绪，幻想，却不能令现代感觉到需要。梭罗古布，谷慈敏，罗善诺夫，白列松……共同出了一本《射夫》，印刷得虽然讲究，喂！可是只印了三百份！这简直是羞辱罢！与革命表同情的作家们所出的诗集，至少也要印两千份，但是这一些旧俄罗斯文学家，并且是有过很大的名望的，只将自己的文集印了三百份！这未免是滑稽而且羞辱罢！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把旧情绪来鼓动新的人们的心灵……
没有办法，去找上帝罢……贵族的别墅没有了，丰盛的筵席没有了，暖室的花也不香了，所剩的还有一个上帝，呵！这个上帝，你们波尔雪委克总夺不去！当我们读反革命作家的，特别是女作家的诗集时，差不多到处都可以找到上帝这个东西，似乎没有上帝，诗便写不出来。阿黑马托瓦，慈维大也瓦，司喀普斯加牙，黑普斯……这一些女诗人口口声声总是上帝，上帝，上帝！但是天上的上帝总解决不了地下的问题，恢复不了已失去的实产！
这又怎么办呢？
历史的命运，革命的浪潮，任谁也不能将它压下去。“上帝！上帝呵！这是无力的祷告，这是将要死亡的哀鸣。
“倘若我将来有时间，金钱，纸，笔，墨，我一定可以创造出稀有的作品来……倘若给我许多层的楼房，十足的笔墨，我可以写出好的神话的叙事诗来，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给我生活的安全罢，我交还你们的损失。我向俄罗斯声明：我是你所需要的，我并且知道你所需要于我的是什么。”
这一段话是何等的悲哀呵！安得来·白内宜公开地向新俄罗斯诉苦，说自己没有创作的机会，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完全是因为物质的生活不安定。我们不能说，他的这种要求是不应当的。但是倘若以自己现在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完全归咎新俄罗斯没有给他好的楼房住，这未免是笑话罢。新俄罗斯还在革命的过程中，新俄罗斯的创造主——劳农群众——还在血汗里奋斗，或者有点疏忽的地方，没有把所谓文学家，特别是白内宜，安置得周到，但是这是它的错误么，当许多人没有房屋住的时候，那里能给你白内宜以多层的楼房和无数的金钱？并且你有了楼房和金钱之后，所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新俄罗斯所需要的，还是一个问题。白内宜根本没有明白新俄罗斯是什么东西，没有接受十月革命的情绪，照理没有向新俄罗斯要求保障生活的权利。
白内宜是伟大的天才，崇拜他的人是这样地称呼，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地相信。他似乎还想恢复自己从前的权威，重新创造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创造力没有了，在我们想，他没有再生的希望了。他承认自己是俗人，并说苏维埃时代对于文学家是恐怕的时代……这样能够创造出好的作品么？新俄罗斯在改造的时代，还要向文学家要求努力的帮助，而白内宜既不能习惯于它的生活，明白它的意义，复向它提出特权之要求。这末一来，白内宜永远与新俄罗斯合不到一块，而无相遇的机会了。
但是，新俄罗斯是在生长着，是在前进着，没有闲工夫与白内宜相周旋，于是白内宜永远的颓倒在它的后面，而无再起的希望。
从旧俄罗斯的范围内完全跳到革命的道上来，有布洛克，布留梭夫，关于布洛克，我们后来才说。布留梭夫本来与巴尔芒德为俄罗斯文坛上象征派的双星，齐负盛名，但是十月革命把巴尔芒德惊跑了，跑到国外过侨居的生活，而布留梭夫却完全把十月革命接受了，并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国家努力文化的工作（他已于前年死了），因之，俄国的劳农群众对于他还表示相当的敬礼。
亚列克谢宜·托尔斯泰（注意这不是做《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在革命初，也同布林，巴尔芒德，米里慈可夫斯基等跑出国外，过一过侨居的生活，但是后来，他看见新俄罗斯并不十分可怕，波尔雪委克并不是洪水猛兽，于是把胆子壮一壮，返到俄罗斯来。在这几年中他还做了几部长篇小说，并且还十分坏。他所拟做的长篇小说在愁苦中的行路，第一卷我已经读了，描写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情状，还有两卷未出版，或者已经出版，我尚未看到。他创作的源流还未枯涸，我们虽然不能断定他将来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来，但是，他总还能写，总还没有死去。这大约因为他没有把自己送到反革命反现代的路上罢。
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黑普斯……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当然占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他们是死了的人们了。他们现在能够写些什么呢？什么是他们创造的对象呢？写保皇党请求英法政府封锁俄国罢，这又有什么兴趣呢？况且这些卑污的历史，写出来只表现出自己的羞辱，此外什么都得不到。喂！说起来，革命的作家幸福呵！革命给与他们多少材料！革命给与他们多少罗曼谛克！他们有对象描写，有兴趣创造，有机会想象，所以他们在继续地生长着。
“当我想起那个时候——这些不怕神的共产主义者将政权得在手里，他们用粗暴的手腕，毫不怜惜地将一切我心中所宝贵的，美丽的大理石的偶像完全打碎；他们破坏一切为诗人所爱的，艺术的，幻想的玩物；他们砍去神妙的，香艳的桂林，而栽上马铃薯；没有实际用处的百合花，然而外表是很美丽的，也将离却社会一块土了；美丽温柔的玫瑰花，夜莺的未婚妻，也将逃不出这种命运；夜莺，这些没有实用的歌者，将受驱逐……我真要恐怖而战栗呵！喂！当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凯旋的无产阶级将我的诗篇抛入坟墓与一切旧的，浪漫的，幻想的世界同归于尽——我真抱着无限说不出来的羞辱呵！”
德国伟大的诗人在一八五五年临死不久的时候，写出自己对于将来的悲痛。海涅感觉到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免的，而同时却又恐惧自己的《歌的书》将要被焚毁，一切诗人的幻想将要消灭……他的预言一方面是对的了，而一方面又须加以更正。历史更正了海涅的预言——不怕神的共产主义不但没有将《歌的书》焚毁，而且在新俄罗斯出版了一本很好看的译本。胜利的无产阶级保留了许多旧罗曼主义世界的遗产，有时或者所保留的超过应当保留的程度。无产阶级也爱百合花的娇艳，但要大家都有赏玩的机会；夜莺的歌唱固然美妙，但无产阶级不愿美妙的歌唱，仅仅为一二少数人所享受。许多很好的诗人以为革命的胜利，将消灭一切幻想和一切罗曼主义；其实人类的一切本能绝不因革命而消灭，不过它们将被利用着，以完成新的责任，新的为历史所提出的使命。
但是当俄国革命未发现，无产阶级未执政权以前，诗人——罗曼谛克不会将幻想与实际生活连合一起，不会将罗曼主义与革命视同一体，因之闹出许多大的悲剧。近一百年来诗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悲剧的，烦闷的历史。拜轮一方面仇视人世间的地上，但一方面又是人世间的忠实的儿子——他竭力诅咒人世间的地上，不愿在人世间的地上寻找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但他又诅咒永无声息的天上，结果完完全全献身于地上的事业，为所谓“小利益”奋斗，为被压迫的民众牺牲，在希腊历史上留一千古不灭的故事。圣西门是幻想家又是实行家；海涅是罗曼谛克，但又是革命党人；伯林斯基是唯美主义者，但最后变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两种思想冲突的时候，伟大的诗人也不知落入了许多悲剧的深窟呵！
说起布洛克来呢，他是这一世纪历史的转变中之最后的，伟大的，悲剧的表现者。布洛克是罗曼谛克，他的罗曼主义完全是历史震变的预觉，是一切幻想的不坚固之承认。他的《玫瑰与十字架》是这一世纪来罗曼主义的美妙的著作，在这一本戏剧中，我们可看出他的悲剧来。剧中女主人伊左娜，一位年幼的美丽的妇人，一方面为着年老的好发怒的丈夫，终日愁闷不可言状，一方面夜夜梦见着不知名的武士——《欢喜与痛苦》一歌的作者。当她清早睡醒的时候，两耳中总是隐约地闻着歌声；后来命老看卫武士伯特兰寻找她所梦想的武士，结果虽然寻找到了，但所寻找到的完全与梦见的不合，不禁大失所望。伊左娜在失望之余，爱在一个美丽的侍童的怀中领略安慰，而命伯特兰在自己窗下看守，若老丈夫到时，即叩剑为号，使两情人不致陷于困难。一日老丈夫至，伯特兰效忠于伊左娜，遂以身殉。此剧完全表现布洛克心中所有的悲剧：既爱远的，不可见的幻想，而同时又知道这种幻想是不坚固的。于是不得不注意于现实的生活，而现实的生活又不能令人满意，寻出好的出路，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美丽的孩子
总比渺茫的和可怕的梦好些。”
这是剧中紧要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承认一切幻想的枉劳，这是说明对于不现实的爱情的无益。但是布洛克本是爱幻想的罗曼谛克，本是爱神秘的诗人——既承认幻想之不坚固，遂不得不参加所谓人间世的运动，在这一种冲突的过程中，布洛克的心灵上的确萃聚了近百年来的悲剧。
十月革命的火焰爆发了。布洛克于徘徊歧路的当儿忽然听到巨大的轰动的雷声，于是他的诗的心灵大为波动起来了。也就同海涅一样，法国的六月革命激动了海涅的幻梦；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论起范围来，比当时的六月革命大得多了，将布洛克从失望的途中唤醒过来。布洛克以为仅在革命的浪潮中，能寻找出诗人所要求的，伟大的，有趣的，神圣的一切……
什么东西把布洛克与革命连合在一起的呢？
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谛克更要比其他诗人能领略革命些！
罗曼谛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以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俄国的革命与布洛克似觉相遇在无涯涘的勇敢上面。革命是行动，布洛克是幻想，革命所趋向的正合于布洛克所要求的。革命在一瞬间把布洛克弄得再生了：在革命前不久，布洛克还悲哀地呻吟：“生活轰扰过一下，就消灭了”；他又肯定地说道：“一切将来还是如此，出路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呵，布洛克呼喊着说：“生活是美妙的！”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他爱革命的钟声永远为着伟大的东西震响。
布洛克很矜持自己能继承古来好的艺术家——为被压迫的人类而悲哀者——的传习，能参加伟大的奋斗。好的艺术家都曾知道，仅仅只有美妙的东西才值得想象。试问什么东西有比革命再美妙些的？对于好的诗人与对民众一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布洛克说，“所以值得生活的，仅在于向生活提出无限制的要求：要有就全有，要没有就什么也没有。勿相信世界上所无的东西，而应当相信世界上所应当有的东西；纵使这种东西现在还没有，或很长远的时候还不能有。”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布洛克的急进主义到什么程度；观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迎合革命的浪潮。
布洛克比革命还要急进些。革命时常还要走走曲线路，但是布洛克不愿有任何的调和。在最恐怖的时日，革命有时在自己的血路上还震动颠簸一下，然而布洛克硬挺着胸膛，丝毫不惧血肉的奔流和宝物的破坏。他不但自己把革命完全领受了，并且号召别人领受革命的一切，勿要为革命所带来的牺牲，恐慌，危险所震惊。他说，我们仅仅爱好还是不够的，应当不为所爱好的东西而生怯儒。真正的爱能驱除恐惧。你们千万勿怕把克里姆宫，一切宫院，画片，书籍……破坏了！为着民众而保留它们是应当的，但是，失去了它们，民众并没有失去一切的东西。能被毁坏的宫院——不是真宫院，能从地球上毁灭的克里姆宫——不是真克里姆宫。从宝座倒下来的皇帝——不是真皇帝。克里姆宫在我们的心里，皇帝在我们的头内……
布洛克深知道革命非同故事可比，它的创造一定要经过破坏的路。有人或者要讥讽罗曼诗人对于目下的生活痛苦太冷静了，殊不知照着这一种关系上说，则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谛克。革命为着要达到远的，伟大的，全部的目的，对着小的部分，的确不免要抱着冷静的严酷的态度。我们可以把布洛克咏自己的诗拿来咏革命：
心灵沉默着，在冷静的天上，
一切星星儿向它燃烧。
只听得周围的民众扰攘地，
在呼喊着黄金和面包。
它总是沉默着，——静听着呼喊，
瞧望着那遥远的天边。
为着要走到那遥远的天边，目下的附近的小呼喊都可以置之不理。关于此，布洛克的态度与革命的态度完全是一个样的。
……无神圣的名字的，
一切十二个走向那远处去，
他们是什么都预备好了的，
什么东西也不愿有所顾惜……
在《十二个》一诗中，布洛克完全表示出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就因此，布洛克插进了新俄罗斯文学界，并且《十二个》的意义和价值，将随着革命以永存。《十二个》是革命的证书，是最近一百年来罗曼谛克的心灵世界之转变，是布洛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劳农群众所崇拜的诗人之枢纽。布洛克是真正的罗曼谛克，惟真正的罗曼谛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寻出美妙的诗意，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布洛克把十二个红军的兵士比成救世主的基督，而在别人则以为他们是强盗，捣乱者，神圣的破坏者，刽子手。人类永远地幻想正义，希求正义的实现——布洛克以为十二个兵士是引导被压迫的人类到正义之路的天使。为着实现正义，十二个兵士提起有力的、不摇动的脚步，勇敢地前进，而他们背后剩下了旧的一切……
伟大的不满意也是把布洛克与革命连合在一起的一物。在俄国的地土上无数万的农人和工人，因为受了统治者的严酷压迫，遂掀起了暴雨狂风，大放其不平鸣；而在诗人的心灵中，蕴藏着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满蓄着人类个性不解放的感觉；因此，反对市侩主义，反对压迫的制度，布洛克与革命是一样的。布洛克很讨厌所谓“秩序”，“国民义务”，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他说：“有产者足下的一块地，如猪足下的屎尿一样，是一定的：家庭，资本，职守，徽章，官位，木架上的上帝，宝座上的皇帝，你把这些都把它抛掉，那吗，他的一切都要嘟噜噜飞去了。”
革命把这些东西从资产阶级的足下打扫去了。在这一种打扫的行动中，有一种无限制的前进的趋势，鼓荡着人类要求解放的热情，诗人可于浪潮中听出能令人欢畅的音乐，看出革命的心灵。布洛克爱上了这个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我们爱这些不谐和的歌声，这些呼吼，这些音乐谱中之意外的转变……我们现在应当听，而且应当爱这从全世界音乐队所飞出来的声音……”但是革命是人类历史的道上的胜利日，是无风浪的散文。革命后要渐渐地走到进化的路上，要发展到自身的第二阶段。在此第二阶段，破坏的风浪要让位置于和平的建设，所谓理性和计划登了表面的舞台，而所谓革命的心灵不得不隐藏到自身的深处。到此时，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罗曼谛克，失去了兴趣，心灵上起了很难过的波纹。他这一种痛苦，绝不能与白内宜、茶妙经、裘可夫斯基（文学批评家）等等的诉苦相比，他们简直与革命没有关系，他们之所以不满意于革命的，是因为革命不能给他们好房子住，好面包吃，而布洛克现在所以发生痛苦的，是因为革命，照着他的感觉，似乎走到半路停下来了，不能满足自己的无限制的态度。布洛克未明了革命的理性，所谓和平建设，是必要的，是不可免的。但是他对于革命的心灵，始终是忠实的同情者。
不过要做一个革命的诗人真是不容易！不但要表同情于革命，不但要在革命的怒潮中，革命的胜利中寻出有趣的东西，听出欢畅的音乐；并且也要领受它临时的策略，它的临时的失败，所谓以退为进的形式；并且也要忍耐地拿住他的理性，持住它的计划，随着它为和平的进化。但是布洛克却没有能做到这一层，害了所谓“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他以为革命右倾了，与当时革命后共产党中一部分左倾分子具有同一样的观念。革命倘若不是一烘就算了事，而是要改造一切的，那末，它不得已一定要走入散文的路，要进到和平的建设。革命一方面将进化的方法（未革命以前的）消灭下去，而一方面自己又要应用它。破坏是革命的手段，建设是革命的目的，欲达到目的，那就不得不要理性来支配了。新世界的建设一定要从很小的事物做起，而不会在空中发现。但是我们的诗人，我们的罗曼谛克，却没有这种耐性，所以他痛苦，痛苦得很……
在心灵上，理想上，布洛克完全与革命是一致的，但是他没有明白，并且不会估量革命后所谓从小事做起的价值。革命后一些建设的琐事，我们的罗曼谛克没有习惯来注意它们，而自己还是继续地梦想着美妙的革命的心灵，还是继续地听那已隐藏下去的音乐，还是继续地要看那最高涨的浪潮……但是为着要建设文化达到目的起见，革命不能与布洛克再走一条路了。
十月革命第二期入于和平建设的时代，所谓新经济政策，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停止，在表面上看来，的确是象革命退了步，一般激进的分子对此大生不满，发生了所谓“左派幼稚病”，因为害这种病而自杀的很有一些人。如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格拉昔莫夫也因之灰心丧气，他看着花园中的一些白女人和娼妓们，看着金钱，又动了自己的响声，不禁叫道：
好苦痛呵！
好苦痛呵！
……
这种苦痛的确是很难受，它居然把布洛克杀了。这种苦痛之发生并不是由于敌视革命，而是由于太相信革命万能了。不过真正的劳工诗人，虽然一时地苦痛一下，但能不为这种苦痛所杀，而我们的罗曼谛克，布洛克，缺乏所谓忍耐的能力，于是就陷于不可免的悲剧了。
但是我们的罗曼谛克所遗留的《十二个》将永远地为劳农群众所珍贵……
十月革命涌现出一个特出的诗人，这个特出的诗人很少为批评家所注意，大半的批评家都把他置之不理不问，然而他在俄国革命文学史上将要占头一把交椅，他对于群众的影响非常之大。倘若我们数一数，或者问一问俄国的劳农群众，哪一个诗人是为他们所爱的，哪一个诗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是最有兴趣的，他们必定都同声答道：
“节木央·白德内宜！”
这么样的一个声名最普遍的诗人，这么样的一个为群众所爱戴的诗人，居然为批评家所忽视，这岂不是一件奇事么？其实并不是一件奇事！大半的批评家，持有旧有的眼光，还是以旧的态度来批评文学。他们不把白德内宜算在文学的范围内，他们几几乎不承认白德内宜的诗是文学的作品。有很多的人说，白德内宜是具有大的天才的，然而这种天才不是文学的。这大约因为白德内宜的作品所用的语言都是合乎民众的俗语的，他的作品的对象不外乎牧师、农民、兵士、地主、革命，日常生活等等在他的诗内，我们找不出香艳的百合花，玲珑的夜莺声，男女间美丽的蜜梦，细腻的玉手，柔软的沙发，微细的情绪，海边林下的幻想，一切真正的诗料……倘若没有这些诗的内容的诗怎么能算是诗呢？写这些俗事俚物的诗人又怎能攀登诗人的天国呢？不是诗！不是诗人！诗是要有艳丽的，诗人是要有细腻的情调的。
喂！倘若白德内宜的诗不是诗，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那末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呢？倘若为劳农群众所爱戴的诗人不是诗人，那末所谓诗的岂不是要与群众脱离关系？岂不是超乎群众的？倘若说有细腻的情调才算是诗，才算是文学，这的确是减轻了文学的地位——文学既不是为群众所要爱戴的东西，那末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任你们一些批评家怎么样忽视，怎么样说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然而俄国的工人，农人，兵士还是继续地崇敬他，把白德内宜算为自己的诗人！白德内宜虽然在批评家的眼光中不是诗人，然而在劳动群众的眼光中却是唯一的诗人，唯一的为他们所需要的诗人！呵，这又怎么判断呢？批评家的眼光对，还是群众的眼光对？这又何必判断呢？公公与婆婆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倘若我们是承认文学不是贵族的，是应当群众化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说白德内宜是文学的天才，是值得注意的诗人。
当然，并非是每一个俄国批评家都把白德内宜置之不理不问。社会主义派批评家柯干在自己批评白德内宜的文章中说：
“当我被中央出版部派到乡村演讲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白德内宜的文学的重要意义。中央出版部的经理人随身带了讲演者的名单，曾向群众问过，他们愿意再听谁个的讲演。在演讲者的名单上都是有名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有许多自己还不知道也列在这个名单上，白德内宜大约也是不知道的一个。一些农民们很冷淡地听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及政治领袖的名字，我以为农民先要听这些人们的讲演。但是当念到白德内宜的名字时，全部听众即刻兴奋起来了，齐声说道：‘好得很！什么时候把他派来呢？请快一点派来！’在这个冷淡的村庄内，在这种所谓不文明的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白德内宜的名字……倘若白德内宜不是文学家，那末对于文学恐怕有点不好看罢……”
我们读了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了白德内宜对于一般民众的影响了。当这革命高潮正在澎湃汹涌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热烈的空气中，一般所谓真正的（？）诗人吓的吓，跑的跑，缄默的缄默，而白德内宜大放其笔锋，把自己的诗做为红军的大炮，做为攻打田尼庚，哥恰克一切反对革命的工具。脱洛斯基用自己的命令和计划引导红军保障革命，攻打敌人，而白德内宜用自己的诗歌鼓动红军，与脱洛斯基做了同样的事业。没有一个红军的兵士不爱读白德内宜所做的诗的。这一方面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都是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流畅，合乎一般群众所说的语言。凡是在报纸上，演说中，书本上所一时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只要白德内宜在诗中一写出来，一般群众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明白了白德内宜所以为群众所爱戴的道理么？
白德内宜从未称过自己为诗人，他只是俄国革命中一个工作者，他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服务的人。他所写的诗都是与时事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都是“定做”的——社会群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什么东西。他从未想过将自己的诗做为人们消闲的安慰品，做为酒后茶余的资料。他提笔做诗，也就如同农夫拿起锹来挖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的，绝不是如一般诗人为无病的呻吟。他的作品，照唯美派的文学家看来，实在有点粗俗，或简直不承认它是诗。若真正要说白德内宜的作品不是诗，那末也没有办法，好在白德内宜自己并不自命为诗人，我们又何必代他辩护呢？
白德内宜只是一个战士，批评他最得当的要算红军首领脱洛斯基了。脱洛斯基在自己批评文学的论文中，很少的时候说过他，然而在自己所写的“革命军事苏维埃”的命令上，很简单明白地将白德内宜批评得再好没有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事苏维埃”会长脱洛斯基发出一褒奖白德内宜的命令说：
“节木央·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好枪手，为语言中之最勇敢的骑兵，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褒奖，予以红旗徽章。”
在此简单的几句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德内宜与俄国劳农群众的关系，他的作品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脱洛斯基的策略当然是于红军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白德内宜的诗，在于红军胜利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是要占一个相当的位置的。任你说他的作品是诗也罢，不是诗也罢，可是这种作品却有自己的巨大的作用，为任何诗人的作品所不能够达到的。
白德内宜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战士。他在他的自咏的诗中说：
我不是首领，而是一个普通兵士，
我很骄傲我能同民众的行列排得紧紧地，
在强烈的战场上我分受民众的命运，
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羞辱，他们的欢喜。
这是如何伟大的气魄！白德内宜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承认自己是与民众一体的，他绝对未曾想过自己是要超出群众之上，可是也就因此，我们能在他的诗中寻出民众的喜怒哀乐来。倘若我们把白德内宜与民众的关系抛却，而来论白德内宜是诗人，或不是诗人，这简直是无意识的事情。他是民众的战士，他的诗是为着民众做的，民众的喜怒哀乐是他的诗料。他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心理，能鼓动民众战斗的情绪，在实际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我的诗》中，白德内宜说出自己的诗的面目来：
我歌吟……难道说我在“歌吟”？
在战场中嘶哑了我的声音。
我的诗呢……也没有什么光芒，
不是在闪灼的演讲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群众面前，
我高诵着我的粗俗的诗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务者：
我的粗俗的诗是我的每日的功绩；
祖国的民众，劳动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对于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思想的表现，
你，我是看守你的门隅的警犬。
是的！白德内宜是看守民众的门隅的警犬！但是，这对于所谓高尚的诗人，不是一件羞辱的事么？喂！警犬？警犬只是警犬，不能称为诗人罢？诗人怎么能当警犬呢？但是白德内宜情愿当民众的警犬，情愿降低诗人的地位。不过说起来，当民众的警犬，这并不是十分羞辱的事情！当警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警犬要有当警犬的天才，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自称为民众的警犬的。当民众的警犬而能博得民众的崇爱，我以为这只是光荣，无限的光荣。至于一般高超的诗人视当警犬为羞辱的勾当，那也只好由他们想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白德内宜真是如警犬一样，凡遇着一件政治事变的时候，他就应时势的需要，提起笔来向民众警告。别人以为很野俗的，不值得诗人注意的，而白德内宜都可以写出自己特别风格的诗来。即如在国内战争时，兵士滥用子弹，白德内宜做出诗来教训他们：
强者不费用自己的力气，
因此在两方的交战时，
他可以捉得着他的仇敌。
对于可诅咒的波兰的“可汗”，
自然有人在那里注意：
他的军火自有法国人，英国人，
好好地送到他的手里。
但是我们防守的武器，
只有我们自己来锻炼；
我们自己制造火药，
我们自己熔铸炮弹。
我们的火药是为着战斗用的，
而不是为着啪啪的好玩；
我们不应当浪费自己的武器，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然……
做美妙的诗的诗人们当然不屑以这种无谓的事情做诗料的，当然不愿意做这种诗来冒渎女神。但是我们莫要太轻视鄙夷这种诗，它在国内战争时对于红军的鼓励和作用，可以说是极伟大的。白德内宜自己会不会在前线上放炮射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诗，他的笔，却比任何一尊过山大炮还厉害些。脱洛斯基在自己的命令上称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的敌人的好枪手，岂是无因的么？你尽管可以说他是好枪手，而不是诗人，但是他的诗的确做了很大的工作，他的诗的确是民众的兴奋剂。
叙事诗《乡下人》在革命上的意义，就是一千篇的政治论文也抵不上！在革命的初期，革命除了饥荒困苦，什么东西也没有遗给民众。当时也不知说了多少言语，以期平服民众的怨望，但是在这些言语中，任谁个也没有如白德内宜的下列几行诗说得简单而有效：
我们现在真是可怜的人民，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将把一切的余物吃透。
至于我们的余物呵——喂！
大家都晓得是什么样子的：
民众的劳动成年地，成年地，
才积聚了一点些微的东西，
忽然皇帝爷要高兴战争去，
把我们的国家弄得稀烂破碎……
我们真困苦，再困苦是没有的，
从我们初次与敌人碰头的日子起。
我们现在炽热的血战中，
还没有把我们的敌人破毁，
一切我们周围好战的人们，
总是来进攻我们用着黑暗的势力。
不但在公开的战场上有敌人，
并且在我们的内部也到处皆是：
无论你向什么地方看一看仔细，
这浑蛋的蛆总是在我们的中间作案。
这种令人愁闷的瘟疫，讨厌的东西，
兄弟们，你想一下子驱逐真是不容易！
我们的可怜的国家
深深地害着老朽的病。
多少年代所毁坏的东西，
现在我们想徒手整顿，
在此最短的时间，朋友，
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为着要得着甜蜜的自由的果实，
为着人民要能尝着这果实的滋味，
朋友们，我们千万莫要着急，
这一定需要许多培养的年月日。
白德内宜本身就是俄国革命史，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无数的农民、工人、兵士在革命过程中的情绪——群众的喜怒哀乐，我们只有在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可以寻得出来。十月革命固然涌现出来许多天才的诗人，但是唯有白德内宜一个人能够将民众的情绪表现得真切，包括得不遗。倘若说白德内宜不是真正的民众诗人，那末我就要问，谁个是真正的民众诗人呢？
就是论起技术方面来，白德内宜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确是俄国几位大诗人普希金，克雷洛夫，列尔芒托夫，涅格拉梭夫等的继承者。他能利用民众的俗话做为自己诗的语句，流畅简明，毫不格滞，实为其他与白德内宜同时的诗人所不及。白德内宜的诗有种种不同的声调和体裁，的确可与伟大的平民诗人涅格拉梭夫的作品相比。
在讽刺方面，白德内宜讽刺的天才绝不低于沙特可夫，郭哥里格里，波也杜夫。在童话著作方面，白德内宜是克雷洛夫唯一的继承者，虽然他的童话没有如克雷洛夫的童话所包括的意义之宽广，他的童话总是对于某一件事情而做的，但是在技术方面，在利用民众的俗语方面，白德内宜直可与克雷洛夫并列。
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我们可以说白德内宜是他最好的学生，但是白德内宜诗中所含蓄的民众的意义，任你普希金也罢，列尔芒托夫也罢，布洛克也罢，马牙可夫斯基（未来派的首领，俟在第九章再述）也罢，都是没有的。白德内宜的诗简直如红军手中的枪，工人手中的机器，农人手中的锄头……一样，为建设新社会的工具——他能将自己所歌咏的与民众所需要的连合一起，并且我们不因此感觉他有勉强不自然的痕迹。
他的诗是为民众做的，他的天才是为民众生的。
我们不必哓哓争辩白德内宜在文学上的地位，因为这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在俄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他与俄国劳农群众结了不解的因缘。拉狄客（现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第三国际要人）说：“将来关于白德内宜一定要写出许多书来”。其实写出许多书来与否，又有什么要紧呢？白德内宜的诗自有民众在那里高兴地讲着。白德内宜的文学的价值自有民众在那里估量着。
白德内宜现在还不老，大约不过四十岁罢，还是继续地做自己的工作，几几乎在莫斯科《真理报》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出他所写的诗来。他的诗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命令一样，是有一定的实际的效用的。
爱莲堡是一个天才的作家。革命前他早已蜚声文坛，但对于我们有兴味的，是他在革命后的文学著作。革命后迄于今日，他共有四部重要的著作：一、《呼莲尼陀及其学生》；二、《库尔波夫之生与死》；三、《姌娜的爱》；四、《破坏者》。这四部之中每一部著作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都能令我们感觉爱莲堡的天才异于常人，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他在自己的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有趣味的、重要的问题。
爱莲堡是一个罗曼谛克。他虽然同情于十月革命，虽然笑骂资产阶级的文明，但他是非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他有点虚无主义的倾向，他富有知识阶级的怀疑的情绪。共产主义者的行为，思想，目的，是应当为着共产主义的，向着共产主义的；他的情绪是应当革命的，坚正的，决定的，而不应含有丝毫怀疑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诗人，爱莲堡，他却还脱不了怀疑派知识阶级的习气。不过在最后的两部著作——《姌娜的爱》与《破坏者》——中，爱莲堡似乎变为乐观些，似乎对于革命的将来更确定地承认些，倘若爱莲堡是真正的天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那他自然不能永远徘徊于虚无的怀疑路上。倘若爱莲堡起初同情于十月革命，只是因为它是破坏者，只是因为它具有巨大的否定的能力；那爱莲堡终久可以看出十月革命不但能破坏旧的，而且能建设新的光荣的将来；不但能否定一切旧有的文明，而且能给我们以新的富有的生活。倘若爱莲堡起初解决不了个性与集体的关系，那他总可以慢慢地觉悟到个性与集体并没有冲突，真正的光荣的个性不是仅仅牺牲自己为着集体，而是要在集体中发展起来。
爱莲堡痛恨资产阶级的文明真是达于极点。关于笑骂资产阶级的文明，描写资产阶级的文明，我想，爱莲堡与法国近代作家马格里特是最好的能手。他俩的作品中有关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简直是欧洲资产阶级的照妖镜，可以说是把它们丑态毕露出来。在这一层，我们可以说爱莲堡与马格里特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劲敌罢。是的，爱莲堡的确是资产阶级的劲敌！虽然当他创造革命的主人翁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当他描写资产阶级时，我们实在要说一声：好，真是痛快淋漓！
《呼莲尼陀及其学生》一书中的重要的主人公呼莲尼陀，他否认一切文明，他的任务是做一个彻底的破坏者，要破坏一切腐败的文明。他不是普通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与普通无政府主义者的不一样。炸弹手枪罢，这个方法太旧了；宗教罢，到现在的世界，谁个也瞒不过去。用一些什么方法好呢？呼莲尼陀在自己的行动中用尽了许多方法，但都觉得不十分充足。他的学生属于各种各属的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黑人及犹太人。资本家枯里——学生之一——知道治社会病只有两种药：洋钱与圣经，但当工人，所谓下层阶级为着物质利益而罢工，轻侮一切神圣的当儿，我们的这位枯里先生也不得不懊恼了。斯没立多维奇，一个俄国的知识阶级，仅仅要寻一个“人”出来，但结果不免要羞愤起来，所谓这个“人”是没有的。意大利人班布奇什么东西也不爱，乱七八糟吐痰，不守任何规则，因之时常在警察局里过夜。……最后德国人斯米德发明一改造人类组织的大纲，要将人类的组织机械化起来。斯米德同时可做德国皇帝的忠臣，也可做社会主义者，这对于他是一样的。在德国他可借军事的力量来组织人类，在俄国他可借无产阶级独裁制来实行自己的计划。斯米德的周围只堆积一些图表，他将一些点子代替人们，企图将人们的情绪，思想，欲望，感情都弄成机械化。
难道说人类的解放，除开用无意识的机械化而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么？斯米德看不出别的方法，只企图用机械来组织人类，这当然是谬误的理想。爱莲堡也同斯米德一样，也找不到别的出路。斯米德不问德皇专制也罢，俄国无产阶级独裁也罢，他的想头只是一个机械化，机械化……他不问内容，不问目的，不问方法，结果一个机械化而已。爱莲堡是不是如斯米德抱一样的态度？难道说爱莲堡能坚决地说道：“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是一个样的东西？”我们以为劳农政府与沙皇政府，皇帝杀工人与工人杀皇帝，虽然同是政府，虽然同是杀，但这其间的内容完全是两样。劳农政府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沙皇政府却是压迫人类的；皇帝杀工人，这是为着保持自己压迫者的威严，而工人杀皇帝却是推翻黑暗建设光明的行动。只有昏愦的市侩分不清这些，但是爱莲堡，爱莲堡不应当如此罢……
书中的主人公呼莲尼陀及其学生是最后倾向于一个出路：一切统统都是无意识的。倘若一切统统都是无意识的，那末活着也是不值得的事了，那末我们的主人公只有悬梁自尽的一条路了。但是呼莲尼陀却向自己的学生说出一条救命的路来：也没有创造者，也没有正义，也没有善恶，所有的只是一个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烟袋！呵！把烟装好，吸吧，这就是现实……
文学是生活的表现，真正的文学作品没有不含时代性的。俄国革命的初期，革命的怒潮涌得人们精神焕发，大家齐向伟大的事业方面走去，此时没有闲工夫为无聊的东思西想，因之这时期的文学饱含着勇敢的精神，充溢着壮烈的空气。“生活是美妙的呵！美妙的东西是前进，奋斗，创造，胜利，而不是在争斗中对于受伤者之无聊的哭泣……”可是到了国内战争平定后，比较上，有很多时间做为思索的机会，于是一部分的作家又说出别种话了：“你们看看呵！前进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人们要快活，要幸福，而革命却妨碍着。革命所给与人们的强制，几乎与从前什么教条法律所给与的一样。”在这种推论的结果，于是革命前的知识阶级的思想又死灰复燃了：“我们又何必呢？我们不必做无谓的牺牲呵！难道说我们自身或我们的儿子能够看见我们所要求的吗？无意识……一切统统无意识……”
爱莲堡这一本书的确代表这种怀疑主义的倾向。一方面痛恨旧的，而对于新的又失望，结果变成了虚无主义。在积极方面，本书对于革命当然无肯定的意义，但是在消极方面，作者咒诅资产阶级的文明，实予旧世界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革命终究是要前进的，终究是要胜利的，绝不会因一二个知识阶级的怀疑，就停止自己的使命的。在本书中，我们更可看出作者倾倒于个性所应有的权利之下：他向儿童具有着无限的尊敬，因为儿童是纯洁的化身，是真正的人类的本体的象征，是没被所谓现代文明所玷污的圣物。真的，将来的人类当要完全是解放的，自由的，纯洁的，而无丝毫现代文明所遗的污痕。我想，呼莲尼陀，也可以说是作者，在现在只对儿童表示尊敬，也许这种尊敬在将来成为对于每一个人的礼物罢。
俄国革命的初期，劳农政府成立了一个压迫反革命的机关——非常委员会，简称之为“切喀”。提起“切喀”这个东西来，不但本俄国的资产阶级为之惊心吊胆，为之痛恨入骨，就是全欧美的资产阶级，也莫不为之咋舌。他们诅咒波尔雪委克是最野蛮的人们；他们说“切喀”是杀人不瞥眼的，最残忍的机关；他们说坐在“切喀”里办事的人都是一些恶魔。不但是资产阶级，就是一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何尝以“切喀”的行为为然呢？他们说，“社会革命是应当的，劳农专政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切喀’……为什么要‘切喀’呢？”……为什么要“切喀”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回答道：这是历史的必要！劳农群众的政权，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反抗力消灭后，才能稳固。共产主义者欲将全人类都变成友爱的兄弟，但此只能在将友爱的障碍物打倒后才可以成功。伟大的友爱只能从伟大的愤恨中产生出来！只有流血才能涌出幸福来！劳农政府为着解放劳农群众本身，为着解放全人类，不得不临时地把态度放残忍些，不得不利用“切喀”以廓清反革命的势力，为什么要“切喀”呢？这是厉史的必要！
“切喀”是专门对付反革命的机关，它有不经法庭的手续，而治人以死罪的权力，倘若这个人有反革命的行为。在革命的初期，“切喀”当然杀了许多反革命的分子，因之这种行为遂引起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狂叫。在本俄国的文学上，所谓“切喀”这个东西，成为各著作家的应时的题目。有的当然根本反对这个东西的存在，有的了解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但在别一方面总又感觉着太过于残忍了。阿诺谢夫首先在《忙时》一书中涉及到“切喀”的身上。一个“切克斯特”（在“切喀”中工作者），一个最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为着革命，牺牲了所有的个性的生活。当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为着儿子被“切喀”枪毙而晕倒的时候，他不禁有动于衷，而想到如何才能减少枪毙的数量……阿诺谢夫在自己的主人公口中，时常重复“我疲倦了”几个字。文学是生活的表现，当时真有许多很坚毅的革命党人发生了疲倦的情绪。
爱莲堡的《库尔波夫之生与死》为描写“切喀”及“切喀”工作者之有名的著作。在本书中，“切喀”似乎是一些带着魔鬼性的，异于常人的人们之积合体：失望的复仇者，被侮辱的幻想者，固执的理想者，无所谓的姑娘……而我们看不出有一个很有觉悟的，承认自己是在做伟大的事业的一部分的人。伟大的革命的浪潮，伟大的运动的力量，伟大的意识，爱莲堡似乎把它们都送到很远的烟雾的地方，而将一切个人的情绪，精神上的变移，来代替它们。作者似乎把革命当成单个的被生活侮辱的知识阶级的产物，以为这革命的种种行为，乃是这般知识阶级雪耻报仇的现象。库尔波夫学会了嫉视现代生活的表里。他所经受的侮辱不可胜计，在侮辱的海中他涌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决定了：“我会怜惜，我也会杀人！”阿上为库尔波夫的同事，也是一个具有魔性的人物，廉洁到不可再廉洁的地步。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而不是与妻子，书包或其它的东西生活在一起。薪俸也少领，吃的是黑面包，饮的是不放糖的茶。他有一天看见自己的老婆同一个大学生发生暧昧之事，只把头偏一偏，而不去追究他们。可是他有一天见着他的老婆吃白面包，于是将手枪拿起指着她说：“倘若我再发现你从投机商人那里买来的东西，我一定要施你以极刑。”第三个同事人安德曼托夫也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他莫名其妙地怎么进了党和在“切喀”里做事。他是一个被老婆所侮辱者，时时总是想着：怎么样将自己的与音乐师逃跑的老婆捉着，捉着之后应当如何如何地摆布。
在“切喀”里是不是都坐着这一类神经不十分健全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与爱莲堡争论的必要。自然各式各类的人们都有，也许“切喀”里有一些人们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莲堡用什么眼睛观看俄国生活的怒潮。十月革命乃是历史的必然，乃是人类生活的大变动，乃是群众向光明的欲望之鼓动，乃是群众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每个个人的内心生活的表现。爱莲堡用孤独者，复仇者，几个单独的个人的眼光，来估量十月革命，这未免减轻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所谓监狱，死刑，这乃是社会的悲剧，而对于爱莲堡，这不过是几个野心家或幻想家雪耻的工具。在现代情绪，思想，感觉，欲望沸腾的海浪中，爱莲堡仅仅爱了几点浮泡，而非无涯的深处。爱莲堡在描写个人内心的经过上，几与朵思托也夫斯基差不多。他描写的实在很深刻，很鲜明，但爱莲堡在论断整个的人类的生活的当儿，完全表示出没有力量来。这或者是爱莲堡的很大的弱点罢。
库尔波夫负有发现反革命阴谋的责任。反革命女党人喀佳领了本党的命令，应当将库尔波夫杀死。于是两人相遇着了——库尔波夫爱上了喀佳而喀佳爱上了库尔波夫，于是两方面所有的计划，所有的规律，统统都破坏了。库尔波夫觉着非库尔波夫的生活开始了，似乎生了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推翻了过去的内心的平衡——这对于库尔波夫是最恐惧的事情！革命在什么地方？自身的任务是什么？喀佳乃是反革命的女党人，爱？这如何可以呢？但是库尔波夫不得不爱喀佳，不得不喜幸喀佳能够践他的约。伟大的革命的公式被一个为库尔波夫应当杀死的姑娘所战胜。个体的生活战胜了集体的任务，于是库尔波夫起了变化。但是库尔波夫终究是革命党人，一方面还是不能完全丢开了革命，同时他又不得不爱喀佳——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库尔波夫想来想去，以为只有将自己消灭掉才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库尔波夫自杀了。好在库尔波夫临死的时候，意识又恢复到伟大的事业上，还是眷恋于革命的利益。为着革命牺牲个人，为着整个的集体而取消个体的存在，这当然也是历史的悲剧，但是倘若历史需要这个，那我们又怎么呢？
爱莲堡虽然没有坚决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在库尔波夫最后的呼喊中，也可见得到承认了历史的必要。
《姌娜的爱》一书，是叙述一个法国领事的女儿姌娜与一个红军军官洛波夫恋爱的经过。本书情节离奇，描写生动，表现深刻，真令人读之忘食。
姌娜与洛波夫小时曾在一块儿耳鬓厮磨，中间隔离多年，两无音息。革命起时，姌娜的父亲在克雷姆当领事，姌娜随之。当时波尔雪委克一个名词，所有富有的人无不恐怖，无不痛恨。姌娜又是外国人，道听途说，当然更以为波尔雪委克是凶恶的人类，乃天下最可怕的东西。一日姌娜正遇急难的时候，为一个少年红军军官所救，视之不是别人，乃是洛波夫。姌娜又惊又喜：惊的是洛波夫穿着波尔雪委克的服装，喜的是无意中又遇着从前的可爱的小朋友。姌娜是一个天真的姑娘，她想道：“波尔雪委克并不可怕呵！你看安得烈！他的微笑，他对我的神情，是多么的可爱呵！倘若安得烈是波尔雪委克，那末波尔雪委克也是可爱的……”从这时起，姌娜与洛波夫的恋爱史就开幕了。
开幕后，我们看出姌娜与洛波夫是如何地真爱，经过许多千辛万苦；地主黑列白夫是如何地卑鄙龌龊，阴贼险狠；姌娜的叔父是如何地唯利是图，不顾骨肉；巴黎社会是如此地黑暗，以及姌娜在巴黎所吃的苦楚，洛波夫是如何地为姌娜跋涉；一个法国汽车夫——共产党人——是如何地义气……总之，本书能引起读者对于革命党人怀着无涯的同情；对于资产阶级怀着无涯的痛恨。姌娜本不知革命为何物，然因巴黎给了她以无限的苦痛，不得不想起莫斯科，不得不要回到莫斯科来，呵！惟有波尔雪委克才真具着仁慈的心！惟有莫斯科，红色的莫斯科，才是人住的地方！呵！亲爱的莫斯科！亲爱的安得烈……
本书的结束：安得烈误被法国资产阶级刽子手所处死，姌娜回到莫斯科过她将来的生活。可爱的姌娜！可怜的姌娜！姌娜为着安得烈，该尝受了多少艰辛！但是结果呵，安得烈被恶魔的巴黎活吃了。呵！巴黎真是吃人的地方！
《破坏者》（这个译名不大妥当，然暂找不出相当的语字来译它）是描写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一个革命党人堕落的经过。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共产党人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以为新经济政策乃是历史的必要，没有方法可以免去，虽然这是很令人心痛的现象，但还是不应当灰心，应当好好地干下去。第二种，以为打了许多年仗，流了多少次血，到头来还是看见资本主义的复兴，实在是失望的事情，于是有很多人失望，并且有很多人因失望而自杀。第三种，革命情绪浅薄和根底不坚的人，就慢慢地腐化了，变成了投机的商人。本书重要的主人公密沙，本是一革命党人，然生性不属于革命的正轨，其内心生活只能安于工作，安于不休息的争斗，若一停止下来过着安静的生活，即刻就要生变化。在革命时，他拼命流血并不后于他人，可是当战争停止时，他就感觉寂寞了，于是慢慢地腐化下去，而终腐化成为一个投机的商人。这种现象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非常地普遍。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罪恶呢，还是这被新经济政策所腐化的人们的本身的不是？新经济政策是历史的必要，而有些革命党人被它所腐化，这也是必然的现象，无法可消除的。我们只有祝真正的革命党人坚毅地拿着历史的正轨向前进行罢！
爱莲堡在本书中同时就给了我们这个真正革命党人的榜样。密沙的哥哥节麻，他虽和密沙是亲兄弟，然而两人的性情完全不同。节麻在自己的生活中只知道有个党，工作，革命，群众，只是蒙着头顺着轨道往前干，不悲观也不过于乐观。他有一颗慈爱的心，他爱自己的弟弟，密沙做了许多对不住他的事，他都可以原谅他，但当密沙要想来勾引他做坏事时，他就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有铁一般的意志，他很觉着新经济政策给他以很大的苦痛，但他能忍耐着，毫不灰心失意。真正的革命党人恐怕是要应当这样的罢……
我们固不满意爱莲堡把节麻描写得太老实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本书的价值。爱莲堡最近似乎想努力做一个真正的革命的作家。他甚称誉节麻的行为，也许他的怀疑的态度要更变了一些儿罢？好！我希望有天才的爱莲堡能够顺着正路创作下去！十月革命真是供给了许多文学的材料，现在只待人们来表现它了。我们的作家一定还能写出一些有价值，有趣味的作品来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列宁格勒传出来一个惊动全欧文坛的不幸的消息——苏俄的一位天才的青年诗人叶贤林自杀了。叶贤林自杀的这一年，将满三十岁，而三十岁的天才的青年诗人居然就自杀了，居然就不幸短命死矣，这实在是一件足以令人悲悼的事情！他死了之后，无怪乎全欧的文坛抱着深切的惋惜；也无怪乎俄国革命的领袖，如脱洛斯基，也为文追悼他。是的，叶贤林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应当多活几年，多写出一点东西来！而现在刚满三十岁即自杀了，实在是世界文坛上一个很大的损失……
叶贤林自杀的原因，到现在还未有真确的发现，但据一般人猜度，自杀的原因约有三种：一、叶贤林曾与世界著名女跳舞家登肯发生恋爱，可是因为登肯已年过四十，而叶贤林年还未满三十，这其间年龄的相差太远，因之思想、习惯种种，也必定不合，因此，他俩的恋爱的结果不免是一场悲剧：登肯感觉到自己不能为叶贤林爱的对象，而叶贤林也感觉到这一层，但是他不得不爱她，这末一来，悲剧就不得不发生了。二、醇酒妇人的生活漫无限制，这弄得他生了很深的肺疾，大家都晓得肺疾是很苦痛的一种疾病，叶贤林为它所苦痛得不得了，因之不免有自杀的念头。三、叶贤林是一个罗曼谛克，在革命的爆发的时期中他爱上了革命，因为革命如暴风雨一般，符合于他的心灵的要求，但是当革命平定下来了，从事于和平的建设的时候，他未免发现了许多不满意的现象，因之他又得了一种政治的幼稚病。叶贤林虽然是苏维埃政权的爱护者，但他始终是一个革命的同伴者，他的思想不免有许多是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冲突的。
这以上三种原因，也不过是一般人普通的猜度。究竟叶贤林为什么要自杀呢？谁个也不能说出一个肯定的原因来。叶贤林自杀了，我们只有对于他自身，对于苏俄的文坛，甚至对于全世界的文坛，抱着很深切的惋惜。
叶贤林是普希金以后仅有的负有天才的诗人，他的诗的风格虽然与普希金的不一样，但当他对于田园的描写，诗中所含蓄的浓厚的，令人十分感动的情绪，及他所用的语句的自然与美丽……这一切一切，真要令我们感觉普希金以后，他算是第一人了。诗人阿列洵说，“倘若普希金是我们的秋天，那末，叶贤林，你呵，你是我们的春天……”由此，我们可以看得见叶贤林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叶贤林的风流倜傥，放荡不羁的性格，伟大的天才，诗的意味，都颇与普希金的相似。普希金因为决斗而丧命，是一个早夭的诗人，而叶贤林呢，他比普希金更短命些，他居然将满三十岁而即自杀了。古今来天才的诗人的命运似乎都是一样的……
叶贤林是一个农民的诗人，俄罗斯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叶贤林可算是一个化身了。叶贤林是时代的产儿，他的作品充满了俄国乡村的情绪。他的作品所以能十分鼓动人们的心灵的，也就因为他是俄国农民情绪的表现者。叶贤林平常总把自己算为想象主义派的诗人，也许他真是一个想象主义派的诗人。想象主义派对于诗的作品重形象而不重内容，只要求形象的美好，而不问内容的好坏。但是叶贤林的诗的内容是如何呢？他的诗的形象的美好固然足以惊人，但是他的诗内所含蕴的情绪，尤足以令人发生深切的感动。别的想象主义派的诗人，如与他同事的赛尔色涅维奇，马林可夫，很容易做到问形象而不问内容的一层，但是叶贤林却做不到了。在马林可夫等的作品中，的确没含着什么特别意思的，但是我们一读叶贤林的作品，那我们就感觉完全两样了。
叶贤林的诗如我们的疯狂的，沉醉的时代一样，它能给我们以不可言喻的，剧烈的感动。这是因为叶贤林是时代的产儿，而且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因之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时代的情绪更为深切。
在我们的时代到处都表现着“两重性”：旧的留恋与新的企望。俄国农民最富于保守性，但又很富于暴动性，因为富于保守性，所以农民反对一切新的，变动旧规的；因为富于暴动性，所以农民时常带起锄头来暴动，与新的势力连合一起，十月革命就是这种暴动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连合一起的表现。俄国农民，或者说各国的农民都是如此的，本来具有“两重性”，而叶贤林是这个“两重性”最明显的表现者。
叶贤林来自荒漠的平原，他与俄国的土地有密切的关系。旧的俄罗斯，那里是荒漠的，贫困的，局促的，惨淡的；那里只听得见松子的摇落声，鸡犬的叫鸣！那里的自然界是单纯而朴实的；那里的农民是在愚蠢的可怜的状态中，他们怕鬼神，他们怕一切为他们所不识的新的东西。但是叶贤林留恋这荒漠惨淡的俄罗斯，他为这个俄罗斯歌吟，他以这个俄罗斯的命运为命运。他爱那如方盒子一般的茅屋，那被人忘却的，被人抛弃的野地；他爱那凄凉的庙宇，及那沉默的，然而又时常呼吼的森林。他自己以为是一个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旅行者，想探求宇宙的真理，为夜星与上帝的歌者。旧的，农民的俄罗斯为叶贤林的亲爱的故乡。他说他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到全世界统一，国界消灭的时候，他也是不会把它忘却的。
但是这个俄罗斯也不仅仅是柔顺的，和平的。在穷苦的，局促的，惨淡的状态中，发生了自然的暴动，这种暴动是无组织的，无思虑的，然而它自有它所趋向的目的。在俄国史上，我们可以寻出不少农民暴动的例证，如斯检潘拉金之乱，普加切夫之乱……然总不能成功。一直到十月革命，暴动的乡村与革命的城市联合一起，才真正地达到解放旧俄罗斯的目的。叶贤林自然是同情于解放旧的，被压迫的俄罗斯的人，因之他参加十月革命，成为十月革命的同伴者。
在革命的面前，乡村的俄罗斯心灵上所发生的种种的感觉与情绪，都在叶贤林的诗中表现着。在俄罗斯的深处，不但燃烧着短小的油灯，呻吟着祷告的小语，但同时也蕴藏着涌激的暗潮，闪灼着狂烈的热焰。因此，这个乡村的俄罗斯的歌者，不仅仅是一个柔顺的，美婉的夜莺，而且是一个激烈的暴徒。
黑的恐怖沿着山丘行走，
将贼的憎恨送入我们的花园；
可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强盗与痞子，
我生来就是一个偷马的好汉。
叶贤林觉着自己有无限的勇气，当他听见秋声吼啸的时候，他可以拿起刀来杀人，他可以为剧烈的争斗。因此，在革命的暴风雨里叶贤林与布洛克一样，对于流血并不惧怕，而并且在恐怖震动的波浪中，可以听出合乎他的心灵的音乐……
但是十月革命的指导人，是城市而不是乡村，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十月革命前进的方向，是顺着城市的指导而行的，城市的文化将破坏一切旧的俄罗斯，将改变贫困的，局促的，惨淡的乡村之面目。乡村的俄罗斯的暴动助成了城市的革命，但是城市的革命却根本地摇动了乡村的俄罗斯的基础。电气！电气！电气！电气将吃尽了旧的俄罗斯，使之不能保存固有的面目。呻吟的林语，闪闪的星光，晶莹的夜月，一切一切，一切都是隐秘的世界，但是一遇着电气了，就将改变了自己的声色。旧的俄罗斯，叶贤林心灵上所爱的俄罗斯，眼看是要慢慢地，逐渐地，无声地消沉了……叶贤林深深地感到这一层。他明白城市的魔力，而且对此魔力并不起反感的心理，不过因为他与旧的俄罗斯的土地的关系，未免太深切了，因之他一步踏在新的俄罗斯的领土上，而一步又留在他所爱的旧的，过去的俄罗斯的怀里。
煤油在水里，
好似波斯人的毯子；
在晚上的天空里，
闪亮着星斗粒粒。
但是本良心说，
我可以发誓：
巴枯的电灯，
实比美丽的星光还要美丽。
我感到工业的势力，
我听见人力的声音。
我们不必再需要天空中的星火了，
我们在地上可以做得更显得光明。
我看看我自己，我说，
“我们的时代来了，叶贤林”
在这几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得见叶贤林对于城市的文化是完全接受了。但是这种接受是他理智的接受，而不是情绪的接受。他一方面感觉得新的俄罗斯终究要胜利，但一方面总忘却不了那旧的，乡村的俄罗斯，那是他的生长地。那里有他所爱听的林语……
十月革命后，乡村的俄罗斯真是渐渐地改变面目了。从前是充满着寂静的，保守的空气，可是现在却充满着兴奋的，新鲜的空气了。与旧俄罗斯土地关系密切的老年人，且不必过问，因为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习惯，以及他们的情绪，都完全是过去的了。十月革命生了一般新的乡村的青年，他们的生活是活泼的，情绪是快乐的，兴奋的，希望是很丰富的，因之，他们的倾向是脱离旧的，无希望的，保守的俄罗斯，而走入新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共和国。这一般新的人物，他们因为受了十月革命的洗礼，受了城市文化的影响，决不感觉到旧的俄罗斯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地方，只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叶贤林呢？叶贤林虽然感觉到新的俄罗斯之必胜利，旧的俄罗斯之必消灭，但是他与旧的俄罗斯的关系太深了，因此他很不容易习惯于新俄罗斯的生活。他回到八年未见的故乡，瞻望一番，似乎人物风俗一切都变了样；故乡已非昔日的故乡，故乡已认不得许久出外未归的儿郎，于是他茫然怅惘，宛然如梦一样。其实这并非做梦，乃是故乡的实质变了，而叶贤林还是抱着旧日的情绪。
呵，故乡！我成为一个可笑的人了。
在我的两腮上飞涨起来了干燥的红晕。
这居民的言语对于我简直是毫不分明，
在自己的故乡内似乎成了一个外邦人。
叶贤林承认自己是一个外邦人，因此他感觉得故乡已不是收容他的场所，他的诗已不是为故乡所需要的了。他并不怨恨，并且还恳求故乡宽恕他。当他听见共产青年团的团员们的歌声的时候，他一方面觉悟到自己是已经要成为过去的人了，一方面承认他们的伟大的将来。
思想的声音向我的心灵说：
“醒了罢！你被什么羞辱了？
这不过是茅屋中的新的人物，
为新的光焰，新的红火所燃烧。
“你已经有一点儿凋残了，
别的青年歌吟着别的歌吟。
他们，呵，他们将成为更有趣味的人们——
已经不是一村而是全地球做他们的母亲。”
叶贤林真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你看他所表现的时代的情绪是如何地真挚而浓厚！他感觉得革命的动力，他肯定革命的胜利，他敬祝着革命的将来。他是俄国革命后一个仅有的能够代表时代情绪的天才诗人。但是他虽然是革命的同情者，而因为他是始终留恋旧俄罗斯的诗人，因此，他不能与革命始终走同一的道路。他说，他能领受一切，他可以将灵魂都交给红色的十月和五月，但只有一张亲爱的鸣琴不愿给与任何人的手里，因为他要这张鸣琴仅仅为他歌吟，细腻地歌吟。这张亲爱的鸣琴是不是那旧的俄罗斯的象征呢？……我恐怕是的罢！因为他说；
就是当全世界
经过了种族的仇视，
消逝了忧怨与虚伪——
我也将重复地歌吟，
歌吟那地球上六分之一，
它的名字叫作俄罗斯。
十月革命将旧的俄罗斯整个地送入坟墓去，因之，旧俄罗斯的歌者也不得不随之带上死去的冠冕。外十月革命的文学，也可以说是反十月革命的文学，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不可燃的死灰了。虽然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有许多作者极力拒绝与革命发生任何的关系，参加种种怠工和反革命的行动，但是这一种现象终归是消灭了。他们不但不能挽回历史的轮轴，而且促成自己的速亡。
可是十月革命后，旧的艺术既然是消沉了，而新的艺术又一时不能即速地产生，于是在这新旧交替之间，发展了一种过渡期间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与革命有关连的，然而又不是纯粹的革命的艺术。如叶贤林、皮涅克、乌谢沃伊万诺夫，尼克廷、基抗诺夫，以及其他如谢拉皮昂兄弟，倘若离开革命，那他们将没有存在的可能了。这一般作家，所谓革命的同伴者，自己很知道这一层，并不否定这一层，有几个作家并且彰明昭著地承认这一层。但是他们对于革命，并不是文学的服务者，有的还生怕自己文学的创造被革命所束缚住了。这一般作者都是正当少壮的年龄，他们与旧的，革命前的一切，没有大关系，他们的文学的面目与精神，差不多都是被革命所建造出来的，因之，无论如何，他们脱不了革命的关系。他们对于革命都表示领受，但是如何领受革命，却各自不同。不过他们具着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分开，有时简直与共产主义相背驰。他们对于革命虽然都表示领受，然而他们领受革命，不领受其全体，而仅领受其部分，并且他们对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发生兴趣。他们很少明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因之，他们的希望和注意力，不加之于城市的无产阶级，而加之于农民的身上。因此，所以我们说这一般作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不过是它的同伴者而已。
外十月革命的文学，我们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和地主的俄罗斯的文学，而现在这一般同伴者的作品，我们可称之为新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这种新的民粹主义没有旧的民粹主义的传习，但现在也还没有政治的开展。我们一谈到革命的同伴者的时候，就不免要发生一个问题：同伴者到底能同革命走到哪一条路呢？同伴者能否同着革命走到路的结尾？或者他们走到半路就返转了，而走入反革命的路上去？……这个问题，现在实在不容易解答，因为同伴者能否伴革命到底，这不但视同伴者每个人的性格而定，并且也要看整个的苏维埃社会的基础之如何发达而定。
谢拉皮昂兄弟，为一文学的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初成立的时候，参加者为曹斯前珂，龙慈，尼克廷，格鲁滋节夫，斯克洛夫斯基，卡维林，斯洛尼母斯基，波滋涅耳，女诗人波浪斯嘉牙，后来经过不久，伊万诺夫，基抗诺夫，费丁，皮涅克等相继加入。自从这个文学团体成立后，所谓谢拉皮昂兄弟，在新俄罗斯文学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如伊万诺夫，皮涅克，基抗诺夫等数人，几乎成了新俄罗斯文学的骄子。
谢拉皮昂兄弟宣言他们为一自由的文学的团体，不需要任何的纲领。他们所最需要的是各人保存自己的面目，而不应有相象之点。“我们之中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面目和对于文学的趣味。我们不是一派，不是一个倾向，不是一个出场……”他们生怕人家说他们是一派或是一个倾向，但是在实质上，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属于一派，属于一个倾向。在外表上，他们并不属于一派或一个倾向，但在我们的眼光中看，照他们的思想，历史，行动，他们的确是统一的。他们反对纲领，其实这反对纲领，就是纲领了。他们的纲领近于无政府主义的，而参加了一些社会革命党和马哈诺（马哈诺在十月革命后，曾在南俄叛乱，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为暴动的土匪头儿）的世界观。曹斯前珂很公开地给了我们一个公式：“若以党人的眼光来判断，那我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好，就让他们这样判断罢！我对于我自己，却下如此的断语：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社会革命党，不是保皇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俄国人。在政治方面说，我是一个无道德的人……在大体上观之，波尔雪委克与我很相近。我很愿意与他们做一些波尔雪委克的勾当……我爱农民的，乡下人的俄罗斯……”
曹斯前珂这些话虽然是为他自己说的，其实就可以算作谢拉皮昂兄弟的纲领。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他们都表示同情于无政府状态的，民团的革命时代；而对于革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建设时代，却表示否定的态度。因此，这一般人不能算为革命的作家，他们不明白革命应当向什么方向走，不了解革命的理性。革命的理性是有秩序的，虽然在革命期中免不了混乱，狂暴，无政府种种的现象，然而这只是革命所不可免的过程而不是革命最终的目的，若是作者只对于过程中的现象发生兴趣，而不能领受革命的理性，则自然不能为革命的表现者了。
话虽如此，可是谢拉皮昂兄弟，在俄国文学史上，将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自从谢拉皮昂兄弟出现后，俄国文坛的重心更变了。小说的创作进入第一个位置，而抒情的美文却消沉下去了。抒情诗，这是个人的情绪之表露，但是当此暴风雨的时期，谁个有细工夫来将自己的情绪，幻想，秘思，爱情的经过一一地，细腻地，温柔地表露出来呢？歌吟出来呢？就是歌吟出来，怕也没有人要听罢。巴尔芒德和布洛克的抒情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的生活已不成为社会的重心，因之，文学所表现的对象，不是个人的私有的情绪，而是社会的，客观的，群众的行动了。革命将外物的意义升到极高的顶点，它将孤独的幻想者推到街上来了，叫它看看俄罗斯的伟大的广原，战争的炮火，饥荒的图画，国内战争中之可歌可泣的壮烈的行为，以及一切惊动整个全人类的现象……如此，文坛的重心转移了。小说占据了抒情诗的领域。作家的注意力群趋于描写自我以外的事物：在最短的时间中，整个的俄罗斯，几至于穷乡僻壤处处都被描写到了，并且描写得很仔细，很清楚——似乎以前的俄罗斯文学没有做过这层的工作。在这种描写的工作上，所谓谢拉皮昂兄弟，实在占很重要的位置了。
但是文学并不是照像。当我们读谢拉皮昂兄弟的作品时，无论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一思索他们的主人公的形象，那我们就感觉到他们——作者的心是如何地跳动；他们的世界观是特殊的，他们有自己对于事变的观点。照他们对于事变的观点，可以规定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与了解的程度。他们只是革命的同伴者，而不是革命的表现者……
乌谢沃伊万诺夫在谢拉皮昂兄弟之中，是一个比较年长的，而又是一个最显著的作家了。他写作的对象是革命，也仅仅是革命，差不多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寻不出与革命没有关系的事物来。但是他所写的都是关于偏僻的农民的革命，因此，他的题目比较是单纯些。他描写的手段比较他人为抒情些，细腻些，他学哥尔基，学得很有成效。
伊万诺夫的著名作品，为《民团》、《彩色的风》、《铁甲车》，大半都是描写十月革命中，西伯利亚的农民之暴动种种情事。西伯利亚的农民，哥恰克，以及本地的土人，伊万诺夫知道很清楚，并且很明白他们的心理，因之，当他描写他们时，他所描写的甚为真切。使他在文坛陡然享盛名的，是这一部无人不知的《民团》。这是叙述西伯利亚农民暴动及民团战争如何发生的一部书，描写得非常生动，在新俄罗斯文学中算为少有的作品。不过当我们读这一部书时，我们只看得见农民的胡乱的暴动，革命的混沌的现象，而看不见革命的目的，虽然伊万诺夫也曾提到共产主义者尼克廷，暴动的指导人，但我们看不见尼克廷，一个波尔雪委克的心灵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伊万诺夫故意地不进一层看看波尔雪委克的心灵是什么样子，也许他不愿意进一层看看，也许他完全不明了波尔雪委克是什么。
伊万诺夫具有伟大的禀赋，但他只是一部分时代的表现者，而不是时代的伟大的代表。伊万诺夫所同情的是马哈诺土匪式的革命，但是马哈诺土匪式的暴动能不能算为革命呢？革命是要有意识的，是要有秩序的，是要有纪律的，而绝对不是无政府的暴动。虽然在革命期间，紊乱的暴动是不能免的，然而这并不是革命的目的。伊万诺夫似乎未明了这一层罢？
与伊万诺夫齐名的是皮涅克。皮涅克近来似乎成了俄国批评界的焦点了：有的说他的主人公是反十月革命的，有的说他的主人公是领受革命的，有的说他是革命的艺术家，有的说他不过是性欲，癫狂、残痴心理的描写者……究竟皮涅克是怎样的作家呢？依我的意思，说皮涅克是反革命的，这是不公道的，因为他自己声言他是赞同革命的一个人，并且在《第三都城》中，他的农民居然从口中说出音特那信纳尔 Internationale来了。但是，若说他是代表革命的作家，那也未免为他夸张了。他是同情十月革命的人，而不十分明了十月革命的真意义。他爱护苏维埃俄罗斯，然而不因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而是因是苏维埃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产品。“革命使俄罗斯与欧洲对立起来了”，“没有什么马克斯，而有的仅仅是俄国的革命，农民的暴动，农民的信仰永远是存在的”。……这是皮涅克的主人公所爱讨论的题目，由此我们可看得见皮涅克对于十月革命的态度了。
皮涅克与伊万诺夫一样，只看见农民在十月革命中的暴动，而不看见无产阶级的作用。在《赤裸裸的年头》中，皮涅克虽然提及了波尔雪委克阿尔里布，然这对于皮涅克不过是戏剧中的配角而已，他并没有用阿尔里布的眼光来观察周围的事物。
在《赤裸裸的年头》一书中，皮涅克想把一九一九年的俄罗斯表现出来。在《第三都城》一书中，皮涅克所给予我们的地域要比较宽大些了。皮涅克得东方和俄罗斯与欧洲和全世界相对抗。密斯特斯密德当往俄罗斯来的时候，写了一封信与自己的哥哥：“我们现在正在经过一个非常的时代，世界文明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出来了，同时，在俄罗斯，这种创造的意志非常地紧张起来……”这几句话是说欧洲在精神上，已经到了衰颓的时期，皮涅克的《第三都城》也就是为着这个而写的。在此书中，皮涅克的农民似乎更革命化了；农民的眼界似乎比较展开些了。“我们今天所以召集这个大会的，是因为要使你们从美洲来的客人们认识一认识我们的情形。你们那儿每一个工人有一架汽车，每一个农人有一架曳车，可是在我们这儿，同志们，老实地说，实在没有这些玩意儿。在我们这儿，谁个有一包马铃薯做为积蓄的，他就是一个很安顿的人了……在我们这儿，破坏，凋败非常之大，但是同志们，我们并不害怕，因为这儿的政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公……”这是一个俄国的农民对于美国人的演说词，在这一段演说词之中，皮涅克将饥饿的，破败的，污秽的俄罗斯与文明的西方对比。照着皮涅克的思想，俄罗斯虽贫穷，然而这儿富有创造的意志，这儿正向好的方向走去，这儿是革命，趋向新的革命……是的，真是有许多地方将苏维埃俄罗斯与欧洲的差异看得很清楚了。欧洲的资产阶级的文明已到了衰颓的时期，因为在那儿已无创造的意志了。但是在苏维埃俄罗斯呢，这儿虽然是饥荒与破败，然而这儿有的是勇敢，希望，创造的意志，这儿有的是将来的曙光。
但是，徜若皮涅克很明显地将苏维埃俄罗斯与资产阶级的欧洲对比，那是比较很准确的了，可惜皮涅克似乎未将资产阶级的欧洲与无产阶级的欧洲分得清楚。他所对比的欧洲似乎是一个概括的欧洲，可是我们晓得，概括的欧洲是不存在的。在欧洲那儿有两个欧洲：除开那要衰落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欧洲，还有第二个欧洲，这个欧洲是暴动的，革命的，劳动阶级的欧洲。对于这个欧洲，皮涅克似乎没有注意，虽然皮涅克也曾提起：“工人，失业的工人，他们的母亲与妻子，以及同他们在一块的异教徒，暴烈分子，诗人与艺术家……高喊着第三国际……”但是皮涅克并没有注意地，好好地将他们表现出来。在事实上，这一批工人，失业的工人，暴烈分子，诗人与艺术家的生活对于我们恐怕更重要些罢？
还有一层，在上边我们所提起的一个向美国人演说的农民，他又有几句话说道：“我们这儿现在有劳动的苏维埃的政权了，而对于国外呢，我们预备的有第三国际……”照着这种逻辑，那末，这个第三国际似乎专门是俄罗斯的产物，而与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血肉的关系了。但是第三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机关，并不是俄罗斯的私有品。欧洲的无产阶级之重视第三国际，并不亚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
不过在《第三都城》中，皮涅克总是进步了。在《赤裸裸的年头》中，皮涅克的主人翁，差不多都肯定地说，不需要什么Internationale，也不需要什么德国人马克斯……俄罗斯的革命似乎完全是民族的，与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皮涅克也居然承认第三国际的作用了，这实在是进一步了。
皮涅克是天才的作家，他的年龄还轻，他还有不可限量的将来。我们很希望皮涅克能够努力下去，不但为革命的同伴者，而且为革命的表现者。
红色的十月赠与了我们不少的天才的青年诗人。这些青年诗人，他们为红色的十月所涌出，因之他们的血与肉都是与革命有关连的——革命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特点是：他们如初春的初开放的花朵一样，既毫不沾染着一点旧的灰尘与污秽，纯洁得如明珠一样，而又蓬勃地吐着有希望的，令人沉醉于新的怀抱里的馨香，毫不感觉到凋残的腐败的意味。
我们进入了春日的花业，见着光华灿烂，异香扑鼻，令人注目的花枝非常之多，真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但这其间倘若我们定神地选择一下，那我们就要看出三朵最有希望的花来：基抗诺夫，别则勉斯基，里别丁斯基。
基抗诺夫（Nicholas Tikhonov）被许多人算为革命的同伴者，这也许是对的，不过他这个革命的同伴者，与俄国的农民的关系非常之深，因之大部分代表着俄国的农民的思想，有时这种思想对于革命是不能相容的。可是基抗诺夫却代表一般无党派的革命的青年，这些青年在革命的过程中，未尽为共产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党所笼罩着，并且他们很少的时候谈到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命运，但是他们是革命的，他们为红色的十月革命而战，而奋斗，而吃苦，他们是新俄罗斯的保护者。在自传中基抗诺夫说：
“读书的时候曾想将来做一个商人，但是后来却成为一个骑兵了……我屡次参加过巨大的骑兵的战争……也曾做过木匠，做过普及义务教育的教师，扮演过喜剧中的老太婆，防御过尤登尼其对于圣彼得堡的攻击。不停息地站过一百小时的岗，但到一百零四小时，却支持不住了。在非常委员会里，曾同一些委员们吵闹，将来或者还是要同他们吵闹，但是我晓得一件事；那个唯一的存在的俄罗斯，它是在此处的。而其它一些什么别的俄罗斯，书本上的，在外国的，荷包里的俄罗斯，我不知道，并且我也不愿意知道。我爱，我热烈地爱在此处的俄罗斯，并预备永远为它的保护者。……我什么时候也没曾做过一个有资产者……”
这个自传不但是基抗诺夫一个人的，这是成千成万的，在革命时期中生长出来的青年的自传。这些青年对于共产主义或者有许多地方是不明了的，但是他们与革命同甘苦，他们是革命的忠实的儿子。
火焰，绳索，炮弹与斧头，
就如奴仆一样，忠顺地跟着我们走；
在一滴水里卧着滚滚的潮流；
经过小的石头，长成大的山丘；
在被脚践踏的一只竹杖里，
呼号着乌黑的林木。
我们也不知曾几次吃了欺骗的亏，
钟的叮当已成了听成习惯的鸣雷；
钱币消失了自己的响声，
小孩子也不怕死人的尸体。
那时我们首先学会了，
学会了美妙的，苦楚的，严厉的言语。
在这几行诗里，包含着过去的与现在的，行路的总结，血的腥膻，伟大的与可怕的事物。有些人在这些争斗的光焰里，曾热烈地燃烧着，但不能够支持到底。旧的知识阶级的代表，如白内宜，忍受不了这种伟天的刺激，曾羞辱地狂喊道：打倒伟大的原理！鸟笼中的市侩的生活万岁！……但是基抗诺夫式的青年，他们不但在艰难困苦之中，将自己强健起来了，而且学会了美妙的，苦楚的，严厉的言语。倘若艰难困苦的革命对于白内宜之流，是一种可怕的令人不安的现象，则对于基抗诺夫及基抗诺夫式的青年，却是一座红炉，从这座红炉中，可以锻炼出坚硬的钢刀来。
基抗诺夫的诗，大半是歌吟火药，枪弹，风雨，战马，夜宿……人类在争斗时中的心灵。母亲，思春的女郎，家庭的温柔，花草的含情……这对于基抗诺夫是疏淡的，很远的东西了。虽然他也时常忆念起这些，但这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不能鼓励他的心灵了。许多年在争斗生活中的锻炼出来的心灵，自有自己的美妙，欢欣与苦恼。战争成了习惯的生活，在此生活中过惯了的人，自然不易于转入普通的和平的生活。
对于基抗诺夫，木偶的，教堂的，无生气的，枯寂的俄罗斯完全是从根本上消逝：
不，偶像不知道这些口唇的滋味，
我赠予黑夜的，并不是那喁喁的祷语。
……
又如：
对于什么哭泣——这不是我们的事体，
或者谁个有迟早的时候，
在那破旧的桌子面前，
哭出自己的心灵——为我们而泪流……
这是说旧的俄罗斯在铁的基抗诺夫的心上，已经是不存在了。基抗诺夫式的青年，在革命的浪潮中，从争斗，苦痛，流血，奔走及一切颠簸之中，将自己的一颗心锻炼成如铁一般，决不会为那旧的，知识阶级的，一种颓丧的，犹豫的情绪所摇荡。他的一颗心所需要的，是简单，勇敢，严厉，热烈的希望，而不是什么颓丧，犹豫或对于过去的留恋……
生活以危险的枪，凛冽的风，
严厉地严厉地教导我；
它鞭打我用这尖硬的绳索，
为着我要成为冷静的，伶俐的，
就如铁钉一般的直朴。
在这一种生活之中，人们成为直朴的如铁钉一般，所谓冒险，在此生活中，已成为日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稀奇——基抗诺夫所歌吟的，及他所代表的，就是在此生活中的一般革命的青年。
“我们是地上暴动的忠臣”，是的，基抗诺夫是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忠臣。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是强有力的，无神甫的列宁的俄罗斯，唯有此俄罗斯才是人类的祖国。我们爱此俄罗斯，我们不得不爱此俄罗斯的歌者。也许基抗诺夫所代表的青年，不如别则勉斯基所代表的青年一样，他们在歌吟新俄罗斯的时候，还不完全明了共产主义及第三国际的意义，但他们为共产主义的革命所产生出来的，他们始终是十月革命的儿子。
倘若别的诗人得不到一个纯粹的“十月革命的歌者”的荣号，那末，别则勉斯基（Bezeimensky）无论如何可以算得一个纯粹的“十月革命的歌者”了。我们时常说，哪一个诗人领受革命，哪一个诗人不领受革命……可是对于别则勉斯基，他虽然是一个革命的诗人，这领受革命几个字，他却不需要，因为别则勉斯基真是十月革命的儿子。在他一出世（自然是在精神方面说）的时候，革命就把他怀抱住了，命令他为自己的诗人。因此，对于别则勉斯基，无所谓领受革命与不领受革命，反正他生来就是革命的儿子。
别则勉斯基将革命整个地拿了过来，因为革命是他精神上的降生地，在此降生地，他乐观地生活着。在一些歌吟革命，为着革命而歌吟的诗人之中，别则勉斯基观察革命比较更自然一些，更有机体些，因为他是从“十月”的血肉生出来的。当他歌吟革命的时候，就同儿子赞美母亲一样的，毫不觉得什么生疏与勉强。
对于别的诗人或者要将宇宙的范围扩充得大大的，才感觉得革命，才能与革命接触，但是别则勉斯基却不需要这个。布洛克式地领受革命，及他神秘地静听暴动的音乐……这对于布洛克，是他与革命发生关系的条件，但这对于别则勉斯基，或者他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别则勉斯基不但在大的方面，能够找得到革命，而且在琐碎细物之中，也能够找得到革命。
算了罢，一切天上的，
和一切莫名其妙的东西！
多给我们一些简单的铁钉罢！
将天上的抛却！将神秘的东西摔去！
我们多要一些活的人们，
和能知道的土地。
这实在是自然而活泼得很，更有机体些说到十月革命的要求。十月革命是要将天上的东西抛却，建造一个活的人们的，地上的共和国。在别则勉斯基的身上，或者经过别则勉斯基，我们可以看出，并且可以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情绪，要求……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希望是坚决的；他们的一切都是活泼而富有生趣的，新鲜而毫没有一点陈腐的痕迹。
呵，我能够看见我应当看见的一切，
我的目光可以透视一切的隐藏；
我在工厂里看见将来时代的欢欣，
在金银里我看见那干枯的血光……
别则勉斯基不如别的诗人一样，仅仅只能看见革命一部分，而他能看见革命的全体。在人民委员会里，在第三国际会议场中，他固然可以看见革命，但他就是在一个小的民警局里，如他自己所说，也可将革命找到。总而言之，他是整个的革命的儿子，从头算到脚，从骨髓算到血肉。
别则勉斯基现在不过二十几岁，年纪还轻得很，自然我们不能说他已经是一个完成的作家。在他的诗里，我们很可以看出他受了未来派马牙可夫斯基的影响，但这并不能算他的弱点，因为没有一个诗人生来就会做诗的，总要经过许多学习的时期。
在所谓无产阶级的诗人之中，别则勉斯基恐怕要算第一朵初开放的花苞了。
在革命的作家之中，描写到革命中之共产主义者的，当然也不少，但大部分都不过是略略挨到而已，并没有把共产主义者当为书中的描写的中心。伊万诺夫的尼克廷，皮涅克的阿尔黑布夫……都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作者第一不把他们当为行动的中心人物，第二不用力向他们的心灵深处过细地看一看，因之，他们对于作者，不过是临时所需要的一种配角而已。可是自从里别丁斯基（Libeginsky）的《一周间》出版后，在革命的文学中，我们才真正地看见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共产主义者才真正地成了注意的中心点。因此，一个年青的，不知名的作家，因为一部中篇小说《一周间》的问世，忽然跃上文坛，为批评界的对象。
《一周间》在描写革命的著作中，真是要占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实在表现出革命中共产主义的形象及他的心灵来。里别丁斯基的两眼特别会看，他看出共产主义者的心灵深处。他不但将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表出，而且将共产主义者的心灵也表出。徜若我们读别的作家的作品时，只能见到部分的，冷静的，严厉的共产主义者，那我们在《一周间》内所感觉的就不同了。
“……他的思想的道路是如此的：革命要求我们所领的口粮，不要超普通熟练工人所领的数量。可是我是这样地判断：我们就是革命，我们就是我们在会议场中所称呼的先锋队。倘若我们之中每一个负着重要工作的人，都要饥饿，衰弱，甚至死亡，那末，我们的所谓先锋队，当然是要完毕的了。这是一桩很简单的事情！对于他们知识阶级，革命就同一个另外的，神圣的东西，要求牺牲的一样，但是对于我，例如……我可以这样地，如哪一个国王所说的一样：国家——这个就是我。”
这是《一周间》中的一个主人公所说的话。这是何等大胆！这是何等地骇人听闻！但是倘若我们一想起，仔细地想所谓共产主义者的使命，所谓先锋队的责任，所谓革命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那我们就要承认这些话是对的了。不过这里我们要加一层附注：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说这些话，才配说这些话……
书中的情节很简单：在一个县城里，需要筹措燃料，因为没有燃料，就不能运输谷种来种地。保护城市的一营兵，照情势看，要被派遣到离城二十多里路的一座庙宇去，因为那里有很大的森林。在城的周围猖獗着土匪，而城里又暗藏着许多的叛党。若将兵派走了，而剩下城市没有保障，这是很冒险的事情，但是若没有燃料，这也是很大的困难。党部倾向于冒险的一方面。叛党利用城中无兵的机会，暂时占据了城市，而将党的首领很残忍地杀死了许多。后来被派出的一营兵回来复将叛乱平息了。
这一部小书美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表现从事英雄的悲壮的，勇敢的行动之主人公，并未觉得自己的行动是英雄的，悲壮的，勇敢的。所谓伟大的，证明有道德力量的冒险事业，成为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因此从事冒险的英雄，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在做英雄了。
里别丁斯基将我们引到革命的试验室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所谓先锋队规定革命的行动，研究革命的过程。革命并不是自然的波浪，而是一种很复杂的，很艰难的艺术，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俄国革命，它的胜利的条件，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因为这次革命有很好的先锋队——知道革命科学的人们。里别丁斯基首先把我们引到革命的试验室里，在这个试验室里，我们看见规定革命，把持革命，引导革命的一些革命的科学者。
在暴动的前一天，负责任的人们如箕曼，洛伯珂，克里明，都是忙碌的，然而又都是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人们。如洛伯珂是很病很病的了，然而他不以自己的病为事，而从事于工作的计划。他们真都是所谓热心的，英雄的，冒险的人们！但关系于这种图画的描写和表现，并不是此书最有力量的，最惊人的部分。里别丁斯基所指示我们的，是死，不是一种最高的，对于革命的道德；最高的道德是要将自己的生命中所有的都献于革命，是死的结果能够促成事业的成功，能够对于革命有利益。不但是死，就是忍饥挨饿，或饮痛吃苦，在道德上的价值，也要以它们对于事业的成效而定。当一个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很容易，而当一个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同时是成就事业的智士，这就很困难了。然而对于革命，这种人是顶有价值的。里别丁斯基在《一周间》内给予了我们这种有价值的人们……
《一周间》是不是艺术的作品呢？倘若艺术的作品是能够使人用新的眼光观看环境的事物，那末，《一周间》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艺术的作品了。在《一周间》内，我们看出革命的辩证的（dialectic），我们看出真正的革命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以完成整个的，全部的社会组织为前提，而走入自身的消灭。
“……你看了，正在搬运木柴呢。这木柴可以给我们的谷种。对于农民的骚乱，这谷种简直是水对于火一样。同志们并不是白白地空死了……”
是的，同志们并不是白白地空死了！同志们虽然死了，然而得到了谷种，终于完成了所要做的事业。只要事业完成了，那末，个人牺牲了又算什么呢？……
当十月革命如暴风雨一般将旧的俄罗斯的一切，毫不顾恤地扫去的时候，代表此旧俄罗斯的歌者为之苦泣，震怒，羞辱，哀怨，尽力地诅咒这为他们所不明白的，所不需要的，打破他们的蜜梦的革命。可是执行这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由这阶级跳出来的歌者他们恰恰与旧俄罗斯的歌者相反——他们祝十月革命为劳动者解放的象征，为新生活的开始，拼命地为之歌吟赞美，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革命的身上。在这一种情形之下，也就决定了两种歌者的命运：反革命的歌者被革命的浪潮送到那被人忘却的，荒野的，无人凭吊的坟墓去，而革命的歌者却被革命提上人间的伟大的舞台。
纯粹地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诗人，在俄国一八九○年代已经随着俄国无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而出现了。但是即最初的诗人如休克列夫涅卡也夫，沙冯……等几个诗人的出现，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不足以引起大的注意，因之在文坛上也就占不到势力。这时代的哥尔基，一个俄罗斯文坛的特出者，当然是例外。
到了世界大战的以前几年，所谓无产阶级诗人，如萨莫背特尼克（Samobietnik），格拉西莫夫（Gerasimov），基里洛夫（Kirillov），波莫尔斯基（Bomorsky）……几个到十月革命后，极力参加独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诗人，已经露出头角来了。十月革命后，除了这些革命前已经有点知名的诗人而外，出现了很多的，并且很能引人注目的，青年的无产阶级诗人：亚历山大洛夫斯基（Alexandarovsky），卡思节夫（Gastzev），阿布拉它维奇（Obradovilch），加晋（Kazin），山尼珂夫（Sannikov）……到这个时候，所谓无产阶级诗人，不但能引人注目，而且在文坛上占了一部分很大的势力。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在情绪上，思想上，以及在他们的任务上，成为革命的歌者，他们保护革命，而革命也就因之需要他们，培养他们，一方面，他们在技术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不似从前的那般幼稚了。
十月革命将文艺的园地开垦得宽大了，从前的文艺，所谓文艺的女神（Muse），不过是少数人的专利品。文艺的创造，只有几个从统治阶级出身的人们才有可能；女神的歌声也只有这几个少数人才能听见，才能领会。可是十月革命却将贵族的文艺的园地渐渐地改成平民化的了，女神也少不得要与劳动者结了姻缘。愚鲁的，无知识的，不文明的劳动阶级，现在居然也产生了自己的诗人，并且这些诗人虽然现在还没有很大的收获，但是他们将来的希望是不可限量的。以现在的情势而论，这一般所谓无产阶级诗人，若与革命的同伴者相比较，即还是很幼稚的，并且这种幼稚的现象，我们也不必为他们讳饰。不过我们普通有“大器晚成”的一句话，这些诗人，以及将要步他们之后的一些诗人，也许在将来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收获，也未可预料呢。倘若在今日的俄国文坛上，革命的同伴者还是坐着第一把交椅，还是占着中心的势力，那末在将来的时候，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要征服一切的罢……
革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创造新文化使命，因之所谓无产阶级诗人，他们就极力提出口号：从别的观念学中将无产阶级的诗解放出来；建设无产阶级之独立的文化……这是当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不过有一些无产阶级诗人太过于主张这个口号了。他们想将一切旧的文化，不问好歹地，一起都推却，反对一切与过去时代的诗人或文学家之任何调和。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虽然负着创造新文化的任务，但是这种新文化并不是从空中就可以创造好的。旧的文化虽然一部分为资产阶级所利用了，但除却这一部分无产阶级所不可采取的以外，还有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绝对不可抛弃，而不采取之为建设新文化的材料。倘若不施行这种采取的方法，那末这种无凭无据的创造运动，简直是后退的运动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诗人之中，也可以说在无产阶级环境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基里洛夫代表所谓不妥协的，最激烈的一种观点。他说：
我们是英武的恐怖的劳动军——
我们战胜了海洋与陆地的空间。
举着人为的太阳的光将城壁燃烧了，
我们的心灵闪烁着暴动的火焰。
我们被反叛的权力所沉醉了，
“你们是杀美的刽子手呵！”——好就让他们狂喊！
为着明天我们焚毁拉法易尔，
践踏艺术的花，破坏一切博物馆……
这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文化之一时的反动的情绪，然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属于正轨的，而且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不合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的无产阶级诗人格拉西莫夫对于基里洛夫的这种主张，就表示反对，而另代表着一种别的倾向。在最负盛名的《我们》的一首诗中，他开首说道：
我们将把握一切，我们将认识一切，
将深深地探讨那深渊的底里。
我们的春的心灵，
为那金光焕发的五月所沉醉。
我们骄傲的豪胆没有范围：——
我们是瓦格内尔，文琪，蒂齐安，
我们将建筑Mont. Blank似的圆屋顶，
放置在新博物馆的建筑的上面。
是的，这才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度量！无产阶级对于旧的文化，应当尽量地采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用之为新文化建设的材料。在无产阶级未将这些材料采取以前，它们形成废物，或为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倘若无产阶级将它们采用了以后，那就可以利用它们反对旧的世界，将它们算做新世界的财产。
无产阶级作家现在所给与我们的作品，都还是在十分成熟的状态中，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无产阶级艺术不过刚生下而已。在它的发展的途中，无产阶级艺术应造成自己的新形式，这现在还没有分明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在现在尚为探求的题目。然而于那一般的特征上看起来，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是早已明了的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是劳动阶级的全生活，即劳动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于实际生活的态度，以及希求和理想等等。只有这是新艺术家不可不表现的题材。为着阶级的集体，应从这等的织物构成出新的活的结合，且将它们有机地，艺术地，具体表现出来。而且不可不完成那些更得发展，更得扩大到全人类的集团为止的结合。”
苏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波格旦诺夫（A.Bogdanov），在他的《单纯与优美》的一文中，将无产阶级艺术这样地下了定义。波连斯基（Poliansky）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也发表与波格旦诺夫相同的意见：
“无产阶级文学，在社会革命的火焰里生出，表现着对于建设有关系的劳动阶级的热情，欲望战斗，危害，愤激，爱情等等，对于世界，对于实生活，对于无产阶级的活动及其最后的胜利，以自己独特的见解，接触着一切的事物……”
以上这两段文字，大体规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特质。幼稚的无产阶级诗人，及他们的作品虽然是有许多缺点，离完成的时期尚远，然而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为其他作家，无论资产阶级的作家也罢，革命的同伴也罢，所没有的。这种特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对于革命的关系，无所谓领受不领受，他们自己就是革命，他们的革命看做解放劳动阶级的方法，因之他们的命运是与革命的命运相同的。当他们歌吟革命，描写革命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是被歌吟被描写的分子，因之他们是站在革命的中间，而不是站在革命的外面。第二，就是他们都是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我们”而很少看见这个“我”来。他们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in）的歌者。
“我们是英武的恐怖的劳动军。”——基里洛夫。
“我们将把握一切，我们将认识一切。”——格拉西莫夫。
“我们敢断行事，我们是团结的”——卡期节夫。
“我们将耕掘处女地，开拓处女地。”——沙它维也夫。
“………”
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见资产阶级诗人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绝迹了。自然，他们有时也有用“我”的时候，但是这个“我”在无产阶级诗人的目光中，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或附属物而已。在这一方面说，无产阶级诗人的集体主义，实在是他们对于人类艺术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因为从此发展下去，共产主义的，全人类的集体的艺术，才有实现的可能。
无产阶级诗人之第三特质，就是他们都是地上的歌者，他们的欲望是在地上，他们所要改造的也是在地上，凡为地上所不需要的东西，一切天上的不可想象的幻景，这都是为他们所鄙弃的。他们是地上的儿子，他们要改变——改变他的姿态。改变他的姿态，这就成为了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标语。沙它维也夫（Sadofiev）表示这种意思最为显明：
破坏呵，成就呵，
我们将努力，将奋发——
用集体的思想之犁，
我们将耕掘处女地，开拓处女地，
比天国更高贵，比太阳更美丽，
我们将陶醉在奇异的欢喜里。
这一种勇敢的，坚毅的，活泼的，乐观的情调，真是给与了我们无限的希望与伟大。无论无产阶级诗人还是在什么幼稚的状态中，但是这一种情调，这一种最宝贵的情调，为其他任何作家所没有的。在这一种关系上，无产阶级诗人现在所给与我们的不可磨灭的价值也就在此。
基里洛夫说：“我们切望一切的人们都在地上饱满，切望听不见为面包的叹息声和呻吟声。我们想将蜜房永远地装储着满满的奇异的甜蜜。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想寻出别一条的辉煌的路。”是的，我们要在地球上，寻出一条辉煌的路来，只有这一条辉煌的路才能引我们走入光明和自由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什么天上的玄想和令人见不着形影的上帝……
第四种特质，就是无产阶级诗人是城市的歌者。倘若农民诗人所歌吟的对象是田园，森林，旷野，夜莺，农民的生活，则无产阶级歌吟的是城市，工厂，机器的震动，烟囱的叫鸣，工人的生活。无产阶级诗人将自己的希望都付托于城市，工厂，集体的劳动，他们如伟大的诗人威雨汉（Verhan）一样，歌吟着农村的衰亡，田园的破灭，洛吉诺夫（Loginov）有一首诗将这种意思表示得很显然：
离远些，离远些，离开那荒芜的平原，
离开那颓废的乡村，
离开那飘摇的茅屋，
离开那难耐的寂寞——
只有往城市的，
只有往城市的一条路。
仅仅只有在城市中，
才有运动与争门的可能，
而那荒原是无希望的——
因为这是荒原的命运。
离远些，离远些，离开那荒芜的平原，
走向那工厂与机器的帝国，
走向那繁噪的严厉的城市，
那里才有开始新生活的终索。
倘若农民诗人，如叶贤林，对于那荒芜的平原，颓废的乡村，飘摇的茅屋，怀着无涯的留恋，似乎那里是他的生长地，那里是他的家园，无论如何不可以将它们抛弃，则无产阶级诗人与它们断绝关系，并且很厌恨它们，以它们为无希望的东西。无产阶级诗人以为只有城市，只有集体劳动的工厂，才是创造新生活的根据地，才是一切希望的寄托，因此他们歌吟城市，赞美工厂，就如农民诗人歌吟田园，赞美茅屋一个样的，不过农民诗人所歌吟的调子是细腻的，软弱的，哀怨的，而无产阶级诗人所歌吟的调子却是雄壮的，巨大的，乐观的。
在灼热的，危险的，庞大的，都会的旋风里，
我听到快要来到的快乐的时代之歌了；
在工厂的响动里，钢铁的叫喊里，皮条的怒号里，
我听到未来的黄金的时代之歌了……
——基里洛夫
这一种乐观的雄壮的调子，乍听着似乎不能入耳，但是倘若我们仔细地静听一下，那我们就要感觉得这其间含蕴着无限的将来，波动着伟大的音乐。……
是的，无产阶级诗人都还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关于诗形风格语句等等，他们大半都是从别的诗人假借来的，没有什么惊人的完美的独创。在技能方面，才力方面，教养方面，无产阶级诗人比别的诗人都还差得很远，这是不可掩的事实。不过革命的日子还浅，十月革命的后几年，大部分的力量都用之于国内战争，经济奋斗，以及一切物质的事业上面，还没有对文化上十分注意。也许等日子略久一点，我们可以看得见新俄罗斯的新哥德，新拜轮，新哥尔基，新普希金……
伟大的十月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说在文艺的园地里，不能有伟大的收获。十月革命给了文艺的园地以新的种子，把文艺的园地开拓得更为宽阔，因之所培养的花木更为繁多，在此繁多的花木中，我们在将来一定可以看见提高人类文化的，伟大的，空前的果实。
我们试拭目以待罢……
俄罗斯革命的初期，文坛上的未来主义者（Futnrists），也就同革命的本身一样，轰轰烈烈地跃演于革命的舞台，成了文坛上的霸主。时至今日未来主义（Futurism）渐渐衰颓下来了，不似革命初期的有声有色，但是在俄国文学史上，未来主义总是要遗留一个很大的痕迹的。当象征主义者（Symleoliots）畏缩，消沉，衰颓的时候，而未来主义者夺了他们在文坛上的霸权，极力为革命而呼喊，追逐革命的波浪，同时，他们送给俄罗斯文学的，也有不少的礼物。虽然他们有许多的主张为我们所不赞成，但是我们对于他们那种暴动的，勇敢的，破坏的精神，实不得不表示相当的敬佩。
未来主义发源于意大利，可是它流到俄国的时候，完全改换了面目。在意大利，未来主义与狭义的爱国主义相混合，未来主义者歌诵帝国主义的战争，为资产阶级效力，完全是反动的倾向，可是在俄国，未来主义捉住了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为什么同一文学的派别，而在行动上，思想上，有这样大的差别呢？为什么在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是反动的，而在俄国未来主义竟变成了革命的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因之，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与俄国的未来主义所走的路也就不同了。
资产阶级的文化到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表现其无力，而呈着衰颓的现象了。就在这个当儿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中最激烈的分子，他们感觉得旧的世界——旧的一切太狭了，太妨碍他们的个人主义之发展了，于是他们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以及这生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艺术，起了很大的厌恶，而思有以破坏之。于是他们高喊着反对旧的，静的，而主张动的，新的艺术。在表面上看，他们是很革命的，其实他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之最后的绝叫者而已。
资产阶级实在是机敏，伶俐，颖悟得很。它会利用一切的观念，思想和倾向。在法国，资产阶级就利用革命这个字，它将世界战争比做“法国大革命”的完成，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战争的兴趣。在意大利呢？意大利发生了未来主义，这未来主义是主张新的，动的，反对旧的和静的，好，资产阶级就向他们说道：战争！战争！战争是动的，战争是破坏旧的世界的行动。只有战争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就这样成了世界战争的歌颂者。他们宣言战争是最合乎卫生的东西，因为战争可以将一切旧的、腐烂的，无用的东西洗刷去。到世界大战爆发时候，未来主义在意大利发展得已经成熟了，已经成了文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同时，未来主义在俄国不过是初见萌芽，还是在被压迫的时代。俄国社会在这个时期正在预备二月革命，慢慢地向德莫克拉西的道路推行。但是这个时期很短，未来主义者正开始在试行提到破坏，积极行动……等等模糊的口号，而还未到成人的时候，俄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将幼稚的未来主义者，还是受压迫的，未被社会承认的未来主义者，拿到自己的怀里，成了自己的歌颂者。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被未来主义者含糊地领受了，于是俄国的未来主义与俄国的革命结了缘：俄国的革命将俄国的未来主义推入了社会主义的范围。
革命后提出了创造新艺术的问题。未来主义者号召人们：打倒一切旧的东西！与旧的断绝关系！取消种种的因袭！打倒普希金，朵斯托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克罗连珂……这一种激烈的号召，在初看，似乎是很革命的，然而在实际上说起来，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未来主义者若以为自己具着资产阶级的根性，而极力想脱离一切旧式的，那种拘谨的对于艺术的眼光，而遂宣言与旧的一切完全断绝关系，这是有意义的，并且有些暖室中的或冬烘的文学先生，他们开口普希金，闭口普希金，丝毫不想越出旧的范围——这些先生们实在要经未来主义痛击一番才好。但是未来主义者若以这个口号来号召无产阶级，这就未免狂妄，而且是无意义的了。无产阶级不但不需要，而且断不能与旧的文学的传习断绝关系，因为它实在不甚知道旧的文学的传习是什么一回事。无产阶级仅仅需要接近旧的文学的传习，好占据着它，并由此征服普希金以为己用。无产阶级自然要建设新的艺术，新的文化，但是怎么样建设呢？用什么东西建设呢？建设在什么地方呢？所谓建设新艺术并不是一种空言，或从半空中下手就可以办得到的。没有旧的艺术，则新的艺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旧艺术当然是不合于现代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应与旧艺术断绝关系。我们应当采取它，我们应当改造它，我们应当征服一切旧的比较好的东西，为我们建设新的材料。
是的，未来主义者主张与一切旧的断绝关系，打倒一切传习等等，这真是知识阶级的一种激烈的虚无主义而已，并不符合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并不是从天上忽然掉下来的，它自有它历史的传习：由一九〇五年革命数到巴黎公社，由巴黎公社再数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若是十月革命没有以前几次革命的传习，试问是不可能的？试问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不是大部分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会利用以往的革命的经验？这是一种很显然的事情，真心的革命党人只在革命的传习中生活，革命对于他们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什么一时的高兴，或天外飞来的突然。他们反对旧的世界，旧的文化，旧的一切，然而这只限于坏的，无用的，对于人类有害的一方面，而不是就是一个笼统的断绝关系。自称为文学的左派，未来主义者，口口声声要打倒一切传习，这不过是一种无内容的空叫而已。
由此，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党人与口头上的革命党人——未来主义者之不相符合的地方了。革命对于真正的革命人，不过是传习的化身而已。他们一方面由他们在理论上所否定的，在实际上所要推翻的世界走将出来，而一方面却进入他们已经预先所领会传习的世界中去。十月革命并不是如未来主义者所想，与历史的往事没有关系，而实实在在地有不可分离的因缘。创造十月革命的人，他们就是继续一九○五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人，而不是一点毫无传习的什么荒岛上的鲁滨逊……
在理论方面有许多地方，我们实在不敢与未来主义者同意。但是在事实方面，未来主义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贡献，却不可以磨灭。在现代俄国的诗里，间接地或直接地，未来主义的确有很大的影响。马牙可夫斯基所给与许多无产阶级诗人的影响，无论谁个都不能否认。俄国的诗到了马牙可夫斯基，实在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将一切旧的俗套的，与生活无大关系的字句，都从诗里清洗出去了，而另将一些活的，更与民众生活接近的，所谓街上的，为以前所不敢用的字句，引到诗里来，他造了许多新的诗的字句，这些诗的字句将要永远遗留在俄国的诗里了。
无论谁个都不能不说马牙可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有许多人对于未来主义者，对于未来主义的理论，虽表示反感，然而对于马牙可夫斯基，却一致承认他是一个突出的天才。在诗的语言方面，他打破了因袭的韵律，创造了许多新的字句，一新俄国诗的面目。在人生观方面，他是一个新式的超人，集合主义的超人。他是唯物论者，是积极的唯物论者，而不是消极的定命主义的唯物论者。“几千年来的文明都是集合劳动的创造……正唯要支配此物质，所以要知此物质；正要能集合而生创造力，那时方能与个性以充分的发展……”马牙可夫斯基这一种积极的唯物的人生观，给与了他以伟大的创造力。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最足以表现他这种人生观的，如长诗《第四国际》诗集《人》。马牙可夫斯基在群众面前承认自己是标语和广告的诗人，这并不是他自己降低自己诗人的人格，而适足以表明他的伟大，他的暴动的精神。在现时代，真正的诗人恐怕要将自己的诗广告当作标语用罢？暖室内或花月下的漫唱低吟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现在诗的领域不是暖室，而是闹喧喧的街道，诗的写处不是字本，而是那街心的广告。马牙可夫斯基能承认自己是广告诗人，这正足以见得他是超出旧轨的天才。
马牙可夫斯基的力量，在于他不将十月革命当作搅乱诗人的工作的外部的力，而把它当作伟大的生活现象。他以革命与他的自身有有机的结合的关系，他并不立在革命的外面，而在革命的中间，张着大嘴如霹雳一般地狂吼。也就因此许多批评家说他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诗人，并说新的艺术是要从马牙可夫斯基开始，马牙可夫斯基是新艺术的化身……关于这层意见，也有持着许多不同的论调的人，他们说马牙可夫斯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诗人，而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对于旧的一声巨大的叫吼。因此，马牙可夫斯基是这过渡期中的一个特出的现象，马牙可夫斯基以前不能有马牙可夫斯基，他以后也将不再有第二个马牙可夫斯基，总之，马牙可夫斯基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我们关于这个马牙可夫斯基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诗人的问题，可以暂且不论。不过我以为倘若别的诗人，与马牙可夫斯基同时的诗人，能够被称为革命的诗人，那末马牙可夫斯基当然更有权利享受这个称呼。
十月革命涌现出许多天才诗人，而马牙可夫斯基恐怕要算这些诗人中最伟大，最有收获，最有成就的一个了。他真是一个稀有的现象，当我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感觉着这位诗人大惊人的魄力和不可限制的勇敢。也许他是一个巨大的怪物，这个巨大的怪物只有十月革命才能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