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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
马福祥一生经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有“三朝元老”之称。清朝时期前已交代。以下说他在北洋军阀时期及以后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马福祥没有就任西宁镇总兵之职。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即改任其为宁夏镇总兵，马旋即率所部昭武军13营计2500余众赴任。宁夏川有黄河灌溉之利，号称“塞上江南”。有了这块美丽肥沃的地方，就给他们的立足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马福祥为了能在此站稳脚跟，一到任就分别与宁夏满营将军常连、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爷塔旺札布结为兄弟；另一方面，则遣散了满营官兵。原来在银川城西的新城驻有满营官兵2200余人。马福祥令其解散，交出武器弹药和马匹，化旗为民，自筹生计。每个骑兵发给白银50两，步兵每人25两（官兵一律）。让他们到湛恩渠（今新开渠）一带垦荒谋生。这些旗民，原来一出生即有粮饷，不知生产劳动为何事。这样一来，开始难免有冻馁者，但从长远来看，也是使他走上劳动自食之路，还是有好处的。且满人仍拥有武器，不予解决，终是一大问题。所以这件事，还是做得对的。马福祥还做了几件事：这时，在后套有个抱疙瘩佛反对民国，他派王德尼玛（即戒工活佛）和韩昌率蒙古族兵数百人在两狼山据险与民军对抗。袁世凯政府见武力不能解决，遂派马福祥和塔旺札布前去讲和。塔旺札布先派人和王德尼玛约定日期在五原和马福祥见面。马福祥于1913年7月在五原境的黄河上设大船3只，备以盛筵，王德尼玛如约来会。见面后，马福祥将自己没装子弹的手枪给王德尼玛看，王德尼玛将自己的手枪摘下让马看，马即向预伏士兵示意，当场将王德尼玛拿获，解往北京，韩昌及一些卫兵被击毙。北岸蒙古族兵闻变四散。王德尼玛被解京后，被迫给抱疙瘩佛发电报劝其拥护共和，抱疙瘩佛遂复电表示归顺。袁世凯为此认为马福祥“智勇兼备”，特改任马为宁夏护军使，节制阿（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授陆军中将衔及二等文虎之章。护军使可以直接向北京政府上书言事，俨然方面大员。袁世凯还手书“护闱春永”四字，为马母韩氏祝寿。马福祥借机请准添练甘肃新军，以其侄马鸿宾为新军司令。留其子马鸿逵在京任总统府侍从武官。这时有个日本浪人川村乙麻以皈依伊斯兰教为名，阴谋策动西北回民独立，并在河州会见了马安良。后到宁夏，马福祥即将其逮捕，押送至张家口日本领事署，粉碎了他的阴谋。马福祥这两件事都是做得好的。
袁世凯独裁卖国的真面目日益暴露，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各地纷纷起而反袁，马福祥则执行北洋政府命令，多次武力镇压反袁的“叛乱”。起义于河南的白朗，经孙中山先生派人与之联系，也打起反袁的旗帜，改称“公民讨贼军”，于1914年4月进入甘肃境内，袁世凯调集重兵由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围剿”。甘督张广建调提督焦大聚部、马安良部、镇守使张定邦部、马国仁部、张行志部在陇东一带“跟踪痛剿”，马福祥奉命派帮统马孝忠率4营兵参加作战。白朗起义军在洛门镇（在武山县境）、秦州（即今天水）连战获胜，后进入洮岷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时，未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引起一些回民群众和官军一起据险反击。在马安良等部的进逼和河南护军使赵倜部的堵截下，起义军于6月退回河南。马忠孝在这次作战中，由于其子马斌酿成高楼堡事件，屠杀了武山县高楼堡无辜居民200人，陇南人民向兰州控告，马忠孝畏罪投黄河自杀，马福祥为此大伤脑筋。1915年秋，绥远变兵及会党在河南发难，推弓占元为首，以狼山为根据地。马福祥命新军统领马鸿宾率部往击，在科布尔获得大捷。后来变兵复出狼山，马福祥亲自率兵出击于千灵庙，变兵引去，留马鸿宾驻守五原。不到两月，变兵又联合察哈尔独立队复进包、绥，独立队是察哈尔变兵和东西盟的一些蒙古人混合组成，共推丰镇人卢占魁为首，金积人金占魁副之。北洋政府命令马福祥会办包、绥军务，马福祥于1916年2月赴五原督战，包头威胁解除。但独立队数千人又进击五原，马鸿宾以数百人与之鏖战3个月，他本人不避枪炮，身先士卒，使五原得以固守。经此恶战，使马鸿宾得以出名，有些蒙古人竟把马鸿宾比之于清朝蒙古勇将费扬古。不久，卢占魁采用金占魁建议，向陕北、宁夏发展。马福祥回师磴口，命马鸿宾率部渡河，兼程前往灵武，预作战备；命马鸿逵部至盐池截击，马福祥则率全军回宁督师。4月29日，马鸿逵以少数精锐骑兵到达盐池的天池子，被卢占魁千余人包围，马率骑兵且战且退，后续部队赶到，双方战斗到晚。次晨马福祥派一营兵赶到，双方死战，马军纵火焚烧卢营，烧杀300余人，夺得马匹百余。卢部拟趋同心，但马鸿宾部已先期到达灵武、吴忠，预作迎战部署，并空出大寨子诱敌，卢部进入包围圈，率众夺路而走，金占魁阵亡，马部轻骑追杀两天两夜，卢部死伤、被俘甚多。卢率部东走灵州东山，与张九才、高士秀部会合，马军穷追不舍，卢、张二部走后套。高士秀部走鄂托克旗昭化庙，马福祥遣骑兵“衔枚夜踔200里”，围昭化庙，纵火焚烧，枪炮齐发，高部失警，猝不及防，千余人伤亡几尽，高士秀仅以身免。次年3月，高士秀又奉达尔六吉（本名吴生彦，静宁人）为“皇帝”，诈称清代后裔，聚众数千人犯磴口。这时马福祥送母丧归葬，由马鸿宾代宁夏护军使职，马鸿宾急电马福祥回署，并出兵由石咀山（今石嘴山，下同）分道迎击。马福祥接电后，先至灵武布置河东防务，然后回宁夏，命马鸿宾率部至石咀山督战，又派马福全等部骑兵前往阿拉善旗。石咀山迎战之军施行前后夹击，高士秀背腹受敌，突围至八拉庙，又入乌拉兔沟，弃辎重进山散走，死亡过半。高士秀拥伪皇趋阿拉善旗，另派500人绕袭石咀山，遭到伏击，全部被歼；高士秀攻阿拉善旗，遇到马福全部的阻击，乘夜撤走。马鸿宾以大队分九路包抄，困之于贺兰山阴。高军自烧辎重，退入山内，坠崖死者不少。最后，马鸿宾大索山中，搜得伪皇及其部下，全部送至宁夏交军法审判，处伪皇达尔六吉以下首要19人死刑，次要30余名徒刑，眷属20余人资遣回籍，从犯100余人劳役百日后释放。总之，马福祥在围剿反袁军中十分出力，但在1915年8月筹安会为袁称帝通电各省时，马安良及部分旅京甘人均上表劝进，马福祥则未预其事，显示了他的远见。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接任大总统，马鸿逵仍在京侍卫大总统，奉命以授勋特使，赴宁夏授马福祥“勋四位”。次年总统冯国璋嘉奖马福祥“勋高金城”、特“晋授以勋三位”，加上将衔。1918年，马鸿逵奉命再次赴宁夏为马福祥授勋。
1913年，皖人张广建由袁世凯任为甘肃督军。张挟袁声势，初时骄横异常，逼马安良率部离开省城，退驻河州；又为了笼络回族，以马麒为西宁镇守使，马璘（玉清）为甘州镇守使，以马安良之子马廷勷为凉州镇守使，加上宁夏的马福祥，形成五马势力体系。袁世凯死后，张广建威势大杀，除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外，其他地区均已不听号令。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通电拥直。并命所属部队开往河南一带，以做直军的后盾。皖系军阀战败，张广建再也混不下去，乃将在甘搜刮的大批赃私，以皮筏顺黄河出运，路过宁夏地段，被马福祥部扣留，马并电请公布甘肃财政收支，后经北京当局调处，始得放行。这件事惩治贪婪，伸张民意，是得人心的。甘人趁机群起驱张，提出“甘人治甘”口号。马福祥联络实力派及各方面代表到银川商讨驱张大计。西宁马麒派朱绣为代表，凉州马廷勷派张学仁为代表，甘州马璘派苏成章为代表，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派喇承基为代表，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和北京同乡会派汪青为代表，在银川召开“公民大会”，揭露张广建祸甘罪状，群众激愤。西宁、凉州代表提出“武力解决”。大会通过由马福祥、马麒、马廷勷、马璘、马鸿宾领衔，通电全国，列举张广建罪状，驱而去之，实行自治。这就是“五马”驱张。通电发出后，北洋政府迄无表示。于是又进一步商议“武力解决”的办法，拟由宁夏、西宁、凉州出兵，以宁夏为主力，分路合击兰州，逼张广建让位。马福祥派马鸿宾为先遣军。从银川出发，行至中卫。马福祥询问其掌案（相当于军需处长）兰州人何朴对武力驱张的意见，何云：“将军此举，知内情的人说是为民除害，不知的人说回回又反了。”一句话触动马福祥心弦，立即电令马鸿宾停止前进。因为他自认为是科第正途出身，行事端方，素以民族和睦、和平待人相标榜，最忌“造反”二字加身。所以，宁可不当督军，也不冒此逆名。但事已发动，难以中止，遂改为和平进攻方式，于12月24日，联合各镇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节制，直接听命于北洋政府。与此同时，马福祥又走了一些内线关系，他上书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提及乃兄马福禄庚子阵亡，自己于辛亥革命时拥护共和等事。并请慈禧太后大宦官祥斋（号小德张，与马福祥拜盟）向徐世昌说项，自然取得北洋政府的谅解。
张广建在甘不敢栈恋，谋安全脱身之计，以密保陆洪涛继任甘督为条件，指使陆反马福祥，陆即嗾使外号“张狼”的张兆钾出面发难。张兆钾垂涎高位，赤膊上阵，通电全国，电文中有“甘省回汉世仇，马福祥不能当督军”字样，并以“身率六十营健儿相与周旋到底”进行恫吓。一时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但马福祥始终抱和平稳健态度，能比较客观地考虑问题。他对各地代表表示态度说：“余从清朝迭任军职，地位优越，于愿已足。甘督问题自当服从北京政府命令决定，本人毫无成见，不愿为争个人权利而引起回汉两族之间的恶感，轻启衅端。万一兵连祸结，陇上糜烂，不但对不起几百万同胞，也对不起历代良善的先人。”他的这种克制态度，使当时气氛为之缓和。北洋政府见甘肃政局如此，不得不加考虑，即调绥远都统蔡成勋为甘肃督军，调马福祥为绥远都统，以马鸿宾为宁夏护军使（又于当年7月改为镇守使）。后由于陆洪涛策划兰州各界游行示威，通电反对“蔡老虎”（成勋）督甘，以及张广建向北洋政府的密保，北洋政府遂令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
当时的绥远是一特别区域，辖一道、四厅、八县，兼管乌兰察布盟的伊克昭盟，都统职位相当一省的督军兼省长，马福祥新有绥远，又保留宁夏原有地盘，连成一片，自然满意，遂于1921年带其昭武军赴绥远就任。但绥远幅员辽阔，其昭武军人数不多，难以镇服。即先改编地方武装郑金声部为绥远混成旅，郑为旅长。又向北洋政府陈述，另编了一个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马鸿逵为旅长，武器由北洋政府发给，兵源自筹。马鸿逵在原籍临夏招募农民子弟，重新训练。马麒派其子马步青带一团骑兵前来，甘州、凉州各派来步兵一营，“三马”相帮，始将第五混成旅拼凑成3000多人。又多次从北京采购枪支弹药。一次通过买办联系，由天津意大利洋行购得步枪2000支，子弹数百万发。还派马鸿逵赴沈阳，通过和张学良的私人关系，得到张作霖赠送步枪2000支。又要扩充军队，又要购买武器，经费颇成问题，于是就不择手段，大肆搜刮。一是广种鸦片，规定农民有10亩地者，可种鸦片3亩，每亩能割烟土70两，以半数上交税款。而第五混成旅的部队也成连成排地散居各村镇，有的租地自种鸦片，有的与农民合伙种植，按成分利。并且派遣一部官兵贩运鸦片，从甘肃采购贩运北京，那时每两烟土的价钱，甘肃5角，绥远1元，北京3元，所以获利颇厚。尤其马鸿逵的左右随从，往来北京机会最多，赚钱也最多。种植和贩运鸦片带来严重后果，军民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形成个个面黄肌瘦，消沉怠倦，军官则花天酒地，赌嫖成风。二是克扣军饷。每月领来经费，除军官发有薪饷外，士兵每人只发45斤灰面（杂粮面），剩下的经费，都入了马鸿逵的私囊。而且认为“鹰饱了不抓兔，官兵们不能多给钱”。三是霸占良田。从昭君坟到陶乐近2000里内，占地甚多，且都是引黄灌溉的肥田沃土。在陶乐，以上8顷给马鸿逵，下8顷给马鸿宾。斯时还有为人非议甚多者：一是马福祥次子鸿炳当时尚不到20岁，即已官至陆军少将，终日无所事事，惟驾鹰牵犬，招摇过市；二是马福祥一个侄子，外号尕司令，自己肆意招兵买马，无恶不作，人民敢怒不敢言；三是带兵军官不懂军事，专请教练操练士兵。每逢出操，军官身佩洋刀在一旁观看。时称绥远三件怪事。
这时的中国，由于军阀之间的你争我夺，当政者地位不稳，政局动荡不安。马福祥则观风转舵，以圆转手段随机应变，应付得体，相安无事。1921年4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马福祥在绥远归张作霖节制，即积极和奉系拉拢关系。次年直奉战争爆发，马因撕不破情面反奉，始而徘徊观望，犹豫不决，继又恐开罪于曹锟、吴佩孚，终于勉强发出拥直的通电，被当时报纸刺以“态度暧昧”。曹锟也认为马在开始时采两面手法，表示不满，把北洋军阀驻包头的冯旅长任命为察绥两区总司令，给马以难堪和打击。直系击败奉系后，马福祥忙向曹、吴送犒军巨款。在曹锟贿选总统时，马福祥又拼凑数十万元送曹作贿选经费。曹就职后，马福祥亲往北京“致贺”、“述职”。还命马鸿逵经常奔走于洛阳，向吴佩孚通款曲，并请吴部派来教官，训练第五混成旅下级军官，以表示友善。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马福祥向曹、吴首先请缨，并发出通电，痛骂张作霖为胡匪出身，声罪致讨。令马鸿逵挑选精锐2000多人，由平地泉开赴热河边境，归冯玉祥第三路指挥，行抵赤峰，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率部退驻绥西。直系军阀垮台，曹锟退位，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同年12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到北京，马福祥谒见，表示“热诚欢迎中山先生领导我们”。但他接着于次年2月出席由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参加的“善后会议”。会议期间，马福祥一再表示“竭诚拥护执政”，“决尽全力，率同西北人民惟执政之命是听”，向段献殷勤。时段祺瑞、张作霖排挤冯玉祥，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督理甘肃军务，冯为了便于向西扩张势力，推荐马福祥为会办，以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派其国民军军长刘郁芬为总指挥，自张家口率第二师入甘。马福祥实际失去地盘，又一个强者压来，只好俯首就范，向冯要求国民军收编其子侄的部队。冯遂将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分别扩编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二师，由马鸿逵、马鸿宾分任师长，此后至1929年，马部即进入冯玉祥序列。1926年春，由冯玉祥向北洋政府推荐，马福祥出任航空督办，驻节平地泉（今山西丰镇），但实际无事可做，即蛰居北京、天津。这时，蒋介石在南方崛起，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马在北方诸军阀的角逐中既不得志，遂萌转而投蒋的念头。
1926年上半年，直、奉、鲁军阀联合攻击国民军，马福祥准备南下依附蒋介石，适值张作霖部将李景林与郭松龄密结反张作霖，郭被张联合日军击败处决，李欲南逃投蒋，马李二人同时乘船南下，被奉军发觉，派兵尾追，李逃脱，却把马福祥捉住，向张作霖请示处分。张因二次直奉战中马福祥忘恩负义，追念前嫌，命人将马软禁。马请前陕督陈树藩向张斡旋，贿以枪支、巨款，才得到释放。马到南京见蒋，陈述统一安定西北计划。蒋介石以其子侄握有兵权，马本人熟悉西北政情，正是可以拉拢利用之人，即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春，国民党二中全会选马福祥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俨然成为南京新贵，他还被委以许多头衔：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开封政治分会委员、水利委员会委员、赈务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他又以“和事佬”的面目，为蒋介石效力。这年夏天，马仲英、马廷勷、马廷贤等在河州起事，反对冯玉祥国民军，双方展开激战。马福祥自南京函电诸马及各方名流，力劝息兵。马仲英等以马福祥和稀泥，为国民军张目，愤而纵火烧毁马福祥在河州的住宅。这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由于争地盘、争军队编制，相互钩心斗角，冲突日趋尖锐。马福祥奔走于三方之间，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一时与国民党右派人物张继、李石曾齐名。其实他此时处境不得不讨好三方，但倾向性亦甚明显：其势力范围与阎锡山势力范围相界，不能不结好于邻；其子侄皆在冯玉祥部下，不敢开罪于冯；他本人则依附于把持中央的蒋介石，故不仅效忠于蒋，且多进谀词，公然声称：“当今之世，统一中国，舍介公其谁？”在几大夹缝中生存，是很不容易的。
1928年秋，新军阀宣告“北伐完成”。次年元月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马福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蒋与阎锡山联合，通过编遣，削弱冯军力量，致使会后冯、蒋矛盾日益公开化。5月，蒋、冯双方在中原地区摆开阵势，即将开火。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突然倒冯投蒋，5月22日在洛阳发出通电，声明维持和平，拥护中央。蒋惊喜若狂，立即给三人复电嘉奖，任马鸿逵为第十五路总指挥，并送300万元。未几，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四人会晤于徐州，谋倒戈反蒋，事后马鸿逵却向蒋告密。接着，马福祥又奔走于韩、石之间，为蒋说项，韩、石复投蒋。父子如此忠于蒋，使蒋大为赏识。同年11月即任马福祥为青岛市市长，任马鸿宾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这时的青岛，正处于工潮时期。原来日本人在青岛开办了不少纱厂，其中富士、大康、隆兴等6家纱厂工人因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中共地下党秘密领导下，组织工会，以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日方厂主以开除6厂工会骨干250名工人的威胁手段，强令解散工会。6厂工会遂推举代表向日方交涉，日方厂主在其总领事藤田荣介支持下，不仅粗暴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且联合日人9个厂的厂主一致决定闭厂停业，且以武力相威胁。于是9厂2万余工人开始罢工。国民党市政府慑于日帝淫威，立即出动军警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强令解散工会，仍无法扑灭罢工的熊熊烈火。南京政府无奈，即以马福祥取代前市长吴思豫。马于11月11日到任，他秉承南京政府“以邦交为重”的媚外政策，一面“饬令市公安局督率警队，尽力弹压”，一面亲自出马与藤田荣介谈判，最后达成妥协，即对250名罢工骨干“由市政府劝告自动辞职”，来换取日方厂主答应复工开业的许诺，致使此次罢工归于失败。马福祥在复工后对工人演说中有这样的话：“此后一切轨外行动断断不可做了，做了就犯法，法律是神圣的，没有情面的。……如果听信坏人挑拨的话，真是自暴自弃，要走到没有办法的道路上去，使你们的生活又陷于困难境地了。”此后，马还手编《青岛工潮纪略》3万余言，以纪其事。
1930年3月，奉系沈鸿烈任青岛市长，马福祥调任安徽省主席。4月，阎、冯与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曾是冯玉祥旧部的韩复榘以为河南首当其冲，不愿和不敢与冯玉祥作战，向蒋请求赴津浦线与阎锡山作战，蒋也顾虑韩有重投旧主的危险，便任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将原山东省主席陈调元调任安徽省主席，改任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马福祥在官场中，是处事比较平和的人，他一生调解了不少纠纷。除前述者外，尚有数事值得一提。在清末西宁总兵任内，他调停过达赖喇嘛和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之间的冲突。原来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仓皇北奔，避居库伦（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移住青海西宁塔尔寺。达赖虽在旅途中，仍然供应甚盛，其属下堪布气势汹汹。汉官迎送、罗拜，达赖傲不为礼。及至塔尔寺后，盛气凌人，以客压主，且由外蒙、西藏、西康及青海各地僧俗前来膜拜并送金银珍宝等贵重礼物者络绎不绝，使塔尔寺的商业市场贸易也繁荣起来。达赖属下的噶伦、堪布等对塔尔寺更起觊觎之心。这就使塔尔寺主阿嘉呼图克图难以容忍，矛盾日趋激化。适逢阿嘉呼图克图忽得暴病而死，谣传系达赖属下堪布请来红教本布暗用魔术放咒致死。因此，塔尔寺僧众即拿起武器要和达赖卫兵械斗。马福祥和青海办事大臣庆恕闻报，立即带军队到寺弹压保护。这时塔尔寺僧众两千多人齐集大经堂南面社火院内，持枪怒目环坐。马福祥出面对僧众耐心劝导，由翻译传达，经过3个多小时，终于将塔尔寺僧众说服，一场械斗始告平息，此后两方相安无事。达赖直到宣统元年（1909）四月才离开塔尔寺返藏。（参阅牙含章《达赖喇嘛传》）民国元年（1912年）马福祥还调解了甘督赵惟熙与布政使彭英甲之间的纠纷。这年4月30日晚，赵、彭因争权启衅，各调武装进城，将以兵戎相见。马福祥闻知，只身星夜进城，对赵、彭进行劝解、诘责，其中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军队乃保护甘肃治安者，非从都督辈纵酒任气之物也。”这当然是义正词严。当时马福祥所率一标人马正“留戍兰州”，较赵、彭拥有更大的武力，赵、彭不敢不听，只好偃旗息鼓。这些调停工作，对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
马福祥在他一年半的蒙藏委会委员长任内，更做了一些有益于民族团结的事。他在南京召集蒙藏各部王公会议，提出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发展民族教育，开发蒙藏地区，加强西北国防建设的主张。1932年2月以心脏病复发，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在天津休养。同年5月，马鸿逵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示意刘峙以重兵包围于河南信阳，马福祥闻讯，亲赴汉口见蒋说情，却身染时疾，旧病复发，卧床不起。马鸿逵急赴汉口探视，旋遵医嘱转北平协和医院，途中病况转剧，8月19日下午火车至琉璃河车站，马痰喘交加，不治逝世。“于是所部将校士兵，蒙回族众，闻讣咸奔走巷哭。政府震悼，特赠五千元，遣员致祭。遂于八月二十日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三里河之阡。”（唐文治：《马公云亭墓地碑铭》，载1938年1月《回教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马福祥对民族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有些观点，不无参考价值。他有一篇演讲词，兹摘引如下：
他对西北有自己的解释：“盖西北二字乃分立之名词，而非联贯之义，即中国西部与中国北部之谓也。明乎此，则吾人当知其范围决非如世人之所谓西北者之狭隘，而实为蒙藏二大区域之代名词矣。”
他从国防的观点着眼，从历代的考察中，认为：“吾国防之经营，恒为西北与东南二方面之递嬗，未有能同时并顾者。……盖因吾国地形，西北皆为大陆，历代以来，咸有邻国强族为我外患，故戒备不可不严；而东南则濒临大海，不与他国土壤相接，故史书上记载，实不足与西北并称。”“自鸦片战争后、五口开埠……全国目光亦俱亟亟以东南海防为忧，西北延长极万里之国防几于无人过问矣。然则西北之国防果无顾虑之必要乎？”
他自己回答是：一、“顾自外蒙脱我羁绊。宣布独立以来，苏俄之势力已深入蒙古之堂里奥……”二、“盖自英灭印度而后其目光常注射于我之西南，而欲置西藏于印度第二之地位，我若不早为之图，则西藏失而西康随之，西康失而川滇继之矣。”所以：“首宜充实内蒙各部之人口，开发内蒙各地之地利，建设内蒙各地之交通，启发内蒙各部之教育。简练内蒙之军队，以固吾北方之藩国。”至于西藏的关键，“厥为高原铁路系统之建筑”。“盖吾国内地与西藏之交通至为远阻，无论取道青海草地或四川、云南，均非跋涉不能到拉萨，而反观印度或缅甸方面与西藏之交通，则道路开辟，往来甚便，故今日吾人欲由内地赴藏，几无不假道印度，犹之欲至新疆者几无不假道西伯利亚，其为耻辱固无论矣，而交通之操于人手，设一旦英人与我龃龉，或竟不幸而至于开战，则彼之师旅可以长驱直进，不十数日而直抵拉萨。我则跋涉长途，日数十里，劳逸之势，胜负之分，固不待智者而始决也。”这道理讲得十分透彻，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远见。他对西北边疆问题是十分热心的，曾编撰7万言的《蒙藏状况》一书，为国人提供了认识蒙藏的资料。根据他的这些言行，我们不能不说：马福祥是一位爱国者。
马福祥还是一位热心民族教育的人。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他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了“设立蒙古地方教育行政委员会”和“给以边疆教育基金”两个议案，均被通过。又协助一些热心回民教育的人士成立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虽然这些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不过形同具文，但马福祥的一片热诚，是不可抹煞的。而且他确实亲自动手做了一些实事，办了一些学校。在他任宁夏护军使时，于1918年在宁夏府城出资设立蒙回师范学校，附设高、初级小学各1所，共有各种房屋60余间，全系马福祥“自置自修私产”。该校设有监督、副监督各1人，校长1人，教职员工16人，年需经费4500余元，由马福祥付给。这个学校从1919年秋开始招生，到1930年先后毕业学生五届，约230多人，都到各县从事教育工作。他还设立“蒙回教育劝导所”。到各县提倡督促在回族聚居地方成立清真小学，到1920年，在宁夏道各县先后成立回民小学59所。其中：宁夏县高小2所、初小5所，宁朔县初小5所，中卫县初小2所，平罗县高小2所、初小16所，灵武县高小2所、初小4所，金积县高小1所、初小8所，镇戎县（今同心）高小3所、初小9所。在校学生1230余人。解决这些学校经费的办法是：开办费采用捐款的方式，常年经费用捐献基金、学田、税款等方面的收入。他自己率先捐白银1500两，在宁夏县纳家户（今属永宁县）建高小1所。又给各县象征性捐款60两、铜钱500多串，以示提倡，促使回族财主捐款办学。1919年冬，马福祥回临夏路过兰州，有两名小学毕业无力升学的回族学生向他诉说升学的困难，请求帮助。他遂捐出大洋1500元、募捐2500元，交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委托该会用此款作津贴，每年选派回族优秀学生到外省深造，该会用此款选出11名学生出省深造；后来此款被人贪污，马福祥就直接供给这些学生学费。他还在陕西、在临洮、在他的家乡临夏捐款办了几所回民学校，到抗战前夕，仅临夏韩家集中心小学就有学生243人，分校6处，学生500余人。他还办了一所云亭中学。
在马福祥出省做官之后，所到之处，也对提倡回民教育不遗余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回民教育的落后情况置若罔闻，引起回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不满，马福祥曾委婉地指责国民党政府：“同在青天白日之下，岂宜任其长期闭塞，独抱向隅！”一些回族人士纷纷募捐筹款，开办回民学校，得到马福祥的支持。其中主要是：发起成立西北小学，扶植成达师范，参与扩建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和敦化小学，发起创办《月华》杂志等。
发起成立西北小学。1928年秋，马福祥在北平与一些回族军政上层和知识分子创设清真中学于牛街，推马福祥为董事长。校址在“牛街旧守备署”，先招学生50名，当年9月开学。由马福祥每月供给大洋40元，其余募捐。到1931年，以校名冠以“清真”二字，不免狭隘之嫌，“倘限于教，量或未宏”，遂以马福祥、孙绳武为首，呈请国民党行政院批准改名为西北公学，并每月给补助费1200元。到抗战前夕，该校有中学部6个年级，小学部6个分校，学生共约1000人。
扶植成达师范。该校是1925年由马松亭阿訇等创办于济南，开始招收学生10人，后刘柏石任教，增招学生20名。1928年日帝制造“五卅惨案”，被迫停办。马福祥在北平闻讯，力主迁至北平，以他在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房舍为校址。此后，马福祥不断在经费上予以支持。据现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马松亭阿訇说：“成达师范自1929年春搬到北平后，当年秋天招收第二班，学生共64名，以后隔年招生一班。到1932年马云亭（福祥）去世时，师范部共招生三班，毕业一班，小学部两班。每招一班，马云亭给开办费500元。他还拿出一笔资金给北平的古玩商作股金，所得利息为成达师范开支之用。成达师范的经费，一半是马云亭给的，一半是由中国回教促进会北平分会在各寺乡老中募捐的。1931年，马福祥从蒙藏委员会的经费中每月拨给700元，这是成达师范当时惟一的大宗收入。”因此，成达师范经费比较充足，规模逐渐扩大，课程内容也有革新。开设普通、宗教、社会、教育4个学科共24门课，培养了一大批回族知识分子。
参与扩建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该校于1929年由哈少甫、马福祥、马晋卿、沙善馀、蒋星阶等集资创办，有三层楼校舍一所，下二层为敦化小学，由沙善馀任义务校长，第三层为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由校长达浦生主持校务。马福祥去世后，该校经费日绌。达浦生于1934年赴宁夏请马鸿逵资助，受到冷落，不得不悻悻而去，达浦生当时曾对别人说：“没有马云老就没有我们伊斯兰回文师范。马云老去世时，前后资助我校数万元。现在马云老才故去两年，马少云（鸿逵）主席就一个钱也不给了。真没想到，云老的儿子竟不像云老！”抗日战争上海失陷后，学校停办，1939年达浦生把伊斯兰回文师范迁到甘肃平凉，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敦化小学则于抗战胜利后复校。
发起创办《月华》杂志。1929年10月，马福祥认为“发行刊物，实为振兴吾教之要图”。于是由5人发起创办，公举马松亭董其事，马福祥捐资筹备。据马松亭说：“常川捐资，惟马云亭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自民国十八年10月以迄于二十一年6月，每月兑付百元无缺。”
马福祥对于回族宗教学者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也十分重视。他前后出资翻印王岱舆、刘介廉、马注、马复初等人的汉文著述30多种。此外，他还担负成达师范第一届留埃学生的一半经费。他去世后，马鸿逵尚能遵其遗嘱，从遗产中拿出5000大洋送这些学生出国。马福祥的夫人马书城也拿出3000大洋，捐献给北平新月女中。总之，马福祥在回民教育事业上，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有人认为，他的钱还不是人民的血汗？但这比广事搜刮而挥霍无度、敛财自肥的军阀，总要好得多。他的儿子马鸿逵和他就是个鲜明的对比。他热心教育在客观上产生的良好效果，是不可抹煞的。
以上我们介绍了马福祥的一生。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进一步探讨，他何以形成这样的思想和言行？这就不能不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谈起。马福祥的母亲韩氏，是汉族女子，对子女管教甚严。福祥幼年在私塾读书，其母不稍宽假，所以使他打下了较好的汉文基础，也养成了一种勤奋好学的习惯。同时，由于河州僻处边疆，民风强悍，有尚武精神。所以马福祥一面读书，一面习武，考取了武秀才、武举人。稍长，追随二兄马福禄，受其思想影响很深。马福禄为人磊落，富于正义感，没有回汉畛域和民族偏见，又由于中了武进士，对清王朝颇具忠心，因此当光绪年间河湟之变，他对起义回民击杀甚多，结怨于当地回族，为此他家的住宅曾被放火烧毁。但他对回民起事有自己的见解。据马福祥对其幕僚说：“先兄生前认为过去河州和循化，在清代三次事变中被官吏严酷剥削，以致民不堪命，才起而反抗；清朝官府，动辄以暴力镇压，操之过急，遂激成大乱。这也是因为汉回人民之间长期存在猜嫌，所以遇机会即行报复。但是，事变扩大的主要原因，则是愚昧无知、好乱成性的阿訇煽风点火，利用宗教幌子，首先掀起新旧教派的纠纷，积不相能；后来又为奸邪所利用，公然威胁群众造反，对汉民村庄攻占、残杀，从而引起回汉两民族相互残杀。”这其实也是马福祥完全继承下来的观点。他因此不主张利用门宦扩充教派势力，不主张党同伐异。对西宁马麒另创新教极表不满，他对礼拜不很重视，对阿訇也是一般的待遇，不像西宁那样抬高其地位，优厚供养。他有时也有一股正直作风。据说马福禄在河州办善后时，他的妻兄被人揭发有附从造反行为，他马上拿获，拒绝亲友营救，即处以死刑。因而被清朝统治者所赏识，认为有“大义灭亲”的严正作风。马福祥的爱国心，则来自青年时代的实践。庚子之后他跟马福禄，同侵略军拼杀过，马福禄及其亲族的战殁，他是目击者。据说他当时往见统帅董福祥，痛哭流涕，坚持解甲归田。经董严斥，并勉以报国复仇大义，才打消退志，继续为清室效力。民国以来，军阀混战，他处于各大军阀明争暗斗的夹缝之中，在其中立足、生存和发展，的确费了不少心机。相比之下他仅有较小的实力，决定他必须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和各方面，而且的确制止了一些行将爆发的战火，于国于民不无好处。马福祥虽是武人出身，却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他在西宁、宁夏、绥远任职期间，即延请知名文人教读，博览经、史、子、集，临摹名人法帖，为当地士民书写条幅，并签有“戎马书生”印章，以表示自己的志趣。他很看重读书人，幕府中延揽知名文人甚多，平时经常相互攀谈，无拘无束，遇有疑难大事，则虚心请教，对认为正确的意见，也肯于采纳，与专横独断的军阀作风大不相同。后来，也能诗能文，晚年还致力于著述。如在北平养病期间，整理他长青、主皖时之手札，合《观渊亭记并诗》、《龙珠山云亭记并诗》为一册，名为《青岛安庆留别手书稿》，复撰《积善堂训诫子侄诸孙书稿》。还为不少的伊斯兰宗教著作题签作序，予以刊行。1927年，他写了一篇《诫子侄书》，所诫共八条：一、守家风，“传家之道，惟耕与读，其次商贾工作”；二、勤学问，“孔子之昭弟子也，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为要务”；三、修职业；四、崇礼法；五、尚节俭；六、存忠厚，“人人抱忠义之心，事事存厚道之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七、慎交游，“友直谅可以寡过，友多闻可以进德”；八、遵教典，吾教认主独一，尽性复命。既然以此“诫子侄”，当然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经验总结。我们从中看出，这是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思想与伊斯兰教义于一体。而且在做了官、有了社会地位之后，仍以普通百姓之家的标准训教子侄，这是值得称道的。总之，马福祥是个肯用脑子、具有思想的人物。他的主张民族团结、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他的爱国思想，都是值得称道的。与终日花天酒地、动辄武力相向的军阀，大异其趣。在其后辈中，只有其侄马鸿宾在思想作风上与他有相似之处，其余则等而下之，属于另一类型的军阀了。
据接近马福祥的幕僚透露，马福祥一生有两件心事未偿，成为终生的遗憾。一是对小儿子鸿炳未得很好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大儿鸿逵是原配夫人所生，小儿是妾马青岚所生，妾一直带在他身边，爱屋及乌，故对小儿十分宠爱。但小儿不争气，不好好读书、做事，还染上吸鸦片的恶习。后母对马鸿逵不好，因而他对弟弟也有芥蒂。马鸿逵驻泰安时，马福祥曾令他将三十五师师长之位让给鸿炳，马鸿逵坚拒。从此鸿炳无适当官职，成为马福祥的心病。二是推荐马鸿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他却不到一年便失去了这个位子。马福祥原意是想让马鸿宾统一甘肃局面之后，他自己来当这个省主席，让马鸿宾做河西警备司令，以便进一步向新疆发展，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也正需要他的支持与声援。宁夏一地，由其三兄马福寿支撑就够了。这样，他就可以稳坐西北。但马鸿宾丢了甘肃一地，他的计划便成泡影。这是他1931年心脏病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他在政治上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
著名学者顾颉刚对马福祥的评价是：“云亭先生以武秀才努力自修，诗文书法造诣咸深，集文武才能于一身。为教中所希有。其一生笃学爱才，到处创立学校，回民思想为之一变。”（《国防月刊》4卷1、2期合刊，1947年）曾入马福祥幕府且有高度文化素养的马廷秀先生对马福祥的处事待人有一段文字，写得中肯而凝练：
“马福祥好读书，善书法，留心时政，喜欢接近汉族中上层人士。幕府中所延揽的人中，有擅长时文的，有长于研究金石书画的，也有专写电文书札的，温文典雅，蔚然大家风范。他自称‘戎马书生’，相识之人，诩为‘儒将’。晚年自署‘贺兰舞剑，青山立马，沧海濯缨，长江观潮’，叙其经历。他长于交际，善于游说，清朝的翰林进士，北洋的督军、省长，以及国民党的显要如戴季陶、何应钦、陈果夫等人，相与往还，或订为金兰，或亲密交接，常语人：‘生平无不可言之事，天下无不可交之人。’这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也取得了不小的帮助。他的处世哲学，崇尚黄老祸福相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说，尝亲书《黄石公素书》，并以之规劝朋友，激励部属，训诫子弟。他熟悉历史掌故、封建礼俗。在宁夏期间，好整以暇，继志述事，给他父兄请恤立碑，请名人书写，精工镌刻，在原籍建立碑亭，供众浏览。为父做冥寿，发启征文，扬厉踵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