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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
《太阳》出世后，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有的并向我们表示着充分的同情，这实在是令我们要引以为快慰的事。最近《文学周报》上，有方壁君的一篇《欢迎太阳》，特地将《太阳》介绍于读者的面前，并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他的辉光……我们对方君的这种诚意，实在要表示着无涯的感激。
不过我们一方面虽然向方君表示感激，但在别一方面，对于方君所提及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又不得不诚意地答辩几句。我们固然很感激方君对于我们的诚意，但是当我们觉着方君有许多意见是谬误的时候，为着实现真理起见，我们应当有所讨论，或者这种讨论，方君也以为是必要的。方君是我们的友人，当不会以我们的答辩为多事。
在过去的中国文坛上，只知道谩骂，攻击与捧场，而不知道有真理的辩论。这是一种俗恶的习惯，不长进的现象，无知识的行动，现在是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倘若我们现在对于方君有什么责问的地方，那只是为着诚意地对于真理的探求，并不是因为怀着什么恶意。方君是我们的友人，在友人的面前，不应有什么虚假的掩饰，或者方君也以为这种意见是对的。
这是闲话，我们且转入正文。
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光慈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至于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生活落后之一问题，方君有所补充：“我以为我们的文坛所以不能和我们这时代有极亲密的关系，除了蒋君所举的两点，还有个重大原因，便是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没有极亲密的关系……”这一层意思似乎很对的，然而方君却不能更进一层地说：“文艺的创造者仅仅只承认自己是文艺的创造者，而不承认自己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因此他们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地对立着，或互相避免，而不能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么一来，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是两种人类，没有接近的机会，就是接近，也终免除不了两者之间的隔膜。”
倘若方君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吗我以为是对的了，然而方君似乎还未了解这一层，始终视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倘若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永远是对立着，倘若文艺的创造者不觉悟到自己同时也应该做时代的创造者，也应该追随着时代或立在时代前面，为光明，为正谊，为人类的幸福奋斗，那吗就使他们跑到十字街头，与时代的创造者亲近一下，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所谓文艺的创造者应该同时做时代的创造者，这并不是说文艺的创造者应该拿起枪来，去到前方打仗，或是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去领导革命的群众。倘若某一个文艺者有这样的精力，一方面为文艺的创作，一方面从事实际的工作，那的确是为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事情。但是在事实上，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意思是，文艺的创造者应认识清自己的使命，应确定自己的目的，应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做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当知道自己的一支笔为着谁个书写，书写的结果与时代，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吗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若如此，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稍有点不同罢了，其实他们的作用有什么差异呢？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这两个名词也就没有对立着的必要了。
然而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坛的作家，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呢？时代在咆哮着，呼喊着，震动着，而我们的文艺者却在象牙塔中漫谈趣味，低吟花月，似乎生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不但不觉悟到自己也应该负着创造时代的使命，而且对于创造时代的人们加以冷眼。这么一来，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仅仅是文艺的创造者而已，永远为时代的废物。
这种现象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假唯美主义有以造成的。我们的旧的作家，因为受了这种假唯美主义的毒太深了。实在没有即刻改变过来的可能，有的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文艺的创造者同时要做时代的创造者呢？怎样做法呢？……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走入十字街头，所以他们永远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连与时代的创造者发生密切的关系都不可能了。
但是所谓“从革命的浪潮里涌出来的新作家”，在对于自己的使命的观念上，那可就与旧作家大大地不同了。这一批新作家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他们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应当负着时代的使命，同时他们也就明白这种使命是如何地伟大，而应极力以求其实现。换而言之，他们插入文坛，是因为他们负有时代的使命，同时他们承认这种使命是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文艺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时代的创造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能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他们以革命的忧乐为忧乐，革命与他们有连带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旧作家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旧作家因为自己根本的观念是谬误的，不明白文艺对于时代的使命，所以他们与时代的生活隔离；因为隔离的原故，所以就缺乏实感，得不到新的材料。但是倘若一个作家缺乏对于时代生活的实感，那他无论如何，不会创造能够表现时代的作品来，因为艺术品的创作，虽然由于作家想象之力，但到底总是还要有一点实际生活的根据。
所谓作家要有实感，并不是说艺术品的创作要完全凭本身的经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照这种理论做去，那艺术的范围将弄得太狭小了。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写死人临死的心理，自己也一定要去受死一番……那岂不是笑话吗？若如此，那吗文艺这件东西可以说完全要消灭了，因为娼妓生活只有娼妓自己才能写，强盗生活只有强盗自己才能写……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未见到娼妓或强盗写出的文学作品来。
这是当然的事情。无论谁个，倘若他不是呆子，都明白“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是一种谬误的理论。
但是什么是实感呢？实感的意义可分三层；第一，作者对于某种材料要亲近，因为亲近才能有观察的机会；第二，作者要明白某种材料是什么东西；第三，有了上两层，作者应确定对于某种材料的态度。如我们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斗争极剧烈的时代，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黑暗势力对于光明运动的袭击，有军阀的荒淫无度，有资本家的虐待工人，有劳苦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有革命党人的光荣的牺牲与奋斗……总之，在这个时代里，所谓材料的一层，是异常地富足而复杂。照理讲，这个时代的作家应当表现这个时代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的作家抱着旁观的态度，或者竟坐在象牙之塔的里面，根本不愿问这些事情，不但不用自己的心灵去参加社会的斗争，而且连旁观都不旁观一下，那吗，试问他将从何处得到时代生活的实感？他将从什么地方得到新的材料？当他根本不承认文艺家应当参加社会运动时，那他将怎样能与这些社会运动的人物亲近？既然没有这种亲近的实感，便不能了解时代浪潮里所发生的现象，也就不能创造出能表现时代生活的文艺作品来。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以为旧作家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了，无论如何不能担负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只得落在新作家的肩上，因为他们有时代生活的实感。
我们并不拒绝旧作家加入革命文学的战线，倘若他们能改变方向，那他们是极欢迎的。不过一个文学家要改变方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理性方面，他们也许一时就能承认时代的要求，也许一时就能承认新的倾向，但是在情绪方面，在感觉方面，他们能即刻与旧的世界，和由这个世界所造成的观念，完完全全地脱离关系？这恐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罢？……
照方君的意思，文艺品的创造可以凭借客观的观感，倘若旧作家能用他们的客观的观察，也是可以产生新时代的作品的，方君以为“终是凭借客观的观察为合于通例”。这是旧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论，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对的，其实倘若我们一仔细地研究起来，那我们就觉得所谓“纯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一文中，光慈曾说过：“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也许作家完全觉悟不到这一层，也许他自以为超乎一切，不受什么物质利益的束缚，但是在社会的关系上，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以及他的行动，总都是反革命的，因之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也是如此。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的，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将与前者适得其反，——他将歌咏革命，因为革命能够创造出自由和幸福来。
倘若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可以知道所谓纯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一个作家既然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那他观察他们的周遭的事物，一定用这个社会团的眼光来观察，虽然眼睛是生在他的头上。若把他当做与社会无关的分子去看，那他的观察，或者可以说是客观的；但是若我们把他当做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那他的观察就成为主观的了。
因为作家所代表的社会心理之不同，所以他们观察事物的结果，也将无一致的可能。例如俄国革命本是一件东西，照理讲（自然照着自然主义的理论而讲），各个作家对于它的观察，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事实上，有些作家描写俄国革命时，把革命骂得一塌胡涂，视波尔雪委克为洪水猛兽；同时，有些作家把俄国革命当成人类社会改造的新纪元，视波尔雪委克为争自由的圣徒……这倒是些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件事物之观察的结果，有这样的恋隔呢？谁个是客观的观察者，谁个不是客观的观察者？谁个对，谁个不对？回答这个问题时，那也就要问回答者之属于哪一个社会团了。
诚然，一个作家应当静心地观察他周遭的事物，因为不观察，他将不了解事物的内容。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就是这种观察只是相对的“客观的”，而没有“纯客观的”的可能。我们不反对观察，但是我们要问一个作家当观察时，是用的那一种的眼光。
现在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谁个也没有权利来禁止旧作家用“客观的观察”，产生新时代的作品。但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旧作家立在什么地位上用他的“客观的观察”？倘若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超时代的人，还不承认自己应当参加被压迫群众解放的运动，还不会认清楚革命的意义与要求，那吗，我敢断定他们无论“客观的观察”观察到什么程度，而新时代的作品是永不会产生的！
我们也同方君一样，希望“旧作家从他们的观察上产生新时代的作品”。但是他们能不能产生新时代的作品呢？我们试拭目以待罢！
方君说，“太阳第一号的小说，一定是实感的描写，可是我就觉得像那《女俘虏》《冲突》《蚁斗》中间的实感，好像并非别人一定没有或观察不到的。作者所贵乎实感，不在实感本身，而在他能从这里头得了新的发现，新的启示，因而有新的作品。欧洲大战的时候，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在战场上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右等三数人而已。所以我以为一个文艺者的题材之有无，倒不一定在实际材料的有无，而在他有否从那些材料内得到了新发现，新启示。如果实际材料确是有，而并不能从那里得一点新发现，那么，这些实际材料不过成为报章上未披露的新闻而已，不能转化为文艺作品”。
方君的这一段话，倘若仅仅是泛论，而不将《太阳》上的几篇小说，及巴比塞在欧战中的事情指将出来，那我们将要无从讨论起，或者没有讨论的可能。不过方君既将事实指出来了，那我们就不得不和方君说几句话。
方君以为《太阳》第一号的几篇小说中间的实感，都是为别人所有或观察得到的，而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启示，所以不见得有什么出色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方君心目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是一种什么东西。倘若方君的意思，以为只有别人没有或观察不到的才值得写，也只有这种作品才能给人以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那么方君简直是文学上的神秘主义者了，因之方君所谓好的作品，那只是神秘主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文学。因为只有神秘主义者的实感，才是为别人所没有或观察不到的，因之他们的作品才有新的启示和新的发现，不过这种所谓“新的”，只有作者自己能领会罢了。
我们所说的实感，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那是为人人所都能有，而且能观察到的，倘若他们愿意有，而且愿意观察。不过在实际上，不见得人人都愿意有或观察这种实感，就是有这种实感的人，也不见得有文艺的素养，而将这种实感转制成为文艺的作品。有些作家或者根本鄙弃这种实感，或者没有得着这种实感的机会，或者他们对之毫不注意。因之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无论在题材或内容的启示方面也完全含着一种别的意义。
《女俘虏》与《冲突》，（关于《蚁斗》暂且不说，因为它不过是长篇小说《罪人》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好是坏）。在材料方面虽然是新的，然而究竟是人人所能观察得到的，不是奇异的西洋镜。像《女俘虏》那样的故事，就是现在在报章上都可以看得见。像《冲突》那样的故事，就是现在也可以在革命党人中找得许多。照方君的意思，这两篇小说实在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但是在事实上，这两篇小说是不是如方君所说的呢？
我们给方君一个否定的回答：不！
第一，《女俘虏》和《冲突》这是一类材料的本身，已经是一种很新的现象，在我们旧作家中，没有谁个描写过这种材料，第二，这两篇小说的主人翁已经和旧作家的作品中的主人翁不同了。第三，这两篇小说在所谓启示方面，实在已经给了我们一点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是为旧作家所没有给我们的，恐怕他们将永远不会给我们。这种新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女俘虏》中所指示的，一群为新生活而奋斗的女英雄，她们虽然是失败了，然而他们的精神，灵魂，永远是高傲而不屈服的，永远是光荣而不忍受污辱的。那就是在《冲突》中所指示的，革命战胜了恋爱，集体生活征服了个人主义。倘若我们走马看花地，或抱着唯美主义的思想，来读这两篇小说，那这两篇小说实在没有什么希奇。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就要知道这两篇小说对于时代的意义了。
我们不知道方君所说的新的发现与新的启示，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方君若说这两篇小说的技巧方面，还未见得十分完善，那我们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倘若方君说这篇小说没有给我们一点新的东西，那恐怕是一种错误了。方君是赞成革命文学的人，当然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是方君的言论，照我们看来，似乎很带点神秘主义的意味。
就拿巴比塞来做例证罢！方君以为“欧洲大战的时候，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在战场上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古等三数而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第一，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文艺家，也许也有一部分人看见了巴比塞三数人所看见的东西，然而没有艺术的手腕把它表现出来。第二，也许从军者有很多的文艺家，然而因为他们的思想为资产阶级所麻醉了，就使他们也看见了巴比塞等所看见的东西，然而不愿它描写出来，或对之毫不注意。第三，不但知识界从军者有一部分是反对战争的，而且恐怕有许多农民和工人从军者，是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同时恐怕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在战场上曾积极地做反对战争的运动；不过因为他们不是文艺家，没有把自己的实感写将出来，结果，这一部著名的《火》只得让巴比塞去写了。因为《火》的材料及它在内容方面的启示，是为一部分人所看得到的，《火》把他们心中所要说而不说出的话说出来了，所以才受很热烈的欢迎。若《火》的内容为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那吗读者又从何处来了解《火》的好处？既然不了解它的好处，那它又从何处来给与人们以新的启示？不错，巴比塞是一个大的作家，不过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发现了什么新的美洲，而是在于他能代表多数人说话，能把旧社会的黑暗痛快地指责出来，同时他指示人们应走哪一条道路。
我们的意见是如此，也许方君以为是不对的？……
有许多的误会，真是令人难以料到是因何而起的！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光慈不过是泛论中国文坛的现势，并没有提到第四阶级文学的几个字，不但没有提到，而且在这一篇文中，他并没有露出一点“只承认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的意思。但方君却说，“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方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认罢？”这一种论断，真是不知道方君何所据而云然！这的确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误会！我们的意思也同方君一样，革命文学的范围很广，它的题材不仅只限于农工群众的生活，而且什么土豪劣绅，银行家，工厂主，四马路野鸡，会乐里长三，军阀走狗，贪官污吏……等等的生活，都可以做革命文学的题材。将一个革命党人的英勇表现出来，固然是革命文学，就是将一个反革命派的卑鄙龌龊描写出来，也何尝不是革命文学呢？问题不在于题材的种类，而在于作者用什么态度，用什么眼光，以何社会团做立足点，来描写这些种类不同的题材。倘若我们，作家，同情于被压迫群众，而且决定参加争自由的斗争，那我们不但要表现与我们同一战线的人生活，而且要尽量地暴露敌人的罪恶，因为这也是于革命本身有利益的。倘若我们只承认描写农工群众的文学，那真是要如方君所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
但是光慈并没有“只承认描写农工群众的文学”的意思，也从没曾发表过这类似的言论，我们真不知道方君的论断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实在是一桩怪事！
本篇论文的题目是《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现在临终结的时候，我且仍归到原题目罢。革命文学随着革命的潮流而高涨起来了。中国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从旧作家的领域内，能够跳出来几个参加新的运动，但已经衰秃了的树木，总不会重生出鲜艳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是这样地逼着！……
192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