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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

1916年

12月19日,毛泽东自长沙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内称:“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合。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天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不可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

[附注]“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见《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颜子,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贾生,即西汉贾谊。

卢升之,即唐初诗人卢照邻,后人辑其文,称《幽忧子集》。

“鱼馁肉败不食”。见《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

“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见《孟子·尽心上》:“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1917年

4月1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第一节《释体育》称:“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饥极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盏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饭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

[附注]“西山之薇”,见《史记·伯夷列传》。

“井上之李”,见《孟子·滕文公下》。

“子之燕居”句,见《论语·述而》。

“食饐而餲”句,见《论语·乡党》。

“射于矍相之圈”句,见《札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

庖丁故事,见《庄子·养生主》。

在《体育之研究》第三节《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中,毛泽东写道:“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天,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附注]“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见《史记·刺客列传》。

颜习斋(1635—1704),即颜元,清初学者,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与弟子李塨的学说合称。颜李学派”。

李刚主(1659—1733),即李塨。清初学者。

在《体育之研究》第四节《体育之效》,毛泽东写道:“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往来传教,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7月,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萧蔚然等外出游学,他们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此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又到安化县城——梅城,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又叫铜钟滴水),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附注]《老子》,春秋末期思想家老聃的著作。又名《道德经》、《南华经》。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任周柱下史,晚年居沛(江苏沛县),躬耕授徒,后入关中。

8月23日,毛泽东自长沙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就大本大源探讨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在谈到君子应救小人时,毛泽东说:“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被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欺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人小人也。”

毛泽东信中还提到自办学校,他说办学有三忧,其中最忧是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唯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竹,冀可勉强支持也。”

1918年

毛泽东因足疾,在北京同仁医院医治,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看了全部《资治通鉴》,且加批注。

1919年

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文章写道:“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文章又指出:“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附注]“师严而后道尊”,见《礼记·学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宋朝欧阳修《答祖择之书》:“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

11月25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写的文章《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

[附注]“子甚宜其妻”,见《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

1920年

3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信给周世钊,在信的一开头写道:“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接着,毛泽东详细叙述了他暂时不想出国,而想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好处。其中,他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附注]“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见《诗经·小雅·蓼莪》。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毛泽东1936年回忆此事时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附注]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次旅行是在1919年初,年代久远误记。据有材料说,他是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14日即抵达上海,似乎没有时间中途下车作这次参观,游览。而1920年则是4月11日离京,5月5日方抵沪,时间尚很宽裕。

9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刊登了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借登的、由毛泽东于本日拟就的《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第二条是他所提出的“本会研究之问题”,共71个,其中第四个是“孔子问题”。在第五条中,还提出“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此项列举了孔子问题。

9月6、7日,湖南《大公报》连载毛泽东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内称:“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哪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国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耀,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附注]“长沙国,以小弱见全”,西汉初,封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后诛异姓诸王,唯长沙国小,且居荒僻之地,而未废。

9月27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释疑》。他指出:“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

[附注]子产。即公孙侨(?—前522),春秋郑国正卿。公元前543年执政,改革田制,发布法律条文,保障公私合法利益。

1922年

5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提出必须注意劳工。他说:“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附注]“殷鉴不远”,见《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1925年

毛泽东写词《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者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附注]“挥斥方道”,见《庄子·田子方》:“挥斥八极。”

1926年

5月15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课。

毛泽东在讲授《农村教育》这一课程时,分析了农村教育的阶级属性。据学生冯文江听课笔记记录,毛泽东说:“地主的文化完全是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乃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又说:“什么是封建?就是古来三代以上以下的时代,为君的封某一臣至某处,这地方的人民,土地粮税,都归他管着。所谓牧民政策,古有采邑之制。他若死了,他的大子就承袭着,于是孙而子、子而孙的相传下去。时间久了。恐人民起来造反,遂施以教育。但是人民有了知识,就更容易造反了。于是设法施以忠孝的教育,使人民知所尊从如事父如君是也。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庭制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毛泽东在讲课又分析说:“孔子之道与农民间文化关系: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

10年后,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27年

3月,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附注]“引而不发,跃如也”,见《孟子·尽心上》。

1926年大革命时期,党内有些同志既想发动群众,又怕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找自己麻烦,心情处于矛盾之中,对此情况,毛泽东讲了个“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是时公非常喜欢龙,并在室内各处都雕两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魂不附体,一命归西。接着他风趣地说:“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附注]“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叶公,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子高。

毛泽东写《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附注]“同仇”,见《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1928年

3月底,毛泽东在中村得到了湘南起义失利的消息后,便立即率领部队继续向湘南方向前进,以接应和掩护朱德、陈毅的部队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离开中村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附注]“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见《论语·卫灵公》。

秋,毛泽东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写有《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附注]“众志成城”,见《国语·周语下》:“故谚曰:众心成城。”

1929年

1月4日,一个重要的会议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召开,史称“柏露会议”。毛泽东作为井冈山上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传达了中共“六大”文件之后,会议的紧急议题,便是如何对付3万多敌军正在收紧的包围圈。局势空前的严重,“直捣井冈山老巢,活捉朱毛”之声,已经侧耳可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又一次出人意料的建议:留一部分人守山,另一部分人出击。出击可以把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吸引过去。此计名唤“围魏救赵”。毛泽东对这类典故烂熟。他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兵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因此解围。毛泽东此时在井冈山的威信颇高,因为人们从“八月失败”中认识到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受到了大家的赞同。

[附注]“围魏救赵”,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53年,魏军围攻赵都邯郸。齐军救赵,认为魏军主力在赵,乘凉攻魏,魏军回救,在桂陵(山东菏泽东北)中伏。大败。赵国之围遂解。

春天的于都会议之后,毛泽东从江西于都出发去兴国前一天的傍晚,陈毅、谭震林和江华三人陪着毛泽东在河边漫步。毛泽东突然停下脚步,问:“你们说,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谁也答不上来。他们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海阔天空的思维。“我说鱼要睡觉。”毛泽东自己回答,“作为高等脊椎动物,鱼有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这就是它的醒和睡。这一醒一睡,就像生与死、动与静、阴与晴一样,是…组矛盾。这二者是对立的,又统一在一个事物中,构成这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从一条鱼,毛泽东也能阐发出深刻的哲理来。这时,具有学者风度的陈毅突然冒出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庄子的话。毛泽东即用庄子的话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说罢大笑不止。陈毅笑后说:“还是党代表说的有科学根据哟。我说的,有点子诡辩的味道啰!”

[附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见《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红四军和红五军4月1日在瑞金又一次会师。3日,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朱德接到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党中央“二月来信”。4月5日,毛泽东起草完给党中央的复信。毛泽东在复信的开头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接着说;“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附注]“为渊驱鱼”,《孟子·离娄上》:“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鹧也。”

10月,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附注]“战地黄花”,黄花,见《吕氏春秋·季秋纪》:“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花)。”

1930年

1月5日,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附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书经·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唯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7月,毛泽东写《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

[附注]鲲鹏,见《庄子·逍遥游》:“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着重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写道:“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文章批评了某些领导者乱处置事情,指出:“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附注]“每事问”,见《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

11月4日,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牺牲,毛泽东写信,文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附注]“百身莫赎”,见《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QGsB82K/Fz3fsifGU0Z7LWgK8wxZMJOizWCxh2+HSX8uH/K5x3ubA9m6Ij2ljX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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