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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个有名的浙商这样说：在一个企业的经营中，政治是天，天气好时，可以晒晒霉了的被子；外面刮风下大雨，你却拿被子出去，肯定不合时宜嘛。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适应政治环境。
浙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政治经济学的高手，都能看到政策的制定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准确地把握经济脉搏，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让自己的生意越做越顺，越做越大。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企业做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取决于企业是否充分利用政策或关注政策的变化。”他一直强调，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没有政策，企业就难以生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正泰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就是企业最好的政策。
因此，所有的浙商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对本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策都非常敏感。因为他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企业能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政治大气候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商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做企业一定要搞清楚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鼓励什么、抑制什么，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
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曾当选为“风云浙商”，获得了很多奖项。庄吉集团在“庄吉”商标之争中，最终战胜了国际强企“沃尔玛”，这是境外企业对温州市首例商标撤销案。
郑元忠取得的成就与他关注政治局势、把握经济脉搏是分不开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他，而后来党把民营经济写入宪法，国务院出台的《三十六条》意见，彻底解放了民营企业。郑元忠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跟着政府的政策走，所以他成功了。
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他说：“温州人说我胆子大，敢到商海里闯，其实我有一个秘方：随时注意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动态……”
曾经的郑元忠在经商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波折，还坐过186天的牢。
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贫困当中的郑元忠也抓住机遇，从事电器行业。谁知，1982年12月，一场运动把他和几个从事商品经济的致富者逮捕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罪”。其中，郑元忠被扣上了“机电大王”的帽子，以“投机倒把罪”关了186天。
直到后来郑元忠才得到了平反。后来的郑元忠非常重视国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他弃商就学，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多学习一些知识，能够在政策中牢牢抓住市场。
1993年，郑元忠跟着政策走，投资2000万元创立了庄吉服饰企业，成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之一。
三年后，郑元忠组建了庄吉服饰集团，并在同年成为温州市第一家跻身全国服装行业“双百强”企业，并在次年评为“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庄吉已经创造了许多第一：全国第一家利用品牌做抵押贷款的民营企业；温州市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等。庄吉还与中国美院、杭州丝绸工学院等多家大学和科研单位合作，成功地把庄吉定位于高端的服饰品牌。
在“2004年度十大风云浙商”颁奖之际，正是国务院颁发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之时，郑元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回顾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感慨道：“《三十六条》感动中国，感动浙商，更感动我自己。”
郑元忠是光明磊落的，但是，由于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重视政策让他吃了大苦头。很多人在经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与国家政策对着干，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所行之事与政策背道而驰，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如果不了解政策的含义，如果不懂得避开政策的雷区，意外的结果就会让自己措手不及，无法应对。而事实证明，政策永远是经商的向导，得政策者得市场，失政策者失市场。
再如曾昌飚，他整整等了7年才进入朝鲜市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等朝鲜改革开放。他说：“2003年的时候，朝鲜派了200多人到上海学习。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因为这表明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决心，也透露了对中国开放的信息。于是我主动找到朝鲜大使馆的大使，他派了他们的安全部部长来跟我谈话。我很真诚地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拒绝真诚的合作与金钱。我还告诉他，我去过朝鲜，深深感觉到朝鲜人民十分勤劳，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推动朝鲜经济的发展。”
就这样，曾昌飚顺利地进入了朝鲜市场。进入朝鲜市场后，他又时刻关注朝鲜的政局，以朝鲜政府的政策为导向，努力抓住先机，从而取得了成功。
曾昌飚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我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说与一个城市的发展同步，与一个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包括朝鲜政府），这样做，我就可以得到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与鼓励……”
看来，浙商在创业和经营上的成功，都离不开他们对政局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关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仅仅跟在政府鼓励的政策后面并非是赢得先机的唯一条件。要想先人一步抢占市场，还需要你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并用你的真诚与人格力量去影响政府，以得到政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