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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经过北新桥的时候，我的车夫忽然喊道，“老爷，您可记得王二吗？他现在死啦。他家离这儿不远。”
王二是我三年前的车夫。前年我的太太因为他懒，不肯擦车，不肯扫地，叫他走了。后来我又叫他回来。不久，他得了比我家更好的事，就告假走了。现在的车夫，当日就是他的替工。
我听说他死了，心里不免可怜他，就问道：
“他什么病死的？”
“我不大清楚，听说他吐过血。”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老婆，两个女孩子。”
“他老婆现在怎样过日子呢？”
“听说他要钱呢。”
我不懂他的意思，所以又问：“怎样要钱？”他说，“在街上要饭。”他接着又说：
“王二哥心眼重。”
我又不懂了，便问：“什么叫做心眼重？”
“他太厉害啦，心不好，太精明啦。”
我听到这里，脑筋里引起了许多过去的事实，一件接着一件，我便不往下问了。
“王二太精明啦，”这一句话是很有讨论的余地的。今天我的车夫口里的两句话难道就是王二哥的盖棺定论了吗？
王二初来时，我倒很喜欢他。他是二十多岁的人，不爱说话，很熟识北京的街道。他似乎爱装门面，因为他去替我们租车，挑了一部很好看的车。车杆横轴上有珐琅的图案画，车上那两片半圆的障泥，也有很细微的花样。这部车的月租要多一圆。车夫尚且要装门面，我们自然也不便爱惜这一块钱了。
过了半年，我的好朋友唐先生问我可要买一部旧的车。他有一部可以卖给我，只要四十五块钱。唐先生是交通部的一个科长，他父亲是广东的一个富商，听说有百万的家产，所以唐先生在北京的起居是很阔绰的。我平日却不曾留意他的车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我悬想，唐先生的车子总不会很坏的。这一次他奉部令派到美国去，有一年的担搁，所以他要把粗重的家具卖掉一点。我正愁每月十八元的车费太大，听说一部新车要值一百二十块钱，所以不敢存买车的念头。现在唐先生的旧车只要四十五元，而且唐先生的车总不会很蹩脚的，这自然是狠动听的。
我虽是一个穷书生，却有点阔脾气；况且朋友之间不好讨价还价。因此，我一口就答应了；付了四十五元，说定他出京之日把车送来。
那一天，唐先生出京了。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天已黑了，我们正在吃夜饭。我的厨子兼门房上来回道，“唐先生的车夫和底下人把那部洋车抬过了。”我听见那个“抬”字，几乎把饭都喷了出来，说道，“洋车怎么要人抬？”我的厨子兼门房说，“车子坏了，不好拉了。”
我的太太对我微笑，我也明白了，但不好说什么，只说，“天黑了，不用瞧了；放在院子里，这是给他们的酒钱。”
第二天，叫人来看过，都说这车得大大的洗个澡。“洗澡”的价钱是二十一元八角五分。连车价共六十六元八角五分。
从此我坐的是自己的车了。车夫的工钱，每月十元。王二似乎不大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车杆头上少了珐琅横轴，还是因为别的缘故。
过了一个月，唐先生在上海放洋了。他临行时，寄我一张明信片，上写着：
前售与兄之车，想已送到府上。顷闻友人言此车已不值四十五元，只值四十元耳。所余五元，不及寄还。为兄需用美国书报，当为代办。
唐先生究竟不失为好人，他大概预料我总会还价，故不妨讨价多点。不料我既不看货，又不还价，倒使他后来心里过意不去。这就是穷书生的阔脾气的不好之处了。
这部车子“洗澡”之后，倒也不很难看。只是一件：一个月他总要出好几回岔子。有一天，上午修好，下午又炸了。还有一天，我上朝阳门外义园里去看一个朋友的新坟，回头时，刚离开坟地，车轮上的皮带就炸了。我走了足足十多里路，方才叫着车子。每月的修理费虽然不很多，但这种捣乱的岔子究竟是很麻烦的。
前年夏天，我在南方住了一个多月。我的太太代我领到了一个半月的欠薪，遂给我定打了一部新车。我回来见了，自然也高兴。然而那位爱装门面的王二仍旧不大高兴。——也许是因为新车的车杆头上仍旧没有珐琅的横轴。
我们决计把唐先生卖给我的旧车转卖出去。然而我们竟不知道怎样去寻一个买主，只好请教王二。王二说，“怕没有人要了，顶多也卖不上十来块钱。”我说，“价钱随便点罢，你去问问看。”
那天下午，就有人要买了。王二说，他只肯出十三块钱。我想，这部车子原价连“洗澡费”也只有六十六七元，我用了八个月，每月省了八元的车租，八八六十四，已不算亏本了。加上十三元，竟赚出修理费和利钱来了。所以我很高兴的就把车卖了，心里觉得很徼幸，这部车子出门时居然还不消用两个人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