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南宋时期（1127—1279）定居于湘阴县，此地位于湖南省内的洞庭湖南岸。600多年来，这个家族平稳地安居于此。家族的早期历史中，有一位名叫左大明的人是宋朝进士，做过浙江某地的小官。明朝末年，家族中的左天眷是直隶省的知县，曾抗击过满清入关。但总之，在这漫长的600多年里，足以载入左氏族谱的显赫人物和事迹，除此二人再无其他。这个家族贫苦、诚实、默默无闻，就跟中国广大的民众一样。

《左宗棠年谱》没有描述作为秀才和教师的左观澜，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满足于考上秀才而终生以教师为职业，还是想继续考试将来踏入仕途但科举受挫。不过，教师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最为高尚的职业。左观澜的妻子姓余，育有三儿三女。长子未过25岁而夭。次子高中举人，成了一个小官；他在书法和诗歌领域颇有造诣，并对天文学颇有兴趣，还获得过一些成果；维护家族传统是他最高的志向。而小儿子于1812年11月10日出生，就是这个小儿子，后来从4亿中国人中脱颖而出，名满天下，左观澜为小儿子取名左宗棠。这也似乎再次表明了人的命运是如何难以捉摸。

小时候的左宗棠，身体孱弱，挺着小肚皮，经常生病。从生下来到两三岁时，他都是一副注定早夭的样子。他深得祖父宠爱，祖父总是说：“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4岁时，他的祖父开始指导他的学业，左宗棠也从此开始了与其他读书人相同的繁重而漫长的学习历程。次年，他的父亲将家迁至长沙，因为左观澜在此执教，同时，父亲也教导自己儿子的学业。

因为父亲总是很难对儿子严厉起来，而教学的要求又使教师们不能对学生心慈手软，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即只要条件许可，都会聘请教师来教授儿子，即使自己也能为儿子提供指导。中国人觉得，在教学生时，如果不能严厉对待，学生就不会有出息。左宗棠的父亲之所以亲自教育儿子，是因为延聘老师教育3个儿子的费用太高，他支付不起。

旧中国实行的这套需要学生费尽心力、勤奋不息的教学体制，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场淘汰考试在起初就等着诸多学子，无论它对学生的品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每个通过考试的人，其性格都必定是刚毅而坚韧的。

《三字经》是学生们的第一本教科书，它成书于公元1060年。1068个汉字组成的6字对句，是这本小册子的全部内容。中国数百万人在800多年中，一直以它为开启读书生涯的启蒙课本。它简要地讲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中国的历史和传说等。就像威廉斯说的那样，“古代蒙昧时期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就包含在它的第一行之中，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学生们必须从头到尾背下这本经典，因此经常有人能将之背得滚瓜烂熟。一开始没有人为学生讲解这本书，所以学生们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多年之后，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才能被学生领悟。

《百家姓》是紧随《三字经》之后的第二本教材。这是一个按照诗体形式排列的汉字表，里面的每一个汉字都是中国人的姓氏；此外还有《千字文》，包含了字形和意思都绝无雷同的1,000个汉字，内容基本上是对《三字经》的补充。随后的教材就是：一本短小的诗集《千家诗》，里面的每一首诗都是4句；记录了孔子与其一位弟子关于孝道的谈话录《弟子规》；儒家宗师朱熹撰写的课本《小学》。威廉斯说，《小学》这本书的设计很是精致，对“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关于社交、教育原则和行为准则的理念”都有所展示。他还用了一句格言辅助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犹如信赖天神一样信赖《小学》，犹如尊敬父母一样尊敬《小学》。”

学生们要熟记所有这些教材，以致终生不忘。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教材内容全都是用古典文言写成的，而不是人们通常说的白话。这种深奥而简洁的语言，只属于那些能够掌握它的人，由此，懂得它们的知识阶级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4岁的小左宗棠要学习的就是这些内容。除此之外，他的功课还有练习写字——在模板上覆上一张薄纸，然后在纸上临摹大字，直到记熟它们。

一直以来左宗棠的成绩都很不错，他在6岁时，真正开始了中国传统教育核心内容的学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卓越的儒家学者朱熹，曾阐释“四书”的正文，对其做了烦琐的注解。这些注解的部分后来成了儒家哲学的权威解说，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正文。并且，当时中国的文人要想理解原文，也必须借助于这些注解。“四书”之后的课程便是五部“中国传统经典”，即“五经”——《诗》《书》《礼》《易》和《春秋》。除了《易》偶有例外，学生要背诵“四书五经”的原文。当然，也有不少学生为了更高的目标，还会背诵注解。

背诵传统经典远不是中国学子学习的全部内容。作文和修辞——学会写作优美、雄浑、简练的风格的文章，才是学习的难点。中国学子必须吃苦耐劳、长期研习，并拥有超凡的记忆力，才能在书法和文章写作方面所有成就。作文的优劣，对想要进入仕途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对这项课程的学习，左宗棠从9岁就开始了。他要以传统经典为基础拟定主题，模拟有可能在考试中遇到的题目，无数次地练习论文写作。在写作中，论文的思想必须严格符合传统经典，同时文体和书法也非常重要。在考试中最为致命的错误，就是所表达的思想不符合经典。

学生学习的时间，一般是从天亮到上午10时左右，以及中午到下午6时左右，教师会严格要求学生遵循这种作息时间。不过夏天的时候，学生们下午一般不上课，而冬天另外要加晚课。学生们也有假期，不过不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放假，而是在过年之前放假一个月，以及在一般节日时休假。

教师的教学流程是完全标准化的，他们无须动脑筋琢磨教学方法。首先，学生跟着老师朗诵指定的文章，直至他能将全文丝毫不差地读出来。然后他要大声朗读这些文章，直至能够背诵。这时，他会把课本交给老师，背对老师背诵文章。一篇文章背下来后，老师又按照这个程序让他背另外一篇文章。老师随时都会严厉惩罚那些不用功的学生。一般而言，老师的惩罚方式是拿一根戒尺狠狠地击打学生的左手手掌——因为右手要用来写字而不能受伤。很多时候，学生的手掌会被打得肿一圈。

小时候的左宗棠很是聪明，比其他同岁男孩超出甚多，更为可贵的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同伴及别的同辈人称呼他为“季高”，这个名字是“第三个儿子”的意思。只有他的父母和别的比他高一辈的人，才能叫他“宗棠”这个名字。另外他还有一个名，也称为“号”，叫“朴存”，是“能够信赖的人”的意思，通常这么称呼他的只能是最亲密的同辈朋友。所以，跟其他中国人一样，他有一个正式的名以及两个号或者别称。他性格骄傲、自夸并且自负，无法容忍别人的意见——他一生都是如此。所以，小时候的他并不受同学欢迎。他评论人和事的时候总是毫无顾忌，还喜欢高谈阔论，所以给自己招惹了不少敌人。小时候的左宗棠没有多少朋友，然而仅有的几个朋友都是挚交。每个喜欢他的人，都对他十分爱护。

他第一次参加初级考试是在15岁时，这是首轮淘汰赛，湘阴县知县是主考人。考试的内容只有一场作文竞赛，时间是一天。考生们在知县衙门旁边的一个大厅中集合，知县将题目发给大家，考生就此题目撰写论文。在这场考试中，左宗棠是第一名。胜出者的榜单告示在衙门的墙壁上贴着，而榜首就是他的名字。这种荣誉被称为“显名”，也就是“名声开始在本县显扬”。

次年的第二次初级考试他也参加了。在这场跟上次考试规模差不多的考试中，左宗棠再次名列第一，但他最后只取了第二名，这是出于对一名年长他甚多的考生的尊敬。如今，他有资格去角逐第一学位了。可是，刚刚结束第二次初级考试，他的母亲就故去了，按照中国的传统礼法，他必须守孝27个月。这27个月还没过去，他的父亲又辞世，于是他就又要守孝。按照礼法规定，除非皇帝特旨“夺情”，守孝的人不能参加任何公共事务及政务。因此，左宗棠要想参加考试，必须要等到下一届才行。

在守孝期间，左宗棠依旧在紧张地学习、备考。虽然整个“四书五经”的学习过程他全都经历过，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不再需要学习这种功课。无论是县里的初级考试，还是皇帝陛下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四书五经”都是考试内容的唯一来源。这些经典蕴藏着最深奥的智慧，不管怎样努力学习或博学多识，都永远无法穷尽它的奥妙。无论是哪个学者，无论他有多大年纪或学术成就有多高，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经把这些经典全都弄懂了。因此，只要还想继续往上考，你就必须一刻不停地研习这些课本。

另外，考生若想获得更高的学位，对于从古代到明末的中国历史也要谙熟于心——考试或评论范围中不包括本朝历史。并且，对于中国文学也必须娴熟，能够写诗。这种体制当然很难造就出真正的诗人，不过，让考生熟练运用几种老套的诗歌形式还是可以的。

在学习备考的忙碌生活当中，研究地理成了左宗棠的爱好。其中有两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一本是写给学生看的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概论，还有一本就是顾炎武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书，对这个领域越来越着迷。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地理研究上，而后面的考试中并不需要太多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朋友们都劝他别浪费时间。他有一位邻居姓贺，以前做过官，家里藏有很多图书。这位前辈逐渐关注这个热心于历史和地理的年轻人，觉得他能做出一番事业。对于左宗棠的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研究，他持鼓励态度，并允许左宗棠随意借阅自己的藏书。这位贺姓朋友对于左宗棠的帮助和鼓励，让左宗棠终生不忘。此时的左宗棠没有任何财产，父亲故去之后，他就在长沙的湘水校经堂学习，这是湖南巡抚专门给穷苦学生开办的学校。

在北京及其他人口众多省份的省会，有几千个小小的隔间处于考试大厅之中。每个隔间的高度稍稍高于一个高个子男子，宽约4尺，长约6尺。一条凳子和一块木板是隔间中仅有的家具，这块木板就是白天的书桌和晚上的床。在考试前夜，考生自带笔墨纸砚和蜡烛、水、食品及被褥，进入分配给自己的隔间。在进入考场前，监考者为防止考生携带对考试有用的笔记或书本，会彻底搜查他们。此项制度非常严厉，一旦有作弊或有作弊企图的学生被发现，他不仅从此声誉全无，并且已经获得的学位也要被剥夺，且被终生禁考。

农历八月初九是考试开始的日子。考试共有3场。首日的白天，考生会收到4道从“四书”里选出来的考题及答题的白纸，此后隔间就会被封闭，只要考生没有交卷，就没有人可以出入。4道题目中有3道需用散文作答，最后一题需用韵文作答。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是被严格禁止的。考生在当天晚上夜深时分离开考场，次日休息。考官们在阅卷之后，将大量考生淘汰出局。第二场考试在八月十一日，除了被淘汰的，所有考生再次进入考棚。这一场考试，共有5题，题目全都取自“五经”，考生们有两天时间可以答题。之后考生离场，有1天休息的时间。八月十四日，第二场考试的胜出者最后一次进入考棚，参加第三场考试。这一回他们要做完5道题，这些题目并不是全都取自经典，而且其中有一道题需用韵文作答。考试题目有可能涉及历史，也有可能涉及行政或法律。八月十六日，考试结束。阅卷者会在接下来的25天里评阅考卷，从中选出70到80名胜出者。

1832年的考试中，皇帝下令重新审阅所有被淘汰的试卷。这对左宗棠来说非常幸运，因为他的试卷在一开始时被淘汰了。在这次重阅中，有6个人被选了出来添进副榜，副榜中的第一名便是左宗棠。这个结果公布之后，左宗棠成了举人，他得到了大清帝国第二等级的学位。然而，在湖南省所有被录取的人中，左宗棠位列倒数第六。一般来说，有机会获得官位任命的是那些名次靠前的人，以左宗棠的名次，很难得到这种机会。位列榜尾的举人们要想获得做官的机会，就必须在次年春季举行于北京的学位考试中胜出。

刚刚结束考试不久，左宗棠就入赘湘潭，跟一个周姓女孩成亲了。一个男人住在妻子的家中，多少会与习俗不合，不过左宗棠的行为不会受到指责，因为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已经去世，因此在这方面就不会受到太多责难。

况且就物质方面而言，当时的左宗棠差不多已经一贫如洗，但他岳父家家境颇好。然而入赘毕竟与传统士人的准则背离，有证据显示，他为此也烦恼过，不过，在左宗棠还没有建立功业、主要依靠岳丈一家的时候，他跟妻子一家关系良好，也没有什么不如意的证据。不久，为了参加北京的考试，他开始准备入京。理论上来说，进京参加考试的学者都能拿到政府补助的旅费，可是在实际过程中，需要花费诸多周折才能拿到这些补贴。一贫如洗的左宗棠几乎不认识什么达官显贵，政府补贴也就很难到达他的手上。

为了让他参加考试，妻子从嫁妆中拿出了100两银子。然而，左宗棠的一位姑母却在他出发前找他求助，这100两银子就被他转手送了出去。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助，他才勉强凑够了进京的费用。

第三学位的考试在早春的北京进行，与第二学位的考试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考官更为严厉，级别也更高。这一次，左宗棠落第而归。归途中，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自己考中了，可是他决定将精力放在研究实务上。尽管如此，仕途对他来说，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诱惑，1836年，他再次进京考试，再次落第而归。次年，撰写一部地理书成了他的治学重心，他的妻子则帮他复制地图。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查考这部作品是否出版过。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他开始担心的问题是没有儿子继承香火。虽然家中贫困，前途也看不到希望，他还是认为自己有娶妾——也就是第二个妻子的必要。根据年谱记载，他的第二个妻子姓张，所有的家务活都被她一肩扛下，并为左宗棠生下三子一女。

左宗棠曾执教于湖南东部的醴陵。在此期间，他变幻莫测的命运中首次出现了重大转折，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对他的一生都影响至深的人，这个人就是陶澍。陶澍时任两江总督，是湖南人，一次路经醴陵，知县特意请左宗棠写了副对联来欢迎陶澍，没想到陶澍很是欣赏这副对联，要求见一见作者。

根据《年谱》记载，二人当夜彻夜长谈，可见总督陶澍对左宗棠的印象非常好。对于并无官场关系的左宗棠来说，此次给陶澍留下好印象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要想进入仕途，几乎必须要有几个社会关系过硬的友人。

1838年，左宗棠再一次进京赶考，为了获得第三学位而做第三次努力，然而失败依旧。

他由此决定放弃自己的科考之路，虽然这一决定在20年之后有所动摇，并且他的确也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了考试，然而他确实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之旅。第三学位未能获得的事实，肯定是他终生的痛。后来，我们可以发现，左宗棠对于政府中的纯粹学者是非常蔑视的，等到他登上高位能决定他人升迁时，就基本不看他们拥有何等学位，而更主要的是考察其实干能力。他的下属当中，有不少将领根本没有学位，却深得他的信任。然而他始终把自己当成学者，对学术没有丝毫怀疑，自始至终都以一位儒家学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鼓励他人用一种开明的儒家理念来探究学问，因为对于现行的考试体制，他骨子里还是很相信的。

有一种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流行见解存在于中国，即把学术当成某种特权，像左宗棠这样未能通过第三学位考试、未能获得学术上某种标签的男人，肯定会因为这种见解而觉得悲哀。人们也许会由此质疑，当初友人们以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脱离主流为由劝他中止地理研究的行为是对是错？确实研究地理对于通过考试无甚益处，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种研究对于左宗棠日后指挥军队、带兵打仗，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每一个伟大的军人都有一个强势特征，即对地形的某种“感觉”。将军若是缺乏这种感觉，就如同画家成了色盲，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就本能地开始培养这种对地理的“感觉”。无数人都曾说过，左宗棠对于战场的地形“了如指掌”。

他在北京执教了数月之后，决定回家乡湖南，中间途经南京，顺便到朋友陶澍总督处拜访。陶总督似乎极为青睐左宗棠，在左宗棠前来拜访期间，他就提议将左宗棠的大女儿许配给自己年仅5岁的独子，为两家定下姻亲关系。两年之后陶总督就去世了，不过在去世之前他就安排好了，延聘左宗棠教导自己的儿子，由此，左宗棠成为了他未来女婿的家庭教师。

就在此时，农业生产引起了左宗棠的浓厚兴趣，虽然他脚下并无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但他仍全神投入到耕作研究中。几年前，对于父亲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也曾引起过左宗棠的关心。一本关于耕作的小册子由他撰写而成。同时，地理学的研究他也没有放下。然而，对于地理的兴趣，左宗棠依旧局限于“天朝”的疆域之内，至于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并没有引起他的关心，这一点需要读者注意。

在左宗棠那一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所谓世界，几乎就等于“天朝”本身。左宗棠彻底地研究了自己的祖国，关于各处山川、关隘、道路及距离等，他都进行了大量注解，并被装订为多卷的手稿。这些注解被他编进了一本描述中国的著作中。他似乎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才如此有序地编排自己阅读过的大量材料，而不是一开始就想过将自己写的东西出版。《年谱》作者说，在这段时间里，骄傲自负的性格对于自己的负面影响开始被左宗棠意识到。他决定改正这个缺点，尤其注意友善待人。可是，虽然他非常努力地纠正自己，效果却似乎不尽如人意。

他成为自己忘年之交陶澍之子的老师时，年龄29岁。陶家位于湖南中部的安化，左宗棠由此迁居于此，并在这里生活了8年的时间。对他而言，这个机会很是难得，因为陶家并不缺钱，据考证，左宗棠得到的酬劳堪称优厚。贫穷的幽灵从此时起离开了左宗棠，他也终于能不再依赖于妻家。陶总督死后留下的东西众多，包括极为丰富的藏书，其中一部乾隆时期制作的大型地图集及几大册笔记，尽数记载了陶澍整整一生的辛勤与努力。对这些笔记，左宗棠都悉心阅读，认真汲取其中的经验与智慧。

陶澍有一个女儿成了胡林翼的妻子。胡林翼官位颇高，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胡林翼更加声望大增。他才干非凡，既是大总督曾国藩的挚友和智囊，又为皇帝所倚重。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岁，初次见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在左宗棠进入仕途前的漫长等待中，胡林翼的友谊对他有着重大意义。虽然他已决心断绝科举之路，可希望之光仍忽隐忽现。

此时清王朝正在进行跟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战争的进展，左宗棠时刻都关注着。在听说自己的同胞因为准备不足、组织涣散而屡次败于少数英国人之时，他感到异常屈辱。在写给他认识的官员及朋友的很多信中，左宗棠都提出了怎样打赢这场战争的建议。他还在信中请求一位监察御史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以备忘录的形式呈送给皇帝。在这封信中他写道：“谓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 当英国人已然占据香港的消息传来，他以四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和约最终签订的消息传来时，他更是顿生心灰意冷之感，甚至想将此余生托付山林农舍。中国人无论怎样信服儒学，却总也无法摆脱道家学说的诱惑。

左宗棠最终还是没有就此栖隐林泉，他决心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他自恃才学，瞧不上那帮学问与才干都不足言的庸官，可对于祖国所面临的危难，他自己的能力也还难以应对。为了弥补自身不足，他决心更加努力地学习。

执教于陶家两年之后，他有了一定积蓄，于是买下了一个位于湘阴东部约70亩大小的农庄，这个农庄就在他出生地不远处，他命名为“柳庄”，并为此觉得很是自豪。此后数年，教育未来女婿、学习和耕作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遍览诸多农业著作，根据古代中国的箴言来打理自己的农庄。在他的故乡，最先种茶的便是他，同时对于养蚕业他也很是关注。据说在他的精心安排之下，小农庄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他的家离他教学的安化颇有一段距离，可他还是不辞辛苦，经常回家查看农庄经营的情况。

左宗棠以一个优秀的农夫自命，并对农耕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他一直都保留着，在后来的西征途中，还经常就此话题与自己的士兵进行讨论。作为农夫他并无多少实践经验，他总是认为更好的耕作方法肯定存在于历史记载之中，他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有着一种相同的观念，即认为古人们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在很多领域都成就非凡，只是这些成就并未能流传至今而已。他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之中找到了不少他认为极好的方法，其中许多方法既异常古老，却又让人耳目一新。

严重的饥荒出现在1848年和1849年的湖南。先是长时间的干旱，然后是雨水泛滥、洪水成灾，无数人死于饥饿与疾病。在大灾之中，左宗棠极具责任感。他在自己家的边上设立了赈灾所，将食物发放给灾民。据说为了救济穷人，左氏家族拿出的储备粮足有9,000斤之多。左宗棠倾其所有，尽力为病人延医购药。

1848年，左宗棠在长沙办了一所学校，共有学生5人，已经当了他8年学生的女婿也在其中。然而，南方的广西省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在那里，“拜上帝会”正在完善组织系统，为推翻清朝做准备。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国因此遭受了足足1/4个世纪的动荡。对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没有一个经历过这样巨大的混乱。这场马上就要来临的风暴被远在长沙的左宗棠预感到，他充分估计了此事的严重性。他觉得，这一事件并非地域性的，也并非偶然性的。远在恐慌情绪传染到湘北以前，他就和后来的第一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此时他的邻居郭嵩焘考察了湘阴东部的乡间，希望能给各自的家庭找到一个安全所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被他们找到了，两年后，太平军进逼长沙的时候，这个地方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左宗棠也将家人迁居至此，直到太平军从湖南离开沿江而下进逼南京。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39岁的左宗棠无官无职，也看不到进入仕途的希望，此时，距他获得第二学位已有18年之久。但他依旧有着获取第三学位的想法，因此，此时的左宗棠可能还并未放弃希望。可是，在他的邻居看来，他仅仅是一个有着中等地位的学者，教书和打理小农庄就是他此生的事业——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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