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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
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骂一通之后，即已声明不管，所以现在也不在话下。
第二回的潜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见那一句的了，但意见和我不同，以为都非不能“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各人的意见，当然会各式各样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二）因为便当，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 Elizabeth Tolstoi，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妳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他说Go可译郭，Wi可译王，Ho可译何，何必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但我却以为译“郭”“王”“何”才是“故意”，其游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诧异《百家姓》的伟力者，意思即见前文的第一句中。但来信又反问了，则又答之曰：意思即见前文第一句中。
再说一遍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所以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末了，我对于潜源先生的“末了”的话，还得辩正几句。（一）我自己觉得我和三苏中之任何一苏，都绝不相类，也不愿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驾他们。倘以某古人相拟，我也明知是好意，但总是满身不舒服，和见人使Gorky姓高相同。（二）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三）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当面，一位通信，问我《现代评论》里面的一篇《鲁迅先生》，为什么没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恼》和后面的《破落户》，而本在其间的《鲁迅先生》确乎没有了。怕还有同样的误解者，我在此顺便声明一句：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假如我说要做一本《妥妳丝苔传》，而暂不出版，人便去质问托尔斯泰的太太或女儿，我以为这办法实在不很对，因为她们是不会知道我所玩的是什么把戏的。
一月二十日。
【备考】：
伏园先生：
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年青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十三，仲潜。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潜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者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rky”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
伏园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A，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 无关紧要的 ；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B，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Gorky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Wilde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rky”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rky”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rky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 无意思 而已，说他是 门外汉 而已，说他是 无聊 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
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Gorky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伏园先生：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Syllables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Elizabeth Tolstoi，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 Mary Hilda Stuwart，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妳丝苔”译 Elizabeth Tols—toi，用“丝图娃德”译 Mary Hilda Stuwart，这诚是不得已之举。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Gogol的Go可以译做郭，Wilde的Wi可以译做王，Holz的Ho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讥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鲁迅先生的那篇《咬文嚼字》，已有两位“潜”字辈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的先生们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京报副刊》。
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She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么？答曰：断然不必。我是主张连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别的，这回的辩难一半就为此。怎么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赞成用郭译Go……习见故也。答曰：“习见”和“是”毫无关系。中国最习见的姓是“张王李赵”。《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潜”字却似乎颇不习见，但谁能说“钱”是而“潜”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谢。我其实还有一个兄弟，早死了。否则也要防因为“四”字“凑巧”，比起“四凶”，更加使人着急。
【备考】：
当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时，我只觉得这篇短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literal）。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Gogol的Go译做郭，把Wilde的 Wi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Gogol的Go，用“王”译Wilde的Wi，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Go，用王译Wi，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ABCD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A.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备考】：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备考】：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Channel Island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Cosett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Anna Karenina，看到主人Vronsky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及至后来读了Hardy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Tess，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Haydy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Wessex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径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却绝对谭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己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像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
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Lermontov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至于江先生的文章，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九月一日。
【备考】：
鲁迅先生：
从近来《现代评论》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侮辱学界之驱章为“打学潮糊涂账”以媚教育当局，骂“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领导者，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没有责任心，太怯懦了！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红》，《半月》或《礼拜六》。自从《新青年》停刊以后，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旂帜鲜明的冲锋队了。如今“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还没练好”，而且“势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现代评论》。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N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语丝》，指给我看这位充满“阿Q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绍原的“小杂种”，里面说道，“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乱生“小杂种”，一被谑于米先生（见京报副刊），再见斥于作《阿Q的一点精神》（见民报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原刊不清）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有人说”三个字。N君××（原刊不清）“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原刊如此）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从未卷入任何风潮，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所以只能加上‘有人说’三字，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一方面又可造谣。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我于是立刻将我的《联合战线》一文撕得粉碎；我万没想到这《现代评论》上的好文章，竟会在《语丝》上刊出来。实在，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
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么？至少“有人说”你是的。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谨防着他或者又会“私禀执政”把你当乱党办的。一笑。
下一段是N君仿江绍原的“小杂种”体编的，我写的——
“……胡适之怎样？……想起来了，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陈西滢怎样？……听说近来被人指为‘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的‘党徒’……
“至于江绍原，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原文此处为□）支部总经理。……”。
本函倘可给莽原补白，尚祈教正，是荷。
霉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