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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生活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伦理价值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一方面，竞争意识日渐发达，这有利于冲破封建禁锢，从而使趋利重商形成蔚然成风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逐利拜金的心态冲淡了道德律令，出现了一股影响近代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逆流，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光绪年间，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觐见皇帝时偶游海王村，见一家古董店装潢雅致，便驻足浏览起来。店堂里陈列着一只陶制巨瓮，形状奇诡，色彩斑斓，用大镜屏一映，光怪陆离，绚丽夺目。张之洞仔细审视，见四周都是蝌蚪状的篆籀文，难以辨识。张爱不释手，询问开价多少。店家称此物乃系某大官家的文物，特借来陈设，不能出售。张之洞怅然而归，但心中总挂记着这事。过了几天，他带了一个爱好文物的幕僚翁同和又去那店察看，翁同和也断定那巨瓮是古物，张之洞决定买下，令店主与大管家商议。过了一会儿，店主领来一个“大官”家的管事，开价3000两银子，最后以2000两成交。张之洞喜滋滋地带回巨瓮，命人把上面的篆籀文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把巨瓮放在庭院，里面注满水，养了几条金鱼。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雷雨。第二天一早，张之洞起视巨瓮，只见篆籀文已痕迹斑驳，化为乌有，始知前视“苍然若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
张之洞系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学府、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两江总督等职。翁同和是咸丰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即使是这样两个身居高位、见多识广的人也被古董商蒙骗了，可见晚清时假冒伪劣品的严重和巧妙程度！
胡雪岩开胡庆余堂，经营的是中医药业，这个行业自古以来就有单方秘制的特点，一旦制成药品，一般人是很难辨识真假优劣的，故有“药糊涂”之说。可是，药品事关人命，许多生药材（指未加工过的动、植物及矿物）含有对人体有毒的成分，必须经过水制、火制或水火炮制后，才能既保持药效又除去或中和其中的有毒成分。在达到药用要求后，还需对药材做取舍搭配，而这就要求药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减少贵重药的配量都会影响疗效，甚至会危及人的性命。
做生意三件宝，人好货好信誉好。针对种种欺诈行为，1878年5月胡庆余堂创办之初，胡雪岩就亲自立下“戒欺”的匾。
“戒欺”匾上文字的意思是说：做任何买卖都不可有欺诈行为，药业是人命关天的行当，更不能以伪劣药品牟取暴利，希望大家采购药材要道地，加工成药要精细，不至于蒙骗我又蒙蔽世人，这样才是积“阴德”，可说大家是为我着想，也是大家自重自爱。
胡庆余堂众多的匾额和招牌都是朝外挂的，用以方便顾客观赏，唯独这块黄底绿字、笔力遒劲的“戒欺”匾却是朝里挂着，正对着坐堂经理的位置，这包含着胡雪岩期望坐堂经理严格把关、督促众人恪守“戒欺”这个店训的一片苦心。
“戒欺”匾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信誉。信誉是多次商品交换中形成的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一种信赖关系，是商品的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具体体现。信誉是伦理学范畴，蕴含着功自心诚、利从义来的辩证关系，它要求商人以诚信原则来规范和制约自己的经济行为；信誉又是企业素质的综合反映，是企业经营文化的结晶体，它要求企业“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始终如一地保持产品的成分、质量和性质。
商品有价值，这个道理大家都明晰，孰不知信誉也有价值。俗话说：“挂着羊头卖狗肉，金字招牌也会臭。”自古以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典型不乏其例。
历史事实证明：靠投机欺诈只能获取一时的蝇头小利而自毁永久的声誉；恪守信誉、抓好质量才能创出牌子，开辟出取之不竭的财源。这个结论也是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而价值是通过使用价值来实现的，质量好的商品使用价值当然高，所以，货真质优是一切买卖成交的前提。凡消费者人人都希望价廉物美，但其中又有主次之分，物美占主导地位，如果不能做到物美又价廉，人们情愿质优价贵也不愿质次价廉，更不会容忍质次价贵。
胡雪岩正是作为一个有眼光、有头脑的经营者清楚地认识到信誉是生存发展的关键而亲立“戒欺”匾，“戒欺”训规代代相传，成了历代庆余堂人的“传世秘方”，120多年来，胡庆余堂真正做到了童叟无欺，货真价实。
一块小小的匾额，竟然成了胡庆余堂的象征性招牌。药店多的是，大家也都知道假药存在，都在标榜自己的药是如何纯，功效是如何大，但谁也没有胡雪岩的法子妙。他就凭一块“戒欺”匾，把“买胡庆余堂的药，吃着管用，放心”深深植入了顾客的心里，而且连当时的皇宫也要胡庆余堂进贡。可见“戒欺”的功效有多巨大。
历史事实证明：靠投机欺诈只能获取一时的蝇头小利而自毁永久的声誉；恪守信誉、抓住好质量才能创出牌子，开辟出取之不竭的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