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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世纪初的时候，依旧是一个繁盛的伟大帝国。然而到了世纪末，中国却无可奈何地衰败了下来。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2世纪末时，就将本国历史的规律总结为：分合相替、盛衰循环。这种兴衰交替的历史现象，已经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出现过多次。公元11世纪，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的作家、历史学家欧阳修，则认为不是天意而是人自身左右着朝代的兴衰。这样的衰落时期，在19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垂死挣扎，这样一个王朝解体的时代总是带着悲剧性的。它能够挺过19世纪，简直可以称为奇迹。而正是少数伟大的英雄人物造就了这个奇迹，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就列身于这些伟人之列。
1644年，趁着明朝的软弱和决策失误，大清王朝凭武力和阴谋在衰落的中国诞生。新王朝经过几代才干过人、精力旺盛的皇帝的治理，使得中国再一次强盛起来，到乾隆时期，强盛达到辉煌的顶端。乾隆皇帝登基于1736年，因为不想比他伟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间更长，他于1796年退居幕后，将皇权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嘉庆皇帝。实际上，在乾隆于1799年去世之前，整个帝国始终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随着乾隆皇帝的逝世而终结。但是，大清帝国得益于乾隆皇帝开拓性的治国才略，从而拥有了强大的根基，可是，这位伟大的统治者没能把他的雄才大略传给他的继承者们。一个几乎必然的规律就是，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会逐渐失去活力，而现在，这个规律正在上演。乾隆皇帝所拥有的特殊精神遗产和坚韧性格，被后来的满人皇帝丢失了。
乾隆皇帝去世时，中华帝国的版图处于最辽阔的时期。如今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区域，包括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其时都包括在内。当时的中国还拥有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一片地区，其面积不小于满洲，甚至更大。新疆的领域向西则可以延伸至巴尔喀什湖，而中国还有权分封浩罕国或费尔干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还被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所承认，虽然对于西南亚的事务，当时的北京更多的只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盛帝国的疆域，大致形状为等边三角形，底边为一条海岸线，自南边的印度支那延展至北边的鄂霍茨克海，而中亚的浩罕是其顶角。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国家便是中国。
嘉庆皇帝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她正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当然，不安定因素也部分地存在于国内一些边远地区，以及一些政府从未曾真正控制过的土著部落中。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广东等省境内，分布着这些土著部落。然而这个帝国的人口是如此众多、疆域是如此辽阔，就总体而言，局面依旧可称安定。虽然乾隆皇帝也进行过征战，可清帝国的国库还是充足，且并无公债。当时中国人的物质繁荣程度很高，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与中国媲美。像19世纪初的其他国家一样，当时中国政府有着结构严密的国家机器，并且运转正常。
在海外，中华帝国声望很高。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完全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后。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欧洲人认识了中国文化。而这些传教士对于中国人获得的成就印象极为深刻。在18世纪，他们的著作就已经广为传播，到了19世纪初，当时的欧洲人普遍高度评价中国。这些著作的作者训练有素，对中华文明的文化及精神特点，也能有所记述和讲解。而在物质文明方面，此时的欧洲人也无法同中国人相提并论。在这个时期，机器时代的快速发展还没有在军事力量和工业效率方面将欧洲和中国的差距拉开。随着19世纪欧洲跟中国的接触日益增多，两种文明才逐渐表现出了双方的差距。后来来到中国的观察家们，也不同于早期那些学者般的耶稣会会员，他们是头脑精明的商人，将中国描绘成另一个样子。但客观而言，两者之间的军事力量在1800年时并没有很大的差距，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在当时都不可能成功地打败中国。
可是，创造性活动尤其是机械生产线，极大地刺激着西方国家，而中国人却故步自封地满足于现状。于是，在关乎战争成败的极为重要的领域，中国很快就被西方国家甩在了身后。随着日渐频繁地接触西方国家，显然中国已经处在了不利的位置上。中华帝国之所以很快地衰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西方影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承认帝国衰退的夜郎自大的心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皇帝所拥有的文治武功的才干，是嘉庆皇帝所不具备的。这个男人性情软弱，在宫廷享乐中沉溺着；他心胸狭隘，不能容忍批评性的言论；他没有将精力放在帝国治理的大业上，却费尽心机地对让他不愉快的官员给予处罚。很快，暴乱相继发生在国家中距离遥远的一些地方。同时，清朝统治者始终无法消泯的不和谐因素，也大量地存在于汉人之中。
快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根据统计资料，中国的人口在乾隆皇帝登基时的1736年为1.25亿，1812年则暴涨到了3.62亿。对于这两个统计数据的精确性，我们尽可以商榷，然而中国人口在这段时间内异常迅猛增长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时也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供应增加缓冲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可中国没有这种缓冲。中国没有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应对快速增长的人口。过多的人口和有限的生存资料间的矛盾，一直以来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的秩序和安定。随着越来越多的饥荒发生，帝国内部抢劫和动乱事件也相应增多。
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与巨大人口数量的矛盾越来越大。每年粮食生产的歉收，都会造成中国一些地方的粮食匮乏，乃至饥荒。因此，大规模的抢劫和违法乱纪事件出现在许多地区。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因此受到冲击。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基本上都依赖着这些设施。这些水利设施中，诸如黄河的管理机构等被帝国政府直接控制着，而省级政府也控制着很多设施，还有难以计数的小设施则由当地人联合管理。这些设施的主要功能，就是大面积灌溉和防洪排涝。为了让农民尽可能少受降雨量的影响，中国数千年来坚持不懈地制订了极为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水利设施运转是否正常，决定了粮食的供应量；而和平或动乱的社会环境，则影响着水利设施能否运转正常。维护国内的太平盛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是中国人固有的观念。也因为如此，一旦人民因为天灾或人祸而遭受不幸或饥馑时，统治者就成了中国人指责的对象。
中国人极为热衷于秘密结社。中国的“会党”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并且这些会党往往是朝廷的死敌。乾隆皇帝能用他的铁腕手段压制会党，可是在嘉庆时期，会党在全国各地又纷纷出现。有两次，他们都企图行刺皇帝。一次发生于防备森严的紫禁城里面，因为嘉庆的皇子迅速赶到并用鸟枪将刺客头子射杀，行动才宣告失败。据说，这些刺杀行动正是某个秘密会党策划并执行的，传闻他们收买了一些满人——如皇帝的贴身内侍。1820年，嘉庆逝世，他虽然留下了完整的帝国疆土，但是，皇威、国力被严重削弱的征兆，则在全国都能看到。
嘉庆之后治理中国的皇帝，年号“道光”。他有一些能力，可也无法恢复乾隆时期的盛世局面。造反势力在嘉庆时期积累的力量，此时在全国各地纷纷起事。当时的动荡局面和对当局的漠视，从一些较为重要的“造反”运动中即可看出。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广西就出现了暴乱，直至近代，造反活动在这个省份从未中断。1822年和1835年的山西、1836年的贵州、1826年和1830年的云南及台湾、1831年的江西、1832年的江苏和湖北、1834年的四川、1836年的广东东部和湖南，都发生了暴动。而两广和湖南交界处，极为严重的暴乱事件从1832年一直持续到1836年，他们的造反首领黄袍加身，自称为“黄龙王”。
可是，真正让帝国颜面大失的，是1839年到1842年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召集了所能召集的“庞大”武装力量，居然屡次败给英国的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还耻辱性地被迫接受了英国人无理的议和条件。英国人封锁了帝国的海岸线，将关系帝国首都北京粮食水运的大运河切断，迫使帝国签署了此前历代大清皇帝都不曾批准过的条约。与此同时，农民暴动大范围出现在帝国境内，因为帝国的这次耻辱给了暴动者更多有利于自己的借口。就在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的时候，整个帝国都被卷进了造反运动的风暴之中，这种情况，在这个帝国大约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大概从未出现过。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这一风潮中声势最大的农民运动。总体而言，它声望最大，因为它与一些欧美国家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欧美国家帮助镇压了这次运动。除此之外，1855年至1873年云南杜文秀的造反，使云南人口锐减。1853年到1868年肆虐于直隶、河南、安徽、山东等省份的捻军，差一点就颠覆了清王朝。而山西、甘肃、新疆以及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1861年到1877年西北回民运动的极大影响。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25年间的财产和生命损失，都比不上这一系列运动的影响。据估算，中国人口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锐减1亿。
或许这是一个过于夸大的数字，然而，如果整体来看1850年至1875年之间的诸多战争，这个数字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在经历了1/4个世纪的频繁动乱之后还能存活下来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而且，这段时期内不仅有国内动乱，摧残帝国命运的第二次对外战争也在此时发生，这就是1856年至1860年，中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帝国除了“虚骄”之外，清王朝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迅速崩溃之中。两次鸦片战争中麻木不仁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状况。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跟北京皇位上的“天子”有同样尊严的君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满人的发明，而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满人只不过是从明朝那里继承而来，就如同他们继承了明朝的政权。但是，满人并没有成功地在战场上捍卫这种观念。在整个和西方人斗争的过程中，满人没有比汉人更坚定地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实，已经有证据显示，在对待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上，尤其是在这场斗争的早期阶段，几名受西方国家影响的满人高官比汉人同僚更为清醒。任何一个王朝，只要是坐在“龙椅”之上，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都会有跟清朝一样的立场。而用于支持此观点的军事力量，则决定了最终结果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这个古老观念并无错误，可它失败在哪里呢？那就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评估自己的武装力量。毕竟，一个拥有4亿人民的帝国要制定对外关系的一些规则，实在合情合理。可是，真正制定规则的，并不是这4亿人民，而只是占据高位的那些人。
当人口稠密、财富集中的中心地区被造反力量所削弱，同时又遭到外国武力欺辱的时候，无论哪个政府，都必然要忍受领土丧失的情况。可让我们惊讶的是，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并未遭受到太大损失。偏远的浩罕是帝国失去的第一块疆土，1812年它停止了进贡。下伊利河谷、中亚伊息库尔附近和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港在内的所有疆土，都因为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而丧失。1882年，尼泊尔与暹罗的进贡也停止了，随即帝国在1885年失去了安南，1886年割让缅甸，1894年失去了台湾。对外贸易、传教活动及允许外国人侨居，以及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等不平等的条件，中国都被迫一一接受。并且，外国人控制着大清的海关，在整个帝国，外国人还享有治外法权。
清王朝为了应对一连串的造反事件，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可是许多屈辱的失败却接踵而来，先是败给英国，随后败给英法联军，之后又败给了法国和日本。凭借着欧洲势力的某种支持及汉人官员的忠心，满人才勉强保住了统治者的地位。然而，造反的风暴在世纪末再次风起云涌，十几年之后，清王朝的“天命”终结，“大清”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
清朝时期的中华帝国是专制国家。皇帝是国家首脑，理论上说，所有的政府部门皆在其领导之下。皇帝掌握最高法律的制定、裁判和执行，他有权赐予所有荣誉和职位，在一定意义上他还是教皇。他是“天子”，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天赋皇权”，世间不存在能够与之匹敌的权威。自他登基之日起，人们就不可再以他的本名称呼他。为了表明自己在位的年代，他要选择一个帝号，帝号同时也可以作为纪年。比如西方人说公元1835年，中国人则说是“道光十五年”，西方历法中的1492年，是明朝的“弘治五年”。
皇帝驾崩之后便被封为圣人，被议定谥号。若严格意义上考究中国人的理论，世袭并非皇位继承的唯一形式。皇帝身为“天子”，所说的话就是上天的旨意，他会将皇位传给“最具资格者”。皇帝在人间的最后使命，是指定下一任皇帝是谁。传位之时，他会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若没有儿子，就让同族的王子继承。然而，王子中的长子，很少被老皇帝选中。就中国人的传统理论来看，是上天赋予了皇帝统治权，可是这个传统理论还说，是否顺应“天命”才是一个朝代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皇帝若不能顺应天命，人们就能将之废黜，而让其他人来代替。统治“中央帝国”的天赋权力，从来就没有被一个家族永远垄断过。
在公务处理的问题上，皇帝基本上不会采取主动，当然有个别才华卓著、性情刚毅的皇帝是例外，如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皇帝的主要工作是评判各省主管官员的行为，对之予以批准或驳回。任免官员和行使否决权，是皇帝影响国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独裁体制，凭借的是等级划分周密的官僚体系及组织严密的相应机构，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还没有持续出现过这种统治形式。
皇帝的个性约束着这个体制的运行，只有相当小的实际权力对下层百姓进行管制。莫尔斯曾说：“从社区生活和村庄生活中能够看出，这种由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联合起来形成的东方政治统治模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要素。”所以，虽然在理论上皇帝的权力是绝对的，可事实上，他只能做到范围极为有限的独裁。
帝国的中央政府行政部门由若干部司组成，主要有：
内阁，事实上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团。内阁成员的名额并不确定，但是超过5位的时候很少，另外，还有大约60人承担内阁的助理和秘书工作。内阁成员都在政府的其他高位上担任部长之职。他们每天早上4点至6点，都会面见皇帝。
大学士，明朝时是最高内阁成员，在清朝，它已无实权。成员只有6人，大学士4人，协办大学士2人，满人和汉人平均分配这些名额。而大学士是汉人官员所能被授予的最高官职。通常，特别优秀的钦差大臣和总督都会被授予这个头衔，虽然它更像一种荣誉象征，而无实际权力。
六部，政府最主要的行政部门。分别为：
吏部：全国知县以上所有文官任命都由其负责。
户部：一切财政方面的收支，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收支，给皇帝进献的供金、贡品，由其掌管。
礼部：皇帝参加的所有典礼和高级国典，由其负责安排。
兵部：通过总督及巡抚对省级军事力量与邮政设施予以掌控，但满人军事组织不属该部管辖。
刑部：裁判犯罪案件及惩治玩忽职守、怠慢职责的官员。
工部：全国公共建筑的修建由其掌控，但大型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不属该部负责。
除了传统的政府机构之外，1860年，清政府还设立了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其组织类型与传统的六部不同。
总理衙门是一个委员会，由在政府中掌握实权职位的政府高官组成。通常来说，该衙门的成员包括一些现任的大学士。
理藩院：负责处理与西藏、蒙古的关系，在1858年之前还兼管对俄事务。
都察院：这个部门在中国政府中的权力极大。它的成员是一些高官，他们唯一的职责是批评别人和提交建议。像总督这样的职位，都拥有一个副都御史的头衔，这个头衔意味着他们属于都察院的编外成员，而各省巡抚则都是监察御史。各部和首都其他的政府机关，都在御史监视范围之内，各省的政府官员则被56位监察道员随时监视。理论上而言，他们拥有对皇帝提出批评的特权，且不惮于犯颜直谏。可实际上，很多言官都因为批评过于大胆激烈而被杀头。
翰林院：也可称之为文学院，成员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对全国的教育进行监督，并对朝廷的历史档案予以整理和监控。
因为行政的需要，清政府将中国划分成18个省级行政区，以及由军政府管辖的东北三省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属地。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份还有很多土著部落，对这些地方，政府也采用了不同于一般行省的管理规则。每一个省级行政区还被划分成府、厅、直隶州、县。县级行政区隶属于府或直隶州。1个府由2个到6个县组成，1个道由2个以上的府组成。厅与州都是大县，直隶州虽然是小府，却不隶属于府。四川和直隶都没有设巡抚，而是设了总督，或称“制台”，其中直隶省是首都所在地。在其他省份则都设有巡抚。山西、河南、山东这三个跟直隶省接壤的省份，由1名总督管辖。其余总督及其管辖省份如下：
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与江西；
陕甘总督：管辖陕西和甘肃；
湖广总督：管辖湖北和湖南；
闽浙总督：管辖浙江和福建；
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和广西；
云贵总督：管辖云南和贵州。
总督是省级行政区中级别最高的文官，他们都是副都御史，属都察院编外成员，同时拥有兵部尚书头衔，属兵部的编外成员。辖区内除满人驻军之外的所有军队，均由总督掌管，虽然他们主要是文官。
一个省的巡抚主持该省的日常行政，被当成总督的助手而不是下属。巡抚下面依次是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在某些公务中担任巡抚助理，并主管财政；按察使则为省级法官。有的省份设有主持盐税征收的盐道，以及负责公粮征收的粮道。省政府的行政会就是由这四名官员组成，这个组织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还被视为“省级最高军事会议”。
道台在行政上有权管辖两个以上的府，辖区内除满人之外的军事力量归其指挥。一般来说，他负责沟通省级官员和府级官员。知府是“府”一级的首脑，他负责沟通道台和县级官员。直隶州的首脑，也就是直隶州知州，其职责与知府类似，而直隶州之外的一般知州，其职责则跟知县类似。
县是政府构架里的基层单位，也是中国人生活中的财政、司法、市政单位。根据《中央王国》这本书的研究，威廉斯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县级行政区，即18个行省中的县级行政区，一共有1,285个。县级政府的驻地大多为一座四面都有围墙的城镇，城镇名称即县名。“每个中国人的县籍都被登记在册，他也决不愿意放弃或改变这个籍贯，不管他身在何方，乡土的呼唤总会在他内心响起。若是一个人属于绅士阶层，那么，在他的县籍所在县还会有他祖先的祠堂；若他并非绅士，县籍所在县也会有他祖先留下的基业。只要有可能，晚年他总要叶落归根，若不幸客死异乡，也要将遗骨运回家乡。他所属的县的名字，会成为他整个人生的标识之一。”
知县这个角色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诸多职能集中在这个官员身上，包括县长、法官、司法局长、财政局长、估税官、警长、税务局长、饥荒救济委员会主任、验尸官和道德卫士等，因此百姓将之称为“父母官”。知县下面有着一大套班子，包括书记员、征税员、巡捕、听差、狱卒和随从。他可以让下属去办理各种公务，但辖区内的所有政府行为都要由他独自负责。知县大约有每年100两到300两银子不等的俸禄，以及比这个数目多好几倍的“养廉银”。
皇帝任命从帝国最高官员到知县的一切官员。清朝规定，每位官员都要在其原籍省份之外的地方任职，且除了总督，每位地方官员的任期都不能超过3年。当然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某位官员连续三年以上担任同一职位，但这毕竟是少数。满人害怕官员们结成对皇权有威胁的朋党，所以不允许官员们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而是不断地更换官员驻地。但是，这许多规矩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而被破坏，满人入关之初一直试图阻止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官员们互相勾连，形成了以曾国藩和左宗棠为首的“湖南帮”以及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帮”，这两大集团网罗了全国很多官员，这引起了清朝统治者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惧怕这两个集团颠覆王朝统治，其实没有任何理由。恰恰相反，在清王朝最为难熬的时期，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们有力地帮助了统治者们。
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而被选拔的优秀人才，才能成为国家的官员。然而事实上，自嘉庆晚年开始，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帝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出卖官位、官衔和等级。科举制度因为卖官鬻爵活动的泛滥而丧失了声誉，对这种制度的拒绝好像成了时尚。空缺的官位数量总是满足不了人数众多的毕业生，于是，“候补官员”这一阶层就出现了，他们有资格接受任命，却必须要等到有空缺的官位才能履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各类官衙的周围行走，有的处于编外官员的位置，通过辅助正式官员而获得影响力很大的职位。如此一来，省级官员乃至知县们都可以获得不少人的帮助。很多编外官员也最终可以获得正式任命，左宗棠就是如此。左宗棠在得到第一次任命之前，曾有几年充任湖南巡抚的幕府成员。
其实，中国官员的总数并不是很多。被“正式任命”的文官，在整个帝国也不到2,000人。有人估计，平均有5个候补官员在等1个职位。按照这个估计，算上1万名候补官员——假设他们都有跟各级政府相关的某种非官方职务——整个帝国的官员总数也才1.2万人。这个数字相比于拥有4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来说，显然非常小。可是中国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中国1,300名知县手中握有的权力，恐怕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官员都无法拥有的。
他们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威，却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作为知县，他们必须处处谨慎，时刻注意官场中的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官场上最为讲究的就是“为官之道”，“滥用职权”则是知县通常会被控告的罪名。可是有人分析之后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如此定罪，并非因为触犯了法律，更多的是因为出现了“为官”技术上的失误。
通过官员引导，所有政府行为都被最复杂严密的规则所覆盖。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因素分量很重，即“先例”。中国历史极为久远，至少到了19世纪时，积累的先例几乎已经包括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事，其具体的案例之多不可计数。
就这样，清帝国的行政体系极为艰难地运行着，以致中央政府只能被动地应付一切。中央将积极主动行事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省级政府，但在省级官员过度发挥的时候又加以制止。如果某个事件的发生是这个精密体系丝毫没有准备的，中央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尽量不去面对此问题。比如，中国人从不知晓国际法理念，因此，当外国人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相应权力和特殊利益时，中国政府就让省级官员来处理这些帝国的国际关系问题——最起码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是这样。
但体制的缺陷并不是让他们最为悲哀的，体制内的官员素质衰退才真正令他们沮丧。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能利用这个体制使中国变为同时代最为强大的帝国，但诸多怯懦无能的统治者也同样在这个体制之下将同一个帝国引向灭亡。经设计而出现的一切体制，都不得不接受“盛衰交替”这一永恒法则的挑战。
考试是进入中国官场的必经之路，因此必须弄清楚这一考试制度，才能对一位中国政治家或军人的人生历程进行较为公允的评说。而中国人在官场内的智慧形态，在这种教育体制中有恰如其分的展现。
中国自古就有崇拜学者的风气。“最有资格从政者为学者”这一原则，很早就为中国人所认同。中国人在对政治进行了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后，觉得儒家学派阐述的政治理念是最符合民族精神的理论，因而在选拔人才方面，他们采用了儒家的学说。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判断：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所出现的一批伟大思想家和智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应对这个国家悠久而又曲折丰富的历史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学者因为对儒家学说的研究和弘扬而获得了无上荣耀，政府则使自己变为学术的最高层体现。由此，社会上崛起了新的贵族，即学者阶层，他们和统治阶级、官僚群体相互融合。而中国的教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成了培训官员载体，因此必然也越来越系统化。
孔子的著作及言论是中国教育的核心，然而，后人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孔圣人”的原作和原话，这种工作的主要从事者为一些评注家，他们开始于孔子最伟大的信徒孟子，直至朱熹（1130—1200）。中国人设计了一种考试制度，让公众能够参与竞争，通过这种考试将受过儒学教育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使之成为官员。
选拔官员的这种竞争性文科考试的方式，在中国传承已久。在汉代或更早时期，政府就已经采用这类办法。这种制度大约在公元600年被隋炀帝正式确立，直至19世纪末，始终没有进行大的变革。考生们要想在考试中拔得头筹，取得好成就，就必须比竞争对手更了解儒家学说。在这种制度下，获得优异成绩并无窍门或捷径可循，也没有太多便宜可占。但是，青年人的学习过程彻底标准化，自公元1200年之后，他们所研读的教科书也始终没有太大的修订，儒学的基础课本基本没有变化。
考生们要参加的第一场考试在其原籍的县城举行，知县是主考官。所有人都能免费参加县试。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年龄都没有限制，且各级考试都是如此。通过了县级考试的人，就获得了参加府城举行的淘汰式考试的资格。这一级的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该省的学政要轮流到所辖各府城主持由县市合格的考生参加的考试。进入仕途的第一道真正关口就在这里。那些成绩优秀的考生，被知府批准之后，可以获得“秀才”的称号或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的“文学学士”。拥有这个学位之后，就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免受刑罚的权利，并且拥有了参加省级考试以竞争更高学位的资格，但是秀才还不能做官。
省级考试被称为“乡试”，主持者是北京任命的特殊考官，全国考生在所属省份的省会同时参加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皇帝为了纪念一些喜庆日，如皇子出生、君主诞辰、军事大捷等，也可以下令举办特科。一个省之中，能通过这次考试的，只限于70名到80名，而有的人口大省，参加考试的人往往就能达到8,000多人，所以考试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此次考试的优异者可获得“举人”的头衔，直译为“比一般人更高的人”，相当于西方的“文学硕士”。想进仕途的考生通过了这一关，就获得了第一个关键性的认可，即有了做官的资格。然而，政府一般很少将官职授予举人。因此，考生们还必须获得第三个学位，才能真正踏入仕途。
第三次考试被称为“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紧接在乡试之后，一般是春天时在北京举行。每个举人都有参加会试的资格，可是每次会试真正能获得学位的只有350人到400人，这些人被称为“进士”，直译为“踏入仕途的人”，相当于西方的“文学博士”。稍后，还有另一场名为“殿试”的考试需要“博士”们参加。通过了殿试，就可以进入翰林院，领取政府的俸禄，成为政府官员之一。翰林们都必须通过考试，他们之中也有几个等级。“博士”们一般会自动成为“候选官员”，在合适的时候，他们会得到某个职位。但空缺的职位总是少于博士的名额，因此最后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并且大多数人都会失意而终。
在帝国趋向崩溃的时期，尤其是在暴乱不断的灾难年代，科举体制的运转受到了卖官鬻爵的严重损害。威廉斯说，在广东，用8,000美元就能买到一个“学士学位”。虽然这种“学位”无法使获得者做官，但是获得者可凭此拥有社会地位和名誉。威廉斯还说，在1831年，广东某人为在城市附近修堤而捐献5万美金，从而获得了“硕士学位”；多年之后，另一个广东人被授予“盐法使”的官衔，仅仅是因为他捐了10万两银子（约合7.5万美金）以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时，人们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官衔和学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两个例子，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对于官衔的崇拜，有可能正是因为官衔本身就是学术的象征。
可是，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出售学位和官衔的现象，就全面否定科举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五个朝代，其官僚政治的基础差不多全都是一成不变的科举制度，而中国在这个政治基础之上延续了约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于斯可见。虽然无一例外，每个新王朝的创建者都会与学者官僚阶级保持距离，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对于王朝的稳定和延续，这个阶级是不可或缺的最大保证，于是，皇帝们就又开始依赖学者们，开始重视科举制度。儒家学说以“忠君”为前提，虽说造反暴动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可是参加造反的人群中，极少见到官僚群体的影子。
论及中国所谓“造反权力”的著作已不鲜见。本质上来说，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太大不同。造反权力之得到承认，从来都是在反叛成功之后。中国和别的国家没有两样——全世界的造反者都会因为成功而被送上圣坛，因为失败而被打入叛逆之列。西方人想象中的容许全民投票公决的事，在中国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投“反对票”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暴力便具有合法性。实际上，暴力从来没有在纯粹的儒家理论中获得过合法性。
儒家理论承认上天偶尔会收回已经授予给某个统治者身上的“天命”，只是儒家并未指出应怎样确定继位者。只有在某个毫不理会儒家理论的鲁莽武夫试图用武力颠覆皇权时，中国才会出现上天的意志。只有在军事力量处于低潮时，上天才会通过收回天命体现其意志，而且每次被天命赋予意志的总是成功的军人，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文人贵族对于武夫极为看不起，可是，哪位武士要是能将“天命”用他的刀剑表达出来，文人就会愿意跟他建立同盟，并立即开始拆毁旧王朝的根基。军事力量的强大与国家的繁荣好像存在着一定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同样在官僚至上与国家衰落之间体现。
货币体系或许是中国最为奇特的东西之一了。就是在现代，西方人也没能完全弄清它，更不用说在百年之前了。不过公道地说，中国这种奇异的财政事务虽然令外国人无比费解，但中国人自身并不觉得它古怪，因为这个体系已经完全为他们所习惯。实际上，他们甚至在其中发现了猜谜一般的奇异魅力，因而毫不掩饰对它的喜爱。而比货币体系更为怪异的是中国的税务和政府经费开支的体制。这种体制显然也已经被中国人所理解并适应，但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对它并不喜欢。可以肯定的一点，在19世纪的时候，为镇压暴乱而必需的军事动员和部队武器及其他装备的配置，都受到了这种体制的严重阻碍。回民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持续时间很长，要想将之完全镇压，金钱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钱，战场上的将军们无时无刻不在跟这种体制进行斗争。现在我要简略地介绍一下这个体制是怎样给中华帝国提供财政支持的，以此更清晰地对将军们当时置身的环境进行说明。
中国在将近19世纪末叶之前，除了一些无关大局的例外，金属硬币只有一种，即铜币。中国以铜为基准处理关于硬币的一切。外国人一般用“铜现金”来称呼这种硬币。它的理论价值是千分之一两银子，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普通百姓都是用铜现金进行交易，因此它是普通人最重要的货币。“串钱”是比较大的额值，1,000个铜板为1串钱，串钱若少了铜板，就会惹来麻烦。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这种铜现金的实际交易都会有所变动。政府以及国内的大商号都用一定重量——两（外国人称为“忒尔”）——的银为流通货币，基本不用铜板。但是，全国统一的度量标准并没有通行开来。很多商业城市中都有属于本地的标准两，甚至在有的地方，各种标准的数量加起来足足有“一打”之多。除了两的重量不同，银子的成色也存在差异。流通比较广的标准有这么几种，如用于折算贡物的库平两；1860年之后作为海关标准的海关两；还有沪两等。这些两的价值大致为：100海关两等于101.642库平两，等于103.38漕平两，等于111.40沪两。
银价决定着两和外国通货的比值，大致可以说，海关两差不多等于0.70美元。在我们观察的这段时间内，除了咸丰时期（1851—1861）有过少量的纸币发行，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发行过任何纸币。对国内银子的重量及成色予以标准化的工作，政府也并未着手去做。
一般来说，银子以银条或银锭的形式流通，重量从10盎司到50盎司不等。无论是什么交易，都要先称银子的重量，按合同规定计量，或将之换算为当地通行的两。政府和大型商号都常备两套秤，一套在支出时使用，一套在收入时使用，而支出的重量往往略高于收入。
政府的财政主要来自以下这些方面：土地税、国内关税及对外关税、盐税、厘金和其他。19世纪初，帝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土地税，其中，国库大约2/3的现金都来自土地税。1713年，康熙皇帝下旨，以当年的赋税为标准，永不加赋。可是，实际税率要数倍于康熙所定的标准，因为通过巧妙的设计之后，税率还包含了许多附加费及征税成本，且政府无视通行的交换率，任意设定铜现金与两之间的交换率。虽然1713年的标准仍是基本核定额，可纳税人一般要缴纳高于核定税率3倍到4倍数额。有人进行过初步计算，认为税金中进入国库的部分，大致等于1713年的核定税率。各省之间似乎是随意地分配核定的征税额，因为在纳税名单上排名第1位的竟然是最为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的山西，而极为富裕的省份广东却仅排到第10位。莫尔斯在报告中说，土地税中大约有2588.7万两进入了国库，而纳税人实际缴纳的金额却4倍于此数字。
贡物是针对全国生产品而征收的一种税，粮食是其中的主要项目。铜、丝、木材、蜡、水果、人参和瓷器都包括在内。很难确定这项税额的总数，据莫尔斯的估算，这一类收入大约有742万两。
中国的关税也很繁重，政府既对国内一个口岸运送至另一个口岸的土产征税，也对外贸进出口的物品进行征税。此外，一些大城市还会在入境处设置“陆关”。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所有进入北京的货物，都必须交税。1841年之前，中国唯一的海运外贸口岸就是广州，而最重要的陆关则是与俄国进行贸易的通道恰克图，除此之外，中国的其他对外贸易关口很少。1842年与英国签订条约之后，中国又增开了4个口岸，此后根据若干条约，中国的对外贸易口岸数不断增加。其中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的动荡年月，一些口岸的海关税由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中国政府征收，此后，为满足1860年英法两国所提赔款要求，在没有改变原有体制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建立了中国沿海海关。沿海海关由外国人进行管理，但是仍然服务于中国政府，其主要职责是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对所有进出口货物进行关税征收。沿海海关还有权突破中国的传统司法限制，因此有了所谓“内关”和“外关”的区别，在内河关口及非条约口岸征税的为“内关”，在条约规定的口岸进行征税的为“外关”。逐渐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变成了沿海海关，在它组建之前，帝国财政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非常少。
盐税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税种。这个税种很容易被滥用，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官员们利用盐税中饱私囊。盐的资源有海滨出产的海盐，内地盐水湖沼出产的湖盐，以及云南及四川盐井出产的井盐。莫尔斯认为：“盐税征收过程中的官方因素与商业因素的混杂，是盐税财政黑幕的最大根源。政府严密地控制着所有地方的盐，无论是生产、批量采购、运输还是批销、零售等各个环节，政府都要征税。”
厘金创始于1853年的长江流域，起初是为了筹集战争军费以镇压太平天国。从1861年开始，帝国军队控制的所有省份都开始强制推行厘金制。一开始，厘金仅仅针对省际贸易，抽取的税金也只是货物总额的1/1000。后来税率被一点点随意升高，不仅不同的省份有很大差异，就是在同一个省境内，地区间的贸易也需要缴税。湖南省没有放弃最初原则，只需缴纳一次厘金，之后在本省内就再没有任何其他厘金。其他的省份则不同了，它们设置了无数厘卡，贸易发展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厘金的被滥征，可以说是所有税种中最为严重的。
除了上述这些主要税种之外，其他主要的没有地方性差别的共通性税种中，还包括芦苇税、茶叶许可费、采矿使用费、注册费、典当和其他商业许可费等。
整个帝国的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是一部糊涂账。在财政征收、分配和审计的各个环节里，无论是皇帝、户部还是政府中的哪个官员，对于纳税人到底缴了多少税和政府收到的税额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好像都不是很清楚。税收并非是先全部交到国库，再由国库分配至各政府机关。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由征税机构针对政府机关予以分发税收。除盐税、贡粮及关税外，其他一切税收的征集者都是知县，他们上缴给省级银库的只是“赢余”。一般来说，国库每年都会收到差不多数额的“赢余”，因此，北京对有多少额度可供支配的情况也心中有数。
每年晚秋时节，中央政府会制定出第二年的支出预算，然后发指令给省级政府、盐道及粮道，给指定的政府机关分拨一定数额的资金以供其作为某种用途的开销。政府只是对指定机关予以划拨，至于资金交付则根本不通过中央的银库，而是由下级政府自行执行。一些较穷的省份不仅无法为中央提供财政收入，反而要从较为富裕的省份那里接受资金。因此，因为换算、折扣和损耗等资金转移而出现的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无法避免。
个中问题从莫尔斯说过的一个事例中就能清楚地看到，他讲述的是左宗棠将军是如何在甘肃获得军费的。他说：“这件事情极为平常。在江苏获得的财政收入，划拨给甘肃作为‘协饷’。税票上以库平两为货币，支付货币却是本地两，随后因为要划拨到上海，又要转换为漕平两，在上海又需换成沪两，之后再次转为漕平两以划拨至甘肃（我们假设是通过汇票划拨的），到甘肃之后，接收的货币又是本地两，之后再转换为库平两以便跟江苏结算，随后再转成本地两以存到银号，再换成库平两跟国库结算，最后还要换成本地两或现金，进行分发支出。读者不要以为这是滑稽文学，这是真实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换算交易多达9次，每次交易所产生的盈利，都不会少于营业额的2.5‰，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实际转账的交换率，以及‘压榨’纳税人的问题，还没有计算在内。况且，这种以前一直在用并且现在仍旧经常使用的资金划拨方式，是把真金白银从江苏运至甘肃，但是上面换算方式却并未因此而减少一步，这就使得护卫费用和旅途运输费用进一步增加了转交成本。押送白银的旅程可谓漫长，通常来说，这一趟下来所需要花费的时间都需要用‘月’而不是‘天’来计算。”
研究者帕克给出了19世纪最后一个10年每年中国财政收支的大约数额，并将之列成一份表格。它充分说明了帝国当时的财政收支状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支出大于收入。可是，自1850年之后，帝国实际财政状况能好于上面这份表格的情况也非常之少。帕克说，这些数字是总督们在此前20年中谨慎地估算出来提供给皇帝的。“表中的每一项数字，在本年度内能够实现的极少，所以这一统计的缺陷甚为明显。”
从这些统计数字的简陋可以看出，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以前的所有统计数字，都仅仅是非常不严格地估算的帝国财政收支，或者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记载数字。实际上，纳税人所缴纳的税赋数额远远要高于这一表格所列的财政收入。
再引用帕克先生的一段论述：“虽然帝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有目共睹，虽然政府从百姓身上勒索搜刮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3倍之多，但较之于西欧各国高额的人头税——每人3镑，其所缴纳的税收，包括地方收费在内，也从未达到过3先令。”
不过从总体上说，清政府盘剥汉人并不严重。文官中大部分都是汉人，在没有被动乱波及的地方，纳税行为一切照旧，汉人百姓几乎都忽略了他们之中还有满人存在。就大清帝国所拥有的财富、人口、疆域来说，皇家宫殿的开销与别的皇室相比并不夸张。即便是加上用于25万个满洲旗人的家庭费用开支——这些开支并不能使他们过上奢侈的生活，仅仅保持小康而已，可是这些开支较之于浪费更让汉人感到愤怒不平——也并未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然而，随着乾隆皇帝的去世，中央政府各种强大而积极的功能也随之停滞了。自嘉庆皇帝之后，中央政府除了拨几次款给黄河水利之外，大部分类似的国家行为都被废弃了。那时的状态是，半自治的地区组成了帝国行省，半自治的行省组成了整个帝国。整个王朝的政治凝聚力基本不存，王朝剩余的力量也在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之下日渐消散。这个王朝曾经在150年的时间里带给了中国强盛帝国的伟大气象，而在其最后100年中，却使这个国家变得极度涣散与虚弱。满人统治的气数已然将尽，这并非源于各种高压，而是因为宇宙间事物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衰老。
就在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就本质上而言，中华帝国的军事体制依旧沿袭着康熙大帝（1654—1722）所创建的制度。在康熙时代，这种制度的创建当然令人赞叹，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皇帝，都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制度。然而时至1850年，这一制度就像缺少了主发条和一些必不可少的细小零件一样，渐渐变成了一台设计粗陋的钟表。
当初，设计这套制度的第一目标，就是防止各省官员联起手来威胁朝廷。皇帝的意志是它唯一负责的对象。虽说制度本身以防卫性为主，然而康熙和乾隆这两位杰出君主，都曾成功地利用这套制度进行了征伐。但是在乾隆皇帝之后，这支武装力量就再没有引进或添加过新的装备，他们训练松懈、纪律涣散，勇武精神丧失殆尽，基本处于静态之中。不巧的是，也就在此时，大清帝国发生了真正的危机。
首先，1839年时，帝国不得不面对外国军队的挑衅，随后，内战又在1850年开打，无数满人部队和大约18支汉人武装被调动起来，可它们的存在价值都未能由此而彰显。康熙创立的这套制度，如今只剩下“完全缺乏整合力”这么一个能够辨认的特点。康熙的政治目的的确达到了，可是其最终的局面也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汉人武装的整合力全无，满人武装也同样糟糕，乃至更糟。
两类不同的军队组成了帝国的军事力量，首先是作为帝国军事力量中流砥柱的满人部队，他们组成各旗，一般人称之为“旗人”；另外一类是全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部队”。大清的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是满人部队最主要缔造者。当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占领了整个中国后发现了一个紧迫的情况，那就是与汉人相比，旗人的数量实在太少。为了使自己的占领者地位得以维护，统治者决定，让全部满人都作为军人阶级而存在。为保持满人强大武力威慑效果，朝廷劝阻他们和汉人在经济方面竞争以及与汉人通婚，全部旗人都由国家供养。虽然其中的很多人并非全都是现役军人，但是满洲的每一个男性，只要符合兵役年龄，就需要随时应征入伍。在这种体制下，满人只需当兵，其他事都不管，因此，长久的和平与盛世一点点消磨掉了原本骄傲善战的满人身上的尚武精神。当出现了滔天般的危机时，当整个皇室命垂一线时，帝国贵族们才认识到，旗人的军事力量无法完成维护王朝的使命，而他们能够依靠的是在努尔哈赤之前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年的道德力量，维系这种力量的是一群与旗人武士迥然不同的社会群体，那就是汉人文官。
满人的策略，主要是在京畿一带集中部署旗人，而在帝国各处分别布置一些小部队。严格来说，满人部队只有少数被分配到各省，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战略要点，担任警戒。他们的人数及其分布情况，在1825年前后的状况如下：
大体来说，首都所在的直隶省部署了3/5的旗人，其他省份部署了2/5。除云贵之外，每个总督驻节的地方，都驻守着一支满人部队，而广西、湖南、江西和安徽没有满人部队。满人部队还驻扎在长江及运河沿岸和海岸线上的一些地方。总督驻地的鞑靼将军，直接听命于北京，职位高于总督，不过他的权限仅限于军事，且只能指挥满洲旗人。
“绿营”，也就是汉人部队，分布在全国18个行省。它的军官中有汉人也有满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是一支志愿军。绿营的总管是北京的兵部，可以说它是一支国家军队，然而事实上，它是18个行省自己的部队。每个省的绿营在各方面都独立于其他省份的部队，军需军饷都来自本省藩库。“提督”是各省绿营的“总司令”，跟巡抚同一级别，然而若这个省恰好也是总督驻地，他便需听命于总督。这就形成了总督和鞑靼将军、巡抚和提督相互制衡的状况，因此高级官员结党谋反的可能性被限制到了最小。巡抚因为要为部队提供给养，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提督。在实际指挥中，总督和巡抚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卫队，人称“标兵”，他们的人数基本都不高于5,000。汉人部队在全省各地都有分布，基本上每个县都有若干汉人兵士。“总兵”是级别相当于道员的提督之下的一级军官。其领导的部队不像军事组织，性能更接近于武装警察。对于小的社会治安问题，它都可以处理，但在面对暴动时，就无法指望他们了。
汉人部队的人数及分布情况，在1850年时如下：
汉人部队的武装力量如上表所示，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发放军饷的名额总是比实际人数要多。小城镇上的士兵大都为本地人，可是城市中吃兵粮的士兵，大都从本省其他地方而来，其中问题人物也不在少数。一旦出现危机，又往往会临时增召超过额定人数的兵员。招兵时，痞子恶棍也往往被征召而来，因为征召的选择范围极小。虽说不少地方都有军营，然而士兵们仅仅在一些特定日子才回到营中，其余时间都在家里住。他们装备低劣，毫无士气，实际训练也没有正常进行。
朝廷曾经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努力动员汉人武装，一时间许多队伍都被组建起来。士兵们听说要离开家乡，都觉得自己会战死他乡，因而不少人都绝望得痛哭流涕。有些士兵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能够英勇奋战，可赶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逃跑的士兵却更多。因为不同省份之间的部队不肯合作，军官们互相嫉妒，所以朝廷意识到，完全无法将他们集合起来打仗。打了胜仗的军官会被别的军官嫉恨；看到有军官吃了败仗，别的军官却见死不救，反而大肆嘲笑；文官与武官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在中国大地被太平军横扫之际，除了满洲旗人，再没有什么军事组织能够比得上绿营内部的腐败。
清朝军事形势的绝望在太平军抵达长江中下游时已经暴露无遗。皇帝只能减少对绿营的依赖，赶紧依靠曾经无比勇猛的旗人。可是他很快就意识到，那100万帝国军队花名册上的士兵根本无法挽回颓势。要是说帝国军人们失去了忠心而只剩下满腹抱怨，或者都背叛了皇帝，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能让人理解。可实情并不是这样。的确，有一些汉人部队的士兵在彻底逃脱军队组织回到民间时，加入了造反队伍，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旗人中出现。造反者杀满人从不手软。要知道，同样的这支部队，在乾隆的指挥下曾经开疆拓土，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征服疆土和人口最多的军队，可是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就堕落到了只能任人宰割的境地。
正是在这个似乎完全无望的时刻，朝廷武力的薄弱被一些汉人文官补上了。一支新式军队在他们手下被建立起来，他们几乎是独立拯救了清王朝，而没有获得什么正规军的帮助。这两支军队分别叫“湘军”（或者说是湖南军队）和“淮军”（或者说是安徽军队，指挥者为李鸿章）。中国军队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就是从湘军和淮军开始的。
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建者。在他之前，江忠源指挥的一支约有2000名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奋勇作战，取得了一定成绩。这让曾国藩受到了启发，从而创建了湘军。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正是自湘军成名，因此，我将在这里对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及组织结构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
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5个营官和500个士兵组成1个营；营下分为4个哨，1哨相当于1个连；再下面便是队，即班；另有一支卫队，同样分成若干班。各级组织及其人数如下：
亲长（高级军士，营长卫士）3名
什长（军士，营长卫士）3名
亲兵（营长卫士）60名
火勇（炊事兵，营长卫士）6名
哨长（副连长）4名
护勇（传令兵，通讯兵，每哨5名）20名
什长（军士，每哨8名）32名
正勇（士兵，每哨84名）336名
火勇（炊事兵，每哨9名）36名
通常由1个军士、10个士兵和1个炊事兵组成1个队或1个班。由1个军官和107个士兵组成1个哨或1个连，他们具体的装备有：
2个队配置抬炮（轻型臼炮），每队1门，共24人。
1个队配置抬枪（火绳枪），共12人。
3个队半数配置刀剑，半数配置长矛，共36人。
以上共72人。
2个队配置小枪，每队6支，2人合用1支。共28人。
2个队配置抬枪。共24人。
4个队半数配置刀剑，半数配置长矛。共40人。
传令兵和炊事兵共6人。
副哨长1人；
以上共107人。
4个哨共428人。
1个营总计500人。
综上，1个营配备的武器有2门轻型臼炮、48支小枪、90支火绳枪、95把刀剑以及95支长矛。这是理论上的数字。事实上，只要是能用的装备，湘军都不会落下。英国人在1839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中使用的小枪，被认为是这些武器里最有效的。这是一种旧式大口径霰弹短枪，约有20磅重，在防守时，它会在一个旋转的支座上架着，野战之时，它会被架在人的肩膀上。它可以将一把弹丸或子弹充填在枪管里，近距离射击的杀伤力很大。在清政府进入市场前的几年，太平军就已经从外国军队那里大批购进了这种武器。1857年和1860年，太平军多半是依仗了优越的装备才获得了重大胜利。
清政府购买国外制造的武器始于1860年，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向造反军队出售武器的行为颁布了禁令。到1864年，这种改良武器在湘军的每个营中都有几队装备，名为“洋枪队”，即拥有了外国“来复枪”的班。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长江流域还没有出现由动物承载或牵引的运输方式。因此，在一些船舶无法通行的地方，载运辎重、弹药等军需品的任务就要由人力来完成。所以，在湘军的每个营中都有搬运夫，也就是长夫，其配备人数是这样的：
营属普通长夫78个。
抬炮队每队3个，共计6个。
小枪队每队3个，共计24个。
其余各队每队2个，共计56个。
哨长每人4个，共计16个。
总计180个。
战斗部队出现死伤缺员情况时，通常由长夫来顶替，所以他们与战斗部队一样也是军籍。有证据表明，一旦长夫顶替缺员成了士兵，当地的长夫往往就要填补上他们空出的位置，而后，这些人又将变成战斗兵。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太平天国晚期，湘军里有许多非湖南籍的兵员。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就有很多被左宗棠纳入自己军队的投降的太平天国官兵，后来，左宗棠转战甘肃、新疆的时候，其大军中就有数百名有太平军背景的士兵。通常而言，一个完整的营包括500人，事实上一个整营总共有688人，其中有5个军官，2个书记员，1个军法官，500个士兵，还有180个长夫。
营之上并无固定的军事单位，然而1个“统领”可以指挥2个到10个营，这个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准将”，一般来说有1个旅的兵力归他们调遣。1位相当于美国“将军”的“大帅”，能够指挥2个以上统领统率的部队，其部队可称之为一个“军”。湘军的征兵体制，并不是完全在志愿基础上建立的。皇帝指派某个人组织1个军，规定包括几个营，这样他就成了大帅。他手下的统领可以是从自己的朋友里挑选的，这些人又各自寻找手下的营官，营官们又各自任命哨长，由其主持征兵。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以及在衙门当过差的一般都无法入伍，能够参加队伍的只能是那些从乡下来的农夫。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个营的士兵彼此认识，因为他们全都是从某几个相邻的村庄来的。营的组织就相当于一个大家庭，“父亲”是营官，“儿子”是士兵，而哨官则相当于“父亲”的弟弟。一个人要想加入部队，必须要获得其所在村庄的某个人担保。农夫，年轻，健康，聪明，没有劣习，这就是新兵入伍的条件。每个营都必备的登记花名册，内容包括每个士兵的姓名、其父母兄弟的姓名，若是已经结婚生子，妻儿的姓名也会登记在册。每个士兵还要在登记册自己名字旁边按上指印。
湘军的薪饷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政府提供作战时穿的衣服，不过并无军礼服。此外还包括衣服、食品、鞋子、药品等等。每个月营官可获得50两银子的薪饷，另外还有150两银子用来雇用书记员、支付医疗费、购买服装及军旗等等。由营官掌握全营经费。如果按照日薪计算，1个月算30天，每个月的经费分配情况是：
哨官：9两
副哨长或“副官”：6两
军士：4.8两
卫士：4.5两
士兵：4.2两
炊事兵：3.3两
长夫：3两
以1个月30天计算，一个完整营的薪饷，包括营官的薪饷在内，总数是2892.2两银子。但是薪饷的支付要拖欠数月，经费收到之后，除去必要的开销需要支付，不管营官是否忠诚，都会截留下来节余的钱，因为下一个支付日什么时候到来他根本无法确定。于是，士兵的薪酬不仅当月无法领到，而且常常拿不到薪酬。士兵阵亡，家属能获得一笔抚恤金，也有少量赡养费用发放给永久伤残的士兵。一般来说，士兵阵亡的抚恤金是30两银子，虽然别的薪酬都会拖欠，但抚恤金却从未拖欠过。伤残金则没有这样的保障。
通常，每天部队要行军30里到40里，若是急行军，则每天60里。军队在扎营时都会挖一条保护营房的外壕，不管扎营时间有多久。壕沟一般约7尺宽、1丈深，底部稍宽；有一道7尺高、1丈宽的墙筑在壕沟内侧；还要再挖一条比外壕尺寸减半的内壕在这道墙内；其内侧再筑一道内墙，尺寸是外墙的一半。内墙里就是士兵宿营之地。没有事时，白天每个营担任警戒的人数是50人，有敌情则加倍。哨兵每2个小时一班，午夜时更换口令。一般都有障碍设置在通向营垒的每条道路上。营门外约100米的地方，一般会建个商贸点，部队跟聚集到此处的商贩和乡下人做生意。
湘军的不少制度很有意义，比如，不许在军营附近买卖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大声吵闹；妇女禁止入营；强奸、骚扰妇女严惩不贷；严禁士兵谈论神秘现象或散布谣言；在没有军官参与的情况下，士兵不得开会；禁止信奉怪异宗教或秘密结社；禁止穿着过于鲜艳的衣服或奇装异服。
据说在一开始时，曾国藩并不是很信任这些农民士兵的作战能力，因为中国人一般很难把农民跟士气联系起来。可是他们战斗异常勇猛，在离家越远的地方，越是勇敢。湘军的勇气从来没有让曾国藩感到过羞愧。很快，湘军就名声赫赫，成了湖南人的骄傲。据说此后在湘军征兵时，1个兵员空缺会有10个人来抢。曾国藩的方法是把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给高级军官，然后通过他们将这些思想一直传递到士兵。士兵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于自己所属县以外的世界都毫无概念。以前他们从未梦想过的观念逐渐被他们接受，因而生发出军人的自豪感和自尊心，由此士气昂扬。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变成了合格的军队。
因为湘军这个番号存在的时间比每个湖南士兵的寿命都要长，所以很难估算湘军的总人数。据说在1856年时，湘军大约有6万人，那时，或许他们都是湖南人。此后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很多省份的部队重组之后都跟湘军联合。李鸿章在跟曾国藩亲密合作数年之后建立了淮军，思路大致与湘军相同。整个内战期间，湘军有大量兵力被留在湖南省内保卫本省。因此，湖南士兵在省外的人数，可能从来就没有超过12万人。
湘军的人数不是重点，重点是湘军的存在。在很多年里，整个帝国对抗造反的唯一武器就是湘军。若无湘军，或者说若是没有一支像湘军这样的部队，毋庸置疑，清朝必定会被太平军所颠覆。八旗兵和汉军绿营的正规军在太平军的剧烈进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被打得溃不成军。而在这支新型军队——湘军那里，正如和在每场残酷的战争中一样，优秀的人才总能找到脱颖而出的机会，他们被一步步提升。很多从湖南乡下来的士兵赢得了声望。在这个对学术无比看重的国家，不少几乎是文盲的人成了将军。
以前，中国人对战争的艺术一般不很重视。这绝非意味着他们不爱争吵、打仗，也不是说他们有着悠长的和平历史。跟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有许多战争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但是自孔子时代开始，尚武的功勋就受到了公众舆论的抵制。武力和军人很少被中国伟大的诗人们所赞颂。虽然有这种环境，中国人依旧进行了频繁、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一如别的任何国家的人民。中国人积累的战争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公元前6世纪，中国就出现了《孙子兵法》，也许，它就是现存最古老的关于战争艺术的论述，现在在全中国有几百家书店卖这本书。作于公元前4世纪的《吴子兵法》，是另一部经典军事著作。后世乃至今天我们这代人，依旧奉这两部著作为经典。
直至今日，它们仍旧有用。这两位古代大师论述的不少观点，在现今世界上依旧和2,500年之前一样有意义。就在战争这么一个变幻多端的领域中，本质的变化很少发生。在之前的那么多世纪中，撰写兵法著作的人有很多，所以军事教材在中国并不缺乏。可是，中国人并没有像研究权术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对军事原理的研究中，虽然它们之间的联系无法切断。
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能宣称，直到法国跟中国交战的初期为止，中文的兵法著作与别的任何一个文种的兵法著作相比都毫不逊色——这点大概也是众所周知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技术出现了飞跃的进步，才使得战争中处理人为因素的技巧变得不那么显著，导致了中国人被19世纪军事力量的巨大进步远远甩在后面。中国人首次跟西方人的战争中可悲的表现，使得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对打仗一窍不通。发生于中国海岸线上的那几场考验中国人的战争，恰恰发生在中国军事力量最为衰弱的时期，而很多人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判断，就是基于这些经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修正这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