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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
马鸿宾，字子寅，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于临夏韩家集。从小习武，颇有胆略。其父马福禄在庚子之役阵亡时，年仅16岁。其叔马福祥因先兄为国牺牲和继承其馀荫而发轫，所以对马鸿宾异常器重，一直带在身边，亲自督导，朝夕课读。并聘请临夏秀才马良（字眉山）为家庭教师，教以四书五经，声律史鉴。之后钻研《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五功积义》等伊斯兰教著作，信奉虔笃。在汉学方面，专心于《五种遗规》（清乾隆年间东阁大学士陈宏谋辑），奉为立身处世、治家、治军之圭臬；又服膺于李颙（号二曲，陕西周至县人，明末清初理学家）的学说，律己以严，治事以勤，待人以宽，治家以俭。从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来说，在旧社会统治阶级中，算得上具有平民作风的人。平时不喜戎装，一般是布料长衫或棉袍。日常以素食为主，请客的上等食品则是“手抓羊肉口捣蒜，韭叶面片杂烩汤”。他在银川城内的住宅是简陋平房，院内花木扶疏，名之曰“五亩宅”，与紧相毗邻的马鸿逵富丽堂皇、封建地主庄院式的“将军第”形成鲜明对比。出行则轻车简从，常乘大卡车，随从一个副官、两三个卫兵。对其部队要求也是如此。他的部队不实行交旧领新制，要求官兵尽先穿用旧军装，新军装一般只用于节假日，所以其部队有“叫花子兵”的谑称。部队无论住在哪里，只要有条件，就要求从事生产活动，开荒种植或饲养牛羊，用于改善生活。对于常住地方，则要求自己动手建造营房，而且一般是川地以土坯箍明窑洞，山地和丘陵地挖暗窑洞。如解放初期尚存的中宁
县城南的营房，全系土坯箍成的窑洞群，因是处地势较高，远望颇像楼房，故有人打油诗云：“远看是座楼，楼上没木头；木工用不上，泥工发了愁。”他经常告诫部下说：“你们都是乡里人，都知道乡村里穷家小户人家过日子的苦处。到部队来不愁吃、不愁穿，日子比家里好过多了。但你们吃的穿的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这里面也有你家里拿出来的一份。如果你们多花一点，你们家就得多纳税款，怎样对得起你们家里的父老兄弟呢？钱是个有用的东西，也是个坏东西。钱多了就胡花，胡花惯了就学坏，好多青年就是从胡花钱坏的，最后把自己毁了。”他治军也好发“善心”。对于缉归的逃兵禁止酷刑和体罚，多是说些安慰的话，令其安心服役。有一个连长叫士兵给他洗脚，被马鸿宾看见。就对这个连长严加训斥，并当面给以撤职处分。后来此人在抗日战争中因功擢升为营长，旋又为国捐躯，鸿宾悲痛异常，泣不成声。所以有些士兵和群众称他为“马善人”。
马鸿宾重视中华传统美德，恪守孝道，家教极严。有些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1946年5月，马鸿宾到重庆参加会议，会毕乘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专机绕道北平。之后又乘飞机回中宁，在进机场门口时，却被站岗的卫兵挡住，因他身穿长布衫、家做布鞋，戴礼帽和墨镜，很像商人。对身着戎装的上校、中校两个随员却不阻挡。随员连忙向卫兵解释说：“这是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马鸿宾，乘李主任的专机回银川的，可能已通知你们长官了。”这才准予放行。但所提皮箱一定要开箱检查，交涉多时无效，随员只好向马鸿宾要来钥匙开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既不是违禁品，也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些破旧衣服，有的上面还有血迹。由于拖延过久，可能是机场负责人向李宗仁报告了，李便乘车急忙赶来，见了马鸿宾，连忙说：“子寅受辱了，对不起，是我工作不周所致，望多加包涵！”同时当场批评机场负责人和卫兵。马鸿宾说：“严格检查是正确地履行公务，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接着解释说：“这些破旧衣物是我祖父母和父母亲的遗物、纪念品，带回去永久保存，并教育后人，使他们不忘本，要雪洗国耻，振兴中华。”说着，提起一件补了补丁的褐子大襟上衣，说是祖母穿过的，并且是她自己织缝的。又提起一件血迹斑斑的清代武官军服，说是父亲（马福禄）牺牲在正阳门时穿的。李宗仁听了肃然起敬，立即立正行以军礼。之后，马鸿宾才登机起飞。
马鸿宾一贯严于律己，不但自己烟酒嫖赌不沾，还教育后代严格遵守。子女见他时都毕恭毕敬，垂手而立，不敢轻浮散漫，长年坚持早晚请安。吃饭时他不动筷子，其他人不敢动手；行路时一律遵守“长者先，幼者后；骑下马，乘下车”的古训。男女界限严格，没有一个妻子儿女敢在他面前有衣冠不整、嬉皮笑脸者。1948年，六儿一次在厕所偷吸香烟，不慎将烟盒滑落未拾，被他发现，经追查是六儿所为，立即传来训斥，还让传令兵将他按倒打尻板子，众人多次求情无效，老夫人闻讯求情也不行。打到最后，大家一齐下跪再求情，才令住手，但要他将剩下的几支烟吞吃下去。他的这种严格要求，笔者也有所闻：他的八十一军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后又改为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马敦信（他的二儿），政委王世杰，住银川城内。约当1954年秋，马鸿宾到了师部。马敦信、王世杰一同迎接落座，王世杰拿出纸烟礼让座中人，轮到马敦信，他急忙递眼色、打手势拒绝。事后，我听到马敦信对王世杰说：“你这个人差点给我闯下大祸。要是老汉知道我在吸烟，那还了得！”斯时马敦信已是五十左右的人了，对其父犹且如此敬畏，平素如何，不问可知。对于他的这种作风，马鸿逵则背地里常以“我家的圣人”相讥讽。总之，两个堂兄弟之间思想作风迥不相侔。这，大概也是两人后来走了不同道路的思想因素吧。
马鸿宾三次主持宁夏军政，一次是北洋政府委任的，一次是冯玉祥委任的，一次是蒋介石委任的。也可以说是三朝元老。在宁夏这块地方发展、保存了他的力量。
光绪三十年（1904）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马鸿宾为其侍卫头目。之后成立西宁矿务马队，光绪三十四年，马鸿宾任西宁矿务马队队官，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他的基础，开始了他的军官生涯。1912年马福祥任宁夏镇守使时，马鸿宾跟随到宁夏，改任昭武军骑兵中营营长，后任甘肃新军司令，拥有骑兵5营，军衔升至陆军中将，勋四位。1921年，马福祥任绥远都统，率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赴任，马鸿宾则升任宁夏镇守使，仍兼管内蒙三旗军事，成为方面大员。其主要兵力：1．昭武巡防军：共骑步5个营，司令为其三叔马福寿；2．甘肃新军：骑、步各3营，炮兵1营，司令马鸿宾兼，炮兵营长为其长子马普仁；3．镇守使署卫兵马队1营，营长马楚卿（马鸿宾的岳叔）。1924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任会办，实际上马失去了绥远地盘，他向冯玉祥要求扩充马鸿宾兵力，冯允许其自行招兵，够一师编师，够一军编军。因此，马鸿宾委派宁夏士绅和头面人物在自己地方上拔壮丁，够一排委排长，够一连委连长，一共扩充了3个补充团，计步兵7个营。以上骑、步、炮兵共20营，约有4000人。1926年秋，冯玉祥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是年冬到宁夏，将马鸿宾所部昭武巡防军、甘肃新军、卫兵马队和补充团等名义一律取消，改编为国民联军第22师，马鸿宾为师长，仍兼宁夏镇守使。22师下辖3个旅：64旅，旅长王德铨，下辖两个团，团长马玉麟、马维麟；65旅，旅长马显图（马鸿宾之弟），下辖3个团，团长马义新、马显诚、马彦新；骑兵旅：旅长马献文，下辖两个团，团长马忠、马荣华，师直属队有炮兵营、手枪队，共8000余人，马1200匹，各种步枪4000余支，各连的第四排均持矛杆。到1927年4月，委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无形中取消了宁夏镇守使。这6年当中，他主要扩充了自己的兵力。为此，除了拔壮丁给老百姓带来苦难之外，还以搜刮款项而弛烟禁，给老百姓增加了祸害。本来，民国以来，甘肃已禁种鸦片，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后，各地相继种植，宁夏道尹陈必淮也想开禁种烟，马鸿宾初未同意，并派士兵将群众偷种的鸦片打毁。从1922年起，在马福祥授意下，马鸿宾默许种植，并收取烟亩罚款。进而借此敛钱，用以扩充实力。他以宁夏防地辽阔、兵力单薄，需要加强防卫力量为理由，向宁夏8个县提出“借款八万元”购买枪支。而所借之款又不收现金，以低价折收鸦片。然后通过绥远，运往北京出售。当时有人估计，此8万元的折价鸦片，到北京可卖30万元。即使如此，所借8万也分文未还。购回各种枪支600余支、子弹26万多粒；另购小汽车、马车各1辆。可以说是为扩充自己力量，而不择手段。这是马鸿宾的第一次主宁。
马鸿宾第二次主宁，是1930年元月，被冯玉祥委为宁夏省政府主席。个中缘由，还得从1925年说起。原来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之前，曾派人刺探甘肃情况。当时甘肃督军陆洪涛因病将要离去，下属八镇，各镇守使回、汉各半：陇东为张兆钾，陇南为孔繁锦，肃州为吴桐仁，河州为裴建准（以上汉族）；宁夏为马鸿宾，西宁为马麒，凉州为马廷勷（以上回族），甘州为马璘（玉清）（东乡族）。其中对马鸿宾的评语是“面黑若漆，骁勇善战”。冯既以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马鸿宾、马鸿逵自然就归属于冯。时冯以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令驻绥的马鸿逵第五混成旅改为国民军第七师移驻甘肃，马鸿逵率部到达磴口、三盛公一带，原想进入宁夏，而甘肃督军陆洪涛却令马鸿宾拒绝客军入境，致使马鸿逵进退两难，且粮饷无着。马福祥请冯玉祥解决此事，冯令第七师驻金积、灵武两县，军饷向冯之督办公署支领，粮秣由兵站供应。刘郁芬以代理甘肃督办名义率国民军第二师到兰州后，以兵力不足，曾许马鸿逵为他的副指挥，率第七师拱卫兰州，意在让甘肃军队自己火拼，以回制汉，马鸿逵听了马鸿宾的劝告，按兵未动。刘郁芬到兰州半月光景，即1925年11月中旬，设计杀了陆洪涛的代理人、师长李长清。据当年在国民军做宣传工作的宣侠父（中共党员）所记：“从李长清消灭后，兰州的政权渐渐稳固。割土自王的各镇守使，不能不和刘氏（郁芬）虚与委蛇地表示服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并且和刘氏结为拜把兄弟。”（《西北远征记》）但到1926年直奉两系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在南口展开激战时，张兆钾立即发出声讨刘郁芬的通电，接着率部围攻兰州。这其实是吴佩孚从中嗾使，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记述：“张兆钾据陇东，吴佩孚委他为甘肃督军；孔繁锦据陇南，吴佩孚委他为省长。……与张兆钾集合力量一致动作，一个从陇东来，一个从陇南来，以兰州为目标，向刘郁芬猛烈进攻。”刘郁芬则将张兆钾免职，任马鸿逵为陇东镇守使，令其率部由北路进攻平凉，与刘部孙良诚旅由兰州进攻平凉，成为夹击之势。这时张兆钾、孔繁锦攻兰州部队“有四万余人，国民军留甘部队仅孙良诚、张维玺两部，总计不过万人，众寡悬殊，兰州岌岌可危”（《冯玉祥将军》）。其他镇守使与刘郁芬也形成离心状态，马麒限制西宁粮食水运兰州。马鸿逵则按兵不动。马鸿宾于是发起“平番（今甘肃永登县）会议”，意在调解刘张之间的战争。这不仅得到各界人士的赞成，而且也合乎困守兰州的刘郁芬的心意，刘以汽车接马鸿宾到兰州面商，并通知兰州各界和各镇代表先赴平番等候。马鸿宾自宁夏到同心，先与张兆钾电话交换意见，张兆钾条件苛刻，马估计刘郁芬不能接受。正在这时，冯部吉鸿昌率一旅援军到达兰州，刘郁芬态度强硬起来。马鸿宾见调和无望，悄然返回宁夏，喧嚷一时的“平番会议”因之流产。不久，孙良诚打败张兆钾，张去大连作寓公。1927年4月，冯玉祥命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率二十二师进击陆洪涛旧部韩有禄、黄得贵等部，战事在正宁、宁县一带进行，在金村庙、新湾激战7昼夜，马鸿宾部退守庆阳。后由国民军宋哲元派兵协同作战，仍未得手。韩、黄进入耀县以北山区，归胡景铨收编。此次战役，马鸿宾以旅长王德铨、马显图，团长马荣华作战不力，遣返宁夏，擢升马玉麟为六十四旅旅长，马显诚（马鸿宾四弟）为六十五旅旅长，王正德为骑兵团团长。接着，由宋哲元指挥5个师（马鸿宾师在内）攻下泾阳城，击毙韩有禄、张九才，黄得贵只身逃往天津。对于俘获的士兵，马鸿宾向宋哲元建议，以释放勿杀为好。遂将这些士兵放走，每人发给路条一张，路费大洋5元，2000多士兵的性命得以保全。同年秋，冯玉祥升任马鸿宾为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并拨高金唯师归入二十四军建制。马鸿宾升马彦新代替马献文为骑兵旅旅长，以冶成章代替马维麟、马应图代替马义新为团长，驻扎渭北一带休整部队。1928年，宋哲元率部出潼关打河南樊钟秀，陕西空虚，责成二十四军担任防务。马鸿宾驻潼关，派冶成章守西安等处，为时1月有余。孙连仲率部入陕，陕境始告平息。此时，马仲英起事反国民军，三次围攻河州城（今临夏市），冯玉祥命马鸿宾只身赴甘进行调停。马鸿宾到河州与马仲英、马廷贤等洽谈，马仲英拒不接受和解，马鸿宾不得结果返回。年底，青海建省，孙连仲率军进入青海任主席，先命马鸿宾前去，说服西宁镇守使马麒归冯。马鸿宾到西宁，从自身存亡和势单力孤的利害关系，规劝马麒归服势力雄厚的冯玉祥，否则，在青海难以立足，马麒被势所迫，不得不从，即派其子马步青率一旅人归冯，调至关中进行整训。孙连仲始得顺利到西宁就任。1929年，冯又将马步青旅列入二十四军建制，为六十六旅。5月，在蒋桂战事中冯谋助桂倒蒋，将马鸿宾部编为护党救国军第四方面军第七军，拨郑大章师归七军建制，但郑师在河南，并无联系，实有兵力仅一个二十二师，师长始终由马鸿宾自兼。在关键时刻，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突然于5月22日在洛阳倒冯投蒋。在韩、石、马倒戈的前3天，蒋介石派马福祥来陕西华山，邀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国是。3天后发生此事，冯对马福祥之来顿生疑心，即予扣留，并派大量部队监视马鸿宾所部。马福祥派其卫兵尤布，密嘱马鸿宾设法营救自己。马鸿宾在此处境下，决定单身前往说项，行前命令部队不许轻举妄动。马鸿宾到华山，适值冯召开会议，经传讯，得冯召见。马鸿宾对冯开门见山地说：“马鸿逵反叛，我有责任，愿将所统部队，全交总司令亲自指挥，鸿宾甘当一名侍从。”这番表白，得到冯的赞许，并让他参加会议。这个会议，是冯玉祥准备通电讨伐蒋介石和阎锡山，与会将领无人敢持异议。马鸿宾却认为同时反对阎、蒋，力量不足，两面作战，背腹受敌，实非上策。建议联阎讨蒋。这一惊人之论，顿使会议为之沉默，与会者为马担惊，恐招冯怒。不意冯经过考虑，拍案称赞。但派何人到阎锡山处联络，又费思考。马鸿宾又提出，马福祥与阎曾有金兰之好，前往最宜，又得到冯的首肯。于是马福祥得以脱险赴山西。此时冯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倾西北所有主力部队东调作战。因此，调陕西主席宋哲元到河南前线指挥，遗缺由刘郁芬继任；调孙连仲为甘肃主席（但孙仅主甘3个月即不得不率部东调，继由王祯代理主席）；起用青海省建设厅长马麒继任青海省主席，调宁夏省主席吉鸿昌率部到河南前线，遗缺由马鸿宾继任。这就是马鸿宾的第二次主宁。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冯玉祥此次起用马麒、马鸿宾掌握一省大权，是紧急情况下不得已之措施；同时，几年之中马鸿宾也确实为他出了一些力，至少认为是不给他捣鬼的、比较稳健的人物。但冯仅令马鸿宾带一个团去宁夏就任，令马步青旅和王正德骑兵团出潼关赴河南参战，余留陕部队归刘郁芬指挥，师长职务由六十四旅旅长马玉麟兼代。
这时的宁夏，经过门致中任主席的一段和马仲英攻破宁夏城的战乱，地方不靖，杂牌军队很多，计：1．苏雨生部，驻平罗一带，原系后套独立队，1926年冯玉祥收编为师长，后升军长。马仲英进攻宁夏时，门致中调来保卫宁夏。2．马谦部，驻中卫一带。马谦原系马仲英的副司令，由吉鸿昌收编。3．杨自福部，驻金积一带，原为股匪，投马仲英，后由吉鸿昌收编。4．马存良部，驻吴忠一带，原系马仲英的师长，由吉鸿昌收编。5．韩进禄部，驻灵武县，原系马廷贤的师长，由吉鸿昌收编。6．单有才（临夏回族）农民自卫军，驻宁夏城内。原是马仲英的一小股，被收编。还有杨猴小、马大牛等股出没无常，肆行掳掠。如此众多的部队，使百姓不堪其搜刮侵扰，自不待言；即省主席“卧榻之间”，亦不容他人酣睡，所以马鸿宾非除而去之不可。但他从陕西来任时，只带了5个营、1个手枪队约2000人，力量太单薄了。遂令各县成立护路队，动员本地豪绅招兵买枪，有的并酌情发给枪支，委任马赞良为北路司令，马忠为南路司令，加以统率和指挥，迅速发展起来。对于上述杂牌部队，采取一面安抚收编，一面排挤打击的办法，不到一年，把苏雨生赶到陕西，把马谦赶到甘州，把韩进禄赶到陇南，把杨猴小撵到后套，安抚了杨自福、马存良，消灭了马大牛，使宁夏“定于一”了。以强凌弱，大鱼吃小鱼，本来是军阀混战的必然现象，但马鸿宾的这次驱赶和吃掉众多的杂牌军，到底使宁夏暂时出现相对平静的局面，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
1930年冬，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杨虎城进入西安。二十二师留防渭北部队，由马玉麟、马显诚率领，仓皇离陕回宁，沿途失散人枪不少，实到宁夏的人不过四千。1930年冬，冯倒蒋失败，冯部瓦解，冯玉祥宣布下野。经过马福祥的奔走说项，蒋介石于11月收编马鸿宾为新编第七师，马鸿宾任师长。同月25日，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委员，代理省主席。次年初上任，但主甘仅8个月，即爆发了“雷马事变”，马鸿宾被羁于兰州，被释后，重返宁夏，是为第三次主宁。
现在倒转来交代马鸿宾主甘八个月和“雷马事变”。
1930年春，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主席孙连仲东调时，以民政厅长王祯代理省主席职务，调驻防张掖的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率潘振云、张金铎两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移防省会兰州。不久，刘郁芬又以后方总司令名义，任雷中田为西北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省会公安局长高振邦为第一旅旅长，潘振云为第二旅旅长。当时的西北，由于多年动荡不安，景象极为萧条。甘肃在清朝是协饷省份，每年补助白银40万两；民国以来，协饷停止。1926年国民军入甘后，连年出潼关作战，甘肃成为其兵源、饷源的根据地，人民不堪征兵征税的重负，以致生产陷于停顿状态。加上1929年大旱，弄得田地荒芜，十室九空。迨冯军东下，无法生活的人民群众，即纷纷揭竿而起，但又多被野心家所利用，收集成股，自成势力。于是马廷贤割据陇南，陈珪璋割据陇东，鲁大昌割据陇西，黄得贵割据固、海，马仲英割据甘州，“青马”乘机占据临夏、凉州；还有零星小股数十起，掠州劫县，形成流寇。全省已无一片干净土。1930年7月，马廷贤、陈珪璋、鲁大昌、黄得贵组成所谓四路联军，推马廷贤为总司令，两次通电，声讨“国民军余孽”王祯，并派马廷贤的总参谋长马建谟为前方总指挥，率部向兰州进攻。马仲英则揭橥“伐罪吊民”旗帜，遥相呼应。王祯等以省城仅雷中田师难以抵挡，即向青海求兵增援。马麟、马步芳正求之不得，乘机扩充势力，率数千骑兵来兰驻扎，马麟任骑兵第一师师长兼全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兼副司令。马麒率部与马建漠战于定西牛营大山，马建漠败退。马麟则挟势扩兵、增饷，士兵口粮每日由斤半增至2斤，加重人民负担。这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日益尖锐。有马麟、马廷贤与马鸿宾之间回族上层内部的矛盾；有鲁大昌、陈珪璋与马鸿宾回汉军阀之间的矛盾；有本省回、汉武装与雷中田国民军的矛盾；有陕军与甘军之间争夺地盘的矛盾；有蒋介石既利用马鸿宾以防杨虎城，又利用杨以制马的蒋、冯、杨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人民与反动军阀统治的矛盾。当时，这些矛盾的突出点，表现为冯玉祥指挥下的雷中田与马鸿宾之间争夺政权的矛盾。马鸿宾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以代理主席的名义来甘肃的。
马鸿宾由于有在南京政府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叔父马福祥撑腰，又有近万名子弟兵驻扎宁夏，在甘肃和青海的马家各支，也可为之声援，所以下车伊始，有一股先声夺人的气势。他到兰州，文武官员、绅商各界热烈欢迎，雷中田全副武装，行撇刀礼，貌极恭顺；第二天即元月16日马鸿宾宣誓就职。但他来时仅带冶成章旅长和该旅一个团，两个直属连的兵力，途经靖远，又将冶成章和大部兵力留驻，带步兵一营和两个直属连到兰州，分别驻于兰州城郊，仅手枪队第二连驻于城内省政府附近的贤侯街。他本人接任视事也不进驻省政府，而在省府西花园办公，之后又搬到城外小西湖，省府仍由雷中田驻扎，城防也是雷部担任。同年2月，蒋介石派以马文车为首的4个视察员（其他三人是严尔艾、谭克敏、刘秉粹）来甘活动。这个马文车是有点来头的，他是蒋鼎文的亲信。蒋介石原拟派蒋鼎文率军入甘，控制西北，以马文车为其政治方面的助手，故先来了解情况，联络上层。并委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当时在甘的其他反冯武装力量也先后接受了蒋的委任。马文车到兰后，极力与雷中田交好，后来结为换帖弟兄，但雷中田实际在冯玉祥指挥之下。雷系吉鸿昌旧部，关系密切，吉送雷无线电台一部，并派来报务员，通过这部电台，始终与冯、吉保持联系。冯玉祥对雷中田期望甚殷，据当时在冯部任高级职务的李世军回忆，冯玉祥曾说：“打蒋介石是破釜沉舟之举，必须全力以赴，胜则放弃西北，败则仍回甘肃。”所以据说冯玉祥以马文车是蒋派来的人，曾指示雷中田暗杀马文车。马文车的亲信向雷追问此事，雷含糊其辞地说：“你们的生命我可以保险。”蒋介石和冯玉祥都在花工夫争夺甘肃，这是矛盾的实质。
马鸿宾开始的施政方针是，精兵简政，开源节流；澄清吏治，用人唯贤；团结各族，庶政公开。如果说这个方针从字面上看是不错的话，那么，以他浓厚的道学气味来对付流氓式的军阀和政客，就非碰壁不可。何况连他自己也没有遵守执行。在精兵简政方面，提出“核实兵员，点名发饷”，但吃空名发财是大小军阀的常规，这一条引起军队头目的普遍反对。他又要核实马麟的兵额，缩减
保安司令部的编制，取消士兵超加的口粮（仍减至每日斤半），对雷中田、高振邦的兵额，也限制在原有数目上，不许增加。他的这个要求，起初尚能表面上执行，以后由于他自己实力不够，收编了临洮张彦明股匪，雷、高即以为口实，大肆招兵买马，增粮增饷。他又以亲自批领条来控制，也行不通。只好眼睁睁任雷扩编三个师、高扩编几个大队。对于机关的裁员，当时因人设事，冗员甚多，但一经摸底，都有来头，一个也动不得。又转向中下层职员开刀，用考试办法，裁汰了一大批，却转而造成他们生活无着，形成社会问题，为舆论所不满。所以“精兵简政”，毫无所得。在澄清吏治、用人唯贤方面，他采取考试办法，并亲任主考，以厅长、知名人士“陪考”。他随口提问，令应考者回答，内容庸俗，形同儿戏。他曾派出四人当县长，其中二人是他的蒙师，一人是他部下的亲戚，一人是马麟推荐的，都没经过考试，与“贤”字不相干，因而引起知识界的指责。在团结各族、庶政公开方面，他不仅没有什么具体措施，而且也做了些不合乎人情的事。如他就任之初，各坊寺、门宦、部落头面人物，按少数民族风习前来道喜，他一律拒绝，给以“闭门羹”，结果这些人回去传说“马主席不认乡亲”。一次，五泉山东龙口八卦台建成，马麟遍请官绅头面人物吃手抓羊肉，他不但不去参加，而且在给他的请柬上写“应办事情很多，哪有闲工夫作此无谓应酬”。马麟认为他有意奚落，更加离心离德。孙中山先生纪念周，每月在省政府中山堂举行一次，这在当时是不可少的由最高长官主持的例会，他一次也没有主持过。所以他的施政方针不仅形成泡影，而且开罪于人，得不偿失。他来兰时没带干部班底，只带一个亲戚作“内秘书”，二儿马敦信作内外联络员。让各机关人员照旧工作，以示“大公无私”，但又不肯信任人家，使大部人员不安于位。他为巴结上司曾向南京送马，拟给蒋介石4匹，何应钦2匹，张学良2匹，邵力子1匹。派人送到南京，先请示马福祥审阅致各要人的信件，马认为措辞不当，另行改写。又看所送之马，经长途跋涉，毛皮干燥，膘体不肥，已成下驷，无法赠送。马福祥遂对马鸿宾大加申斥。马鸿宾在宦海的波涛中，是一名劣等船工，船的危殆是可以想见的。斯时冯玉祥身在晋南，心存陇上。他为了反蒋，要先恢复甘肃以至西北这块根据地，让雷中田除掉马鸿宾，“在甘肃做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并要在汉中的王志远、邠州的苏雨生配合行动。他令李世军到陕甘向雷中田、苏雨生传达他的计划。雷中田有了这个背景，与马鸿宾的矛盾就无法调和了。而且二人相处几个月中，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雷中田曾收编了通渭的董老二（恶霸地主）为地方民团，遭到马廷贤部的袭击，雷认为马廷贤与马鸿宾虽然表面上对立，但毕竟都是回军，难免一个鼻孔出气；设若两马合流，自己便很危险。8月7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马鸿宾、杨思、谭克敏、马文车、张维、李朝杰、贾缵绪、水梓、喇世俊为甘肃省政府委员，以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杨思为民政厅长，谭克敏为财政厅长，张维为建设厅长，水梓为教育厅长。这一命令不仅使连个委员也没捞到的雷中田更加不满，也使马文车醋意大发。原来马文车一直垂涎财政厅长这个肥缺，而马鸿宾则以贵州籍的谭克敏是何应钦的人，便于向中央要钱，将财政厅长一职给了谭克敏。于是，马文车遂与雷中田勾结起来，共同进行倒马活动。他们也曾向甘肃士绅间活动。有个说法：事变前夕，雷中田到甘肃士绅领袖人物杨思住处密谈约一小时。事变后，雷中田生日，杨思赠联云：“龙泉太阿，气味自合；浑金璞玉，福寿所基。”可见是相互默契的。雷中田曾派人与苏雨生联系，商定由苏雨生设法摆脱杨虎城，直扑宁夏，雷则在兰州扣押马鸿宾，一举推翻马福祥在甘、宁的统治。不久，苏雨生因扣留青海购运的物资，抗不发还，杨虎城派兵进攻，苏即乘机向宁夏转进。雷中田于8月24日晚上对高振邦、潘振云说：“苏雨生撤离邠县已20多天了，按时间计算，应该早到宁夏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不要叫人家封锁消息，让苏雨生吃了亏。”于是决定次日动手。25日下午，马鸿宾进城到省政府办公，雷得报告后，即下令关闭城门，派他的副官曹某率手枪队20余人去捉马鸿宾，但马已事先风闻，翻墙逃到城隍庙内隐藏，继又逃到道升巷某职员家中。斯时兰州全城戒严，岗卡林立，城外枪声大作。26日中午，街道贴出雷中田的布告，原文是：
为布告事，照得军阀马福祥、马鸿宾夙蓄扩张地盘之阴谋，冀填自私自利之欲壑，蒙蔽中央，把持甘政，蔑视全陇汉回蒙番，重兴帝国主义，实与先总理革命宗旨大相违背。溯自马鸿宾攫代甘肃省政府主席以还，所为罪恶，罄竹难书，举其大者如：（一）庇匪殃民，（二）把持财政，（三）私运枪械，（四）操纵金融，（五）侵吞公款。已属罪无可逭，还复招收土匪，且外引马廷贤率部北犯，扰乱治安。中田驻师是邦，除暴安良，自属天职。兹遵从中央视察员马心竹暨陕甘边防督办代表赵晚江之协商，重以全省党政军学农工各界大义之责请，不得不随诸父老兄弟之后，先事预防，共维甘局。凡我汉回蒙番同胞，自当一视同仁，无分畛域。除呈报中央外，为此布告周知，其各安居乐业，无得自相惊扰，致贻伊戚，切切此布。
透过冠冕堂皇的言词，我们从这张布告中可以看出，雷中田此时反马不公开反蒋；捉马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有马文车同谋，且有赵晚江（杨虎城的代表）插手。26日清晨，马鸿宾为了地方免遭糜烂，自己走上街头，向警察说明身份，要求见高局长（振邦）。高振邦接到电话，从攻马鸿宾部的前线赶来，亲自将马鸿宾带走，安置在道升巷李朝杰厅长家中（后来怕不保险，又安置在警察局内）。而雷中田对马鸿宾部队的攻击，先始于黄河北，经过8小时战斗，解除了马部一个营的武装，营长马云奇受伤被俘；并击溃张彦明的骑兵部队。后在小西湖一带攻击马部军队，急切未下。马鸿宾让喇世俊持其亲笔信进行调停，双方停火，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雷、马即发出通电，改组省政府，推举马文车、雷中田、杨思、李朝杰、赵晚江、李克明、陈珪璋、鲁大昌、王家曾、喇世俊、马锡武、慕寿祺、裴建准等13人为临时省政府委员；由马文车兼代省主席、杨思兼民政、李朝杰兼财政、马文车兼教育、喇世俊兼建设、雷中田任全省保安总司令。其中杨思、李克明、喇世俊、裴建准、马锡武、慕寿祺是甘肃士绅。陈珪璋、鲁大昌是地方军阀，均未来兰。雷中田、李朝杰、王家曾是国民军残余。赵晚江是杨虎城的代表，不久被人刺杀。雷乘机积极扩充部队，以潘振云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但苏雨生部进入宁夏，被马鸿宾部冶成章旅击溃，失去联络，夺取宁夏计划落空。
扣押马鸿宾是一个政治信号，它引起各种势力的反应和斗争。杨虎城提出派兵入甘“戡乱”的主张，在国民党中央的陕人于右任极力促其实现；马福祥坚决反对陕军入甘，力主和平解决；马鸿逵也从泰安致电雷中田主张和平解决，并说“什么条件都可商量”。马麟则带骑兵两千人撤离兰州城区，驻扎河口，虽致函雷中田表示愿作调人，雷亦复信欢迎，但开始却旁观敷衍。刘郁芬曾派代表到兰，表示愿回甘肃，但遭到雷中田的断然拒绝，决断地表示“他来我走”。雷意希望吉鸿昌来甘。甘肃本省各界上层人士都希望避免战祸，和平解决。而雷中田、高振邦之间也存在很大矛盾，雷主杀马，并已下令枪杀了马部的张彦明。高则偏重于放马，现虽将马押在警察局内却给以优待，他的儿子马敦信常去探视。雷对此深表不满，高亦有意避免与雷见面。蒋介石原来认为马福祥的力量可以为他控制西北，至此已发生动摇。但为制止杨虎城在西北的发展，又想杨、马并存，互相牵制。马福祥在南京积极活动，向蒋为其侄辩诬。并且向报界发表谈话，一方面表示听候中央处理，一方面攻击雷中田“原系冯玉祥旧部，月前石友三叛变，雷曾受委某军军长，此次事变之先与陇东之陈珪璋、鲁大昌勾结”。还有挟势威胁的口吻：“至政变后驻宁夏之马福寿，肃州、凉州、甘州之马步青，西宁之马麟各部，亦不出兵向兰州前进，惟有听候中央办理。”蒋介石于8月30日电雷中田转马文车，查询事变真相，对扣押马鸿宾斥为“实属反叛中央，目无法纪”。马文车则篡改电报内容后，向省务会议报告。之后，蒋介石又给雷、高来电报说：
甘肃视察马文车擅作威福，构成政变，将省政府主席马鸿宾私自扣留，经中央严令立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并未遵令办理。似此坏法乱纪，非严惩祸首，何以肃法纪而遏乱萌。电到仰该师长等即将视察员马文车拿解来京究办，并遵令转知马鸿宾即日召集各委员行使职权。
这封电报其实是官样文章，意在敷衍而已。以祸首雷中田“拿解”同案祸首马文车，这不是很滑稽吗？但蒋介石这时还不想换马，尽管马福祥家族为他守西北守得不那么好，但他还要用这股势力挟制诸如杨虎城之类的势力，不使西北出现一个拥有强力与他对峙的西北王。蒋的这个态度，使马文车、雷中田慌了手脚，缚虎容易放虎难，自己已坐在热火炉上，进退不得。
9月上旬，甘肃士绅刘尔炘，联合千人发表《告雷中田利害书》，大意是：你们把马鸿宾扣住，想做主席，恐难坐稳，若因此而挑起一场回汉之争，你们有何能力以善其后？这一政治炸弹，更使雷中田等心神不安。高振邦已更快地转向，进一步向马鸿宾表示好感。这时，临时省政府委员杨思、李朝杰及青海代表马崑山等也出面调停，雷中田提出三个条件：（1）马鸿宾私宅财物的损失，概不补赔；（2）下命令叫马驻在靖远、新城两地的队伍一律缴械；（3）马自行电中央辞退委员、主席职务。马回答得主动而干脆：（1）不要补赔，只要兰州和全省人民无损失，本人私产无甚关系；（2）所部缴械命令当由我下，服从与否，不能保证；（3）辞职一层，何用他提，本人从来未尝如此厚颜。但雷接到此一答复，也无表示，调停搁浅。马麟又到新城调停。马鸿宾的第七师提出：“要临时省政府的负责人和马鸿宾主席同时辞职，马鸿宾恢复自由后，省政府主席由第三者担任。”雷中田虽表示同意，但“第三者”一时很难选出来。最后马麟以其名义向南京发电报，请把马鸿宾调回宁夏。但电文发出后，未见答复。
谁也没想到，这时却跳出来一只复苏的死虎！蛰居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大概看到变乱中的甘肃有机可乘。忽然以游览为名，携带妻子儿女，以及残部200多人，打起“兴国军总司令”的招牌，由川入甘，经过文县、武都、成县，一路招摇撞骗，10月8日到天水，受到霸占天水的马廷贤的欢迎。吴佩孚委任马廷贤为“骑兵警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还委了大批廉价的军、师、旅长、顾问、参议之类。兰州听到吴要到来的消息，在对吴的态度上有分歧，据熟悉内幕的李世军回忆：冯玉祥坚决主张杀马驱吴，雷中田听命，但高振邦却相反。因高及其部下与吴有历史关系，想利用吴这块招牌缓和各方。而且甘肃地方军阀陈珪璋、鲁大昌和马麟都不愿马文车、雷中田成功，又怕冯玉祥重来，所以要迎吴。雷中田等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迎吴，于是连忙筹备欢迎大典，拨款2万元，为之设“吴上将军行辕”。11月7日，吴抵兰州，文武军警列队欢迎，纷纷送上名片，将吴接入“行辕”，稍事休息，即以一辆东洋车将马鸿宾接来。马向吴提出要回防地安顿部队，吴满口答应，并且说：“在走以前，我打算让你和雷见见面，甘肃的事还得你来主持才成。”据在场随行人员说，顺手也给了马一个委任状，但马并没有看。并叹息说：“这时候还搞这种名堂！”第二天，马、雷在吴处会面，雷连连说：“很对不起主席。”吴则和稀泥，说什么不打不成交，说什么“将相和”。最后调停的具体办法是：放马鸿宾出兰州，其部队回宁夏；由吴担保，对雷不作军事行动。吴于9日下午欢宴各界要人，特邀马鸿宾参加，宴席上马鸿宾说了几句讥讽的话：“马进士的后人是良民，没有反过，今后仍不做非法的事。”雷中田当场神色不安，但对释马又有悔意。有人向马通了消息，当晚马向高振邦提出出走的安全问题，高以此去西关一带都是他的人，绝对保证。午夜3时多，马鸿宾乘1辆轿车出西门，直奔新城，到了他的部队里，才算脱险，被扣总计77天。之后报上发表了马鸿宾的公开启示，检讨了自己主甘以来及此次事变中的揪心六事之后说：“至于以后甘政，惟望兰波（雷中田）与心竹（马文车）两兄，视民事为家事，爱民身如己身，则宾之退让，庶有代价。”
至此，按说“雷马事变”就该结束了，但还有一场压轴戏上演。吴佩孚自四川动身时，曾电告马福祥，说他要去调解马鸿宾被扣的事，马福祥持电见蒋介石请示，蒋嘱他复电欢迎，俟吴到西安后，代表他去欢迎，并送招待费5000元。可见，蒋介石当初不过只想借这只“死虎”试试看，敷衍一下而已。但野心勃勃的吴佩孚调停此事之后，认为自己尚有“威望”，遂磨刀霍霍，派其政治处长刘泗英等人，窃用甘、宁、青、新、川各省的军事首领多人的名义联名于11月15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拥吴出山，主持大计。蒋介石接电十分恼火，对马福祥说，西北从此多事了。连忙和于右任商议驱吴办法。当时因马鸿宾新挫，马麟意存观望，均不可用；马福祥力主中央直接派兵。但蒋的嫡系部队正在“围剿”红军，没法抽调；不得已提出派陕军入甘，于右任当然支持。最后决定杨虎城以潼关行营主任名义派兵入甘“平乱”，杨即派其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兼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入甘。由于陈珪璋盘踞的平凉是由陕入甘的门户，孙遂沟通陈珪璋共同出兵西进。雷中田以所有兵力倾巢出动阻击，一败于会宁，再败于定西，最后不支，全线溃退。雷中田败退渭源，被鲁大昌趁火打劫，收编其残部，雷中田只身逃往四川。高振邦部亦哗变，高只身逃出，请求在红城子静以观变的马鸿宾庇护，马感激高在患难中的友情，介绍高到宁夏安身。孙蔚如军进至金家崖，距兰州仅40华里，吴佩孚闻风丧胆，偃旗息鼓，仓皇逃出兰州，到红城子投奔马鸿宾，马则在防地招待7天。吴想到青海，被马劝阻，改去北平，由马出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蒋复电同意。马又为吴安排行程，送路费2000元。吴在宁夏留住期间，摘下了将军的面具，又附庸风雅了，每日作画、卜卦、吟诗，有联云：“欲识蓬莱今便是，布露文章世已惊。”大言不惭，自欺欺人，阅者一笑置之。月余后，经内蒙去北平，结束了这场吴氏闹剧。顺便在这里交代一下马文车，吴佩孚到兰州，他眼见吴尚有余威，可以攀附，极力巴结，令其妻与吴妻结为义姐妹。吴逃离兰州时，即混入吴的眷属中一直到北京。事后，南京行政院有个对他撤职查办的决议，但不过具文而已。后来，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干脆把这个查办撤销了。这也是一出戏。
陕军到兰后，出示安民，恢复秩序。12月12日，孙蔚如成立“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所有军、政、财经机关一律派人接收，俨然组成省政府班底。并且对陈珪璋加以占据平凉、掐断陕甘交通、阻碍后援的罪名，令其旅长杨子恒将其杀害于兰州，旋将陈部击溃，占领陇东各县地方。但蒋介石只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同时，马麟、马鸿宾及地方士绅杨思等以陕军窥甘蓄意已久，且杀陈珪璋与刘郁芬杀李长清一样，都是出于排除异己，争权夺位。如孙上台，还是以暴易暴，因而连电反对孙蔚如。马福祥则在南京呼应，力主陕军离甘，中央直接派人主甘。这些舆情正中蒋介石下怀，遂派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另行组织省政府班底。陕军留段象武旅驻兰，以图后望。段因闹粮饷，公然面侮邵力子，邵不能忍，报告中央，蒋调邵为陕西省主席，另派朱绍良主甘。不久，胡宗南师入甘，甘肃遂完全掌握在蒋介石之手。
军阀政客们你争我夺，相互砍杀，但最终是人民群众遭殃，即使是失败了的军阀也没损失什么。除了掉脑袋的以外，至少可以到大城市、到租界去做寓公，仍不失为富家翁，还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而最后大得其利的还是蒋介石。“雷马事变”就是如此。民国以来多少次军阀之间的争夺和战争也莫不如此。
1931年元月，马鸿宾赴兰就任甘肃省代主席时，把宁夏省主席的职权，委托民政厅长马福寿（其叔父）代理，并由扈天魁、魏鸿发两厅长辅佐；军事方面，以新编第七师二十旅旅长马玉麟为省防司令，主持防务。“雷马事变”后，马鸿宾退住红城子，进退维谷，宁夏上层各界派代表到红城子欢迎马仍回宁夏，马遂率部北返。行到中卫，马廷贤也率部到了宁夏。原来川军进攻天水，马廷贤站不住脚，才逃来的。马鸿宾深知马廷贤桀骜难驯，恐怕喧宾夺主，遂说服马廷贤放弃军权，到天津去作寓公。其部队改编为第七师二十一旅，以马培清任旅长，骑兵马匹1000余，全部送交国民党政府。1932年8月马福祥病故，蒋介石以“眷念西北宿将”为名，发表驻在河南的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这实际上是继马福祥之后，蒋介石再于马家觅一能为他稳住西北局面的人，而马鸿宾经过甘肃的角逐，证明是不胜任的，因而必然就落到了马鸿逵头上。马鸿宾深知马鸿逵一来，自己将难在宁夏立足，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一天，没跟亲信研究，便自己动笔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宁夏地盘是马鸿逵的，请令他前来就职。我在甘肃失职对不起你，现在情愿率部去南京伺候你，报答知遇之恩。蒋介石接电后，马上复电说：令叔在世时，称赞你是现代曾（国藩）、胡（林翼），我很敬仰。你既情愿前来，我很欢迎。为了节省开支，你不要带第七师来，马鸿逵也不要带三十五师去，只你兄弟调换一下就行了。原来马鸿宾发电报，是想试探一下，既不是真心舍掉宁夏，也不是真想去南京。如今接到这样的电报，大失所望，只好又暗示旅长马玉麟等署名，给蒋发个挽留马鸿宾的电报。但蒋既已决定换马，这样的电报当然不会起作用。所以之后马玉麟埋怨他说：“你坐在窑房里一封电报就把个主席发掉了。”但军阀带兵凭的是封建私人关系，即使弟兄之间也不得互换。所以后来两马还是各带各的队伍。马鸿逵于1933年春率部来宁夏，他胃口很大，想接收马鸿宾的第七师，马鸿宾当然不让，率部移驻灵武、金积。马鸿逵对其部队停发粮饷，仅将马鸿宾任内县、局长借欠的公款20余万元拨给。这些县、局长都是马鸿宾旧部，有的不愿拿，有的拿不出来，只苦了第七师下级官佐和士兵，吃的是杂粮，没有衣服鞋袜，有时连吃盐的钱也没有。
1933年冬，蒋介石嗾使孙殿英攻宁夏，马鸿宾开始抗孙消极，后来也加入作战，形成“四马”拒孙，取得胜利。这场殃民祸国的战争，将在后面详细交代。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将第七师改为三十五师，马鸿宾仍任师长，驻防金积、灵武、中宁一带。1934年冬，蒋介石调该师赴陇东“剿共”。原命令略云：
“赤匪”在陕甘边境庆阳县属南梁堡已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梨园堡设有红军军事委员会，任家洼设有红军军事学校。该师于令到即移防陇东地区，并指挥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队，协同驻陕北之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指挥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队，相机进剿，以绝根株。
继又来命令略云：
豫鄂皖边境“赤匪”，由徐海东率领西窜，企图与陕甘边区“赤匪”合股，为害西北，该师移驻陇东后，以一部对陕甘宁边区取包围封锁形势，勿任流窜，以主力集结于平凉、西峰镇之间，相机截堵“徐匪”。
这时，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下辖三个旅：一○三旅旅长马玉麟，副旅长马应图，下辖：二○五团，团长马惇靖（马鸿宾三子），副团长白永祥；二○六团，团长马文清。一○四旅，旅长马献文，副旅长杨福荣，下辖：二○七团，团长马赞良，二○八团，团长马开基，副团长张海禄。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副旅长杨自福，下辖：二○九团，团长马绍武，二一○团，团长马奋英（歧山），副团长纳章。直属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副团长陕有禄。炮兵营营长马普仁（马鸿宾长子），工兵营营长马敦信（马鸿宾二子），辎重营营长马锺。全师共8000余人。马鸿宾除留二○七团马赞良部留守中宁，师直3个营扼守固原咽喉要地外，所有部队于1935年元月15日陆续开拔，布防在北起环县南到泾川、平凉的一线上，师部驻西峰镇，对陕甘宁边摆开包围封锁形势和堵截北上红军的架势。
三十五师进入陇东后，先驱赶了盘踞在庆阳、合水的杨子恒收编的杨猴小部，即专力对付红军。1935年2月中旬，马鸿宾到庆阳西北的三十里铺亲自部署，分兵3路进攻南梁堡，妄图摧毁苏维埃政府。但红军及苏维埃政府均已转移，进攻部队完全扑空。3月，由冶成章率部由太白镇到富县属之黑水寺一带进击，数次发现县游击队，但因是处山深林密，游击队采取敌进我退的办法，马军毫无所获。经过一险坡时，冶成章跌伤，认为出师不利，率部返回。
4月，马培清骑兵团活动于子午岭。26日由正宁县保安队配合，到达宁县金村，发现从襄乐方向来了红军不到200人。马培清倚仗优势兵力，分两路向红军进击。红军人少，全系步兵，又处于不利地形，伤亡一部，冲走一部，余一小部据高地坚强抵抗。后以红军指挥员受伤，火力顿减。不久天黑，红军乘夜突围而走。红军除伤亡外，被俘30余人，除愿回家者外，余编为一班。但这班人在尔后阜城战斗三十五师战败时，仍归向红军。事后据查，这次战斗是红一团，政委张仲良在接触前已离部队他去，受伤的指挥员是团长陈国钧。
5月初，马部骑兵团应陕西省保安县金顶山团总王启斌的请求出击，先解了金顶山之围，继而解了旦八堡之围，使旦八堡团总曹俊章等反动地主得以继续为非作歹，横行无忌。
1935年8月中旬，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将军率领下，自陕南、陇南进入陇东地区。马鸿宾命令一○三旅副旅长马应图率王风云营、拜效禹营和肖全禄营，从西峰镇出发，到固原西南、平凉以北的瓦亭峡、三关口一带布防堵截，又命卡得云率骑兵营驻于固原与瓦亭峡之间的开城，以为策应。8月19日下午2时，马应图部与红二十五军接战，两个步兵连被击溃，三关口被红军占领，瓦亭峡的几个主要山头也被红军攻占。卡得云奉命增援瓦亭峡，率部参加战斗。但红二十五军只是夺路北上，并未着重打击三十五师，所以战斗不甚激烈，但卡得云营也受伤2人、被俘5人。次日，被俘5人被放回，说红军好得很，还给他们端水洗脚，按照回民的习惯给他们鸡肉吃。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开始在马部发生影响。马应图很恼怒，辱骂5个士兵“把红水水带来了”。
瓦亭峡战斗后，红军一部扼守三关口，切断马应图部与平凉的联系，红军主力则在平凉以西的二十里铺、蒿店一带休息。马应图十分恐慌，命令两个营长“一定冲过三关口，不能被红军隔绝，如果冲不过去，拿头来见”。两个营长畏缩不前，卡得云自告奋勇，率骑兵一营向红军阵地冲击。适值红军主力已上北塬。卡得云侥幸冲过三关口，到达平凉。
马鸿宾唯恐陇东重镇平凉有失，亲自到达平凉，调集十几个营重点防守平凉和泾川城。8月21日下午5点光景，在平凉以东50里的马莲铺，双方在大雨中展开激战。马应图下令攻击马莲铺西南山头的红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伤亡200多人，多数四散奔逃，3个营长也都于次日逃回平凉。马应图率两个连东向泾川行进，突然遭受埋伏在高粱地里的红军的袭击，两个连死的死，逃的逃，马应图只身钻到一个老百姓家的小楼里藏起来。马鸿宾还没有听到马应图战败的消息，带随从二三十人，乘汽车一辆，尾随骑兵数十人。车行到四十里铺，因道路泥泞，换乘战马前进。行抵马莲铺，遭到红军的射击和手榴弹轰炸，所带随从和骑兵即四散奔逃，马身边仅有他的六子马定国和译电员3个人，蜷伏在一个场上，几乎被俘。幸亏卡得云率1营骑兵赶来，才把马鸿宾救出。之后，马鸿宾派卡得云喊着马应图的小名（全娃），才把马应图找来。马应图一见马鸿宾就连哭带嚷地说：“你是故意作弄我呢。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又叫我当副旅长。结果我只有3个营还指挥不动，连1个护身的连也没有。你还说红军净是尕娃，让我们活捉。你干脆把我杀了吧。”马鸿宾说：“你把3个营丢光了，我不问你，你反而倒打一耙。”战败之后，如此相互抱怨，形同儿戏。原来马应图是马鸿宾本家同辈弟兄，奈何他不得。事后给他记了一过，敷衍塞责而已。
驻守泾川的，是马开基率领的二○八团。马开基率两个营、4个连和团直属队在城西北七八华里的王母宫塬构筑工事。该团副团长张海禄率马国忠守城；马培清骑兵团和马维麟营则从西峰镇赶来助战。马开基骄横异常，一心独揽战功，认为马培清团是客军，应该听他指挥。马培清也不买账，按马鸿宾的命令，率部防守泾川南关及塬头一带。8月22日下午6时许，红军约七八千人占领王母宫塬后的山顶，居高临下俯视马开基的阵地，但并不攻打，只是南渡汭河（泾河支流），向崇信推进。马开基认为时机已到，不听部下的劝阻，率部向红军发起进攻。但他派出的骑兵全部被俘，两个步兵连被山上红军压迫得节节后退，战斗在大雨中进行1个多小时，全军覆没。士兵死亡200多人，被俘100多人，1个连长死亡，1个连长被俘，马开基本人则横尸于大雨泥泞之中。守城的营长马维麟听到枪声紧密，率部出城增援，途中有战场逃回的士兵诉说已经战败，他尚不肯服气，率部向红军攻击，结果，伤亡100多人，又狼狈逃回城中。在南塬的马培清骑兵团和在城西10华里的卡得云骑兵营，却乐得保存实力，龟缩未动。连长王全被红军俘获，释放回来，带回红二十五军给马培清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不要再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我们应该一同抗日。23日马鸿宾和旅长马献文从平凉乘汽车赶到泾川，总结失败原因，责问骑兵为何不出击增援。卡得云说：“雨天山高，骑兵不能行动，如果增援，只是增加失败。你的几百骑兵来之不易，我不敢轻易断送。”马培清说：“我占南塬是一星关二的阵地，如去增援王母宫塬，惟恐泾川城有失。”仍然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但蒋介石还要马家军为他卖命打红军，立即拨来10万元的奖赏。马鸿宾领到这笔巨款后，仅给马开基家属5000元的抚恤费，负伤的马金蛟5元养伤费，其余官兵分文未得。8月24日，马鸿宾在泾川城宰杀羊只，请阿訇为马开基念经，追悼战死的士兵。同时开会详细研究红军的意图。战斗之前，马鸿宾在平凉对部队说：“红军净是些尕娃，要你们去活捉。”现在则六神无主，口里不断叨念“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由于红军从泾川折而向西南的崇信前进，使马鸿宾十分疑惑。既怀疑红军乘虚攻取平凉，又害怕红军绕道攻西峰镇歼灭他的师部。就命令马培清率部，协同甘肃省交通司令马锡武部的王富德骑兵团1000余人尾随红军，卡得云率骑兵3个连速返西峰镇。其余部队仍守平凉、泾川。
红军在崇信仅住了一天，就转而西向安口镇，又北进在平凉以东四十里铺渡泾河，经西峰镇向陕北推进。8月26日夜间，红军在西峰镇附近休息，镇上马军能听到红军说话的声音，但根本不敢出城。27日，红军向合水方向前进，马鸿宾又命令马培清、马歧山两个团尾随红军，伺机拣便宜。在合水县西20华里的板桥，双方接火。战斗两个多小时，互有伤亡。红军向南撤退，马培清、马歧山两个团进驻合水，次日尾追红军至华池豹子川，因前面山深林密，再不敢轻进，旋即撤回。至此，红二十五军即越过子午岭，奔向目的地陕北，马鸿宾三十五师的堵截，以损兵折将而告一段落。
8月以后，马鸿宾撤至西峰镇，急忙整顿、补充，重新部署。把他的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从西峰向北的驿马关、庆阳、曲子、环县一条长约200华里的地带上，构成一道封锁线。当中央红军到达甘肃临洮一带时，马鸿宾十分恐慌，对红军挺进陕北走哪条路线捉摸不定，认为可能经平凉、泾川，也可能经固原、环县而趋宁夏。中宁是他的基地，有他的大量军用物资、全家老小和家产，势在必保。这时，蒋介石加强了对红军堵截、包剿的兵力，除马部以外，还有毛炳文军的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何柱国骑兵军的第三师郭希鹏部、第二师白凤翔部，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等。马鸿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向固原集结兵力，守住咽喉要地，保护基本。命令一○三旅马玉麟部和马培清骑兵团于9月下旬到达固原。与原驻固原部队共同防守。但二○五团的王风云营、二○六团的魏荣升营行动迟缓，10月2日才到达固原县东南约六七十华里的古城子。次日从古城子出发时，即与中央红军接触。红军派少数人占领阵地，猛烈射击，王、魏两营毫无战斗准备，听枪一响，便乱作一团，官兵互不相顾，向北奔逃，所有辎重丢得一干二净。红军没有追击，王、魏越过大山听不见枪声，才收容部队，早有三分之一士兵乘机逃回家中。
10月上旬，中央红军经草庙子、苦水掌进入环县，马鸿宾派马培清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之后又命马玉麟率两个步兵团，协同东北军白凤翔、郭希鹏两个骑兵师，尾追中央红军，第3天到达陕西吴旗县境。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人民群众特别是苏区人民群众恨之入骨，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相率逃避，蒋马军队得不到人民的任何支持，连情报也得不到，因而军事行动多半是盲目的。追击之中，经常遭到红军的伏击，马培清在吴旗二道川就遭到伏击，险些丢掉性命。但红军在战斗中并不多事杀伤，经常向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攻势，向国民党士兵喊话：“我们是中央红军，你们不要给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蒋马军中的士兵多是见机逃跑，在不能逃脱时即停止抵抗，以3个师追击中央红军并没占到什么便宜。一天，白凤翔师被红军包围，战斗十分激烈，白部十五团全部被歼，十八团伤亡近四五百人，山炮、迫击炮、机枪等重武器全部丢失，损失马匹800余匹，白被围困3天，直到红军自动撤离吴旗后，才得收拾残部下山。当时马培清团在附近一个山头，慑于红军的英勇，不敢出动援救，入夜乘机撤退。又遭红军截击，一个营基本上跑散了。
中央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取得了吴旗之役的胜利。在此以前不久，有劳山战役的胜利，之后紧接着又在直罗镇之战中消灭了国民党第一○九师。从此，使陇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率出动。
1936年春，国民党“剿匪”总部电告马鸿宾，红军从陕北保安出发，有进扰甘肃模样，指令三十五军负责庆阳、曲子一带的防务。马鸿宾即命令部队迅速向环县集结，以为环县既可北扼宁夏的要路，又可西通固原，实际是想巩固后方，保存实力。5月31日，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率特务连乘汽车到达曲子，随行二○九团二营营长马彦章却在行抵距曲子约20华里的麻林村停下来休息、做饭。中午，马彦章部正准备吃饭，势如猛虎的红军突然从山上压下来，马彦章根本不敢指挥部队作战，翻身上马逃跑。部队无人指挥，乱作一团，有的逃跑，有的被俘，有的被打死，一营兵力霎时被全部消灭。两天以后，逃到驿马关附近的马彦章，只收了不到1连人。马营的溃散，使冶成章陷入困境。
冶成章是马鸿宾手下一员勇将，性情暴躁，打仗凶猛，所以绰号“冶骡子”。在马家部队中的军官，如果不属于“甘、河、回、马”，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站得住脚，一是忠于马家，二是会打仗。这几乎是一条规矩。所以当年马鸿宾到甘肃就任主席时，带上冶成章；这次堵截红军，又让他先到环县曲子镇。曲子镇是西峰镇通向宁夏的要道，当时还是环县县政府所在地，但它的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左右，城墙高约2丈，城壕深达丈许，四周有碉堡，便于防守。这时曲子镇的国民党武装，只有冶的特务连，骑兵团通讯排和县保安队100人。冶成章自恃凶猛，当时没想到大队红军马上来临，还在县长王某的宴席上猜拳行令，忽然听到枪声，红军已将城紧紧包围。冶成章急忙紧闭城门，登上城墙，指挥防守。特务连、通讯排和保安队全部上城墙，保安队担负南城防地。双方相持之际，保安队中有人向城里放枪，将特务连一个副班长打死在县府门口。冶怀疑保安队不可靠，即把保安队长叫来，严加训斥。队长又上城不久，就负伤抬下来。冶竟残暴地命令其特务连先把保安队解决了。特务连长马及才即率部到南城墙上用大刀砍死保安队几个人，保安队立即溃散。红军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猛烈攻城，登上了城外东南角的一个小碉堡，用火力压制得城墙上站不住人，副团长陕有禄即被击毙。然后，红军搭云梯登上城墙，激战1小时，红军占领了东南城角和附近街道。双方展开巷战。特务连副连长冶生华（冶的继子）阵亡，士兵20多人被俘。冶成章的小肚子已负伤，仍然指挥部队顽抗。他的传令兵建议他上马逃跑，他顺手就给了传令兵一枪，虽然没有打中，但左右谁也再不敢说逃走的话了。这匹“野骡子”真的发了疯，突然光着膀子，举着大刀率领残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但冲到南门，又被红军强大火力压回来，最后退缩到城东北角一家的窑洞里，用土块把窑门堵住，进行顽抗。窑洞里只有副旅长杨子福、副官孙清太、马春义、马英杰和冶5人，他们劝冶缴枪投降，冶却坚持顽抗，并且哄骗说：“马彦章营的援兵就要从对面白路路上出现了。”其实，此时的马彦章营早已溃散。冶在窑洞顽抗到天黑，红军缓和了火力进攻，由当天跑到红军去的冶的两个勤务兵对冶喊话，宣传团结抗日和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冶仍坚持不降。这时，窑洞里5个人4个负伤，4人都坚持投降，挨到天明，盼不到援军，绝望中的冶成章只好就范，乖乖地做了俘虏。
红军在清扫战场时，发现县政府后院水井里有一个女人，搭救上来，才知道原来是冶成章的妻子，冶见了妻子，喜出望外。根据冶的请求，红军将冶成章、他的妻子和传令兵等5人送到解放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使冶的伤痊愈后，又派人将他们送到解放区的边界环县甜水堡，通知马鸿逵驻惠安堡的旅长马光宗接回。副旅长杨子福等则假充士兵，受到优待。每人发给5元路费，全部释放。这就是活捉“冶骡子”的始末。
5月31日，继冶成章之后，三十五师部队陆续向环县进发，一○三旅旅长马玉麟率两个步兵团、骑兵团长马培清率两个骑兵营到达庆阳城北的三十里铺。他们发现北边的阜城已被红军占领，截断了进路。想绕道又没路可绕，而增援曲子又是刻不容缓的事（他们还不知道冶成章的遭遇），马玉麟就决定冒险攻打阜城，命令两个步兵团的12门迫击炮集中起来，由二○六团团长马文清指挥，向阜城轰击；命令以两个营的兵力猛攻。但红军坚守阵地，激战1个多小时之后，发现红军越来越多，原来是在曲子解决了冶成章的红军部队星夜赶到了，马玉麟立即增派部队强攻。这时蒋介石的3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因双方阵地犬牙交错，混战在一起，飞机无法助战，只丢了3个炸弹即飞去。
由于红军的英勇冲杀，马部抵挡不住，左右两侧首先溃逃，正面的马文清团也接着逃跑。二○九团团长马绍武在逃跑时，急忙中把马上的行李推下来，连其中的关防也丢掉了。马玉麟则在副官扶持下乘马逃脱。这一仗，三十五师共丧失7个步兵营。
之后，红军挺进海固一带地区，东北军和马鸿宾部奉命尾追。但此时已是西安事变前夕，红军以政治争取为主，即使处于优势情况，也不对“剿匪”部队进行严重的打击。一次，三十五师骑兵团奉命攻打红军驻地七营山，东北军白凤翔骑六师一个团攻打八营山。深夜临战前，两个团又调换了攻打目标。结果八营山红军事先撤走，三十五师骑兵团顺利占领八营山。但攻七营山的—个团却被红军包围，全部被红军俘获。战斗结束后，红军肖参谋长又将所缴人枪送还白凤翔，说是误会了，把骑六师当作三十五师打了。又一次，三十五师二○五团被红军围困于李旺堡，给养无法接济，飞机空投炒面、干粮，大多落在红军阵地，正拟派部队接二○五团突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转来张学良命令说：“与红军方面联系，红军已将通向李旺堡的韩复湾大路让开，可派部队去接二○五团。”白凤翔部和三十五师骑兵团去接时，路过韩复湾，街头到处贴着“欢迎三十五师合作抗日”的大标语。红军抬出蒸馍、米汤接待。据骑兵团长马培清回忆，他在固原黑城子时，曾接到左权将军给他一封信，信中说明革命道路，并提出为谁打仗的问题，叫他考虑。他复了一信说，你们不来侵犯，我们就不打你们。接着左权又来一信，“着重说明红军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情况，叫我们不要听信蒋介石愚弄少数民族的欺骗宣传，走向革命道路”。红军的政治工作，使不少国民党军官逐渐明白过来，再不愿打内战了。驻七营祁家堡的二一○团团长马奋英给马鸿宾发来一个阿文电报，经译出，是“礼拜六向西逃跑”。当时不明何故，后来知道，他把祁家堡后墙挖开，偷偷跑到海原，绕道至平凉，带上老婆朝觐去了。所以政治瓦解的威力很大。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再“剿”下去，马的三十五师就逃不掉被瓦解和消灭的命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之下，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马鸿宾作为一位爱国将领，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鼓舞下，率领陇上回汉健儿，在绥西抗战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写下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为了充实抗战力量，1937年，马鸿宾的部队扩编为陆军第八十一军，马鸿宾任军长，马惇靖（马鸿宾三子）任军参谋长，下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独立第六十旅，旅长马献文；骑兵团，团长马培清。马鸿宾对于抗战是有思想准备的。1938年春，他在宁夏省永宁县望洪堡举办一个军官训练班，把全军营附、连长两级军官集中训练两个月。据当时参加训练的王五典回忆，在开学典礼上，他身着戎装，佩中将领章（他平时常着便服），登台作长时间讲话。大意是：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我们军人首先要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保土卫国，尽职守责。在战场上要有能攻能守、与阵地共存亡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寇有飞机大炮，我们没有飞机，因此必须做好坚固的工事，加强射击训练，做到弹不虚发；并要注意防空防毒。他的讲话，在军官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训练中，采用纱布口罩装上浸入煤油的锯末戴上，尔后在战场上就起了作用。
1938年底，日寇侵占包头，威胁大西北。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除绥西现有部队统归马鸿宾指挥外，并由马鸿逵部调拨一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次年，马鸿宾赴绥西临河就职，他察看了防区各友军设防情况，指定了八十一军防区范围。部署是：军部及其直属队驻临河县城，马腾蛟的三十五师师部驻五原城东北三十多华里的折桂乡，马玉麟的一○三旅旅部驻乌镇。
马鸿宾在抗战前线，首先强调两点：一是讲究军风军纪。要求部队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要爱护老百姓。强调“观民心之向背，知军纪之良否”。无论行军或驻守，任何人不准进民房，一切辎重、炊具、用具都要带全，不准借用老百姓任何东西。一是讲究战术，他和他的军参谋长马惇靖经常召集军部有关人员研究作战计划，把防区内外的山川地形、各部队设防位置、火力配备等都做在沙盘上，进行沙盘战术演习。注意部队的构筑防御工事和射击教育，不断组织各部队进行射击比赛，他自己的射击技术就很好，弹不虚发。对各部队所做的工事，他都亲自反复检查，不断加固。马惇靖还特别注意通讯联络工作，除电报、电话外，还有骑兵通讯、音号通讯、旗语通讯、火光通讯等。尤其注重夜间野外训练，曾在乌镇、司仪堂、乌布浪口等地进行过大型野外演习，并请苏联专家作指导讲评。这些都对部队的作战能力有所增强。
1939年夏秋之交，日寇乘汽车、装甲车、坦克车从包头出发，向八十一军防地进犯。战前几小时，军参谋长马惇靖曾到乌镇检查防地，之后即通过电话指挥战斗。他命令部队既要利用防御工事沉着应战，发扬火力，杀伤敌人；又要捕捉战机主动出击，利用地形向敌人侧后迂回。日寇开始向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我军以八二迫击炮还击，由于旧式迫击炮，一发射就冒烟暴露目标，敌人立即向我炮兵阵地倾泻炮弹200余发，我炮兵失去还击能力。接着，敌人在大炮、机枪火力掩护下，乘坦克、装甲车、汽车蜂拥而来。我军固守在工事内，当敌人进入步枪有效射程以内，正在下车之际，我军二○六团一营官兵一下子冲到敌人跟前，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的没来得及下车，就被打死在车上；下了车的，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立即钻进车里逃跑，日寇的死尸，则用一种特殊装置装上汽车拉走。我军缴获汽车两辆，炮弹100多发，子弹几十箱，少数枪支、指挥刀等，后来把缴获的汽车开到五原县城，老百姓写的欢庆标语，在汽车全身贴了一层又一层，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乌镇有位老艺人，编了庆祝胜利的歌曲，在街头自弹自唱，唱词中有这样几句：“咱们老西军，打起仗来真能行。打跑了日本兵，缴获汽车拉进五原城，全城百姓庆祝又欢迎，依靠咱的老西军，打败日本兵，百姓得安宁。”
1940年2月1日，日寇3万余人，汽车、装甲车、坦克1500多辆，飞机多架，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分两路进犯绥西，一路向马七渡口向我骑七师门炳岳部进攻，一路向乌布浪口、司仪堂、乌拉脑包、乌镇一带向八十一军防地进犯。在八十一军二○五团阵地前沿，日寇自晨至午共结集780多辆各种车辆。然后先以3架飞机在八十一军阵地上空侦察、轰炸，再以大炮轰击。于是坦克、装甲车、汽车逐渐接近我军阵地。首先以4辆车向我二○八团阵地作试探性进攻，射击10多分钟，3辆车掉头回跑，只留1辆停下不动，我军跃出战壕冲去，这辆车突然掉头射击，立即打死打伤我士兵10多人。经过这一试探性进攻之后，敌人300辆各种车辆向我阵地冲来。我军阵地前挖有宽深3米的一道防御沟，从乌布浪山口的山脚直到黄河北岸约20华里长，沟前还有50米宽的陷坑地带，这对防敌接近起了良好作用，但同时又可能被敌人利用作为掩体。日寇到达我阵地前沿，双方激战到天黑，互有伤亡。敌机又利用顺风向我阵地不断施放毒气，我军虽有土办法防毒，但仍有不少官兵中毒，轻者可坚持，严重者只得送下火线，大大削弱了部队作战能力，而二○五团伤亡较多，战斗力减弱最甚。夜10时许，二○六团二营营附马建功率两个连，从乌拉脑包出发，经司仪堂向乌布浪口增援，由于黑夜、地形不熟，脚下发出响声，被敌发觉，马建功在激战中被手榴弹炸死，但两个连则到达阵地，与守军共同抗敌。夜11时半左右，二○八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但敌人不敢贸然前进，后半夜战况缓和。次日黎明，战斗又紧张起来，马腾蛟命二○六团第一营从乌拉脑包向司仪堂增援，两者相距七八里的开阔地，官兵们在敌人炮火烟雾中时而卧倒时而猛冲地到达司仪堂，敌人炮火越来越猛，下午1时许，敌人突破我军司仪堂阵地，二○八团一个营被迫从乌布浪口上山撤退。
司仪堂阵地全是大沙漠，斯时又被白雪覆盖，无自然地形可利用作掩蔽，而敌人又是陆空联合，步炮协同节节进迫。因而我军开始撤退即失去掌握。有的利用第二道防御沟顺沟往下撤，敌人很快占领了沟的东头，用机枪顺沟扫射正在撤退的我军；在另一条南北走向的洪水沟里，敌人同样占领沟北头，用机枪扫射。因此，许多官兵牺牲在这两条沟里。下午，旅长马玉麟在乌镇收容部队，傍晚又向临河方向撤退。师长马腾蛟挡住各团团长，命令指挥部队守住乌镇，但部队建制已乱，黑夜间根本无法指挥，只好后撤。这时，我军官兵已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天又寒冷，不少人在行走中即倒在路旁。战后收容的伤残人员中，光冻伤的就有700多人。
这次战役，八十一军从临河一直撤退到磴口。日寇占领了五原、临河，直到临河以西的黄杨木头才停止前进。八十一军共损失1000余人，丢失了不少轻重武器。这次失利，当然有敌人武器兵力优于我的客观原因，但指挥上也有问题。当时马鸿宾正在重庆开会，师长马腾蛟指挥不灵，各部队协调不够。马鸿宾得知失败的消息，立即赶到磴口，处理善后。对失职的二○八团团长马锺、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带上脚镣押到黄渠桥撤职查办；努力作战的二○五团一营营长马维麟提升为二○五团团长，该营营附王五典提升为营长。将收容的部队，重新组成两个团，补充了装备，令旅长马培清率领，重返后套，协同傅作义部队继续与日寇作战。
1940年，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和两个骑兵连移防伊克昭盟北部。其二○五团驻新民堡一带，二○六团驻新民堡西10余华里的王乃召。王乃召有个康熙年间修建的喇嘛庙，名叫广慧寺，殿宇高大宏伟，房屋很多，有一定的历史文物价值。过去有不少喇嘛，战争起后，多数走散，只剩下二三十人。部队住在寺外的荒滩上。三十五师师部驻在沙窝地的一个名叫李玉山圪堵的小村子里，东北距新民堡十五六里，北距王乃召七八里。军长马鸿宾率前方指挥所驻王乃召西约十七八里的展旦召，其余部队驻展旦召前面及迤西地区。2月底，黄河封冻，可以行车。一天傍晚得情报：归绥（今呼和浩特）方面日寇军车六七十辆满载军队，已从托克托附近渡过黄河，向西进犯，在树林台一带和民兵义勇军接触，有继续西犯的可能，军部电话命令各团注意警戒。早上，在二○五团阵地前一道高丘上，出现很多日本兵，推来大炮30多门，一字摆开。副团长韩哲生向马鸿宾报告，马指示速将部队撤出阵地，退至西南沙窝地区。此命令还未及传达，敌人大炮向我阵地猛轰，团直属右翼阵地全部被毁，副连长1人、排长2人阵亡。我军旧式步枪射程太近，无法还击。敌人步兵即从右翼向我包抄过来。二○五团急忙后撤，前沿掩护团直退却的一小部分士兵，陷入敌人包围。团直退到沙窝后，马鸿宾电话严厉批评该团动作迟缓，并令在门坎梁（距新民堡5华里）收集散兵，设法找所属3个营迅速归还建制。第二天黎明，敌人又向二○六团发动进攻，先用大炮将广慧寺轰毁，随之步兵进攻。守兵根据马鸿宾指示抵抗1小时许，向沙窝撤退。此后敌人即以新民堡为据点，分兵到沙滩地带进行所谓扫荡战，并从包头调来6个伪蒙骑兵师（每师二三百人不等），接替日军分占驻守。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沙窝地军车不能畅行的条件进行“磨盘”战术，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保持五六里之距离，如遇有利地形和机会即予反击。并选拔精壮二三十人组成突击队，夜间到新民堡附近放枪骚扰。如此相持八九天之后，一天上午，发现敌军车二三十辆，满载日兵，从新民堡出发，进入沙窝地带，军车即如蜗牛蠕动，无法快行。我二○五团即向西南撤退，敌兵下车步行前进。进到距门坎梁五六华里之兰四圪堵，正面有一不甚高大而坡度较陡的山岭，我军和敌人都抢先爬山，争取制高点。结果我军抢登山顶，我驻李玉山圪堵一连骑兵也从西翼抢上山顶，一齐开枪猛击，将抢上半山的几十名敌人全数击毙，敌后续部队爬山仰攻，抢运尸体，我军沉着应战，以手榴弹毙伤敌人200多人。此时因双方近距离作战，敌人大炮失去作用，我方凭有利地形，以轻武器给敌以很大杀伤。敌人4辆坦克冲来，我军才从两翼撤退。日军连夜在新民堡外焚尸，据附近群众说，敌人将他们的重伤士兵也浇上汽油，同死者一并焚烧，哭叫声惨不忍闻。后来，敌人烧了新民堡和王乃召的全部民房，匆匆渡黄河北去。所余伪蒙骑兵，我军连续对之发起攻击，经过1个多月、大小十几次战斗，伪蒙骑兵陆续溃逃，仅余柴登召一个据点，后也被傅作义部攻克。伊克昭盟乃全部恢复平静。
此后，八十一军还跟敌军交过几次手。1941年冬，日寇渡黄河，向包头南桃力民、大树湾等地进行扫荡，与八十一军遭遇，经两昼夜激战，将日军击退。八十一军还数次袭击驻包头西面昭君坟的日军，派小股部队伪装成当地老百姓，爆炸包头以东的铁路，阻碍日军运行。
1942年，蒋介石任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马鸿宾为副司令。傅部防守包头西昭君坟、柴登召一带，马部防守包头南大树湾、桃力民一带。当年冬某夜，傅令该部郭师长率部攻克日军占领的柴登召。傅令八十一军攻打大树湾、史家营子、新城一带的日军。一七九团马奠邦率部攻下史家营子，敌遗尸10余具；另一部攻克新城。
1943年底，傅作义部队全部接绥西防地，马鸿宾即率部返回中宁。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10月，国民党政府授予马鸿宾忠勤勋章。
抗战期间，八十一军还参与了一次镇压回民起义的活动。1939年农历四月初，海原沙沟门宦教主的后代马国瑞，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剥削，纠合当地回族农民于海原艾蒿湾起义。这里正是八十一军防地。起义军一开始就攻破八十一军4个据点，缴枪60多支。后来起义军南下泾原一带活动。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命令八十一军马鸿宾部，十七军高桂滋部和五十七军刘安祺部对义军进行“围剿”。同时组织回族上层人物进行说服，剿抚兼施。起义军坚持战斗1个多月遭到失败，伤亡3000多人，马国瑞阵亡。八十一军开始时对起义军进行残杀。驻沙沟八只窑的骑兵营营长马文奎，除对阵中打死起义军30多人外，还把受伤被俘的起义军20多人集体杀害。后来又展施欺骗手段，马鸿宾派一七九团团长马奠邦率两个骑兵营、一个步兵营进行“安抚”。马奠邦团部驻八只窑，他和固原县长郭某、海原县长王某向群众出示榜文，凡是参加起义的人，都要到当地驻军和乡长、保长处交出武器，领“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立即逮捕。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
尽管马鸿宾的部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打了不少的内战和外战，但由于他先后失去了甘、宁两省主席的位子，便没有了扎根的地盘。他的部队多年来只好蜷缩在甘宁边界的中宁、中卫、靖远一带，受到马鸿逵的限制，无从发展，仅得保持现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