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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出身寒门的他，历经磨难和艰辛，通过自学而具有了卓绝的才干。踏入仕途时，他已是人过中年；凭借过人的才干，最终他登上了高位，获得了清政府能够给予汉人的最高职位。他是同时代中堪称翘楚的军人，虽然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人训练和教育。他不但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将军，在同侪之中拥有显赫的地位，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努力安抚和重建惨遭战争蹂躏的广大地区，且成就斐然。
左宗棠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进入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也没跟外国人打过多少交道。西方观察家没有充分重视他在大清帝国的西部战争中取得的骄人战绩，而仅仅是偶尔有所提及。他曾被人评论为“排外”，对于在19世纪末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个词有着特殊的意思。或许就是由于这个评价，使得人们没有兴趣探究他的生平。
左宗棠逝世后仅25年左右，大清帝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左宗棠为了挽救这个帝国所做的巨大努力与功绩，显然也因此而被低估。
当清帝国覆亡之后，人们将焦点转移到了与当时形势关系更为密切的事件上去，那些为了已经失败的事业而做出显赫成绩的名人们的努力便被淡化。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便很少再注意到左宗棠，乃至将之完全遗忘。
左宗棠个人的生活及努力未被当时的中国人所重视。在1885年他逝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被整个帝国所赞颂和缅怀，然而，当旧政权被推翻之后，社会舆论也随之转向。在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潮之中，左宗棠这位伟人因为服务于异族这一“罪名”，而被大肆攻击。
辛亥革命颠覆了清朝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将这次起义当成是完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未竟之功。很难指望将清王朝打翻在地的这一代人对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人予以褒奖。可是，虽然从某些方面说，辛亥革命确实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可两者的理念之差极为显著——太平天国并没有想过推翻一种体制，其目标仅仅在于推翻一个朝代。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对于上个世纪的这位领袖人物，中国人能够给予较为冷静的评价了。人们越来越关注诸如左宗棠、曾国藩这样的清朝末年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丰功伟绩。
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左宗棠穷其一生都在努力研究儒学，并按照儒家的生活范式要求自己。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对象，并非大清王朝，而是“忠君爱国”这一理念。从孔子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中国儒学体系，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没有任何其他思想体系能够比得上它对中国的影响，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却能够大致断定一点，无论是哪一位历史上的中国人，只要他是在儒家学说的鼓舞及规范下生活、奋斗，人们就不会将之永远打上耻辱的标记。
我对左宗棠产生兴趣，源于对中国西北及新疆南部、中部相关文献的偶然翻阅。在收获季节，他通过一系列战斗，收复了清国大西北的领土。为了留下足够的时间让部队播种及收获粮草，他没有急切地再次进军，而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可是，在英语文献中基本找不到关于这种奇特战法的资料，有关西征比较完整的资料，只能从汉语文献中翻查。为了申请学位而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构成了本书的部分初稿，论文的标题是《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较少涉及左宗棠早期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是研究其在西北的战争。以该论文为基础，本书较为详尽地研究了左宗棠早期的战争生涯和生平，对论文中不足的部分进行了相应补充。
我同时增补了一篇引言，对19世纪中国的财政体系、军队、科举制度及政府进行了大致描述。还增加了其他章节，对初期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及阿古柏政权予以介绍。另外，还改写了关于“平回”的部分内容。谨以这本书，纪念左宗棠这位伟大人物。
不管怎么说，本书都不能算作对左宗棠进行了彻底研究。关于左宗棠生活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他所参与的事件，相关中文资料可谓汗牛充栋，非经过多年时间不能有一个系统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以《左文襄公全集》最为完整，而本书的叙述形式即类似于《全集》中年谱里对于左公的文章摘录。这套文集根据杨书霖撰写左宗棠《年谱》时所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编纂时间长达4年。而最终有10卷之多的《年谱》，虽然系统记载了左宗棠从1812年出生到1885年逝世期间的生平和事件，但是仍然存有缺漏。本书则依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左宗棠官方传记进行了增补，此外，本书还随机参考、节录了很多其他的中文资料和相关外国著作中的研究成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于本书的撰写有很大启发，特别是在本书的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本人获益良多。限于题材，关于左宗棠值得叙说的人生和事件，黑尔博士的著作里无法进行详细描述，他只是对左宗棠的生平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因此，我也希望本书对于左宗棠生平的详细研究有益于黑尔博士的研究。
说到太平天国运动，在本书中我仅记述到了1860年。1860年之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我更关注左宗棠本人在这一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处理方法当然无法照顾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情况，不免忽略了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然而这几乎是所有传记作品都难以避免的先天缺陷。大多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作品中，都以某些特定时间及其中的特定人物为焦点。而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1860年之后跟一系列事件都有关系）则吸引了早期研究者几乎全部的注意力。而且，他们过于夸大了外国人对结束这场战争所发挥的作用。直到最近，研究者才渐渐有所改变，开始逐渐关注参与这场战争的汉人的作用，只是要让他们客观评价汉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来看显然还不切实际。
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的角色无疑是重要的。越是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就越发感觉到左宗棠的重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如果湖南官方当局对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少那么一点，都可能让帝国的事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而这个时期在湖南当局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正是尚处在准官员位置上的左宗棠。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极大地支持了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
为了真实反映左宗棠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体现他对当时中国各种形势的判断，我摘译了左宗棠的部分奏折和书信。就我所知，这可能是首次对左宗棠的奏折和书信进行的英文翻译。译文虽说较为随意，但我认为绝对没有歪曲作者的本意。当然，我一个人完成了书中所有的翻译，当然要承担其中的讹误责任。另外，雷先生虽然已经将李秀成在1865年的记述以《忠王自传》为名翻译成了英文，但这个极为罕见的译本我并没有见到。因此，本书中关于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由我自己翻译的，责任也由我来负。
本书所涉及的很多中国人名和地名，在罗马拼音化过程中并没有前后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翻译人名时，我选取的标准是北京方言的发音，即所谓的国语发音；在翻译地名时，我则尽量选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里的拼法。
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对中文学院院长W.B.佩图斯博士表示感谢，他慷慨而长期的鼓励是我难以忘记的，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我也无法忘怀。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D.舒尔西斯博士审读了我的手稿，并给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则很关注这部作品，对于中国和中国人，他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诸多建议让我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给所予的帮助。
我对中文学院的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只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可体会。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魅力非凡，性格坚忍，对于自己祖国的历史，他的见解非常深刻，他抱着世间罕有的热情带领人们走进伟大的中国的历史。他以极大的耐力、兴趣和热情，帮助我理解汉语文献，从而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本书若能得到些许赞赏，都应归功于王先生。另外，王先生对于英语丝毫不了解，因此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与他毫无关系。
本书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探索一位伟大政治家和军人的人生历程。他的整个生命，处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口。随着人们更多地了解左宗棠的一生和其奋斗经历，将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左宗棠的性格底色属于传统的中国，但他却有着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新的人生观。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一直顽强地奋斗并坚持着。以现在的眼光看，或许我们会觉得左宗棠的功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经历仍具有重要意义。也许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就会改变。
左宗棠一生最景仰的榜样就是诸葛亮，虽然诸葛亮一生的成就同样受到了时间和空间标准的限制，但他的一生仍然被无数中国人认同。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人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那些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努力赢得的功绩。左宗棠的标准显然与此差距不大。我本人希望这本浅显的书能作为引玉之砖，让更多对此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来写出一部更好的关于左宗棠的研究著作。
W.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