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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是由某一个文人独立创作的，其成书过程很漫长，而且成书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刻本、抄本和译本，所以这就使得《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及作者等问题显得扑朔迷离。
《三国演义》是如何成书的？
三国事件最早的记载是学者的“正史”。如两晋人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便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但是，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并不是由某个人独立创作完成的，它的成书过程十分漫长。
三国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至少在晚唐时就已开始。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有一篇《骄儿诗》，上面记载了当时讲三国的故事：“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代时，说书唱戏很发达，因为三国故事十分生动，自然就成了艺人们喜欢采用的素材。北宋时，有个专门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很受人欢迎。说“三分”也就是讲说“三分之国”的故事。又据《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徐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民间说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宋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搬上舞台。《宋史·范纯礼传》及南宋姜白石《观灯口号》等诗歌中都有演出三国戏的记载。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至少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在这些剧本中，继续表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元代还产生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此书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它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上下两栏，上栏图像，下栏正文。从评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极为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张飞的形象最活跃、最具生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写得十分突出。全书内容大半是不同于正史的附会和传说，像司马仲相断狱的因果报应故事，张飞殴打常侍段珪、杀定州太守，以及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情节都很离奇。但是描写大多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的作品。
以上这些说唱和本子，基本上都是拥戴刘备、张飞一行而反曹操的，虽然简陋粗糙，却为更齐备完整的《三国演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罗贯中正是通过改编、整理这诸多的故事资料，并参阅陈寿正史而写出影响深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本书最早的刊本是嘉靖本，全书二百四十则（节）。自从《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后，新的刊本也纷纷上市。一般都以嘉靖本为底本，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上的增删，以及卷数和回目上的整理工作。古人没有“版权”一说，因而怎么改、怎么出都没关系。有的就将嘉靖本的两“则（节）”，合并成了一回，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一百二十回的构架。
清朝康熙年间，毛宗岗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底本，经过辨正史实、增删文字、改回目为对偶，使全书水平又一次提高，封建“忠”、“义”思想也有所强化。这就是后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三国演义》成书于什么时候？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宋以前说
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功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也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状况，因而难以成立。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释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此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章培恒也持此观点。
三、元末说
陈铁民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三国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三国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三国演义》的注释。周兆新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比，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三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四、明初说
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认同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任昭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超群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五、明中叶说
张国光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年）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笔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张志合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尚无可能产生出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大部头的杰作。他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义勇辞金》均看不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这一现象，认为《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代中叶。李伟实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吗？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历史演义小说。如果提出“《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相信就连小学生都会脱口而出：“罗贯中呗！”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术界所认同，而且现在市场上发行的《三国演义》作者署名都是罗贯中，所以这一观点也就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了。其实，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大都有著作权归属问题，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作者为谁，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三国演义》也不例外。
有的学者撰文指出，《三国演义》的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它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不朽杰作，而罗贯中充其量只能算是这集体中的一员而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明代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现在所见到的明清时期《三国演义》的所有刻本中的最早刻本。这个版本上自始至终没有题写作者的名字，可见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传统说法靠不住。《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实际上是由从北宋到明中叶的说书艺人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该书在明中叶被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文人整理写定。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中“黄权”这个名字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被误写为“王权”，“黄”、“王”同音而造成字误，是南方方音所致，证明这个最初写定者是南方人。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他的记载，该书作者与罗贯中有交往，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到他叫“罗本”，只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种杂剧，压根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
也有的学者依然认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刻本是嘉靖壬午本，而不是明末天启年间的黄正甫刊本。在嘉靖壬午本的上面，明确地题署着两行字：“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第一行字，说明小说的素材来自什么地方；第二行字，向读者指出作者是谁。这就证明罗贯中千真万确地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那么，《三国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呢？胡适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国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说的“五百年”，应当是从北宋到明中叶这段时间；他所说的“演义家”也应当是指如宋人霍四究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说书艺人。《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经这些说书艺人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到了明中叶，整个三国历史的系列故事已经相当完善之后，有眼光的书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与某个熟悉三国故事的文人联手，参阅《资治通鉴》等史书，对这些三国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写成了这部“通俗演义”式的“三国志传”，然后付梓刊行。这就是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巨著，其中精彩的片段，都应当是由那些说书艺人创作出来的。胡适先生说，“《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
罗贯中是哪里人？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三国演义》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对于他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自明清以来，主要有四说：（1）太原人，即今山西太原人。主要见于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2）东原人，即今山东东平人。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东原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多种明刻本亦署名“东原罗贯中”。（3）杭人，钱塘人，越人，即今浙江杭州人。如郎瑛《七修类稿》称为“杭人罗贯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为“钱塘罗贯中”，周亮工《因树屋树影》称为“越人罗贯中”。（4）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建国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其中（3）、（4）两说虽然也有文献可证，但是均属“故老传闻”性的记载，近世学者多不重视。因此，关于罗贯中籍贯的讨论，实际上只集中在“东原说”和“太原说”两家。
“太原”说的主要根据是《录鬼簿续编》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1931年，郑振铎、马廉和赵斐云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发现了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小传。书中提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和。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近世通行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教科书，大都根据这一记载定罗贯中为“太原人”，即指山西太原，并据此推定他的生卒年约在1310~1385年之间。由于罗贯中的传世资料不多且大多为罗氏百余年之后人所追记，因此这篇为罗贯中同时代人且又为“忘年交”所作的小传就成了迄今最早、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因而成为“太原”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东原”说的主要根据是《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版本嘉靖元年（1522年）刊本卷首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七年（1494年）所作“序”和万历及后众多《三国志传》刊本及其他署名为“罗贯中”的小说的题署。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年）的叶逢春本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其次，见明刊《三国演义》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首载别号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所写的序中称“东原罗贯中”是该书作者。这两种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后出各版本均无异辞，据此，我们可以相信，《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至少这是明清出版界公认的事实。
除了《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115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传》、《三遂平妖传》等四部小说也署名罗贯中。这四种小说除《残唐五代史传》不提罗贯中籍贯，其他也均题有“东原罗贯中编辑”类字样。这四部小说作“东原罗贯中”的署名即使不尽可信，却都能从不同角度间接地起到旁证作用，加强了《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涌现出一批“东原”说的积极支持者。刘华亭、杨海中、杜贵晨等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文献材料——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条的记载，认为《录鬼簿续编》之“太原”乃“山东太原”，也即山东东平。国内学术界权威学者如北京大学王利器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罗尔纲研究员、上海著名学者何满子、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等都持这一观点，并且已采纳于全国高校通编教材《中国文学史》。
“演义”之名是怎么来的？
考查起来，“演义”一词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后汉书》一百一十三卷《逸民列传·周党传》叙，周党于光武引见时，伏而不谒，博士范升奏毁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演”有“阐发”的意思，以组词方式来看，“演……义”就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所谓“文不能演义”，是指斥周党不能“阐发”经中之“义”。推而广之，凡是阐发六经之义的作品，都可以称为“演义”。如《春秋演义》，即“演”《春秋》之“义”；又有《三经演义》（三经，《孝经》、《论语》、《孟子》）、《尚书演义》、《周易演义》、《诗演义》等，性质都与此相似。
《春秋》为六经之一，《三国志》为四史之一，都是公认的良史。既然《春秋》有“义”可“演”，《三国志》自然也有“演”“义”的资格和价值。罗贯中发现《三国志平话》的“瞽传诙谐之气”，症结就在于抛弃了史书之“义”，全凭说话人随口乱道；他以“《三国志》演义”为书名，就是要阐发《三国志》蕴含的大义。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曰：“罗贯中氏取其书演之，更六十五篇为百二十回。合则联珠，分则辨物，实有意旨，不发跃如。其必杂以街巷之谭者，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三国志》演义”的涵义。“其书”指的就是《三国志》，共六十五篇；《三国演义》根据其内容而演为一百二十回。“实有意旨”、“人与是非之公”指的就是所演之“义”。
将通俗小说称之为“演义”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而近人把“演义”与“历史演义”作为同一内涵也是由此而来。庸愚子于弘治七年（1494年）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其中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嘉靖元年（1522年），司理监刊出《三国志通俗演义》，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演义”一词也随之流行。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否宣扬正统？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非常强调刘备属于汉朝刘姓皇帝的血统，不厌其烦地处处加以点明。在书里，刘备一方的人物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一点，用以抬高自己“主公”的身份，进而扩大影响，争取地位。吕布请刘备饮酒的时候，说了一句：“贤弟不必推让。”张飞听了，便嗔目大叱说：“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哥哥为贤弟！”张松路过荆州时，庞统对他说：“吾主汉朝皇叔，反不能占据州郡；其他皆汉之蟊贼，却都恃强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诸葛瑾到荆州索讨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时，关羽说：“荆州本大汉疆土，岂得妄以尺寸与人？”言下之意是，大汉疆土，只有姓刘的可以占领。刘备得到汉中以后，诸葛亮、法正等人劝他即皇帝位，继而又劝他暂为汉中王，刘备再三不肯，张飞便大叫说：“异姓之人，皆欲为君。何况哥哥乃汉朝宗派！莫说汉中王，就称皇帝，有何不可！”汉朝宗派，这正是称帝的一个重要根据。
不但刘备手下的文官武将是这样的宣传，就是刘备本人也“当仁不让”，动辄便向人宣扬自己的家世。初与张飞相见，刘备就说：“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在互通姓名的时候，按理重点应在姓名，然而这里强调的却是上半句。当督邮询问“刘县尉是何出身”的时候，刘备连忙回答：“备乃中山靖王之后。”刘备引兵袭许都时，半路遇见曹兵，便打马而出，在门旗下对曹操大骂：“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乃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在三顾茅庐的时候，刘备也先后打着这个招牌。第一次叩柴门时，对童子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二访不遇，留书自称“汉朝苗裔”。见到孔明以后，在下拜时自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
刘备和他手下的人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汉末，天下纷乱，群雄并起，各人怀着做皇帝的野心，纷纷割据自立。他们之中，有的是名门之后，例如所谓“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之类，有的则是兵强粮足，有的更进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和他们比较起来，未免相形见绌。第一，他出身贫贱，书上描写其“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处处被人瞧不起。第二，起初，他既无军队，又无土地，一会儿逃到这里，一会儿又投奔那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因此常常受人轻视。为了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使自己的名字与其他那些军阀们的名字同列一起，以便作为将来夺取天下的资本，刘备就不得不为自己抬出一块招牌：“汉室苗裔。”他倚靠着这块招牌来和别人对抗，而且，这块招牌确实在政治上起了莫大的作用。从此，刘备获得了群众，获得了干将良谋，建立了威信，赤手空拳打出了蜀汉的天下。当然，不能否认，刘备处事也确有被封建社会里的人认为是“仁”、“义”的地方，但明显可以看出，刘备之所以“得人心”，起作用较多的还在于他是汉朝皇帝的叔父。因为刘备的所谓“仁”和“义”，在书里描写得并不成功，刘备的形象也是比较苍白无力的。
虽然在《三国志演义》里，有些地方流露了正统观念，但这些地方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几乎没有关联。例如，刘备袭取涪水关以后，进取雒城，刘璋派刘碛、冷苞、张任、邓贤领兵前去抵挡。按照书里的叙述，两军交战的时候，刘璋军队被称为“川兵”，刘备军队则被称为“汉军”。刘备此时并未称帝建国，怎么能把他的军队称为“汉军”呢？又如，叙述魏、吴事件，却用蜀汉的年号纪年。同时，我们显然也可看出，书里被大力歌颂的英雄人物也以蜀汉方面居多。
这些地方都表明，作者主观上也存在浓厚的正统观念。《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一个生长在封建社会中的作家，他的思想上有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的历史观，例如正统观念。他写的是一部以三国这个封建时代的各个封建割据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既然当时有三个集团鼎立，互相争战，作者在描写它们的时候，有所选择和偏袒，有所拥护和反对，这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而其中的一个集团又确实是曾以“正统”作为自己的招牌，于是作者思想里的正统观念就和这合上了拍。《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之所以有“尊刘贬曹”的态度，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至于《三国志演义》作者以前的大多人之所以“尊刘贬曹”，也可用此来说明。当然，也不能否认，《三国志演义》作者以前的大多人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三国志演义》“尊刘贬曹”的态度产生了影响，而《三国志演义》的这种态度又对在它以后的大多人的“尊刘贬曹”的观念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三国演义》的版本有多少？
自从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以来，流传广泛，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刻本就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则有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演义》版本之多，是其他古代小说所无与伦比的。这大概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在昆明举行首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以来，中外学者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其实，在庞大的《三国演义》版本体系中，影响最大的是嘉靖元年本（即俗称“罗本”）和毛纶、毛宗岗评改本（即“毛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沿用的就是这两个体系。
著名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发表《〈三国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10号）和《罗贯中及其著作》（《青年界》一卷一期，1931年3月），提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其作者为罗贯中。此说一直延续了多年。1995年，学者张志和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版本。这个版本虽曾收入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但从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张志和先生将《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与嘉靖壬午本《三国通俗演义》进行了对勘，得出结论，这个原刻于福建的嘉靖黄刊坊刻本至少比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20年，这个本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于明代其他《三国志传》的“最初整理写定”本和各种《三国演义》刊本的祖本。同时，张志和先生的结论对作者是否为罗贯中提出了质疑。
据研究者调查，在现存的明代版本中，存世最多的当数万历至天启年间的各种《三国志传》本，世称“俗本”。根据比较，研究者认为，这些版本虽晚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其所宗祖本刊刻的年代要早于嘉靖壬午，也就是说流传于世的《三国志传》本应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研究者认为，《三国志平话》刻本出现40年之后罗贯中才开始创作《三国志传》，而后其他各种志传刻本都以罗著为宗，因此可以断定，《三国志平话》刻本要早于志传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在各种志传本基础上产生的。
近年来，国外一些《三国演义》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者魏安对现存《三国演义》各种版本进行了细致研究，包括先后考查了26种不同的非毛评版本，其中包括被认为刊行年代可能早于其他版本的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及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本《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等。魏安通过研究认为，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流传，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正文为10卷，卷首有总歌。
总之，《三国演义》版本繁多，源流复杂，各种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三国演义》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他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充实的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
西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余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是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是载有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时，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其中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例如，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而且，就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多达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约有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是因为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已发展得很成熟，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互相促进，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则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概括而言，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离三国不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已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由此可见，元剧作家对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对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毛评本《三国演义》究竟成于谁之手？
《三国演义》之有毛批，如同《水浒传》之有金批，也是此本一出，旧本尽废；而毛氏批语也随着这个评改本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这部评改本及其批语究竟出自谁手，却还是一桩未了的悬案。通行的说法是毛宗岗所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霖、陈洪等经过详细的考察，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毛宗岗和他的父亲毛纶共同完成的，而主角当属毛纶。
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总论中讲：“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书即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使刻事中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这段话把问题讲得很清楚：（1）毛纶托言古本，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加工，包括文字的润饰（所谓恢复“纪事之妙”）、回目的整理等。而由于他托言古本，自称“校正”，所以有了后人的“笺注”之说。（2）毛纶在修订加工的同时，对全书作了评点，回前总评多出其手。而毛宗岗只是被允许“参附末论”。（3）曾有某门徒“窃冒”此修订评点本为己有，以致引起一些纠纷，使毛纶的刊刻工作受阻。此外，毛纶的同乡好友尤侗在《第七才子书序》中也指出：毛纶在评点该书时，“授管于郎君序始氏，使其校订，参赞其成焉。”由此可见，《三国演义》、《琵琶记》的评点，是由毛纶即兴口述评论意见，由毛宗岗记录下来，有时毛宗岗也加入一些自己的看法，最后整理完篇。
关于毛纶的生平，材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在当地文坛有一定声望，本名纶，字德音，大约在五十岁前后双目失明，乃更号为声山。《坚瓠补集》收有他六十岁时汪啸尹的祝寿诗，其中两首云：“两字饥寒一腐儒，空将万卷付嗟吁。世人不识张司业，若个缠绵解赠珠。”“久病长贫老布衣，天乎人也是耶非！止余几点穷途泪，盲尽双眸还自挥。”据称，“四诗（原为四首）绝非祝嘏常套，先生所以独喜之欤。”可见，这两首诗所描写的“久病长贫”的生活、自负才学而又终生不遇的命运，都是毛纶一生的真实写照。
关于毛宗岗的生平，材料同样不多。浮云客子在《第七才子书序》中称赞他“予喜其能读父书，以为有子若此，尊人虽失视，可无憾焉。”可见毛宗岗继承家学渊源，而且是毛纶的一个很好的助手。他与褚人获为好友，《坚瓠集》收有多篇他的文字，如《戒角文》、《猫弹鼠文》、《咏鲞鹤茧鹤》、《诗隐美女》、《焚书自叹》等，《坚瓠三集》并由他作序。除这篇序言外，其余多为游戏文字，如康熙三十九年住宅失火，所藏书籍俱焚，他作《临江仙》词云：“焚砚虽然常发愤，并书焚去堪伤。从今遣闷更无方，将何来下酒，一斗竟荒唐。”看来也还有些疏狂意态。
毛氏父子共批《三国演义》，而以毛纶为主，这在清代本不成问题。清刻《三国演义》卷首多题署“声山别集”，有些本子则更明确，如乾隆三十四年世德堂本扉页题“毛声山批点三国志”。到了晚清，一些人弄不清“声山别集”的含义，便将评点者独归于毛宗岗，如邱炜萱《菽园赘谈》已有“《三国演义》是茂苑毛序始手批”的说法。其后因这种说法比较简明，遂纷纷沿袭，几乎成为定论。
发生这个误会还有另一个原因，便是毛批本的题署比较复杂，无论是康熙初刻本，还是乾、嘉时的覆刻本，题署都是：
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
声山别集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
这就涉及到了四个人，毛氏父子均列名于上的原因已见上述，所谓“圣叹外书”则是毛宗岗的伪造，其目的是借重金氏大名来营造一种“名人效应”，招揽读者。至于杭永年，情况就比较复杂。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就曾提出毛评本《三国演义》是杭永年“访圣叹笔意批之”，影响极大。联系毛纶提到的背师之徒窃稿冒名一事，其间似有蛛丝马迹可寻。这个背师之徒是谁，毛纶没有明言，但根据各种蛛丝马迹推测，很可能就是那个不见首尾的神秘人物杭永年。毛纶所谓“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儿辈”说明帮助他做评点工作的并非毛宗岗—人，那么此人的名字出现在评点本上也是合理的。毛纶在世时，因深恨此“背师之徒”，该书未能刊行；他去世后，由毛宗岗主持付梓，署名上取了个“折衷方案”，把参与其事的三个人都刻到扉页上，结果却将后人引入迷津。
如何看待毛评《三国演义》？
自《三国演义》成书以来，修改一直在继续。其中，毛本改动最大，并成为了《三国演义》的定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氏父子修改《三国》的工作呢？
较之于嘉靖本，毛本的改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强化；一是艺术上的精雕细刻。关于前者的评价，贬多于褒；至于后者，则是褒多于贬。
刘敬圻认为：“毛氏把《三国演义》雕饰成了精致的艺术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功大于过；然而，经毛氏修订后，这部书固有的封建正统思想愈加浓重而显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则又过大于功。”她的观点代表了主流的看法。虽然大多数学者都不太认同毛氏的思想倾向，但均肯定毛氏的修改提升了《三国演义》的艺术质量。正如黄霖所言：“假如从艺术角度来衡量毛本的功过得失，毫无疑问是得多于失，功大于过。”
另外，还有两种意见，一是总体上肯定毛氏的修改，一是认为毛氏改得不好。李庆西针对刘敬圻的文章特别指出：“毛氏的艺术加工首先是服从艺术规律，并没有为了往作品里面塞进某些观念的东西而破坏人物形象的整体性。”常林炎则认为李文对毛氏修改的肯定还不够彻底，没能从思想上加以肯定。其他如剑锋（霍雨佳）、秦亢宗等，也对毛改作出了全面的肯定。宁希元却从整体上否定了毛氏的修改，他说：“毛本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整个来说是失败的。”并建议根据嘉靖本重新校理一部接近于原书的《三国演义》定本。
长期以来，毛氏因其强化《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而一直遭到批判。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倾向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应该重新加以认识。萧相恺就指出，联系毛氏所处的时代来看，毛氏表面上只是在为蜀汉争正统，谴责曹魏的僭国，实际上却是在谴责清政权，在悼念亡明。另外，身为儒者的毛氏，身处明末清初，目睹并体味到“人生乱世”的苦痛和不幸，所以还反映出民本思想。杜贵晨、黄中模基本也都持这种观点。研究者如果从自己的时代立场及标准出发去评判毛本，易陷入偏颇的结论，只有从毛本产生的时代去考察，才会正确地理解毛氏父子评改思想的历史复杂性。
李评本《三国演义》是伪作吗？
李贽，字卓吾，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曾任云南姚安知府，未几辞官，讲学各地，后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下狱，自杀而亡。其论学受王守仁和禅学影响，公开以“异端”自居，主张重视功利，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封建传统教条，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120回本（简称“李卓吾评本”）就其思想倾向而言，更接近毛评本《三国演义》。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李卓吾评本是毛本《三国演义》的惟一祖本。李卓吾评本与毛本不仅故事情节相似，而且李卓吾评本的不少批语直接地表示了评者对小说人物形象的态度，毛氏父子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三国演义》重新作了修改和评点。一句话，研究毛本《三国演义》不能忽视李卓吾评本。
那么，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是否为伪作呢？时人大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出于李卓吾之手。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即持此说。丘先生认为，李卓吾所评点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向为人们所重视。李卓吾开启了我国古代评点小说的先河，后来的毛宗岗、金人瑞以及脂砚斋等评点名家，与李卓吾的评点活动可谓一脉相承。丘先生还具体分析了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的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即借评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抨击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其二，重视艺术分析。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伪托。和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一样，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早即有人疑是后人伪托，并非出自李卓吾之手。今人沈伯俊、黄霖先生都认为，所谓“李卓吾评本”乃是叶昼所伪托。黄先生在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文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说了此观点：
其一，当时人就有怀疑。叶昼，与之同时代的钱希育说他“落魄不羁人”，“真滑稽之雄也”，死于天启年，是李卓吾的晚辈、毛纶父子的上辈。此人曾伪托李卓吾之名评点过《水浒传》、《西游记》等多种小说戏曲。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系叶昼伪托之作，当时人即有怀疑。毛宗岗父子在其书《凡例》中说：“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后来又有人进一步指出，毛本一百零五回总评处提到“近日梁溪叶仲于二语”，一百一十七回总评处又出现了“梁溪叶仲子曰”。黄先生认为，此“叶仲子”即指叶昼。
其二，所谓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倾向有模糊感，除了受叶昼思想影响之外，还与叶昼的批评方法有关。周亮工《书影》说叶昼：“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由此看来，在他脑袋里确实很有一些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合拍的地方。这特别表现在叶昼非常讨厌所谓“假道学”，痛恨道学家只会空谈而无实际本领。在批评方法上，叶昼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在原本基础上略加批点，而不注意将原本修改，同时，评论时常常随便借题发挥，以致在有些地方使人难以明白他对人物究竟是什么态度。而毛氏父子，虽然和叶昼一样生活比较贫困，一生未曾入仕，但他们以“儒者”自居，思想比较正统，为人比较严肃，并不如叶昼那样放荡不羁、言行诡异，有点离经叛道，毛本《三国演义》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正统的封建思想。
在明清小说批评史上，李卓吾是一个颇有政治、艺术眼光的评点家。论时代，李卓吾评本在嘉靖本之后，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是在李卓吾评本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今之学者研究毛本，多直接与嘉靖本对比而跨过了李卓吾评本，显然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