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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张开翅膀，载着一位老人的历史，飞向远方。这百年的往事，都化成了和煦的风，裹挟着生命的能量，盘旋在人们的心上。为了一份敬畏，为了得到精神的滋养，所以，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虔诚地追寻杨绛先生的过往。
那一年，她的生命开始在杨家，她有儒雅的父亲，有温柔的母亲，有可爱的兄弟姐妹。这个“寒素人家”，却装着满满的幸福，他们相亲相爱，把幸福化作力量，去抵御疾病和岁月的动荡。
命运给这一家设下重重考验，幼时辗转多地，父亲的事业“跌宕起伏”，死神差一点“意外到访”，学校更是换了又换，这些都成了杨绛心中难以抹去的记忆，像少时背诵的第一首古诗一样，深深地存在脑海中，陪伴着她。
生于寒素人家
清晨的阳光照在窗口，树枝的光影在窗台上摇曳，时光很好，风也很好，树上的喜鹊已经筑完了巢，几只幼崽在巢里张着嘴，稚嫩地叫着，两只做了父母的喜鹊在欢喜地飞来飞去，一位百岁的老人在出神地看着、思考着，时间都去哪儿了？
生命的初始和凋落像是一个圆，人的一生便是沿着这圆在行走，循着一个轮回，寻找生命最初的足迹。我们用虔诚的姿势，探寻这位老人的一生，欣赏属于她的沿途的风景，不敢贪心逗留，只盼岁月温柔待她，一切安好。
杨绛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四季风景如画的地方，江南女子，天生婉约。在那个时代，杨绛家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她说那是个“寒素人家”。
杨绛的父亲叫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到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学而优则仕，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杨父一生有两部有名的著作——《名学》和《逻辑学》，流传后世。几年前，有人与杨绛聊到当今社会腐败成风，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一九二一年的文章《说俭》，文中说：“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几十年前的文章，如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杨荫杭是个一辈子刚正不阿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杨绛回忆父亲的书里，她把父亲描述成一直坚守自己人生信条的“包公”，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最后。
父亲于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十分努力，却中途被除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学生闹学潮，遭到了当时“洋人”的镇压，一个领头的广东人被学校开除了。
这件事震慑了其他参与的人，大家纷纷退后，杨荫杭看着这些人被吓得缩了头，站了出来说“还有我”，就被一起除名了，但事实上杨荫杭并没有参与，他只是看不过大家被“洋人”吓得那个样子。
那时，杨荫杭的父亲过世，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生活，当时进入的北洋大学堂是公费学校，这点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后来他转入了南洋公学，随后因各方面的优秀表现，被选去日本留学。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杨荫杭和同在日本留学的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专门翻译当时欧美政法方面的著作，在当时的留学生圈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最终杨荫杭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然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论文还被收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中。虽然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却被细心的女婿钱钟书发现，并告知杨绛，后来杨绛还托了朋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里寻找这本书，果真被她找到了，影印下来收藏。
开阔的眼光和不停的游历，让杨荫杭有了新的意识和想法，接触到的西方社会观念，让他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立宪梦”，无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让这个梦早早破碎，但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方向。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那个年代的符号。杨荫杭与唐家小姐订婚自然也是很早的，那时的两个人只有十二岁。
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了，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优点，贤良淑德，长得也很漂亮，典型的南方女子，皮肤白皙，性格温雅，做什么都是稳稳当当，从不会急躁。结婚后便在家中安静地相夫教子，很少出去。
有闲暇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喜欢看《缀白裘》，看到高兴处还会开心地笑。还喜欢看《石头记》、《聊斋志异》这类经典小说，也会看当下一些新体小说，大体都喜欢。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绿漪女士写的《绿天》，就跟杨绛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当时作者用的是笔名，她却能读出其中的韵调，杨绛对此佩服不已。还有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评价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杨绛觉得母亲在文学上的很多见解都十分恰当。
在杨绛的记忆中，那些童年里的歌谣，都是母亲教的，细声慢语，成了记忆里内容模糊却感觉温暖的调调。母亲总有很多家务要做，似乎有干不完的事情，所以很少哄着孩子们一起玩。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杨绛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出生在北京，一个租来的院子里，排行老四，原本的名字是杨季康。家里人都宠着这个小小的女孩，她还有个昵称叫阿季，杨绛是她的笔名，用这个笔名署名的作品问世后，杨绛这个名字就似乎成了她的本名一样，被大家熟知。
父母年纪相仿，又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在杨绛的记忆中，两个人从没吵过架，算得上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种平静的家庭氛围，为杨绛提供了一个平和的成长环境，在那个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父母的相处方式，无疑也在杨绛的心中成为了榜样。
杨绛的父母关系十分融洽，这直接影响到家中孩子的性格发展。杨家八个孩子，杨绛第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杨家的教育方式是比较成功的，杨荫杭并没有太限制孩子本身的个性，而每个孩子都出落得很优秀。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苏州九如巷张家是豪门望族，张家四姐妹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淮军二号人物。）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
母亲有个习惯，就是每晚记账，可总是记不起有些怎么花的，父亲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父亲说，母亲虽然记不明白小账目，但每月寄回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
杨绛是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第一个孩子，成了他的心头宝贝。杨荫杭喜欢吃冰激凌，杨绛出生那年他买了个可以自己做冰激凌的桶，她出生那天父亲做了一桶冰激凌，给她在小嘴唇上点了那么一小点，家人回忆说，小嘴都冻紫了，还是使劲地吧嗒着滋味，香得陶醉呢！
父亲总笑杨绛是“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因为杨绛生下来的时候就小小的一个，需要他两只手靠得很近才能很好地抱起，长大了之后也是姐妹中最矮的，也是最讨大人喜欢的一个。
杨绛出生的时候，赶上了著名的辛亥革命，中国酝酿着巨大的改变。当时，父亲杨荫杭在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做厅长，后被调至浙江省的审判厅，住在了杭州。因为刚正不阿的工作方式，得罪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此人到袁世凯面前“奏了一本”。恰巧的是当时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留学时候的好友，在袁世凯面前力荐杨荫杭，袁世凯还亲笔写了四个字“此是好人”的批示，这事才算过去，杨荫杭随后又调到了北京。
这次到北京，四岁的杨绛第一次见到了满族人，也第一次见到了满族的服装和发饰，因为当时全家租住在北京东城，房东便是个满族人。
房东是梳“板板头”，穿着旗袍，脚上蹬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之前她只见识过上海女人的高跟鞋，她们的鞋跟在脚后跟，而房东的鞋跟在鞋底的正中央，这种鞋也叫“花盆底”鞋或者“马蹄底”鞋。中间的木底多厚的都有，十厘米左右的多见，还有二十多厘米的。穿着这种鞋的满族女子走起路来摇曳生姿，还高挑了许多，杨绛没穿过，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父亲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说：“要！”
辗转多地，大姐、二姐留在上海上学，三姐在无锡老家，杨绛成了唯一跟着父母生活的孩子。五岁的时候，杨绛走入了学堂，她的三姑母杨荫榆也在这所学校里工作。因为杨绛聪明机灵，很多人都喜欢她，在女高师学生的聚会上，她们还叫杨绛扮花神，身上、脸上都是花，她也像朵灿烂的花一样，笑得那样开心，笑声飘荡好远好远。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回忆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杨绛也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不过，小时候的她开始念书的时候比较不安分，喜欢在课堂上淘气，她喜欢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结果吹着吹着就笑起来，老师看到了十分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全能准确无误地答上来，老师十分惊讶，也没有别的能说，就只好让她坐下继续听课。
安稳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一九一七年五月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有检察官到许邸搜查证据。杨荫杭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杨家的电话响啊响，都是上级打来的。然而，就算多少高官干预此事，铁面无情的杨荫杭也不允许保释。结果就是，次日，杨荫杭就被停职停薪了。因为父亲的薪水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家里的生活开始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坚定了杨荫杭回南方的决心。
杨绛的大姐、二姐一直在上海上学，并没有跟着来北京。那时候的她们也只是十五六岁的光景，二姐在学校感染了风寒，住进了医院。家人得知这个消息都很焦急，尤其是母亲，恨不得飞到女儿的身边。但当时赶上天津发大水，火车已经中断了，只能换乘轮船赶路。
可怜的孩子，在等到母亲的时候，已经双眼模糊，看不清母亲的面容，十分无助。她只是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不停地哭着、哭着，哭得母亲心都碎了。姐姐中，杨绛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二姐，小时候也唯有二姐才能哄得了她。最后上帝还是带走了这个天使，给一家人留下了最深的痛。
经历了这些变故，杨荫杭决定辞官离开北京。这座城市，带给他太多灰凉的记忆。
与生离死别擦肩而过
童年是一幅神秘的画，被悠扬的岁月染上了独特的色彩，挂在记忆的长廊里，等待回味。就算再回首时我们忘记故事里的细枝末节，却始终会记得那跳跃欢快的色彩。
时光游走到了一九一九年，杨绛人生的小船上，已经装载了八年的人生记忆，此时的她，更是天真烂漫。而此时，她平静的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天她在院子边上捡核桃，玩得很开心。这时三姐走过来，情绪有些低落，对她说：“别捡了，咱们要回南了。”虽然三姐的年纪也不大，但似乎明白“回南”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她从三姐的情绪里，感觉到了什么。
杨绛曾为三姐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三姐姐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里面提到，第一个为杨绛讲述什么是“死亡”的就是三姐姐，“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那段时间，家中暗涌着很多变化。平时不出门的母亲，一口气去了北京好多个出名的景区，还买了很多北京的特产备着。而平时忙碌的父亲也不去上班了，和一个朋友去山上采标本，一去就是一星期。杨绛回忆说，那次父亲的脸都被晒成了紫赤色。
杨荫杭对这些花花草草的事儿很有兴趣，做起来也相当有耐心。他会整齐地整理好，小心地做好标注，然后妥善地保存起来，表情认真又严肃，很显然乐在其中。似乎那个被停薪的厅长是个路人，自己都不认识。就这样，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最终，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踏上了回南的征程。杨绛依稀记得，来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多，也许是大家舍不得这样一位“好官”离开，毕竟动荡的局势已经让人很缺乏安全感，小小的杨绛不懂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但是她很自豪，因为大家拥护的那个男人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荣耀，就是自己的骄傲，而她亦是能感受到人们眼眸中的不舍。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载着这一家老小，开始了奔波的旅程，将他们带向未来。六个孩子，在父亲母亲的看护下，下了火车，又上了轮船，终点看着是那么遥远，但是有家人的陪伴总会很安心，一家人在拖船临时搭的床上坐着，摇摇晃晃，像水中月亮。欢声笑语不断，这段路似乎变成了旅行般，孩子们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母亲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她一直那样安静。
在船上漂了很久，大家都有些晕船的不适反应，孩子们却没有因此扫了兴，三姐说没看过海上的日出，让杨绛叫醒她去看。可最后还是三姐叫醒的杨绛，这样她们才看了人生第一次的海上日出。太阳缓慢地冲出海平线的时候，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它发光发热，而无论生活遭遇了什么，太阳都是会照常升起，照样温暖万物。日出的光，温柔地铺在她们稚嫩的脸颊上，让两个小姐妹一阵欢喜。
回到无锡老家，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海上的颠簸让所有人都很想尽快安稳下来。父亲决定不回家中的老屋，去新找一个地方用来安家。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兜兜转转，你依然在这里。他们找房子的时候，一位亲戚介绍了一个房子，父母独带着杨绛去看。那个房子当时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杨绛的丈夫钱钟书一家。当时的两家并不认识，两个孩子自然也是不认识的，在后来的对话中，两人才发现原来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擦肩的缘分。
父亲没有选择这座房子，因为一位女士告诉他们，从住进这座房子她一直在生病，没有彻底康复过。后来钱钟书猜测，说这个话的可能是他的婶婶。世界就是这般奇妙，一切似乎也都是早有安排。
最后，杨荫杭选择了沙巷的一处宅子，但是前后算起来也只是住了半年的光景。时间不长，却给杨绛留下了不能抹去的回忆。
这个房子有着跟北京完全不一样的景致，北京的高墙青瓦在这个温婉的城市是很少能见到的，而这里的小桥流水也是北京不具有的。在自家的院子里站着，便可以看船来船往，像是住进了画里，杨绛对这个有兴趣极了。
父亲很喜欢吃当地的“炝虾”，就是在家附近河里直接打捞上来的小活虾，简单地洗一下，酱料简单一淋，再扣一会儿就直接吃，家里人都很喜欢这种类似生鲜料理的食物，唯独杨绛不喜欢，她看着还一跳一跳的小虾，实在提不起兴趣。
住了一段时间后，家里人陆续开始感到不舒服，除了杨绛之外，其他人都生病了，父亲病症最严重。之前也有人说过，这座房子之前的几个住客都得了伤寒，也怕是吃了太多生虾，经过简单的治疗，其他人慢慢康复，唯独父亲没有好转，家人开始担心杨荫杭的身体。
父亲是留过洋的人，认为西医才能治疗自己的毛病，无奈当时的无锡只有一个西医，设备设施也不全，只能取了血和大便，送到上海化验，拿到化验结果已经一周过去了，父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检查结果却没有确诊什么。
看着病情日益严重的丈夫，又想到之前不幸离开的二女儿，杨绛的母亲担心起来，只得自作主张找了中医过来看。中医来过，只是一搭脉便告诉家人是伤寒没错了，而且拒绝给杨荫杭开药，言下之意已经无法挽回了。
一切来得很突然，似乎一下天都倾斜了。后来杨绛回忆，那几天好多亲戚也都连夜来看父亲，家里的灯一直亮着，人来人往，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叹气，似乎要发生大事一样。
这时候的杨荫杭已经意识模糊，持续地发烧，一直说着胡话。他是一家之主，是顶梁柱，也要负担家族中其他一些没有经济来源的亲戚生活，他垮了，整个家就垮了。
母亲唐须嫈不愿就这样放弃自己的丈夫，便前去请杨荫杭的故友华实甫先生。他是一位很优秀的中医，唐须嫈觉得，如果他也救不了杨荫杭，那就是命了。
华先生来的时候，仔细地看了看杨荫杭的病情，他其实也觉得没什么希望了，但他还是答应唐须嫈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服药给他。
为了让杨荫杭能接受中医的治疗方法，唐须嫈费力地把开的中药都伪装成了西药的样子，把买来的西药的胶囊倒空，然后把中药塞到里面，重新扣好。为了有最好的效果，唐须嫈把自己的嫁妆珍珠也磨成了粉末给杨荫杭吃。
这一家人似乎得了命运的眷顾，杨荫杭的身体竟然慢慢地好了起来，从死神的手中抢回了一条命。不过杨绛觉得，父亲能够死里逃生，全是母亲的功劳，如果不是母亲坚持，如果不是母亲的悉心照顾，也许父亲真的就不在了，陪伴永远是生命的良药。
父亲一直以为自己是靠自己的意志挺过来的，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幸福的小秘密。
经历过二姐的早逝，又经历了父亲的命悬一线，小小的杨绛早早地懂了生离死别的意义，便也更懂得了家人的珍贵。她喜欢依赖在父母的身边，哪怕只是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做事，因为在她心中，大家都在才叫家。在刚搬到新家的时候，家人把杨绛和弟弟们安排到了就近的学校——大王庙小学。那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学校，就是一个叫作什么大王的庙宇改造的，大大小小也有八十多个学生，却只有两个老师，其中一个还是校长。
如此简陋的条件，却挡不住孩子们浪漫天真的天性，孩子们被分成四个年级，因为老师不够用，所以就算分了年级，也是在一起上课的。
对于这一个校长一个老师的组合，杨绛记忆深刻。老师本姓孙，具体叫什么已经没有印象，却清楚地记得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孙光头”，手里总是拎着个教鞭，从教室这边踱到那边，再从那边踱到这边，最爱的就是拿着手中的教鞭打学生的脑袋。
在杨绛的记忆中，同学们几乎被打了个遍，单单这几个杨家的孩子没有此般“待遇”，可能是因为这是北京回来的娃娃吧，真正的原因已经无从考究了。他打头的这般威风却没有跟他的学识一致，一次教科书上一段字是这样的：“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他讲出来的“子曰”是“儿子说”，今日想起来，真是好笑至极。
校长是不打学生的，单单打过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娃娃还小，开裆裤被直接扒下，大大的手印红通通地印在小屁股上，最后竟是“孙光头”劝了下来……
这些大王庙记忆虽然零散，但是却很鲜明地照亮了她整个童年的记忆。
在杨荫杭的心中，孩子都是要上学的，无论男孩女孩，而且要接受最新最好的教育。他一直认为上海启明女校教学质量很好，大女儿以优异的成绩在那里毕业，留校做了老师，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过去启明读书。
经历过这么多事，母亲是舍不得女儿的，尤其是小小的杨绛，一直在自己身边不曾离开。杨绛虽然人不大，心里却是明镜般的清晰，她知道，去启明上学是父亲期望的，所以她要去。
那天母亲问她：“你打定主意了？”杨绛说：“打定了。”虽然口里说着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哭了，眼泪静静地流。她把脸背过去，不想让母亲看到，那时的她就非常懂事，会顾及家里每个人的感受。
母亲准备每个孩子要带的行装，给杨绛备了一个小小的箱子，让杨绛自己决定都带些什么过去。母亲还给了她一个闪亮的银元，这是杨绛的宝贝，跟自己最喜欢的红手帕放在一起，深深地藏在衣服左边的口袋里。虽然心有不舍，她却不得不背起父亲的期望，走向自己崭新的未来。
第一颗无声的泪珠晕染成长的轨迹
每个孩子都会慢慢地成长，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终有一天会告别父母保护的翅膀，独自学会飞翔。
一九二〇年二月，杨绛来到启明，开始了另一段全新的生活。那一年金秋时节，全家人搬到了上海生活。
在后来的作品《我们仨》中，杨绛回忆了在启明上学的那段时光，描述得平静而美好。
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学堂，跟大王庙比起来简直壮观，很多间教室排成一排，有花砖铺成的路，还有漂亮的草坪，最受欢迎的自然是那个大操场，那里有秋千，有跷跷板，有整座学校最多的笑声。
在这里，照顾孩子们的是修女，孩子们叫她们“姆姆”，杨绛很讨姆姆的喜欢。对于姆姆，孩子们是又怕又亲切，更有几分好奇。好奇的是姆姆的穿着，那衣服和帽子都是那样特殊，孩子们在背后经常讨论，那么高的帽子，那么厚的裙子，究竟是几个呢？
机会来了，在每年天主教徒上山瞻礼的时候，杨绛跟着上了山，本来她这么大的孩子是不被允许同行的，因为她很聪明乖巧，校长特许杨绛参加，还有幸跟姆姆睡在一起，这是“侦查”的好机会，也是至高的荣誉呢，至少她一直很骄傲。
姆姆照顾所有人都上床休息了之后，才准备休息，为了不被姆姆发现自己的小心思，杨绛蜷在被子里，佯装睡着了，呼吸都放得轻轻的。后来她心满意足地知道了答案，帽子有三层，裙子也有三条，之前她们猜姆姆的裙子有七条那么多呢……
有一个姆姆，是教格致课的，格致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大致教一些自然科学、物理和化学之类的知识，格致课在每周三上。教格致课的姆姆会称呼杨绛“同康”，这是杨绛故去二姐的名字。
在家中和学校里，已经很久没人提起过“同康”这个名字了，都怕伤心起来。二姐上学的时候，学习很好，十分聪慧，很受格致课姆姆的喜欢，她看到杨绛总会想起她的“同康”，杨绛也没有纠正她，就一直这么叫着，而且她更爱这门课了。
上学的时候，学校有个特殊的假期，在每个月的第一天。这个假期还有个特殊的名字——月头礼拜。在这天，本地的学生会被父母接回家。那天回家的孩子，都会穿戴整齐，精心打扮后跟着父母兴高采烈地回家。
杨绛是少数不过这个假期的孩子之一，她心里是委屈的，她也想父母来接自己，然后跟家人待在一起。管食堂的姆姆是个细心的人儿，看着留下的孩子失落的神情，就变着法儿来逗她们开心，给她们分糖吃，在平日里这是怎样的美食呀，可是大家都还是打不起精神来。直到整个“月头礼拜”过去，同学们陆续回来了，这些留守的小鸟才快活起来。
过了几个“月头礼拜”之后的一天，大姐来找杨绛和三姐，说带她们去看父亲，当时的杨荫杭被邀请到上海的申报馆做主笔。
杨绛跟三姐高兴得很，大姐帮她们整理了衣服，精神抖擞地去看父亲去了，这是她上学以来第一次踏出校门。三姐妹坐了电车，又走了一会儿，才到了申报馆。
大病初愈的父亲，越发清瘦，杨绛紧紧地靠着父亲坐，拉着父亲的手，听父亲跟姐姐说话，心里又高兴又伤心，只念母亲也在这里多好，父女几人，聊得不亦乐乎。
父亲说要带大家吃大餐，以往“吃大餐”是有寓意的，就是代表犯错误了，要挨训了。这真正的大餐，杨绛是没吃过的，她还有些紧张起来。
杨绛不会用刀叉，就盯着看父亲怎么吃、怎么用，自己就照样儿地学来。但还是闹出了个小笑话，她不知道汤是一口气要喝完撤掉的，就一口一口地慢慢喝，中间还会吃点别的东西，一旁的服务员每次以为她喝完要撤盘子的时候，她就又喝几口，服务员来来回回好几次也没撤走杨绛手里的盘子。
回去的路上，这件事成了其他三个人的笑料，父亲问杨绛，吃了这么多哪个最好吃，杨绛直叫苦，光顾着学刀叉，吃的什么全然不记得滋味，只是记得冰激凌好吃了。
父亲一辈子行事低调，对孩子们的管教也有自己的方法。他从来不动手打骂，却也不会娇宠孩子，男孩女孩在这个家里也一律平等对待，凡事也力求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父亲的学识和经历在当时是很受尊敬的，杨绛很好奇，自己父亲在和自己一般大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想了好久，也想不到，索性就直接问了父亲，父亲的回答竟是：“就和普通孩子一样。”习惯了低调处事的父亲，给出了一个杨绛没有想到的答案。
这样一位父亲，家里的孩子们多少有些害怕他，不敢触怒他。杨绛这样形容父亲，说他是“凝重有威”，这样一位有威望的父亲连初次见面的钱钟书也有几分望而生畏，不过后来他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让人从心而发地尊敬。
父亲很少带家眷去拜访朋友，但是有一次是姐妹们都印象深刻的，那次父亲的朋友开车专程来接杨荫杭一家。之前杨绛从来没有坐过汽车，这对她来说是极难忘的。
到了父亲朋友家，才发现难忘的不仅如此。这里阔气得很，有穿着体面的仆人，有绿树成荫的花园，还有装修别致的洋房……映入眼帘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一起来的姐妹三个都感到很新奇，以至于回到家中还在不住地感叹看到的一切。
她们的对话被一旁的父亲听到了，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父亲说话总是这样，淡淡的，却让人记忆深刻，像世上的道理本就是这样简单平淡的一样。
这句话，父亲是常挂在嘴边的，他希望孩子们也能像他一样，过着俭朴的生活，不要被繁杂的事物迷了眼，毕竟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父亲是善良的，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自己想成为的“好人”。
父亲对孩子们的爱是平等的，唯独对杨绛多出来一些，有一次午饭之后，大家本来打算各自散去，父亲叫住了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从那以后，杨绛就成了那个唯一留下陪父亲午休的孩子，她只安静地在一旁看书，一点声都不出，不吵父亲。
有时候父亲在一旁写东西，杨绛就在一旁看着，然后捡着父亲用了的笔去练字，她写得一手好字。她手也生得巧，剥栗子、去果皮，都做得像模像样的，连往火炉里加炭都没有声音，让姐妹们十分佩服。杨绛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很乖巧懂事，她剥了很多瓜子仁，用一个小木碗装着，给妈妈吃。
像所有妈妈一样，好吃的妈妈都会紧着孩子吃，所以平时为了哄孩子开心，妈妈都会佯装吃几粒，或者干脆就只是做个动作就代表吃了。杨绛这次仔细地看着妈妈的嘴，手紧紧地拉着妈妈，想确定妈妈是真的接受了自己的“爱的礼物”，妈妈看着杨绛忽闪的眼睛，读到了女儿的渴望，索性吃得一粒不剩，杨绛开心极了，那种快乐是那般深刻，无可替代。
杨绛前后在启明读了三年多的书，这段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也很顺利。其中的趣事和细节，她后来也跟丈夫钱钟书多次聊起过，就连当时一位姆姆的口头禅都变成了后来《围城》里的句子。
那段生活在杨绛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她少年之时，她学到了最重要的判断力和自控力，一次老师需要她帮忙去给姆姆送封信，信纸并没有密封，只是简单地一折，就交给了杨绛。尚小的她自然很是好奇里面的内容的，而且打开看下又不会被发现。但是她还是管住了自己那颗好奇的心，打消了念头。
她还学到了如何去和集体接触，融入当中去生活，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之间的小摩擦，这些都是一个人成长中需要学习的内容，很高兴她在适当的时候，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学习到了一些，才造就了她后来的性格，也决定了这辈子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听凭心灵的指引，她找到了自己人生路的方向。这条路既是一条成长的道路，也是一条求学的道路，路上难免有坎坷和泥泞，却因为那份坚持的信念一直保持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