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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

春,刚满8岁的毛泽东,从湘乡大坪唐家圫外婆家回到韶山,与父母、弟弟一起过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父亲就把他送到离家不到100米的南岸私塾,拜塾师邹春培为师,接受启蒙教育。私塾设在邹家公祠的小阁楼上,邹先生50多岁,身着长衫,表情严肃,他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正式拜了邹先生为师,先生开始教毛泽东读《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

[附注]《三字经》,明清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撰,明、清学音陆续有所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1140字。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论汇编。

《孟子》,儒家经典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言论的汇编。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滨儒家的《论语》等四书。”

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一书引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称:“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说:‘我8岁起就厌恶儒学。’”

1903年

夏,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邹春培对学生们吩咐道:“我中午外出有事,不在蒙馆,你们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等下我就回来。下午再点读新课——《论语·先进》篇中的《子路曾晳公西华侍坐章》。”邹春培走后,毛泽东草草地将课文预习了一遍,待看到新课中曾晳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及“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之句时,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想去池塘游泳。邹春培回到蒙馆,翻开将要点读的课文,蓦然间,孔夫子那句“吾与点也”映入眼帘,便尴尬地放宽脸色,不再追究,却采取了另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对对子——对不上,再另行惩处。他在黑板上写下“濯足”两字,毛泽东略加思索,从容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一侧写下“修身”两字。

[附注]曾晳,孔子学生。武城(山东兖州)人。他也是孔子学生曾参的父亲。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毛裕初。毛裕初比毛泽东长4岁,论字辈,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他们在南岸私塾是同学。这次会见,谈到了数十年前的那件事。毛裕初回忆说:“有一次,邹先生外出有事,叫同学们呆在私塾里温书。等先生一走,你就带着大家去南岸下的那口塘游泳。正当大伙玩得痛快的时候,先生回来了,见大家在塘里玩水,便要处罚同学们,怎么个处罚法呢?先生既不打手板,也不罚站,而是想了个主意叫大家对对子。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左传》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心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1904年

秋,毛泽东转到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润生。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

[附注]四书,系《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合称。“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它在五四运动以前的近700年间,被定为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即五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它系封建宗法社会的最高理论。也是当时规定必读的教科书;但它也保存了古中国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料。

1905年

春,毛泽东就读桥头湾私塾,塾师是周少希。他继续又读四书、五经。

毛泽东曾经引经据典和父亲斗争。那就是他父亲经常责备他“不孝”,他就据理力争说: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必“父慈”在先,就是说“父慈”而后“子孝”。

[附注]“父慈子孝”,见《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渭之人义。”

1906年

毛泽东在离家七八里的井湾里私塾读书,由塾师毛字居讲授《春秋》、《春秋左氏传》等经书。当塾师看到他喜欢读杂书,就故意多加些《左传》之类的经书课文,让他背诵,他都能应付裕如。

[附注]《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相传是鲁国史书名称,孔子曾撰写过这部书。后来左丘明据《春秋》,并参考了春秋各国的史书编成一部春秋各国史书,称《左氏春秋》,晋朝杜预把《春秋》和《左氏春秋》合编在一起,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用《左氏春秋》解释孔子的《春秋》,后因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毛泽东从1900年直到1906年他13岁时辍学在家,共读了6年私塾,大都是读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使他初步接受了孔孟思想的支配。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文章中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在6年的私塾尤其是南岸的近2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能背诵出许多名篇名句,以至历久不忘,在后来的著述中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1909年

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这年,他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两处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毛泽东读了《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

[附注]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认为乌龟井私塾的塾师是毛岱钟的父亲毛简臣,他是毛泽东的堂叔祖父。

《史记》,西汉司马迁(前145—前87)撰,记述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130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纲鉴类纂》,明朝王世贞依据宋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

《日知录》,清初顾炎武撰,系作者整理30年读书札记而成,内容包括政事、经济、历史、经义、世风、礼制、艺文、兵事、典章、术数、天象、地理。

1910年

东山小学每星期日上午,都由教员出题目,作文一篇之后才能休息。毛泽东写的《言志》、《救国图存篇》、《宋襄公论》等写得好,在全校出了名,为同学们所传诵,深得老师的赞赏,如老师贺岚岗、校长李元甫都很器重毛泽东,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

[附注]毛泽东写的《宋襄公论》的作文,因是用“康(有为)梁(启超)体”作的,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国文教员谭咏春看了以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字,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宋襄公(?~前637),春秋宋国国君,齐桓公死后,曾为齐国平内乱,立新君,由此企图代霸,在会盟中为楚欺,被诱俘。释放回,与楚在泓水(河南柘城东北)决战,以先礼后兵,屡失战机,在溃败中受伤,因辱而死。东汉以来史书,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有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毛泽东立即为书中人物所吸引,特别是读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地在书上浓圈密点,表示赞赏。还书时,他对萧子瞕(萧三)发表了自己的读后感:“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附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见《大戴礼记·保傅》引谚语“前车覆,后车诫。”

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

[附注]尧,古史传说的陶唐氏首领,称唐尧,原居冀方(河北唐县),后迁平阳(山西临汾)。让位于虞舜。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家誉为禅让的贤君模式。

舜,古史传说的有虞氏首领。姚姓,字重华。主要活动区在虞(河北虞城),故称虞舜。后禅让于夏禹。他和唐尧,同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家誉为样让的贤君模式。

秦皇,即秦始皇(前259~前210),秦王朝建立者(前246~前210在位)。中国第一个皇帝。

汉武,西汉皇帝,即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古中国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

1912年

毛泽东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认定毛泽东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他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

[附注]《资治通鉴》,宋朝司马光等撰,291卷,记述自周或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间1362年历史,是编年体通史。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这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附注]《御批通鉴辑览》,清朝乾隆年间官修,共116卷。采用《纲目》和《通鉴》的体例,扼要叙述黄帝至明末的史事,由清朝乾隆帝核定,并加以论断。

6月,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期间,写有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赞扬商鞅变法,并发表议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到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毛泽东的国文教员阅此文后有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有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

[附注]“商鞅徙木立信”,见《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1913年

毛泽东当时每天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对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整本地抄下,如杨昌济翻译的日人《西洋伦理学史》,他就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他做的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从灰烬中救出一本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

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47页(94面),1万余言。前面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面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笔记,当是1913年至1914年听杨昌济先生讲课时所记。

《离骚》和《九歌》系全文抄录,一丝不苟,可见爱好之深。《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等,都曾涉及。

[附注]据《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考证,毛泽东的这本笔记中的《讲堂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他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录,本篇前面部分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课堂记录(当时预科修身课教员是杨昌济,国文课教员是袁仲谦)。本篇后面部分主要是毛泽东阅读韩愈文章的笔记。《讲堂录》涉及几十位中外著名学者文化科学家和政治家,其中先秦人物就有孔丘、孟轲、左丘明、孙武。

《离骚》,战国末期楚国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一篇。全篇以作者与楚国没落势力问的激烈斗争和冲突,突出表现他的进步思想、政治热情、贞洁的情操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九歌》,战国末期楚国祭祀鬼神用的乐曲。系经屈原加工和修正。

1914年

毛泽东在图书馆借到一些史地书籍看,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1915年

5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启事”是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用兰亭帖体书写,大意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罗章龙见启事后,去信愿相交。据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说:“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我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这才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三字繁体的笔画,加起来共是二十八画。毛泽东同志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的‘启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他对这个图书馆非常熟悉,曾经在这里自学了五、六个月。我得到信后,便将这事给同班一个姓陈的同学讲了。他问我们是否彼此熟悉?我说不认识,他表示愿意陪我一道去。当时毛泽东同志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9时开始,直到图书馆12点休息,整整谈了3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得更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他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分手时,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以后,每逢周末,毛泽东与罗章龙相约晤谈,屈原的故居(玉笋山)、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他们也都一同去访问过。

[附注]“愿嘤鸣以求友”,见《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敢步将伯之呼”,见《诗经·小雅·正月》:“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庄子》,又称《南华经》,战国楚人庄周(约前369—前286)所作。今存32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庄子》有丰富的哲理,文章有谲奇的比喻,大胆的夸张,也有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度。

“管鲍之谊”,管,管仲,鲍,鲍叔牙,他们都是春秋前期齐国的大夫。管仲未得志时,鲍叔牙常给以资助。

毛泽东给一位朋友写信,信中说:“孟轲好辩,不得谓之佞;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不得谓之佞也。”“苏张纵横,其舌未淑也,离朱巧察,其目不眯也。”他说,“夫古今门户之争,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浊流之分,在学有汉氏、宋氏、程、朱、陆、王之异。政无论矣,学亦多讥,主奴出入,各植徽桓,招引朋徒,相啮轧不休。”

[附注]“孟轲好辩”,见《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苏张纵横”,苏张。苏秦。张仪,战国后期著名的纵横家。

“离朱巧察”,见《慎予》:“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予百步之外。”

8月,毛泽东在准备从长沙回家省亲前,给萧子升写信。内称:“今夫人者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抟其类以为群。夫言以灵而发,群以言而抟。然则言也者,顾不贵欤!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日唯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虽然,仆则思之,天地道藏之邃窎,今古义蕴之奥窔,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证而广识哉?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龙、比以言而诛,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谈论治学。内称:“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

[附注]“朱子补《大学》”,指朱熹补“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信中所引,原文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博学于文”,见《论语·颜渊》。

“博学而详说”,见《孟子·离娄下》。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评论了王安石,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附注]《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搜集周朝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思想,增删排比而成的汇编。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人。宋熙宁二年(1069年),提出“变风俗,立法度”。《字说》是他写的一部文字学著作。

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信中写道:“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又写道:“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

[附注]“元凯臣舜”,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扬刘臣莽”,扬,指扬雄;刘,指刘歆;莽,指王莽。

“朱子谓”句,见《朱子语类》卷八。

“幽谷乔木”,见《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见《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 UxG2I4yfKjUBMUqzSmEOqlqf9jfixLFtZ0AOA0uq54zpNO7hlfIbQUVU/cA7G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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