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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转换，欲语还休。看罢杨绛的乖巧美好，再把镜头对准锋芒初露的钱钟书，看这个无锡才子如何扬名清华大学。
一九二九年夏，他和堂弟钟韩高中毕业。两人一起报考了全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钱钟书选了外国文学，而钱钟韩则是理工类专业，兄弟二人，一文一武，颇多了些傲视群雄的气魄。
转眼便是入学考试，试卷发下来，国文和英语，钱钟书大笔一挥，便是洋洋洒洒的文字飞扬，交了卷仍觉意犹未尽。而到了数学，他看着那一堆堆阿拉伯符号组成的道道题目，只觉天书般云里雾里，寻不到出路，只得草草答了便交卷大吉。
发榜那天，他与堂弟相约去看榜，两人赫然在列，钱钟韩更是总分排名第二。而钱钟书，国文和英语都是第一名，数学则只有十五分。后来杨绛戏谑钱钟书“数学十五分，考入清华大学”。
其实，按照清华大学的招考规定，只要考生有一科不及格便不予录取，钱钟书那烂到爆的数学成绩，只能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可因为国文和英语两个第一名，他的总成绩排在了第五十多名，主管老师不敢做主，便将他的情况报告给了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罗家伦。
而罗家伦很是爱才，当他看到钱钟书的国文和英语成绩，赞叹备至，破例把他录取了。此后，罗家伦对钱钟书也很是关注，对他的才华和诗作颇多夸奖。
因为这件事，钱钟书还未跨入清华大学的大门，便已有名满校园的声势。而他的堂弟钱钟韩，还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为了表明与堂兄道路不同，他选了上海交通大学。至此，两个手足情深的兄弟，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就此别过，分别踏上了文理两条道路，并在未来各自取得了属于自己的非凡成就。
在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清华大学，真可谓教授如云，学子济济。钱钟书入学时，便有文学院长杨振声、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及叶公超、温源宁、吴宓等一干名流学者，还有普来生、瑞恰慈、温德等外籍学者。
而最令钱钟书喜欢的，则是那藏书众多的图书馆，当时他最大的志愿便是要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一名叫许振德的同班同学曾如是评论说：“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无论是课堂还是课下，他都只专注于课外书的阅读，从没有认真听过课，也没有记过笔记。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是名列前茅，有两个学年成绩皆为“甲上”，还有一个学年得到破纪录的超等成绩。
一名叫饶余威的同学这样说：“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考第一。”
另外，他还提到钱钟书的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大学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其实，除了这个被称为怪癖的习惯外，他还在读书笔记上大下功夫，不管是宿舍的书架还是书桌，那一摞摞写满心得文字的笔记本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堆到一尺多高。
他喜欢读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悟性，无论多么艰深的书籍，他都可以不费力地领悟。并且，在高谈阔论时，他可以将广泛涉猎的知识学以致用，什么黄山谷的诗句，什么古罗马作家的名言，都可以信手拈来，甚至可以立刻找到出处。
另外，他还鼓励别人读书，能够为旁人不假思索地开出颇负建设性的书目，并能将书的内容优劣详细列明。一次，吴组缃找他推荐三本英文禁书，他二话不说，当即写出四十多本，书名、作者及内容简介都罗列详细，写了满满正反两面，看得同学大为称奇。
自古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钱钟书的文章写得极快，却又总是语惊四座。同学郑朝宗如是说：“我曾亲眼见他在人前笔不停挥地写出文采斐然、妙趣横生的书札；又曾眼见他给学生改英文作文，把一篇命意修辞都很寻常的东西改成漂亮的文章。”
在校期间，他常常在《清华周刊》、《新月月刊》、《学文周刊》及《大公报》等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以书评、散文为主，中英文并用。他的文章，说理透彻，旁征博引，洋溢着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连在政界赏识提拔过周恩来和朱德的张申府教授也在《大公报》上称赞他说：“钱默存先生乃是清华最特殊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现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能考得上清华大学的学子，不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便是远近闻名的风华才子，实力当然都是不容小觑的。钱钟书同班三十人，虽然毕业时少了三人，但二十七位同学皆成为了名家学者──戏剧家曹禺、小说家吴组缃、书评家常风、翻译家石璞……
只是立于鹤群间，钱钟书依旧卓尔不群，得到叶公超、温源宁、吴宓等一干名家教授的一致赏识。这样的殊荣，只他一人而已。吴宓教授更是如是感叹：“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人才，在老一辈人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因吴宓教授这句“人中之龙”，钱钟书便得了“清华之龙”的雅号，他的同班同学曹禺得了“虎”字，颜毓蘅则是“狗”，他们三人被称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三杰”，而他居“三杰”之首。并且他还是清华大学所谓的“三才子”之一，另两位是在历史系。
一九三一年十月，温源宁教授想要请他去英国伦敦大学教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刚步入大三的学生，这样的推荐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是极大的殊荣。他给父亲去了信征求意见，钱老先生看了自是喜不自禁，但他恐儿子太过自喜自傲，太过锋芒毕露，便告诫他“不要自喜”，钱钟书也打消了远赴伦敦教书的念头。
这么多年，父亲是了解钟书的，他怕儿子因着狂气毁了前程。在清华大学，他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连名教授们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甚至有人将他看作教授的“顾问”。只是满腹经纶的他，还怀有一身傲骨，敢与权威论长短，没受过他嘲笑批评的清华大学文史教授，可谓寥寥无几。
一九三二年，新文学大家周作人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一时间好评如潮，深受学术界的重视。而钱钟书却在《新月月刊》发表的书评里摘误指瑕，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根本误解、错误和不足之处。
在书中，周作人将文学划分为“载道”、“言志”两类机械图式：载道即遵命文学，在政府禁锢思想时起支配作用；言志则是思想繁盛时的先进文学，以明代公安三袁为典型。而他更是认为，反对封建思想的“五四”文学革命与公安派一脉相承。
钱钟书对这样的说法不能苟同。他在书评中辨别了“载道”、“言志”并非相悖的概念，“文以载道”、“诗言志”，一切只是分工的不同，多少“载道”的文人，作起诗也是抒怀以言志。有些东西，并不是简单的归纳派分，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他批评了周作人的概念不清和简单逻辑，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周作人哑口无言，无可置辩。只是这样毫不避讳的评论太露锋芒，总不免让当事人难堪。他禀性如此，到底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屑于为了所谓的人情世故做违心妥协。
他只是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与世界相对。在校期间，他不喜交际，更不会去拜访那些所谓的权威名流，连社团活动相邀也只是敬谢不敏。有人说他行为乖张，不近人情，也有人说他架子大、爱挑剔、爱出风头……那又怎样，他就是他，从不愿在那些虚与委蛇的应酬中浪费宝贵光阴。
才子的世界，不需要太多人懂。他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书要读，他要把那点点滴滴的时间积攒起来，在图书馆里消磨，在书海里遨游，如痴如醉。除此外，靠着自己的揣摩和悟性，他作了大量独具匠心的旧体诗，还成了石遗老人的门上客。
石遗老人，在旧诗中取法江西诗派，颇有一番建树底蕴。石遗老人性情孤傲，很少将世间诗人学者看在眼里，却独独对相差两代的钱钟书青睐有加，对他的诗作的意境与风骨也指点颇多。因为石遗老人，钱钟书舍唐诗趋宋词，诗写得也更快更好。
石遗老人降尊纡贵，亲切唤钱钟书“世兄”。两人谈诗论道，石遗老人常常拍案而起，惊叹：“世兄记性好！”石遗老人还如此品评云：“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识，惜下笔太矜持。夫老年人须矜持，方免老手颓唐之讥，年富力强时，宜放笔直干，有不择地而流，挟泥沙而下之概，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钱钟书说：“丈言颇中余病痛。”
石遗老人在自己编写的《石遗室诗话续编》中把钱钟书的诗册逐一点定品评，还特意为他附上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默存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神思，博览载籍，文字淹雅，不屑枵然张架子，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
传奇不可复制。他是钱钟书，读书著文，研磨作诗，自有别人学不来的风骨与性情。在清华大学，他用自己的学识与个性，征服了无数学子和教授，世间再寻不到一个如他这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