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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已经来到了清华大学，并且过得如鱼得水。而那个望向同一片星空的女子，还会远吗？
时光追溯到一九二七年，那时杨绛十六岁，已是苏州振华女中高中部的学生。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她因个头矮，人还娇小，看上去就像十三四岁的女娃娃，没有长开，懵懵懂懂。
那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时分，动荡的年代，胜利的欢乐总是伴随着扩张百倍的激动，一个个游行队伍，群情激昂地涌上热闹的街头，学生运动更是此起彼伏，集会、演讲弥漫了那些兴奋躁动的日子。
有一次，学生会发动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杨绛同学也赫然在列。只是瘦弱文静的她，一想到自己如猴子般站在板凳上，被一群人围将起来，其中还不乏轻薄猥琐的男人，便觉得如当街示众般难堪，而自己那细弱的声音又如何能穿透喧哗吵闹的人群呢？
她不愿参加，却又没有推辞的理由，便想学当时古板人家的女学生，借家里人不同意的说辞推掉。周末回家后，她立即向父亲求助，不料她的父亲一口拒绝了：“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她的父亲是倔脾气，眼里容不得沙子。他是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张勋打败了一家军阀胜利进京，江苏省的名士乡绅联名登报表示欢迎，他并不愿欢迎这样的“辫帅”，可下属也自作主张加入了他的名字。他得知后，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便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没有欢迎张勋。
听到父亲这样毫不迟疑的拒绝，杨绛慌忙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她的父亲沉吟片刻，认真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接着，他便将自己坚持在报上登启事的事告诉了女儿。虽然他知道有人会说自己不通世故，但他这样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杨绛苦着脸，有些底气不足地说了“敢”字。
第二天，她回了学校，说明自己不去参加宣传。当同学们问她原因，仍想不出充分理由的她，只坦白地说：“我不赞成，所以，我不去。”
在热情高涨的革命氛围下，这样随意的“不赞成便不去”无疑是泼冷水，她成了“岂有此理”的众矢之的，同学们向校长告了状，校长把她狠狠批评了一顿，但这个柔弱的小姑娘，倔强的小脸上只有雷打不动的坚持──不赞成，不去！
她是柔软的，文文静静，不言不语。但她有一个正派倔强的好父亲，他用自己的言语和经历，教会女儿要敢于坦白，敢于说不，敢于成为柔软中的钢铁。
事实上，她的坚持和选择是正确的。当被推选的其他三位女同学热情兴奋地进行街头宣传时，便有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起哄吆喝，还邀请她们明天去游园宣传。其实，这不过是借口，他只是想请她们游园吃饭而已。
那所谓的街头宣传，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了味道，而她“岂有此理”的坚持，也成了很有道理的先见之明。校长得知后，大吃一惊，下令禁止了女学生们这样的宣传。
她是幸运的，拥有温馨的家庭、关怀备至的母亲和以理服人的父亲。父亲从不会强迫她做些什么，连学习也是让她按自己的兴趣来。她喜欢诗词小说，便买来给她；他自己喜欢音韵学，但女儿对此却不感兴趣，他也不勉强她。
孔子云：“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便是杨荫杭先生的教育理念，让女儿顺着自己的天性学习成长，而他只是因势利导，并没有多加干预。高中时，杨绛还辨不清平仄声，他也不着急，只让她慢慢涵咏体味，并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而有一天，她也真的──自然懂了。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高中毕业了。她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只是刚刚开始招女生的清华大学，这年并不在南方招女生，她只得就近报考了东吴大学。
那个年代，中国虽然历经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文化洗礼，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却依旧束缚着广大妇女群众，去上大学的女孩是很少的，当然东吴大学的女生，也没有很多。
正因为女生少，文静且不善运动的杨绛，参加了排球队，成了一位很是神气的女排球队员，并在比赛时拿过中气很足的发球分，惹得啦啦队叫声一片。后来，当杨绛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比赛，还会眉飞色舞地说：“我也得过一分！”
长长短短的岁月，总是禁不住回忆。曾经，她只是跑得跌跌撞撞的季康，如今，却已成了亭亭玉立的女大学生，而她的父亲，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那天，父亲对她说：“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想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她知道，这话是父亲说给他自己听的，这一刻，她觉得父亲有点老了，有高血压，会头昏，不再如从前那样心力充沛。
她有些心痛。自己长大了，而父母也苍老了，原来，自己的每一分成长，承载的都是父母如水的光阴。她开始思考，怎样让他们省些心力，不再那么操劳。
从小她便是懂事的孩子，体恤父母。她的父母亲，也会为她的这份孝顺心而欣慰不已吧。
在东吴大学的日子并没有多少波澜，秋冬春夏，转眼便是一年，她成了一名大二的学生。这时候，她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分科。
她是文理均衡发展的学生，不像钱钟书那样严重偏科，所以选专业也多了几分踌躇。不知为何，老师似乎都偏爱理科些，他们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自然是选理科好些，杨绛不置可否，只回家征询颇具智慧学识的父亲：“我该学什么呢？”
父亲回答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是的，喜欢的，便是最相宜的。只是这句让人豁然开朗的言语解决了惑，却没解决掉问题。杨绛喜欢文学，喜欢读小说，但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专业，只有同为文科却又大相径庭的法律预科、政治可供选择。
她打算选法律预科，这样可以做父亲的帮手，替已显老态的父亲分忧，还可以接触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为写小说积累素材经验。只是她没想到，当她告诉父亲自己的想法时，一向让她选择的父亲却是坚决地反对。
这么多年的法律生涯，他见惯了太多尔虞我诈的陷阱与倾轧，在这个动荡黑暗的复杂社会，想要维护正义的律师，危险系数是极高的，要时刻提防邪恶势力的明枪暗箭。
而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捧在手心的女儿，不谙世事，简单纯粹，他又如何忍心眼睁睁看她跳入这危机四伏的漩涡？
于是，乖巧懂事的杨绛，选择了政治系。只是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她，自是对晦涩的政治没什么兴趣，只是在课堂上用功些，她将课余时间消磨在图书馆，读小说，学英语和法语，她还列了自学的课表。
大学三年级，她的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她获得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在那个出国留学很是风光的年代，这可谓十分难得的机会，可她并没有特别兴奋，只是将消息告诉了父母。
父母的态度也很是平和，没有表现出激动或忧虑的情绪。父亲只是如往常般说“如果愿意，可以去”，并表示，如果去的话，他会进行全力资助。
她想起父亲在自己刚上大学时，曾在不经意间说过的话：“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
她只是想起，因为她知道父亲的言语间会有些偏见。问题是，她虽然拿到了奖学金，可是还有需要比学费多一倍的钱作为日常的生活费，再加上往返的路费……这些加起来，并不是什么小数目，她放弃了，因为不忍心再给父母平添负担。
其实，对待留学，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见系里的老师都是留学生，便不见得留学生就有什么稀奇，更何况她对政治学并不感冒，与其去国外读不喜欢的专业，还不如去国内一流学府，学自己很是痴迷的文学呢！或许，冥冥中都已注定。时隔四年，她这块柔软中的钢铁，注定要走进那所当年没向她敞开的校门，更何况，那里还有等着与她邂逅的钱钟书。
后来，她考上了清华大学，也与钱钟书相知相恋，她的母亲如是开玩笑地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