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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
西北“五马”自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前夕，是大西北叱咤风云的人物群。为使脉络清晰，先概略地介绍其主要人物。
他们都是甘肃河州人。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这块地方，秦汉时称枹罕，从南北朝的北魏时期直到民国初年称为河州。其地域，西以小积石山与青海交界。黄河自青海迤逦奔来，经积石关流经州内北部地区，南以太子山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为邻，有老鸦关、土木关、槐树关相通，东隔洮河与临洮县相望。大夏河自南而北纵贯腹心，注入黄河，这就是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说的漓水。境内冈陵起伏，川塬交错，山河襟带，地形复杂，自古以来为各民族交汇和争夺之区。居住在这里的，有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藏族等多种民族。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其中回族占有很大比重。回族和东乡、保安、撒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早自唐宋时期即开始迁来，而元朝初年迁来的最多，至今已千年的历史，故而境内清真寺很多，且有著名的清真大寺。由于伊斯兰教派纷繁，历史上不断出现教派纠纷，而又往往易为反动统治者和野心家所利用。马家军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起家，之后夤缘时会，屡变不衰。民国以来，逐渐称雄于西北。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以来，河州一地先后出现了省长7人，军长9人，师旅长38人，厅长、专员、县长数以百计。其中除少数汉族以外，绝大多数是回族，且都是马姓居于首领地位。其核心被人们称之为“西北五马”。但“五马”不过是个概括的称呼，其中有“老五马”、“小五马”之分。“老五马”指清末民初曾任甘肃诸镇守使的马安良（甘州提督）、马福祥（宁夏护军使）、马麒（西宁镇守使）、马廷勷（凉州镇守使）和马璘（字玉清）①。“小五马”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解放前夕割据一方或拥兵略地的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但如按其割据或活动的地域来分，则又分别称之为“宁马”和“青马”。“宁马”即曾统治宁夏的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青马”即曾统治青海的马麒、马麟、马步芳。至于马仲英，实是“青马”系统。因此，所谓“五马”，不过是个概略的说法，并不是太确切的。要之，这是一个拥兵略地的人物群。各马有基本的共同之点，但相互间也有不少矛盾之处。他们都是河州人，除马璘（玉清）为河州东乡的东乡族人以外，其余都是河州西乡的回族人。他们所统军队和官职，多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相互间又多姻娅相亲，“一荣俱荣，一枯俱枯”，有共同的利害和共同的敌友。所以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相互支持，一致对外，维护其共同利益。但在权势、地盘和资财面前，他们之间又各不相让，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也是钩心斗角，彼此防范。所以他们有时为亲为友，有时为敌为仇，关系相当复杂。但如追根溯源，按其发迹的家族世系来分，实是三大世系，即“三马”：一是马占鳌系，一是马千龄系，一是马海晏系。
马占鳌（1830—1886），字魁峰，一字鼎臣，回族，经名阿卜都里阿则兹，河州莫尼沟人。先世本陕西大荔县人，清初经商于河州，遂于此定居。马占鳌少时学伊斯兰经典，24岁在大河家（今积石山自治县属）开学当阿訇。清同治年间河州回民起义反清，马占鳌被众拥为领袖人物，率领回众纵横陇右。清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率清军前来镇压时，马占鳌以小胜为资本，率众降清，被改编为河州镇马队左、中、右三旗，马占鳌为三旗督带兼中旗旗官，受六品军功顶戴。河州回民此次起义即被扑灭，马占鳌从反清的领袖人物一变而成效力清廷的官员。官至补用总兵，督带镇南马步全军，常被派遣平定和处理甘、青一带蒙、藏部落起事和纠纷。他威武多智，当地人如此形容他：“河州马军门，威武若大神。当时闻其语，而今见其人。”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二十一日因病去世。子三：长安良、次国良、三毓良。
马安良（1844—1918），原名七五，经名阿卜都里默直底。同治年间向清纳款投降时，左宗棠为之起名为安良、表字翰如。并被左认为义子。父殁继统其众，以补用游击督带镇南马队三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随董福祥镇压河湟之变，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等逃至西安，马安良率部赴陕扈驾，日夜巡逻，殷勤备至，博得慈禧之欢愉。后历任总兵、甘肃提督。辛亥革命时顽固保清，衔清陕甘总督长庚之命，率部东向，与陕西义军激战。清帝逊位，甘肃宣布拥赞共和，马安良始率部回撤兰州，又摇身一变而成革命新贵，拥兵干预省政。胁迫甘肃省议长李镜清去职，旋又怂恿马麟（字勋臣，即马麒之弟）派人将李镜清刺杀。之后，因受甘肃督军张广建的排挤，率部回驻河州，民国7年（1918年）11月病故。有子5人：长廷佐、次廷佑、三子廷勷、四子廷贤、五子廷×。除廷勷、廷贤外，余无足述。
马廷勷（1889—1929），字少翰，清末贡生出身，举“孝廉方正”，人称“三少君”。先在其父军中为挂名管带，后任中军统领。民国以来，在北京为总统侍从武官，就读于燕京大学。父殁继统其众，任凉州镇守使。1928年马仲英河州起事。马廷勷亦起事于凉州，旋被西北国民军击溃。马廷勷只身投奔蒋介石，蒋为用以反对冯玉祥，任其为讨逆军第十五路总指挥，实为空衔，旋即调为上将参议。未几，被冯玉祥捕获，杀之于焦作。马廷勷在四堡子（今积石山自治县属）有宅，今其宅之围墙尚存。
马廷贤（1896—1959），字立汤。人称“四少君”。曾在其兄廷勷部任旅长，驻于河州。1928年与马仲英同时起事，自称总指挥，被西北国民军击败之后，率残部东据天水，称霸陇南。在天水屠城，杀害各族人民7000余人。1921年所部被川军、陕军击溃，马廷贤出走天津。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河州，住于刘集（今积石山自治县属）。解放后，因民愤极大被镇压。
马廷斌（1898—1981），字全钦，马占鳌之孙，马国良之子，曾任马廷勷部团长、马步芳部旅长。后还河州，居于四堡子，为富家翁，待人处世较宽，在四堡子兴办中学一所。1949年解放时，曾为解放青海、新疆出过力。历任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委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1年3月病故于兰州。
马占奎（1858—1940），字星垣，马占鳌从弟。清武举人，庚子年随马安良勤王，官至总兵加提督衔。民国时为陆军中将。后在马仲英起事军任总指挥，子五：长朝选，在马麒部任统领、营长，为马步芳之岳父。次朝俊、三朝杰、四朝儒、五朝伟，朝伟即马丕烈，曾任青海省财政厅长。解放时，马丕烈受王震将军之命，为解放青海出力，后任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农林厅副厅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民革甘肃省委主任。
马千龄（1826—1910），字松坪，河州韩家集阳洼山人。祖、父累世务农。千龄始以贸易致富。清同治年间参加回民起义，为马占鳌的谋师之一。陕西回民义军“十八大营”败退至河州，驻扎于黄河南岸，欲攻掠对岸之官亭（今青海民和县属），马千龄为免兵戈涂炭乡里，前往劝阻，又嗾使马占鳌扬兵于野以迫之，“十八大营”不得不离境而走。以此为乡里所感。此后随马占鳌降清，被授予蓝领都司。宣统二年（1910）八月病殁，被清朝追封为建威将军。子四：福财、福禄、福寿、福祥。
马福财，清朝时任游击。子耀图为清朝参将，兆图为清游击，均于1900年在北京攻打使馆区时战殁。子雄图为民国陆军上校、骏图为民国陆军中校，孙敦礼为少将师参谋长。
马福禄（1854—1900），字寿三，体格魁梧，气力过人，12岁单骑逐狼，缚之而归。清武举人，武进士，点卫守备，以终养告归。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之变，奉陕甘总督杨昌濬之命，募兵成立安宁营，任督带，以镇压起义回民。后隶于提督董福祥，并奉命办理河州善后事宜，累“功”为记名总兵。又随董福祥入京畿，任简练军统领。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马福禄与姚旺、董陞官、马海晏等部，阻击侵略军于廊坊，短兵相接，双方各死伤数百人，侵略军不支而退，后马福禄随董福祥奉调进入北京城，防守正阳门，攻打东交民巷大使馆区，马福禄于阵前中弹捐躯，归葬于北京三里河，清廷追赠振武将军。从弟福贵、福全，侄耀图、兆图等亦同时捐躯，至为壮烈。子四：鸿宾、显图、负图、鸿仪。
马福寿，字静庵。民国初年曾任宁夏昭武军统领，后任宁夏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代理省政府主席等职。解放后返临夏家居，1956年病故，享年90余岁。子一：春元。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清武举人，随兄福禄从军，入京畿时为简练军帮统。福禄于庚子之役殉国，继统其众。后任靖远协副将、甘肃督标中协副将、西宁镇总兵兼马步第二标标统。民国初年任宁夏镇总兵、绥远都统。后归冯玉祥，为西北边防会办、航空署督办。又依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委员、青岛市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病逝于自汉口赴北京途中。子二：鸿逵、鸿炳。
马鸿宾（1884—1960），字子寅。清时随叔父马福祥军中任职。民国以后，历任宁夏镇守使、师长、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又任三十五师师长、八十一军军长、第八战区副长官、西北行营高参、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1949年9月，与其子马惇靖率八十一军起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60年病逝于兰州。子七。次子敦信，字养吾，曾任师长、副军长，1949年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副军长、独立第一师师长、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等职。1969年病逝于兰州。三子惇靖，字立青，曾任八十一军军长，1949年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军长、宁夏军区司令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4年病逝于兰州。
马鸿逵（1892—1970），字少云。早年随父从军，民国以来，在北京任总统及“洪宪皇帝”袁世凯的侍从武官。在宁夏、绥远任旅长、师长。后归冯玉祥任军长，倒冯投蒋后，任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宁夏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未及到任）。1949年9月1日仓皇逃离宁夏，先住台湾，次年10月移住美国洛杉矶，1970年病死。子三：长子敦厚，曾任骑兵旅旅长。次子敦静，曾任师长、军长、宁夏兵团总指挥、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等职。二人均于全国解放前夕随其父外逃。三子敦仁早丧。
马海晏（1837—1900），字德庵。河州莫尼沟前川村人，同治初年迁居癿藏（今积石山自治县属）。其祖上务农为业，仅得温饱。海晏青年时期以“驮脚”为业，往来于兰州、河州之间；后又从事商业贸易，往来于陕、甘之间。由于当时路途常有匪徒出没，海晏遂习武自卫，常以“流星锤”制胜。后家道殷富，遂弃商攻《古兰经》。同治六年（1867）冬，与闵殿臣等起兵反清，共推马占鳌为统帅。海晏为先行官。同治十一年，马海晏率敢死队300余人，在太子寺（即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的新路坡击毙湘军总兵傅先宗。随马占鳌降清后，为中旗副旗官。后随董福祥驻防京畿时，为简练军旗官。参加抗御八国联军入侵及攻打大使馆区之战。慈禧太后西逃，奉命扈驾，在宣化追驾途中，因辛劳过度而逝世。子三：马麒、马麟、马凤。
马麒（1869—1931），小名尕七，字阁臣。17岁中武生，随父军中任哨官。在平定河湟事变中，获得六品军功牌。庚子年马海晏病殁，承袭父职，扈驾西行。慈禧由晋入陕，在风陵渡乘舟渡黄河时，风浪大作，马麒、马福祥等选习水士卒护卫掌舵，赖以安渡，后又护卫殷勤，得慈禧赏识。后回驻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县）扎巴镇，隶属于马安良。后由马安良荐拔，为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辛亥革命中，随马安良入陕攻打义军；又与其弟马麟率部入宁夏，扑灭刘华堂、刘耀鲤、吴殿英等起义军，杀掠甚多，为舆论所谴责。后任西宁镇守使，建宁海军，独树一帜。1929年孙连仲为首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时，马麒为省政府委员，仅得保存实力。次年孙连仲东调，马麒得以再起，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1年8月病死于西宁。子三：步青、步芳、步瀛。
马麟（1873—1945），小名尕老，字勋臣。先在马麒军中任哨官，后营商牟利。辛亥革命之际，在马安良部任帮统，扑灭宁夏义军之后，被任为洪广营游击，但不肯就任，仍随兄到西宁，任宁海军参谋长兼右营统领。国民军刘郁芬主甘时，任河州宣抚副使。孙连仲主青时，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后任甘肃骑兵第一师师长、甘肃剿匪总司令、甘肃省保安司令等职。马麒死，继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被侄马步芳逼迫，交卸省政，以国民政府委员头衔归居河州癿藏，占据土地，称霸地方，营造园林，纵情享乐。子二：长步荣，字子波，曾有骑五军副军长头衔，居住于居集（今积石山自治县属）；解放初，不为叛匪胁迫，踊跃输捐，为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协委员。次步援，字子仁，解放之际外逃。
马步青（1901-1977）字子云。早年在绥远都统马福祥部任职，后在国民军中任旅长、师长。1931年继马麟任骑五师师长，驻武威。1939年任骑五军军长兼甘新公路督办。后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回驻青海。马步芳以其外甥马呈祥取代骑五军军长职，马步青蹭蹬失势，返回河州，广置田园，建东公馆、蝴蝶楼，作长久享乐计。解放之际仓皇携财外逃。后死于香港。
马步芳（1902—1975），字子香。幼随父从军。12岁即为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少校参谋，后历任营、团、旅、师、军长，集团军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等职。1949年秋，妄图在兰州地区与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旋以兵溃势穷，逃往台湾，又移居埃及开罗。曾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子继援，字少香，因势得志，曾任八十二军军长、兵团司令。解放战争中，从陇东到兰州，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终于在兰州战役中惨败，仓皇出逃。
马海渊，马海晏之弟，行七，人称“七太爷”，曾在青海马麒部任军职，抗战期间病逝。子马宝，又名九保，曾任宁海军骑兵第七营管带，又在绥远任营长，后回原籍，1928年被刘郁芬拘杀。子三：仲英、仲杰、仲福。
马仲英（1910②—？），字子才，经名随菲友。幼聪慧，好枪马。原名步英，以不屑与马步芳为伍，改步为仲。1925年在其父营中任帮带。1928年3月在河州起事，以反冯玉祥国民军为号召，回民纷纷响应，众至数万，人称之为“尕司令”。三次围攻河州不克，被国民军击败，流动于甘南、青海、河西走廊。又北行，两攻宁夏城。退踞宁北漠南。欲率部东走未果，只身出走山东，依马鸿逵。后又西返，自宁夏入河西走廊，收集旧部，自称河西警备司令。后为蒋介石收为新编三十六师，被任为师长。马仲英曾两次入新疆，与金树仁、盛世才争衡，后率部驻南疆，接受抗日思想。1934年率部分军官到苏联学习。未久，三十六师瓦解。关于马仲英在苏联之死因及时间，传说不一。
马仲杰，小马仲英两岁。随其兄起事，勇猛善战，人称“二司令”。1930年曾在北平张学良主办的军官教导团中学习，毕业后，赴新疆参加作战。1933年在七角井子攻城战中阵亡。马仲英三弟马仲福，一直在马步芳手下任职。
马海晏家族中，任军政职务者尚多，县、团职以上者，不下20人。如为人熟知的马良，系马海晏之侄，原住癿藏，任临夏县参议长。解放后仍与人民为敌，纠众作乱，自任司令。后被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俘获，死于监狱中。
此外，在马家军阀部队及行政机关中，还有许多要员，其中回族人居多，次为撒拉族人和东乡族人，也有一些汉族人。因不属于其家族世系，此处从略。容后有关部分叙述之。
〔注〕：①马璘，亦写作马记麟，字玉清，东乡族人。北庄门宦创始人马葆真（1772-1826）的后裔。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马葆真的长孙马悟真率领北庄门宦教众参加了马占鳌起义。马占鳌投降后，马悟真也受到清军的倚重，充任马占鳌的左旗管带。清末，马悟真的侄子马璘出任了甘州提督，1918年改甘州提督为甘州护军使，1919年又改护军使为镇守使。马璘继任甘州镇守使。1928年马仲英起事后，曾与肃州镇守使吴桐仁联合抵制马仲英，不料马璘的士兵哗变，马璘随即解甲归田。后去麦加朝觐，死于香港。
②关于马仲英的年龄，为历来聚讼问题之一。1986年笔者走访其夫人、时任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协常委的马春秀，据云：她属鸡，当年77岁，较马仲英大1岁。由此推算，马仲英当生于1910年。
马步芳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他这话的本意是说，马家的官位得来不易，却也歪打正着地反映了一个真实情况，即马家军阀是以各族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的鲜血作资本而发迹起来的。所以，谈其起家，必须先从清同治、光绪年间，清王朝统治阶级镇压回民起义谈起。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日益腐败的清王朝，把战败赔款和各种损失的重负全部转嫁到各族人民头上，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反清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开始，捻军起义也开始于同年。1853年福建、上海等地小刀会起义，1855年贵州苗族人民、云南回族人民相继起义。这些起义，特别是太平军曾进入甘肃东部，对西北和甘肃各族人民有很大鼓舞、激励作用。于是，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爆发了始于陕西关中的西北回族人民大起义。在甘肃境内揭竿而起的，有河州、西宁、同心、宁夏（今银川市）、灵州（今吴忠、灵武）、固原、平凉、张家川、肃州（今酒泉）等地的回族人民，形成著名的以下几支武装抗清力量：宁夏、灵州以马化龙为首；平凉、固原、秦安以穆生花为首；西宁以马文义、马桂源为首；河州以马占鳌、马永瑞为首；肃州以马文禄为首。这几支武装力量，基本上是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纠集群众，攻城略地，对抗官府；但在与清朝官军作战中，也有很大的流动性，自觉不自觉地起到相互策应的作用。之后，陕西起义的回民，以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等为首，西向进入庆阳的董志塬，号称“十八大营”，之后，又继续向西流动。于是战火纷飞，烽烟遍野，先后蔓延东起陕北、关中，北到平罗一带，西至西宁，西北到酒泉、敦煌的广大地区。接着新疆天山南北的回民也纷纷举义。从而使这次回族起义具有席卷波及整个大西北的规模。
这次回族起义的矛头，首先指向清王朝反动封建统治。有的以扶明抗清相号召，办事行文不用同治年号，以明朝崇祯纪年。有的响亮地提出：“回汉本是一家，仇恨只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申明“不许伤害欺凌，不许烧杀抢劫”的纪律。但在急风暴雨的大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狭隘民族意识支配下的盲目烧杀和扰害现象难以避免，从而未能广泛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清。而且几支起义武装之间缺乏应有的配合与联系，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步调不一。这些弱点，都是导致后来失败的重要因素。
腐败的清王朝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反抗力量，十分惊恐，竭力拼凑军队前来镇压，但历时四五年之久，并未收到“平定”之效。进剿清军经常处于缺兵、缺饷，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境之中，同治五年（1866），陕甘总督杨岳斌给皇帝的奏折中说：
……邻省既乏援师，而东南各军之准调赴甘者又复不能应手。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兰州），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
为此，清王朝在相继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即对镇压起义的回民作了新的部署。同治五年八月，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加钦差大臣衔，统一节制各路征剿部队。次年春，左宗棠“提兵万二千以西”。积镇压太平军、捻军之经验，在战略战术上展施了新的招数。在战略上提出：“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馈运常通，师行无阻。”这就是自东而西，各路向兰州全面平推，节节进逼，压缩起义军的活动地区，最终聚而歼之。而他的全面平推又是有重点的，是分路进兵，各个击破。具体部署是：“刘松山（巡守道）由绥德道花马池（即定边、盐池），直捣金积堡（即马化龙），为北路；道员周开锡由秦（天水、秦安）趋巩（陇西），讨巩昌、河狄之贼（即马占鳌），为南路；宗棠与刘典（甘肃按察使）督诸军尽驱陕回入甘，为中路。”三路之中，以北路为先，“先攻金积堡，以为收功全陇之基”，其次是“进规河湟”，然后进兵肃州。在战术上，左宗棠重视用炮和用马，“以炮车制贼马，以马队当步贼”。武器装备上大大优于起义军。在政治上，又以官职禄位为钓饵，利用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偏见，拉拢、勾结各民族中的上层人物，采取以汉制回、以回制回的手段，实行分化瓦解，“剿抚并用”。而在围剿、追击中，不惜坚壁清野。这样，就使这次回民起义，形成各民族之间、回族之间的相互仇杀，战火所及之处，田园荒芜，庐舍为墟。死亡人数以数千计甚至数万计者，多见于记载，造成一场空前洗劫！到1873年即同治十二年，“冬十月，官军克肃州”。这次历时11年的轰轰烈烈的回族人民起义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次回民起义失败的过程，就是近代甘军和马家军阀产生的过程。和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结果一样，这次回民起义失败的苦果，照例由各族广大人民承受。而得胜的统治者和起义上层人物中的变节、投降者则从中捞到了好处，左宗棠捞到了一个“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的显赫高位，他的部属也一个个地得到擢升。起义的变节者捞到好处，与马家军阀产生有关的有两个人，一是董福祥，一是马占鳌。
董福祥，《清史稿》本传云：
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回乱作，凤、邠、千、陇寇氛殆遍。福祥亦起安化，与其州人张俊、李双良蹂躏陕、甘数十州县，窃据花马池，犯绥德，窥榆林，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余万。
他拥有10余万起义军，但在清朝的湘军提督刘松山率兵围剿时，继其父世猷归降之后，“亦率众乞归款”。刘松山“乃简其精锐者编为董字三营：福祥居中营，（张）俊居左，（李）双良居右”。从此，董福祥变成了湘军镇压回民起义的向导和悍将，拼命为清王朝卖力。1871年即同治十年，在攻打金积堡中，刘松山被打死，董福祥则协助其侄刘锦棠继续进攻，虽“被创不少却”，终于将灵州的回民起义镇压下去。马化龙在被包围的危急时刻，以个人的纳款归降保存力量的打算落空，他个人及其部属子弟上百人惨遭杀害。董福祥在镇压回民起义中屡立“功劳”，得到参将的职位。之后，随左宗棠部出关，在平复新疆之役和尔后戍守边疆中屡立战功，升为喀什噶尔提督。
镇压了马化龙一支起义力量之后，左宗棠将攻击的重点移到河州，湘军总兵傅先宗、徐文秀率部进驻今临夏州广河县太子寺（即今广河县政府所在地）。河州起义回军首领马占鳌等决定阻击，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命令战将马海晏为先锋，率精锐300多人乘夜潜伏于湘军扎营的新路坡的一个中心山峰，次日拂晓以一半人压装子弹，一半人射击，突然向湘军连续射击，马占鳌率众围击，内外夹攻，火力甚猛。湘军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傅先宗等几十人被打死，继而徐文秀也被杀身亡，40营湘军全线动摇，东向溃退至洮河一带。马海晏称此次为“黑虎掏心”战术。
初战告捷，本应乘胜继续进击。不料马占鳌突然提出投降的意见。他以虽得小胜终无前途的理由，说服众人，派人先向驻三甲集的山西臬台陈湜通款后，又选派他的大儿马七五、马永瑞的儿子马如蛟等10个头目的儿子，到驻在安定（今定西）大营的左宗棠正式请降，时称之为“投降的十大少爷”。
左宗棠在安定（今定西县）大营中，得到新路坡大败的消息，正在焦急之际，突然接到回民投降的禀帖，且有10个头目的儿子来见，真是喜出望外，欣然接见。“投降的十大少爷”献军马50匹，马七五镇静自若，对答如流，左甚为惊奇，倍加欣慰，遂当面赐名安良，表字翰如，并令其返回河州后敦促马占鳌等来见。于是左宗棠于同年七月上旬进驻兰州，马占鳌、马永瑞、马海晏、马荣、马悟真、马万有等11个头目自河州赴兰州晋见。有的回忆录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马占鳌身带铁索向左宗棠叩头，左惊问左右：“谁叫你们锁他？”马哭诉：“我有万死之罪，应该上锁，是我自己带的。”左即命开锁，并备加安慰。当夜，左又在自己卧室里单独召见马占鳌，作竟夕之谈。旋将马占鳌的部队编为三旗马队，归河州镇节制。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并请清廷授予六品军功顶戴。马悟真为左旗管带，马永瑞为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每旗下设3哨，每哨30多人，共300多人。但马万有坚决不受官职，他说：“我们闹到这个地步，做了官如何对得起百姓！”他的态度与马占鳌等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马占鳌是最善于投机的人。这次回民起义中，起义者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几支起义军首领都不免一死。马占鳌则吸收马化龙战败投降的教训，以小胜为筹码，纠合子弟部属一起投降，竭力以奴才相表示“直率”和“诚心”，因而成了唯一的例外，以起义者的鲜血换来红顶子。
马占鳌降清后，加入了刘锦棠西进“平叛”队伍的行列。并强令各乡、村收缴枪械，先后向左军呈缴马4000多匹，枪矛等兵器14000余件，纳粮100万斛。十月，马占鳌、马海晏等捕获了昔时一同起义的首领狗齿牙、马彦龙、马聋子等，送交左宗棠斩杀。又作为向导，引湘军由循化入化隆、归德、碾伯（今乐都），最后攻克西宁、大通，助清军扑灭了河州、西宁地区的回民起义。清廷论功行赏：“都司马占鳌，著以游击补用，并赏给三品封典，五品花翎。”此后，马占鳌部即在河州地区，多次奉命对甘、青—带的蒙藏部落的起事和纠纷进行平定和解决，成为镇守一方的武装力量，并为马家军阀军队打下初步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甘肃又爆发了河湟事变。起因是循化的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纠纷。本来这是可以调停和解的，但腐败昏庸的清廷官吏不是采取说服调节的办法，却挑拨离间，专事武力，不问是非曲直，皂白不分地捕杀回民，激起回民起而围攻县城。河州镇总兵汤彦和更火上浇油，率数千人前来镇压，遂使教派之争的回民转而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官军，将汤彦和军击溃，汤仅以身免。回族人民进而包围了河州城和西宁城。总督杨昌濬、提督雷正绾束手无策。清廷明白：镇压这样的“变乱”，不仅要能征惯战，而且要熟悉情况者，这就非董福祥部莫属了。于是将杨昌濬、雷正绾“交部议处”，从数千里以外的南疆调回董福祥部“扫除回氛”。
董福祥率部自新疆入关，九月到达临洮。这时，早有河州回民武进士马福禄奉杨昌濬之命，募兵成立“安宁营”，任督带，由北路援河州，扎营于莲花渡（今刘家峡水库址），与驻于临洮县境洮河东岸的董军呈掎角之势。董福祥虽有镇压回民的经验，却不了解此时此地回民暴动的内情，马福禄则主动充当了提供情况的角色。《清史稿》马福禄传中说：“福禄入谒，陈战乱颠末，及前后战状，福祥奇之。”董福祥掌握了情况之后，采取“以回制回”的方法，分头行事。一是以马安良为先锋，率部进入河州，剿抚兼施。（这里需加补述：马占鳌于光绪十二年病死，马安良继统其众，时为副将，以补用游击督带马旗三队）一是利用马福禄向河州回民起事首领马永琳、马永瑞兄弟诱降，进行分化瓦解。他自己则率优势兵力，避开起事回民在正面所设的坚固防御工事，从洮河上游绕道出其后，解除了河州之围。继而乘胜会同陕西巡抚魏光焘和新疆巡抚陶模的军队，向西进攻，解了西宁之围，回民起事队伍因之瓦解。
这次争战，两军阵前的厮杀死伤且不计，仅办理“善后”，就杀戮无辜甚多。董福祥命令马安良、马福禄办理“善后”，他们即借机大肆杀戮。据有关回忆文字记载，他们在河州首先杀了马永琳全家15口，继又屠杀四乡回民500余人（一说两千多人）。马安良每天向董上交人头27颗。马福禄每天杀100多人，为因上交人头不便，改交耳朵，名之为“验耳”。清军在西宁屠杀更甚。一次驱回民群众到东关跪听官府的讲话，当中突然下屠杀令，顿时血肉横飞，血流成河，这条街因被称之为“水咕咚巷”。所以当地群众说：“马安良的红顶子是回族人民鲜血染成的。”“马福禄的子子孙孙的大官，是回民头颅换来的。”由于这次镇压屠杀有功，董福祥被清廷“加太子少保”。马安良授花翎副将总兵衔，马海晏授副将衔，升任骑兵督带。马福禄也因功编入正式部队之中，隶属于董福祥。
至此，经过同治、光绪两朝的镇压回民起义，河州“三马”，即马占鳌系、马海晏系和马千龄系的子弟，大都成了清朝军队中的大小头目，马家军阀部队的雏形已经具备。次年就是这支部队随董福祥参加庚子之役的御侮和扈驾。
董福祥所率的这支甘军，在庚子年抵御八国联军入侵之际打过恶仗，立有功劳。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以出卖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而且也需要加强保卫自己的武力。于是，在组练新军的同时，也从各省抽调一些军队来拱卫京畿。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令：
山陕地方，东近畿疆，西控关陇，形势最为扼要。董福祥声望素著，即著迅速添足二十营之数，分扎大庆关、平阳府一带，认真督练，务成劲旅。
这道命令，一是要董部添足20营之数。按清兵制，步营500人，马营250人，这就是说，董军人数要以万计了。实际上，此后董在京畿陆续扩充，当远远超过此数。据洪寿山撰《时事记略》云：“董军约共二万五千人，大半已有极好器械快枪，并机器快炮，以及刀枪等类。”按：洪的记述有夸大之处，据曾在董军中任哨官的郑文奥回忆，当时手持后膛枪的，不过千余人，而且弹药无多，少数人使用前装枪或抬枪，多数人使用大刀长矛。甘军也没有大炮，有些前装火药大炮，威力极小。但甘军是久经战斗的部队，官兵英勇，是当时一支劲旅。二是驻防大庆关（今陕西朝邑县东的黄河西岸）与平阳府（今山西临汾西南），是京畿的后卫。董部此次东调，马安良所部留甘肃维持地方治安；马海晏所部及马福禄所部均被编入新建的简练军，随董东行。不久，由于变法与守旧、帝党与后党斗争激烈，特别是义和团兴起，渐入津、京，慈禧西太后那拉氏身边急需一批武装力量，就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慈禧亲自下令：
现在时事维艰，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
这是把当时全国可用的几支部队都牢牢地掌握在她的亲信荣禄（大学士、兵部尚书）手中。荣禄的部署是：聂士成一军驻扎芦台，距大沽口北塘较近，扼守北洋门户为前军。董福祥一军驻扎蓟州（今河北蓟县），兼顾通州一带为后军。宋庆一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专防东路为左军。袁世凯一军驻扎小站，以扼津郡西南要道为右军。他自己“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驻扎南苑。此时，慈禧和荣禄都对董福祥十分信任。《清史稿·董福祥传》云：“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荣禄颇信仗之。”不久，董军即移驻南苑和永定门一带。
甘军将士的爱国心，在新疆战场上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进入北京地区，又受到义和团的启发和鼓舞。因而面对眼前骄横的洋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更不懂得什么策略和方式，连续跟洋人发生冲突。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九日，甘军士兵在卢沟桥与铁路工程司洋人打了起来，打伤了两个洋人。次年五月十五日，在永定门外杀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是人心所向，就连慈禧太后也“不惜宣布对外作战来表示自己同义和团站在一个立场上。因为不这样做，她也会立刻变成义和团所要打击的真正的‘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所以，尽管一些举动带有盲目性，但广大群众和士兵的爱国心是可嘉许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与侵略军作战牺牲。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侵略军即西向北京进攻。时马福禄统马步七营，率部与姚旺等部和义和团民数千人，在廊坊一带阻击。阴历五月二十二日打了一场阻击战。《清史稿·马福禄传》记述虽然简略，却有声有色：
五月，各国联军躏杨村以西，（福禄）偕汉中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廊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没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却。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
参加这次战斗的甘军军官，有董陞官、马海晏、马福祥、马麒等人。管带张进昌战死，帮带侯玉麟受伤。双方死伤都有数百人之多。侵略军没想到碰上这样的硬手，仓皇逃回。
此后，马福禄部奉调进北京城，攻打使馆区。当时使馆区在东交民巷，围攻使馆区的除义和团群众外，荣禄的武卫中军也驻东交民巷以东地区，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是真正攻打。董军驻在东交民巷以西和以北。外国使馆武装在此设栅于城头，逼正阳门。马福禄驻城楼上，督率所部连夺七栅，仅一栅未下。六月六日夜间，侵略者乘大雨反攻，马福禄中弹殁于阵，其弟福贵、福全，侄耀图、兆图及将士百余人同时捐躯。陇上壮士的鲜血洒在祖国京城战场上！此后，以马福祥继兄统其众。马福祥之后有诗纪此役，兹录以备考：“六月六日，大雨如注，敌遣死士出犯。仲兄寿三躬自督战，击杀数十人，忽飞弹中其口，殒焉。从兄福恒、福宣，犹子耀图、兆图同时战殁。戚族死者尤夥。敌张甚，祥饮泣力战却之。……城阙高九重，炎热石欲裂。入夜暴风雨，沛如江河决。敌忽跳踯来，锋刃相劘切。仲兄躬督战，当者皆摧折。天黑地如绠，淫霖无休歇。凭凭雷鼓嗔，烨烨电复掣。胜负猝难辨，两军各流血。仲兄践尸登，猱升破扃。
飞弹突入唇，一朝成永诀。齿嚼龈为穿，身殒名不灭。可怜骨肉间，五人同战殁。戚族繁有徒，捐躯更惨绝。振臂励将士，吞声泣幽咽。击退虎狼群，好收忠义骨。”（马福祥《磨盾余墨》）
然而，甘军将士包括董福祥在内，却被清朝廷愚弄了。原来慈禧太后“一方面形式上派兵和义和团群众一起围攻外国使馆，一方面又派官员送‘蔬果食物’，到使馆表示慰问。显然，这不过是慈禧太后所导演的一场闹剧，为的是把义和团群众反帝斗争的情绪和精力白白地发泄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证诸当时人的笔记、日记，个中关节更为清晰。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武卫军、甘军环攻之，竟不能成，或云荣（禄）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又据满人景善日记，董福祥于六月初四日向荣禄要求大炮，荣禄不仅不给，而且极尽嘲弄讪笑之能事：
乃荣相哂笑之：“云以如君必用我炮，请君向老佛恳求鄙人之头，君为老佛所器重，不难邀允，盖君真可称朝廷柱石耳。”
武人董福祥受不了这样的揶揄，而又急于要炮，就在“时交午正”朝见慈禧。时慈禧正在悠闲地画竹字花，于是发生下面这场剑拔弩张的对话：
董面奏以“奴才请慈恩将荣禄革职，伊实汉奸，心谋不轨；虽迭经老佛之命，应将洋人从速灭尽，仍不肯借我军所需之大炮”。
这些话惹恼了慈禧，她训斥董说：
汝挟有夙仇，妄言他人所不敢言。汝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予恩宽大，既往未咎，但现时汝之举动，形同寇贼，大有尾长不掉之势，今日汝蒙予厚恩召入，岂非旷典耶？现命立即退出，再不许擅行入内，免有他患。
这些记述固然有点“小说家言”的味道，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慈禧和荣禄的攻打使馆不过是共同玩个把戏，董却假戏真做，怎能不碰钉子呢？假如六月四日真的给了董军大炮，六日马福禄等的捐躯之事当不会发生，这场反侵略战争也不致如此惨败！
阴历七月二十日（阳历8月14日），约两万人的侵略联军打到北京城下。这时，除了手持原始武器的义和团群众外，卫戍北京的清军不下五六万人，如果认真作战，侵略军要攻入城内是不那么容易的。无奈大多军队不战而逃，或一触即溃。但甘军却作了一些抗击，此可于当时笔记的只鳞片爪中见之。据王颖之《甘军在京抗击八国联军简记》云：
八国联军原定进攻北京的时间为八月十五日，但俄国侵略军为抢头功，提前至十三日（即阴历七月十九日）午夜开始进攻。……但立即遭到甘军猛烈异常的射击和抵抗。东便门城门被俄炮轰开后，甘军退守建国门，继续抗击。俄国战地指挥官华西里耶夫斯基亲自指挥，用大炮和机枪向甘军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强敌面前，甘军并不示弱。他们分布在整个城墙上，隐蔽在枪眼后面，用老式的大滑膛枪还击。仅几分钟就打死打伤俄炮手十五名和六匹拖炮马，还打伤一名中尉、一名少尉。不少俄国步枪手也被甘军打伤，躺卧在堡垒后面。由于甘军的英勇抗击，华西里耶夫斯基不得不下令将两门炮撤走。但其中一门炮因炮手和马全被甘军打死，根本无法移动。
但甘军守卫的地段毕竟有限，先是内城东南角被攻破，甘军士兵冲向那里，以凶猛的火力从每个枪眼和巨大的四层箭楼上向俄国侵略军射击，同时还冒着俄军机关枪的火力进行反冲锋。由于甘军的顽强抵抗，使俄国侵略者的“处境十分困难，中国人从形成掎角的两边城墙和从很高的箭楼上向他们射击”。十四日上午八时许，俄军第十团团长安丘科夫当场被甘军击毙，俄国死伤的士兵一直不断地被送出来。十时，俄国将军华西里耶夫斯基被甘军击穿右胸，上去企图救援的俄国士兵几乎全被打倒。由于甘军射击猛烈，直到三小时以后华西里耶夫斯基才被撤下城墙。
日本侵略军于十四日上午九时许开始攻齐化门（朝阳门）。在这里，他们同样遇到了甘军的殊死抵抗。“中国人预料外国人会从这个方向进攻，他们已经做好死守的准备，以可能最密集的步枪和炮火迎击他们的老敌手。”日本敢死队员不断被甘军击毙，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只是在俄军配合下，日本侵略军才最后攻陷朝阳门。
在前门箭楼的战斗中，俄国人写道：
北京陷落了。只有在箭楼上那些使我们遭受惨重伤亡的董福祥的顽强士兵还在射击，一直打到黄昏时分，日本人把箭楼拿下来才罢休。
法国人著《庚子中外战记》中说：
至于中国军队，其在京与联军开仗者，约有三万余人，伤亡之数，约以四千计。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
洪寿山撰《时事志略》载《西江月》一首及其注解，倒像一个总结：
“武卫军将虚设，董师孤掌难鸣。可惜大清百万兵，事到临头无用。”“武卫军其勇不可当者，乃东交民巷之抢夺也。闻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之遥而早遁矣。旗兵神机、神虎等营，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猫也。只有董福祥一人，至忠至勇，帅甘军而奉命，已调扎卢沟桥矣。哀哉，都城之失守也。”
但董福祥的“至忠至勇”，其实是忠于那拉氏一人，所以不能不分心神于护卫慈禧太后的大驾。因为前此早有慈禧的上谕云：“董福祥现已驰抵行在，所带马队，尚传整齐。此后每日启銮，着以一半队伍在前行走，以清跸路，仍以一半队伍在后行走，以肃舆从。将此谕令知之。”所以，当侵略军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进入时，他便下令从彰仪门撤至于京城西南方向；而且在撤退中，由于军纪松弛，也发生了不少抢劫掠夺行为。据《庚子纪事》记载，当时有人作诗讽刺云：
“东巷死如莽，西郊去似云。拉车随扈驾，人称董家军。”“劫人似强盗，军令静如山。”
这就反映了清朝官军和清朝将领的本质。
当北京陷落的时候，慈禧挟光绪皇帝仓皇逃离皇宫，出德胜门，经昌平、居庸关，转奔山西。董福祥在京西南接到旨谕，即率同马福祥、马海晏、马麒等出荆紫关北走，在宣化（另一说是在阳高）追上车驾。时马海晏因战阵中患病，加上追驾奔波，辛劳过度，病故于宣化。由马麒承袭父职，任旗官，继统其众。
慈禧西奔的沿途，陆续有大臣前来扈驾，到太原时，“旗兵及岑春煊、马玉昆、董福祥、升允、鹿传霖兵至者，七千余人”（《庚子国变记》）。当慈禧由晋入陕，过黄河风陵渡口时，风高浪涌，马福祥、马麒等选习水精壮士卒护卫安渡，从而得到慈禧的赏识和赞扬。慈禧顾念马海晏效忠有功，追赠以记名总兵。马福祥还在途中结识了慈禧的亲信太监“小德张”（张兰德），之后与张勋、冯国璋四人一起拜为结盟弟兄。这就为“几马”的飞黄腾达搭上了政治阶梯。
慈禧一行于九月初四到达西安，将巡抚衙门作为行宫。斯时马安良率部自甘赶来勤王，董福祥及几马日夜警卫，十分尽心尽力。马福祥还扑灭了一次失火事件，得到慈禧的赞赏。有记载说：“十一月，寿司房夜失慎，火光熊熊，照内寝。上（光绪皇帝）仓皇避灾太后宫，公（马福祥）率宿卫兵，力救之，乃熄。两宫益喜，每召见，温旨慰劳之。自此以后，赏克食、袍褂料、银物福字、羊只，不可以次计。”（梁隽冕：《马氏族谱·述事集》）次年（1901），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其中第一款就是惩办得罪了帝国主义的官员。董福祥是帝国主义指名要处决的要犯之一。奕劻、李鸿章的电报中说：“伊等谓庄王、董福祥穷凶恶极，非杀不可。”洋大人的命令，慈禧一般均须照办，结果是庄亲王载勋、山东巡抚毓贤、刑部尚书赵舒翘、左都御史英年都送了命，还有一些人被监禁、流放。只有董福祥落了个“格外从宽，着即革职”。董福祥回到灵州，“治塞上名田”，当了称霸一方的富家翁。个中奥秘，慈禧的一道“密谕”中说得清楚。“董福祥一人不足虑，而两省愚民悍卒罔顾大局，深恐一时哄动，骤成巨祸。”原来她还是怕“愚民悍卒”造反！至于“几马”，既无洋大人指名惩办，又得慈禧的赏识，自然平安无事。均率部返回甘肃，且不断得到提升。马福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升为甘肃靖远协台，光绪三十年调庄浪协台，光绪三十二年升任西宁总兵，遥领阿尔泰护军使。宣统元年（1909）令兼代巴里坤镇总兵。马安良返甘后，为镇南军统带，有马队一营三旗。后被任为宁夏镇总兵，但未到任，仍驻防河州。马麒有马队三营，在马安良属下，驻防巴燕戎格厅（今青海化隆县）扎巴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7月，由旗官升为花翎衔循化营参将，其势力由扎巴镇扩展到循化地区，为其尔后统治西宁地区奠定了初步基础。从此，“几马”部队被称为西军或回军，几经风雨，夤缘自保，羽毛逐渐丰满了。
宣统元年（1909），陕甘总督升允为实行新军编制，将甘肃军队编为马步四标：马队第一标由镇南军和督标队改编而成，标统为马安良。步兵第一标标统先为张定邦，后为陆洪涛。步兵第二标由西宁镇、河州镇和固原提督所属部队改编而成，标统为马福祥。步兵第三标标统为周务学，协统为张行志。同年冬，长庚接任陕甘总督后，又将上述四标改为巡防队：马队第一标仍由马安良统率。东路巡防统领为张行志，北路巡防统领为张绍先，南路巡防统领为杨廷弼，东南路巡防统领为罗平安，西路巡防统领为马福祥。各路巡防队的营数多寡不一，多则六营，少则三四营。
斯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即将风靡全国。富于反抗精神的甘肃各族人民，也在辛亥前后纷纷举起反清义旗。王莲清、王良卿密结3000人起于张掖；齐振鹭指挥起事于武威；西宁李旺、裴道人等以黄会举义于先，任得慧、乔寿山等聚众起事于后；灵台蔡普明，宁州彭四海、汪兆黎，灵州高登云，文县王洪巽，阶州（武都）何成海、姚永福等，都聚结数百、数千群众，攻县城、毁税局。反清的烈火烧遍陇原，在甘的清朝官吏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辛亥年（1911）十月二十二日，陕西张凤翙在西安起义，杀死清朝将军和副都统，住西安的升允逃到平凉。8天之后，消息传到兰州，长庚大惊，急谋对策。清廷军机处急电长庚督办陕甘军务，并任升允督办陕西军务。长庚、升允顽固效忠清室，策划进犯西安，妄图镇压义军。首先整顿、扩充甘肃军队，以陆洪涛部为振武军、张行志部为壮凯军、周务学部为忠武军、吴炳鑫部为建威军（以上均为汉军）；马福祥部为昭武军、崔正午部为骁锐军、马安良部为精锐军（以上均为回军）。又因回军战斗力较强，故寄希望于回军，“以回制汉”，拟先予以扩充和加强装备。攻陕前锋，先属意于马福祥，马福祥认为“专制必不久，共和必告成”，不肯再为清廷效力，借其父马千龄于1910年8月去世的机会，以“服制未除，呈请终丧”为托词，只好命其留守兰州。又授命于马安良，马安良“当仁不让”，乘机扩充部队。凭借民族宗教关系，哄骗河州、循化、巴燕戎格一带回族、撒拉族农民投军，编成20营（一说30营），约7000余人；又发动官兵亲属2000余人随军，谓之“跟营”。马安良任总统，马麒为帮统，马占奎、马璘（玉清）、马国仁、马廷勷为分统。其部队于11月5日在兰州接受长庚检阅。长庚将总督署军械库所存左宗棠时期之来复枪2000支、新购毛瑟枪5000支一并发给马安良部和陆洪涛部，作为攻陕主力，从北路（即经平凉）东进，由升允直接指挥；南路军（即经天水东进）则为张行志部、崔正午部。时宁夏由刘华堂、刘耀鲤、吴殿英等领导的起义，于11月19日光复宁夏城，捕杀宁夏镇总兵贺明堂及知县，推宁夏道孙廷寿为大元帅。长庚急令行至定西的马安良分兵前往镇压。马安良令马麒前去。马麒即率其弟马麟和马占魁等马步6营，与陈必淮部分路驰赴宁夏。马麟攻破宁夏城后大动屠刀，杀害革命党人唐纪方、刘大福和群众400余人（一说死伤1400余人），搜抢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又派兵在平罗大肆杀掠，连欢迎的300多群众也遭到杀戮。然后将所掠财物，满装大车100余辆，托言辎重，运往河州家中。宁夏地区经历此一浩劫，元气大伤。马麒在宁夏杀掠之后，又东向加入攻陕部队行列。
攻陕清军陆洪涛部于11月20日攻占长武。12月15日与陕西义军战于冉店桥，义军一营全营覆没，继又攻占永寿、邠州。马安良率部进犯乾州，将州城包围。守城的义军张云山骁勇善战，顽强固守。马安良部屡树云梯爬城，都被守军打落，死伤很多。马安良为泄愤，纵兵向乡村搜杀平民，他的“跟营”乘机抢掠。村民纷纷逃走，数十里、百里无人烟。升允又令陆洪涛部攻陷礼泉县城。但马安良久攻乾州，毫无进展，并曾一度被义军包围，几至被擒。他原来曾漫夸海口说：“陕西几个学生娃娃作变，有什么要紧，我把他们一马荡平，只是旦暮间事。”此时则哀叹：“张半截子（指张云山）拦我马头，使我不能进兵咸阳，子女财帛，非我所愿，今天头一件大事是对不起升大帅。”后来，他施毒计，驱迫民夫数百人乘夜暗掘地道数处，企图轰坍城墙，趁势攻入；并将山炮摆在梁山乾陵上，居高临下，向城内轰击。义军张云山则令所部头顶铁锅，凭城拒守。马麒派出的扒城队，均被击溃。掘地道的士兵，又被义军坑毙。所施计谋，均成泡影。马安良还派管带罗开福诈降，也被张云山识破击退，结果攻城两个多月，毫无所获，马安良一筹莫展。
此时，攻陕南路军崔正午部攻陷固关、陇县、千阳一带；张行志部自灵台东进，被秦陇复汉军阻止，但张行志突袭岐山县城，该县无备，县城被陷，惨杀群众1000余人。继又围攻凤翔。清军南北两路威胁关中，西安人心惶惶。幸黄钺于1912年3月11日在秦州（天水）起义，与巩秦阶道向燊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使攻陕军有了后顾之忧，而且甘肃全省为之震动。据说长庚闻讯惊惶失措，惊呼：“黄钺乃革命党，何以无人告我！”3月12日清帝正式下诏宣布退位，长庚、升允梦想纸里包火，不予公布。但有人将此诏文抄送马安良，马等知全国大局已定，顿觉前途渺茫，再无精神作战。于是，与陕西义军停战言和。但马安良仍不失其清朝官吏的立场，当他在乾州城外与张云山会面时，力请张将升允失散在西安附近的眷属送来，张即如约办理。3月下旬，攻陕各路清军返回甘肃省境。关于促成马安良退军的原因，还有一事，应在此一并交代：有位王浩然阿訇，曾给马安良拍一电报云：“翰儒（应为‘如’）教兄勋鉴：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妈尼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边远之地，真相难明，况尚有因忌吾而欲害吾者从中播弄是非，以收渔人之利耶？明鉴如吾兄，必能洞烛其奸，不为一姓尽愚忠，而拂万兆之幸愿。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潮流激荡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勋、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敬希急速停进，通电翊赞共和，福被群生，名垂永世，岂只国家之幸，是亦回族之福也。”（马善亭：《王浩然阿衡轶事》，《月华》1935年第7卷第15期）这封电报，从民族、宗教立论，对马安良思想一定会有很大触动的。我们感谢这位深明大义的宗教工作者！
当黄钺起义时，升允立即调兵前往攻打，在所调部队中，有马福祥的马忠孝营。当兰州风闻清帝已发出退位诏书的消息时，在马福祥、王之佐、水梓、邓宗等的揭发和劝导下，长庚最后不得不将此诏书公布出来。此诏一公布，省方上层人士就酝酿拥戴共和之举。3月15日，向袁世凯发出拥护共和的电报，电报上署名的，一说为甘肃布政使赵惟熙、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和士绅王之佐、慕寿祺。又一说仅赵、张二人，但为首的是赵惟熙这一点，是不错的。电文中还特意交代“长帅（长庚）已请开缺，未经列衔”。袁世凯政府即就事论事地任赵惟熙为甘肃临时都督。接着，便发生赵惟熙与天水黄钺争论起义日期先后，实是争夺全省统治权的斗争，双方纷纷向省内外发出电报，为自己辩护，且均将部队拉开，形成武装对峙局面。新任议长李镜清力主和解，马福祥也是主张和解的。最后，兰州派马福祥为省方代表，与天水代表周昆谈判。5月9日马福祥到天水，经过商谈，达成和平解决条款。6月7日，秦州军政府宣布取消，黄钺于7月12日离开甘肃。马福祥还调停了另一起纠纷：赵惟熙与彭英甲（甘肃布政使）曾争权相斗，4月30日，双方各调兵进城，意欲交火。马福祥闻讯，只身入城，向赵、彭提出质问，义正词严地提出：“军队乃保护甘肃治安者，非从都督辈纵酒任气之物也。”时马的部队驻在兰州附近，具有威慑力量，赵、彭只好偃旗息鼓。与此同时，袁世凯政府数次向马福祥发布任命，1912年四月初，任命为阿尔泰护军使；5月22日，任命为西宁镇总兵；7月14日，又任以西宁镇总兵兼署西宁办事大臣（旋改青海办事长官），马均没有到任。8月21日，又任命马为宁夏镇总兵，这次任命，马福祥接受了。
马安良虽然在攻陕中没有达到目的，却借机扩充了实力，捞了一把。有实力就不愁官位，所以国民党任其为甘肃国民党支部长。4月，袁世凯政府又任命马安良为甘州提督。但马安良并不赴任甘州（张掖），仍驻兰州，以便于干预省政。还命其弟马国良部移驻陇南，命马麒部移驻河州和洮岷，以便控制甘肃形势。此时，马麒也升任洮岷协副将，领有马步2300多人。他竭力向马安良讨好，结为亲家，以马安良之女为其长子马步青之妻。又联络西军将领，联名电请袁世凯，请委马安良主持甘政。但因马福祥、崔正午和甘肃回汉士绅不肯支持，袁即以军人未便干政为词，不予批准。斯时，宁夏地方告发马麒在宁夏的杀掠罪行，赵惟熙偏袒西军，不予追究。议长李镜清力主正义，提出严惩马麒等人，马麒倚有兵权在握，蛮横无理。一时李、马对立十分尖锐。李以兰州危机四伏，难以立足，接受副议长刘尔炘的劝告，暂回临洮原籍以避其锋。马麒在马安良支持下，遣营官马同等，于7月17日夜，将李镜清杀害。此事引起全省震动，省议会推选李步瀛为代表赴京上告，而袁世凯正倚重马安良这股势力为其效力，故搁置不问，最后不了了之。刘尔炘为此写挽联云：
毕竟是奇才，能使世间容不得；倘然成厉鬼，定从地下打翻来。
李镜清被暗杀一案，是西军跋扈和回汉矛盾的反映。甘督赵惟熙为分散西军在兰州的势力，缓和矛盾，报请袁世凯政府，以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以马麒为西宁镇总兵，而青海办事长官一职，则由前西宁府知府廉兴升任。但马麒的西宁镇总兵一职，挂牌多日，却未见正式任命状。后得幕僚李乃棻“需向赵都督送重礼”的提示，马麒始恍然大悟。急令其弟马麟赴拉卜楞寺，马麟央请其旧交、拉卜楞寺管家宗哲筹措黄金并金佛，凑足黄金200两之数，通过赵的副官田永祯转送。赵惟熙得贿，即发出任命状。马麒到了西宁，即与马安良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民国2年（1913），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甘肃督军，张率其左右两军进驻兰州、临洮，其部队装备较甘肃原来军队的装备优良，常与马安良驻兰部队发生摩擦。马为避免冲突，糜烂地方，率部回驻河州。到1918年，甘人对张广建的统治日益不满，“甘人治甘”的呼声日高，张处境困难。是年11月，张请马安良来兰州共商大计，马安良欣然起程就道，行至东乡锁南坝，旧病突然复发，连忙返回河州，不久即去世。其部属由马璘（玉清）及其马安良子廷勷、廷贤等继续统领。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史学家对此多有论述。鲁迅在《阿Q正传》所描绘旧官变新贵的情况，于甘肃官场中，更加活灵活现。甘肃的许多文武官僚，既在保皇清、反共和的反革命中，捞取了不少好处，反转来又成为投靠民国的资本。如同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翻成新政权的军政要人，“几马”就是在这次“革命”中捞到了过去尚未捞到的手握一方兵符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