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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仲保
新中国建立以前，出现于河州回族的马家军阀对甘、宁、青以至大西北政局影响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任何统治者都不可比拟的。他们主要是三大家族：一是马占鳌家族。马占鳌率众起义反清又降清，于同治十二年即公元1873年被清廷改编为河州镇马队三旗，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旗官，得六品军功顶戴，官至补用总兵。这是他们成为正式官兵、掌握军权之始。马占鳌去世后，其子马安良继统其众。马安良入民国后为国民党甘肃支部长、甘肃提督，一度左右甘肃政局。其三子马廷勷为凉州总兵，后改镇守使；四子马廷贤占据天水，称雄陇南。二是马千龄家族。马千龄是马占鳌起义反清又降清中的重要人物。其子马福禄为光绪年间的武进士。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中，他募兵成立安宁营，随董福祥镇压起义的回民，为记名总兵。又随董福祥入京畿，任简练军统领，其弟马福祥为帮统。八国联军入侵之际，马福禄部及其他各部与义和团一起，将侵略军阻击于廊坊，被史家称之为“庚子第一场恶战”。后马福禄部调守正阳门，攻东交民巷使馆区，马福禄及从弟等战殁，清廷追授马福禄振威将军。马福祥继统其众，随董福祥守卫北京城，与八国联军鏖战。城陷后退出，又奉命扈驾至西安。后任靖远协副将、西宁镇总兵。入民国为宁夏镇总兵，为其家族主政宁夏之始。后晋升为上将衔，又为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办。1928年起到南京，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先后为青岛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禄之子马鸿宾，历任宁夏镇守使、师长、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其子马惇靖为军长。马福禄之子马鸿逵历任总统侍从武官，旅、师、军长，第十五路总指挥，宁夏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其长子马敦厚为骑兵旅长，次子马敦静为师、军长，宁夏兵团总指挥，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三是马海晏家族。马海晏为马占鳌起义反清的一员战将。庚子前夕随董军入京为旗官，参加抗击侵略军之战，因劳累过度逝于宣化之行军途中。其子马麒继统其众，扈驾至西安，回甘后隶属于马安良，为副将、参将；入民国为西宁镇守使，是其家族主政青海之始，1930年为青海省政府主席。他病故后，其弟马麟继任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长子马步青为骑五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子马步芳历任营、团、旅、师、军长，集团军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其独子马继援为军长、兵团司令、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海晏之侄孙马仲英，最后虽仅为师长名义，但其从反国民军开始，率众纵横甘、青、宁、新四省，诛杀甚多，影响亦甚大。以上为三家族直系近支，至于远支马姓及他姓之为高官者尚多。有统计云，仅民国以来，河州一地先后出现省长（省主席）7人、军长9人，师旅长38人，厅长、专员、县长更是数以百计。一县之内，确切地说河州西乡一隅即出现如此众多的显赫军政官员，恐为历史所罕见。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河州马氏回族三家家族确有其功绩。先是率众起义形成一定影响，后是降清后镇压起义回民，对清廷有“功”，例得封赏，形成一定势力，再与八国联军血战又扈驾，对中华民族立有不朽之功。此即理所当然地为起家之老本。二是民国时期，为产生军阀的适宜土壤。辛亥革命后，清末掌权掌兵者大多顺理成章地变为民国新贵，形成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所谓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分化出冯系，他如奉系、桂系、川系、晋系，遍及全国，在在皆然。河州马氏不会例外。三是马家军阀独特的传承关系。其官职多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相互间又多姻娅相亲，故“一荣俱荣”；众亲同荣，独枯则不易。且亲子之中亦择优而传，继承者多为有竞争能力者。其下所用之人，首选为“甘、马、河、回”，非此难以入选，少数仅为屡经考验为对其忠贞不贰者。故能数代相传，延续而不替。四是他们在宦海遨游中，善于观风转舵，随时易帜，拥附强者。袁世凯当国，拥袁；北洋把持中央，依北洋；冯玉祥到西北，附冯；中原大战蒋胜，即投蒋。顺时俯仰，左右逢源，固然煞费苦心；惟其如此，才得长存而不倒，乘势而发展。
“军阀”一词，旧《辞海》（1947年版）释云：“军人拥兵自卫，只图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不顾国计民生者，称军阀。”新《辞海》（1979年版）释云：“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如民国时期北洋系统内之军人集团。”两种解释相比较，窃以为后者比较客观。其实，“军阀”之“阀”，是从“阀阅”而来，“阀阅”亦作“伐阅”，《汉书·车千秋传》注：“伐，积功也；阅，经历也。”可见，有功劳有经历，才得以称伐。“军阀”，当是有军功有经历者。它不是贬义词，应是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至于某一军阀之好坏，全视其所作所为而定。军阀之举措，应是有对有错，有是有非，有功有过。其功其劳必录，其过其罪不掩，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一本于真，是为本书之大旨。
民国以来的大小军阀，有其共性，即争夺地盘，扩充军队。以军队保地盘、争更大之地盘；以地盘征粮饷、抽壮丁，以扩充更多之军队。地盘与军队交互增长，以扩大其势力。西北马家军阀也不例外。这在马鸿逵时代之宁夏、马步芳时代之青海最为突出。两省在其统治期间，都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税捐，以横征暴敛，竭泽而渔，遂使广大百姓力所不胜，日渐贫困，苦不堪言。两省征兵抓兵为害尤甚。青海当时不足100万人口，扩兵至15万之多。宁夏当时人口仅70万，扩兵也近10万之众。敛财与抓丁，形成猛于虎之苛政。
一般说来，军阀大多有聚敛发财的私欲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习惯，因而他们除向百姓身上直接榨取之外，还在资源开采上、商业经营上实行垄断。宁夏的滩羊皮、枸杞等特产，青海的羊毛、金矿，都是他们着重搜刮的资源。他们不仅在位时大讲排场，铺张浪费；退职后仍做富家翁称霸一方，马麟、马步青是最好的例证。即使流亡国外作寓公，架子仍然不倒。马步芳在埃及开罗，是最显著的例子。
军阀主政，是封建统治，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说了算，与民主和法治无缘，因而反对进步、反对共产党成为一种必然。马步芳、马鸿逵以及马鸿宾都曾认真阻击过长征北上的红军，马步芳对红西路军的堵截围攻，以及虐俘杀俘，尤其残忍。解放战争中，他们仍是解放军西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解放西北最大战役的兰州之战，对手正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
不过，历史地客观地观察问题，许多军阀为了博取自己较好的名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任己意胡作非为，还需要做一些拿得出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情。马家军阀也是如此，他们对祖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庚子年，他们与侵略者英勇拼杀，他们的一些亲属血染沙场，为保卫祖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马福祥极力宣传西北边防之重要，提出应充实蒙古、西藏边防，修筑通藏铁路，指出国人入藏假道印度，非但缓不济急，且为国人的一大耻辱。他力主加强民族团结，五族平等共处，一生也以善于和解纠纷著称。马麒在青海，竭力反对英帝策划的将青海、四川大部分土地划归西藏，一纸通电全国的“艳电”，不仅粉碎了英帝的侵略阴谋，也批评了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得到了全国的热烈响应。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宁夏、青海和甘肃、新疆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是对抗战全局的支持。马鸿宾率所部在绥西与日寇血战，和傅作义一起，粉碎了日寇西进的迷梦。青海派出一个骑兵师转战于中原，使青、陇健儿得以保国立功。马仲英在南疆，粉碎了两起分裂祖国的武装力量。在新疆的骑五军马希珍连在北塔山与入侵者英勇战斗，捍卫了国土。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他们在经济建设上，也有可追述者。如马鸿逵在宁夏兴修一些水利工程，清丈土地，扩大了农田种植面积，还开办了一些小型工厂。马步芳在青海提倡的“六大中心工作”中的植树造林、修筑公路等，在客观上都有积极作用。
他们还在发展文化教育上下过一些工夫。开办了一些学校，特别是中等学校，起先青、宁两省很少，他们则有相当的发展，属于开创性的。马步芳还搞了一阵子成人识字运动。此外，还有的个人捐资办学，以马福祥办学最多，马廷斌也在其家乡办学。这都是应该肯定的。
在个人修养方面，马福祥虽武人出身，却致力于文，不仅笃信伊斯兰教，而且具有儒家思想。所作诗文和书法，为世所称。马鸿宾熟悉四书五经，宽以待人，对抓回之逃兵，也不肯体罚；家教甚严，生活俭朴，官气最少，被百姓称之为“马善人”。马鸿逵之题字，遍及宁夏各地，说明他还可以写字，也想附庸风雅。马步芳不抽烟、不喝酒，喜好野游、打猎，爱跳舞、看电影，喜好音乐，有时还作词谱曲。1935年范长江采访他之后写道：“马步芳给记者之第一印象，为他的聪明的外表与热烈的情绪，并非如记者平日所想象的青面獠牙，如三国时许褚、典韦式的人物。”可见，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他是“目不识丁”。
总之，对于马家军阀影响西北半个多世纪的史实及其是非功过，必须全面考察，客观分析，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前后之间，多为因果关系，马家既然当权施政，必然会留下其痕迹，对后来产生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缺少了这一阶段，历史便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只有全面地弄清了过去，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发展将来。
这本《西北马家军阀史》，初成于1989年。作者师纶先生，是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作者下苦功夫，广泛搜集，各方采访，力求不遗漏重大资料。在纷繁庞杂的资料中，进行筛选、辨析、订正，以实事求是精神，务求真实、准确。历数年之功，始成初稿。又经一些同志，特别是我馆前名誉馆长、陇上著名学者、对马氏情况研究有素的张思温先生校阅、匡正，方成定稿。为审慎起见，先在我馆馆刊《甘肃文史》上刊出，借以广泛征询意见。十余年来，尚未见大的不同意见，首肯者则所在多有。近年来，向我馆索要此书者甚多，惜乎书已不存，难以如愿。鉴于我馆有存史、研史的任务，特经原作者再次审订，增添可以找到的一些资料，重新编纂，公开付印出版。尽管如此，其中仍难免缺漏和不妥之处，尚望广大读者、研究者不吝及时给以指正。
2005年8月
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