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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的海太深
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知难行易。知难，是说由于规则的改变，人们难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以及行动的方向。人们在具体行为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掉到水里，不过是个人的事；而理论则不同，它一旦错误，将引导一代人走向错误的方向。
然而，当知识资本时代到来时，我们没有理论。我们的思想环境，到处是与知本格格不入的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整整一代观念，与知本精神不再兼容。更严重的是，它妨碍人们实际地运用知识资本，获得财富。因为，每当知识占有者按照实践的感召向东走时，背离的观念总是拉着他向西去。
知难首先是话题本身变了。也就是，时代的根本问题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中心话题已不再是中心话题。继续把这类传统的话题当作眼前的话题，这类话题就成了“伪问题”。
“伪问题”能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仍旧具有权威力量，是因为传统观念的海太深。
“一项大学生的成果卖出700万。”当 1996年 11月 8日至 12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爆出这条特大新闻时，人们简直难以相信。 11月 10日，在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一楼，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成果转让签字仪式上，四川联合大学皮革工程专业女硕士生林炜与重庆农药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杨世伦分别在转让合同书上签字，转让费高达 700万元。 700万元这个天价，创造了历届“挑战杯”竞赛大学生科技成果转让费的最高纪录。林炜转眼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当初，林炜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来到南京参赛。8月，大赛开幕后，大学生科技成果展厅便被与会代表们挤得水泄不通。林炜的成果在展示厅并不特别显眼，但那张“ KMRC铬鞣粉生产技术成果说明书”却成为抢手材料。几家皮革企业代表如获至宝，纷纷与林炜洽谈，要求购买这一成果。南京、济南两家皮革厂的负责人也闻讯赶到，表示愿出高价洽购。
一看这阵势，早在一年前就与林炜有过合作关系的重庆农药化工集团公司捷足先登，将原定400万元的转让费提高至 700万元，独家买断这一技术成果并随即与南京、济南两皮革企业达成意向，合作生产 KMRc铬鞣粉剂，联手参与市场竞争。
在签字仪式后，人们纷纷向林炜祝贺。满脸书卷气的林炜连声说：“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末了，还挺担心地自语：“是不是太高了，人家出这么多钱，万一项目搞不好咋办？”但事实上，林炜的这项技术可以说挽救了一家企业。买断这项技术的重庆农化集团公司两年前还苦于废料无力自理、经济效益不佳而处境艰难。1996年 6月开始试用林炜的新技术后，不但解决了污染治理的大难题，而且经济效益明显改观。难怪在签字仪式上，面对众人的疑问，公司副总经理杨世伦回答得斩钉截铁： 700万元，值。
我们真正尝到了科技成果的甜头。
1995年 3月，林炜写本科毕业论文时到成都一家工厂实习。
她发现制革采用的两种鞣剂各有特点和缺陷。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从当年暑假起，林炜就一头扎进研制课题中去了。
后来，当她的新产品成型后，林炜常常到工厂去做试验。为了不影响学业，她只好牺牲寒暑假，连续几年假期几乎都泡在工厂，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制革车间环境差，湿度大，还得在水里趟。该吃的苦，都吃过了。一些体力活，工人都不愿干，林炜却照干。工人们看了林炜这股劲头，都禁不住啧啧称赞：“这个女娃真不简单。”林炜却说：“怕吃苦，就什么也做不成。”
1996年春节，爸爸妈妈想女儿，非常希望林炜回家过节，一家人能团聚，而课题正进入最后阶段。她说服了父母，便一头扎进浙江湖州市的一家皮革厂。让林炜感到委屈的是，有时试验准备就绪，那些工人却撂挑子，林炜不得不求他们帮忙。好几次，林炜偷偷抹眼泪，伤心至极，恨不得一走了之。有时，实在憋得慌，便抓起电话，向导师诉诉苦。一年里，她跑过 20多家化工厂，至于做过的实验，怎么也有上千次。
林炜不承认有什么“灵感”。她觉得，自己的成果完全是“水到渠成”。实习中发现了皮革生产中的问题，就想解决，最后终归有了结果，很顺理成章的事。
林炜于1972年出生在河南栾川县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林炜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她在家数最小。在实验室里，累活脏活，林炜总是抢着干。
学习上。林炜是人们公认的勤奋生。1995年，她考取的是硕士博士连读的研究生。
说来也奇，林炜这位创下大学生科技成果转让金额最高纪录的河南姑娘，当初在选择专业时却“另有所爱”。1991年林炜参加高考，填报的志愿是电信专业，不料却进入了皮革工程专业。
“这不就是做皮鞋的吗？我不干。”林炜心里嘀咕着，为此她懊丧苦恼过。后来，她才得知，该校在这个专业设有轻工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其学术地位在全国首屈一指。很快，她又定下心来学习了。1996年 9月，林炜和导师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第三届亚洲国际皮革科学技术会议。林炜不仅宣读了论文，还成为会议主持人。这一年，她才 24岁。
对于成果的高价转让，林炜显得平静。她觉得成果能运用于生产，是对她多年研究的一种肯定。至于700万元如何处理，她还来不及细想。签约后的当天晚上，她与老师商量，如果拿到这笔转让费，她想首先用作课题经费。 1996年，林炜的成果在重庆东风化工厂试产后，工厂践约付给林炜 10万元酬金，林炜全部用作了课题经费。林炜说：“我并不是为了钱才搞科研的。”她很不习惯人们称她为“大学生首富”。在学校里，她生活十分俭朴。 20多岁的姑娘，从来没买过化妆品，也没穿过一套高档服装。她自我解嘲地说：“我一直是素面朝天。”
今天。新的知识分子正给这种知识经济生产力主导的改革注入新时代的内容，通过新的生产力的突破，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历史性动力。强调生产力，不是离开改革，不是单纯技术观点，而恰恰是在恢复中国改革的原教旨，恢复中国改革的本来面目。在知识的解放中，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力量已出现，知本家，就是以独立的力量出现的企业家和思想家群体。此前，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曾被冠以不同的称呼：从小资产阶级，到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总是比照、依附于其他人群来定位自己，总之没有一个是本来的自己。“知本家”的提法之所以好，在于它剥离开了那些附加的东西，显示出这个时代使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的力量，而且成为主流的力量这样一种大趋势。
在很久以前，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在以往的时代，知识只有依附于土地或资本，才能借力发力，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只有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了主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走到舞台的中央。但是，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单纯的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他既是精神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又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既是思想家，又是企业家；他既是精神的力量，更是现实的力量。这种不同于“知识分子”原有语义的知识创造者，用“知本家”这个词，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今天，微软一个公司的财富，若按国家已排到世界第十位。也许用不了多久，西方七国就要面对和他们财富相当的知本家七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将被彻底打破，世界范围的知本家时代真的要到来了。
二、“面对面”的知识
在信息社会中，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处理和生产各种不同形式的信息。计算机阅读与写作能力和接触网络设备的能力，比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写作更为重要。
虽然知识型经济深受信息技术的影响，但它与信息社会不是同义词。知识型经济的特征是需要不断学习归类信息和利用这种信息的能力。特别是选择和有效利用信息的技能和能力变得更重要。选择相关信息，忽略不相关信息，识别信息中的专利，解释和解读信息以及学习新的，忘掉旧的技能，所有这些能力显得日益重要。
学习过程并不（完全）依靠正规教育。在知识经济中边干边学（通过实践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将沉默知识转化为归类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信息技术的发展，非正规环境下进行的学习和培训因此成了掌握知识的普遍的形式。
显然，科学和技术是知识的核心。
而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候，“三大法则”——描述微处理器性能的迅速发展的穆尔法则；形容电脑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数目的平方的梅特卡夫法则；说硅谷的数字脑袋中有一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心理的盖茨文化霸权法则——将以威力空前、无可逃避的历史力量改变着现实。
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都需要不同寻常的人，而不需要事事顺应潮流、听天由命的人。推动社会进步的往往是那些具有革新精神、敢于打破常规、改造环境的人。如果你要变消极适应环境为积极改变环境，就必须学会抵制促使你顺应社会习俗的各种压力，可以说这是真正生活的必要条件。这样，别人或许会认为你这是离经叛道；然而，要自己思考问题，就要准备付出这种代价。人们可能会说你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正常”人可能不会赞许你，甚至会孤立你。其实，既然你否定了其他人所信奉的行为标准，他们自然会不以为然。你会听到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种论点：“如果每个人都仅仅遵守自己愿意遵守的规定，那我们的社会将会成什么样子呢？”对这种说法的一个简单答复便是：大家不会都这样做的！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习惯于依赖外界、循规蹈矩，因此他们不可能都这样做。
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旧观念总是在交织、碰撞，进步总是与过时的传统发生冲突。我们要努力争取的，是灵活做出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要能够不受精神束缚，不总是严格按规矩办事。不必时时刻刻考虑社会环境的需要。否则，你就是一个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的人。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需要有灵活性，需要自已不断地确定在具体情况下各种规定是否适用。的确，亦步亦趋、照章行事比较容易，但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很难有所建树。相反，那些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为社会环境左右的人，却总是出人意料地取得成功。
英国纺织巨头——霍格荣登集团公司总裁宝座时还不到44岁。从他的奋斗经历看，他似乎从来没有缺少过工作机会，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过挫折，而是他以不断更新观念、更新思维，粉碎了成功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选择最可能成功的机会。
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他说：
“用传统的眼光看来，我想人们会说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对工业的概念，认为在那个领域里，竞争不象想象的那么激烈。我想那是出于我的直觉。”但是，当他感觉到他将能在工业界有所作为时，他还是被这种感觉吸引了过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性格上的特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霍格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他说：我认识到，尽管我受到了尽可能高的英国文化教育和熏陶，但在所有关键领域里，我的知识远远还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就读于哈佛大学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我从此进入了一个非英国文化的环境，并接受了极有效的商业教育，这种教育使我能在后来的企业生涯中节省了2／ 3的学习时间，并且很有竞争力。我因此受益匪浅。
霍格的哈佛毕业证书没能使他在英国工业界找到工作，但帝国化学公司聘任了他。他没有接受聘任，而是拿着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到瑞士的企业指导方法研究所的商学院当了教师，这期间，他经常巡回欧洲，考察工业界情况。
霍格一直是个意志坚定的人，1986年当工业组织公司成立的时候，他担任该公司的第二号人物，而第一号人物是总裁考陶尔德公司的克尔顿爵士。克尔顿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是英国工业界最精干但又独断专行的人之一。但是霍格与他合作的很好，任期两年结束以后，霍格去了考陶尔德公司。
霍格说：所有这些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油漆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士气低落。国际油漆公司实际上未能得到它的申报单上所预先估计的利润额，从而不得不降低股息，这在伦敦商业界是极不应该的。我想这些无疑是我所干过的最棘手的工作，当然在我成了考陶尔德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之前，我感到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处在这个位置上了。整个企业的情况一团糟，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次挑战。该把焦点集中于哪些市场？他为此斟酌了不少时间。他最后决定集中在工业市场上，特别是向海外市场倾销。在国外市场上，国际油漆公司的油漆有1／ 3销给了外国造船主和买船者。
霍格说：“在开始时，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很有必要充分估计可能取得的成功。有一次，我觉得自己心力交瘁，大概是由于旅行和过份劳累的缘故，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之所以想起这件事，只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在哈佛上的一课，它告诉我，不要在疲倦的时候做任何决定，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我又反复地体会到了这一课的意义。在诸多事务上，我都忍受着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的打击，这就是改变现状所面临的困难。当然，公司的有些方面传来的不少好消息也会令人振奋，它可以慰藉你的辛勤劳作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失望。所以，要有真正的耐心来正视困难。同时，为了不断适应新情况、新问题。就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
考陶尔德公司的销售额达10亿多、利润 1． 2亿英镑。不到 10年时间里，考陶尔德所雇佣的英国人从 5万增加到 14万。这是由于它大规模进行投资建设，以便能够与从第三世界源源流人英国的廉价纺织品相竞争的结果。用于建造新工厂和购买机器上的投资达数亿英镑，考陶尔德公司努力使英国纺织工业合理化。
霍格成功的原因，除了他自身坚韧不拔的个性之外，便是来源于哈佛大学积累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使他获得了力量和财富。
尤其是在信息社会里，我们使知识的生产系统化。以工业来做比喻，我们现在大量的生产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知识。知识和宇宙中的其他力量不一样，它不适用于守恒定律：知识可以被创造出来，可以被毁掉，而最重要的是它有合作增强的作用，也就是说，整体的值要大于各部分的和。
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
三、知识资本家
21世纪经济权力最核心的两种思想，相互对立地产生在哈佛园区相距两公里的地方。
前一种思想代表右（COPYRIGHT），后一种思想代表左（ COPYLIFT）。从前一种思想中产生出 WINDOWS，并派生出一位物质世界的首富——盖茨；从后一种思想中产生了 LINUX，并派生出一位精神世界的首富——斯台尔曼。
知识霸权和知识自由，这两大思潮的对立，将像原子核的对撞一样，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汇处，击出21世纪文明本质的冲天火光。每个历史转折时代，都会产生启蒙者。启蒙者的任务是最先把新时代的本质告诉社会，让人们在“新”和“旧”的矛盾中，选择站到“新”的一边。
今天，历史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人类正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这是几千年才有的一次转变，我们有幸赶上了。
但这次转折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思想家不见了。通常作为启蒙者的经济学家，在这次转折中，成了觉悟最晚的人，反而需要剜人来为他们讲解信息经济ABC。这个时代，除了经济学家外，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信息社会即将到来。
这个时代真正的启蒙者，成了IT本身及其企业家。互联网所具有的思想的力量，正通过技术实践的形式，对社会发挥影响。 IT业那些启蒙者，依靠知识一夜之间成为资本的拥有者。
他们将知识这种无形资产物化成有形资本，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财富的神话。
中国IT业年轻有为的知本家王志东就是这神话中的一个。
王志东运用知识力量创造未来财富之路是从WINDOWSl． 0程序开始的，为了写出汉化 WINDOWSl． 0，王志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1991年 10月，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 EDI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他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
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1． 0版。不久，他碰到了一个一起上街的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 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 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
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王志东感到很痛苦：“我不去国营单位，到公司；没留在方正，自己办公司，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个很轻松的工作环境，如果在自己办的公司里面，还出现这么大的人事、权力矛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
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象我做个作业似的。”
虽然王志东这样宽慰自己，但中文之星毕竟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中文之星就像他的儿子。他现在要为他当初的幼稚想法付出代价了。公司成立之初，大家都同意王志东把中文之星登记为个人发明，又让王志东当法人代表，王志东却说：“我才懒得管理啦，我还是做技术吧。我当时还担心技术是我的，如果权又在我这边，不平衡不好意思呢。”
王志东认为，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霉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 1994年 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 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 RICH． WIN最快 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 5年到 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5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 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 BDW－ I的源代码；
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 21所有源代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 2． 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10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象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王志东带领一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1995年 7月，王志东去硅谷“淘”风险资金。在摩根斯坦利，王志东看到他们正忙着帮 Netscape上市。此时，王志东并没觉得 Intemet在硅谷有多热。可是等到 10月份，王志东再去硅谷（此时 Netscape已经上市），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用王志东的话形容就是：“整个天都变了，硅谷为 Intemet疯狂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志东开始在硅谷泡网。上了几天h1． temet，最直接的收获是将笔记本上的驱动程序升级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网上生活的感受对王志东触动很大。
1995年，国内想找一个 Intemet帐号都很难，一直到 1995年底，四通利方才从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拿了第一个 Intemet帐号。
这个帐号的连接速率是9600波特率，不能 WWW，服务器连的不是中继线， 8个号码轮番拨才能拨上去。当时 Intemet在四通利方的典型应用是：“告诉大家！谁要和国外联系，可以用 E— mail了。”
1996年 5月，香港和美国几家 ISP、 IGP找到四通利方，希望四通利方提供 RichWin简化版， RichWin完整版对于 Intemet应用来说显得太重了，而且价格太贵。
这些美国和香港的ISP、 ICP众口一词地告诉王志东： Rich． Win天生就是为 Intemet制作的。因为 RichWin支持多内码，但多内码功能如果不应用在 Intemet上，除了打台湾游戏有些用外，别的也派不上多少用场。
此外，四通利方明智地和这些ISP、 ICP签约，为它们提供 RichWin简化版放在海外中文站台上，供网友任意下载。四通利方对此并没有要求利润回报，唯一的条件是在这 ISP和 ICP上争取一些空间，用于放四通利方的主页。
在这一点上，四通利方和网易一样都暗合了Intemet上的免费原则。今天，倘若谁还要从事 Intemet方面的经营，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想着怎么样赚钱。
1997年年底，四通利方完成第一融资，当时统计了一下站点的点击率，发现四通利方每天的点击率超过了 90万。王志东清楚地记得 Yahoo！上市的时候，每天的点击率也只有 100万次。
王志东认为，四通利方网站到了商业运作的时候。这就是ICP，以广告作为网站的首要赢利来源。
1998年 8月，王志东去硅谷之前，请华登投资顾问茅道林给他列一个可能在 Intemet上洽谈合作的公司目录。茅道林给王志东开出了一个包括 20多家 Intemet公司的名单，其中就有华渊。
王志东拜访完华渊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服”：“怎么我们想到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全让他们给做了。”
对付华渊的策略无非有两个：一个是玩命地跟华渊打，逐步向台湾、东南亚、北美和香港渗透，独自走国际化的战略；一是和华渊合并去打Yahoo！中文。
和华渊的接触让王志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势单力薄。“仅靠四通利方打美国和台湾市场，不能说打不进去，肯定能进去，但资金至少需要1000万美元，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Internet上三年一个朝代，即便我们国际化的进程中，原来的计划全都达到了，但也很可能最终输掉。和华渊合并至少能节省一年时间，一年时间在 Internet上含金量很高。”
“另外，华渊有网站经营经验；美国和台湾的Internet市场都比内地成熟。台湾 2000多万人口， 300多万网民，市场很大。”
想清楚了这些，王志东再一次去硅谷和华渊总裁姜丰年谈判，就谈得十分顺利，前后时间只用了一个星期。最后，华渊作价2000万美元，四通利方作价 2500万美元，四通利方和华渊两个公司都是新成立公司新浪的股东。
王志东就是这样将他的知识转化为财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知识能够瞬间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财富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中国IT业另一位奇人——大名鼎鼎的求伯君正是深谙此理，所以才能始终常胜不败。从 WPS97直到 WPS2000，求伯君始终在创造着知识与财富的奇迹。求伯君一接触计算机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 1983年，求伯君为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个借还书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台 Honeywell— DPS6小型机和几十个终端组成。从设计到开发，求伯君一个人利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完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刊登了“一个学生求伯君研制成功国防科大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新闻。但求伯君没有记住那是一份什么报纸，“当时没有去在意这种事情。”
图书馆程序是求伯君写的第一个能用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求伯君挣了40多块钱。
1986年，求伯君开始研究当时的汉字系统 CCDOS，把它的缺点找出来，用 Debug做一些小改动。那时候， CCDOS拼音输入法输入一个字母，显示一行待选汉字，连续输入拼音时，必须等上一行完了，才显示下一行，速度极慢。求伯君对 CCDOS的第一个改动是：连续输入拼音时，第一个拼音字母对应的待选汉字即使没有显示完，如果这时接收到了下一拼音字母，上一屏待选字行将不再显示。
这是求伯君第一次深入地接触PC，对 CCDOS的分析为他以后写 WPS的低层 SPDOS奠定了基础。
从1988年 5月到 1989年 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旋龙为他在深圳包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肝炎，第二次肝炎复发，第三次又复发，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
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的时候，求伯君没有任何感觉，“任何一个产品，做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感想，所谓感想都是以后总结出来的。”
作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还在上大学的雷军一看到WPS就感到震惊，“我不相信中国还会有这么好的软件，当时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在香港做的。”
WPS没有做广告，也没有去评什么奖，仅仅凭着口碑，就火了起来。
WPS开始挣钱了，每年 3万多套，每套批发价 2200多元。
“但这是公司赚钱，对我来说，没赚什么钱，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开发之初，既没和公司谈提成，也没和公司谈股份，什么都没有。是老板好，给了我一点奖金。”
“如果从开始就想着怎样赚钱，我也不会有今天。事业和金钱无关。当你全身心投入开发的时候，不给你钱你也要干。开发时，根本没有心思考虑报酬。只有先成就了事业，才有资格谈报酬。”
1995年，微软向求伯君抛出了绣球。求伯君拒绝的原因是：“第一、微软的态度比较傲气，给我的感觉是，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们，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干，到我们这里有前途。’使我难以接受；第二、好多朋友劝我，你这杆大旗可不能倒。”
支撑求伯君做下去的原因是，他坚信“Word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求伯君对 WPS的一往情深起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求伯君 200万元把别墅卖了，使 WPS97开发维持了下去。正是这种感情驱使求伯君带领开发组数年如一日，每天工作 12个小时，每年工作 365天，从来都没有停过。
在中国IT界，求伯君像一棵长青树，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出知识与财富的传奇。
21世纪，再也不是财富逐渐累积的时代，而是财富横空出世的年代，这种“横空出世”的财富力量来源于知识，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谁就会成为未来世界财富的拥有者与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