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先生谈到了很合理的、很实际的计划，并且显出了很好的眼光及政治手腕，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好的。”1910年10月21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柏林皇宫向首相柏特曼赞扬清密使梁敦彦。说话期间，威廉二世在一份中德军事合作的报告上不断地批注，脸上流出满意的笑容。

梁敦彦早年跟随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曾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后成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北洋的左膀右臂，1909年1月出任外务部尚书，可惜当月袁世凯遭遇摄政王载沣罢黜。梁敦彦在外务部尚书上坐了八个月，突然请病假回家休养。1910年年初，梁敦彦以“养病”为名周游欧美列国，事实上梁敦彦是带着结盟德、美的外交密令到欧美“养病”，中国同美、德结盟还有更重要的交易，与美国谈财政借款，与德国谈陆军合作。

摄政王政府现在举步维艰，不得不面对三方面的威胁：国内革命党四处暴动、刺杀，激进的立宪派煽动民众发动全国请愿，逼迫载沣在宪政改革的道路拿出诚意，提前召开国会是最具改革诚意的行动；财政上相当困窘，各地督抚们毫无节制地铸造铜元，整个货币体系一片混乱，地方的士绅们为了保护地方利益，拒绝印花税试点，加之上海大量钱庄倒闭，经济危机蔓延向全国；俄、日两国对满蒙和新疆虎视眈眈，英国更不欢迎有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列强们在大清瓜分势力范围，大江南北防线均驻有军队跟警察。

国内外的三股威胁无形中联合起来，破坏摄政王政府为巩固执政地位而进行的内政改革和为保持帝国完整所做的最后的努力。载沣派“养病”的梁敦彦充当欧美合纵连横密使，结盟美国和德国，向美国借款以便消减日俄在满洲龙兴之地对货币及工业改革的威胁，同柏林的军事合作可以改组中国的陆军，将汉族武装集团掌握的新军彻底地改组为清执政集团可控的中央军，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主权完整。

梁敦彦欧洲之行前，载沣收到了禁卫军大臣载涛的访德报告。载涛是摄政王的七弟，宣统皇帝的七皇叔，1910年6月在德国考察研究军事制度，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接见，威廉二世对这位清皇室贵胄相当友好，吩咐德国军方向载涛详细交流了德国陆军经验。载涛给载沣的报告中反复提及柏林对北京的友善。跟随载涛在德国考察过的陆军部大臣荫昌希望得到德国在陆军改革方面的援助，对载涛的报告予以充分的肯定，鼓励了载沣同德国做出更密切的外交决策。

载沣在梁敦彦抵达柏林之前，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中国局势的危机，提议德国派遣军事教官到中国协助陆军改革，并请一位德国商业问题专家做北京的顾问。载沣在信中介绍了密使梁敦彦，梁敦彦的柏林之行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同时，德国驻华公使雷克司向德国皇帝详细介绍了大清密使梁敦彦，形容梁敦彦是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谦虚的、谨严的爱国人士，有无私的性格和明白的政治见识，完全值得柏林信任。

荫昌的陆军部大臣是在德国考察期间任命的，当他回到北京，发现中国军队非常复杂。载沣罢黜袁世凯后，载沣自封“代理统率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陆海军联合机构——军咨处，以控制全国海陆军的调动之权，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管海军和军咨府，形成弟兄三人分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同时，荫昌任陆军部大臣；宗室良弼任禁卫军训练大臣。看上去清执政集团掌握了海陆军控制权，可是北洋的袁世凯旧部、南方各省的新军均成为地方督抚们的私人武装，根本不听北京的节制。

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是一个令载沣极度头疼的问题。载沣在罢黜袁世凯后，于1909年2月，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将袁世凯义结金兰的把兄弟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三朝的蒙古重臣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清剿袁世凯在东三省的势力。3月23日，袁世凯亲信、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清皇室亲贵手中。面对载沣扫荡北洋势力的行动，袁世凯嘲笑载沣“亦乳臭耳，尚能何为”？

北洋集团的军政问题是载沣军事集权最大的障碍，肃亲王善耆同度支部尚书载泽曾经劝诫载沣杀掉袁世凯，“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的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欧美列强对载沣罢黜袁世凯相当失望，当载涛、载洵赴欧美考察军事时，欧美各国的军政界大员“群口相谓，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

载沣一度向张之洞征求处理袁世凯的意见，当时张之洞刚由湖广总督调任军机处，张之洞对杀死袁世凯有唇亡齿寒之悲，他警告载沣：“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之洞公开以“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为由反对诛杀袁世凯。而袁世凯一手培植的北洋新军高级将领们更是以“士兵有变，致辜天恩”威胁载沣，一旦清执政集团诛杀袁世凯，北洋军队将造反。

1909年10月4日上午，载沣到张之洞府邸探病，张之洞希望摄政王正视危机，采取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政策处理政治争端，载沣冷冷地回了一句：“不怕，有兵在。”载沣离开张之洞府邸后，礼学馆总裁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如何？”张之洞长髯抖动，吃力地挤出一句话：“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这位坐镇武汉，遥持朝政的大佬，在载沣走后很快气绝。远在项城洹上村的袁世凯听闻张之洞去世，怅然泪下。

张之洞死后，北洋集团同清执政集团的对抗逐渐升级成为地方督抚同中央的对抗。1910年春，军咨府通知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事。同时，海军部一改过去由督抚调度指挥兵舰的旧例，规定各兵舰未得海军部命令，不准擅离驻地。北京剥夺地方督抚们的军事指挥权之意昭然若揭，地方督抚们岂能坐失枪杆子？

以袁世凯盟友、两江总督张人骏为首的地方督抚联名致电北京，以兵舰为突破口迫使北京收回成命：“督抚不能命令管下的兵舰，何以绥靖地方？”地方督抚们拒绝向清皇室的少壮派们交出军权，他们还嘲笑载沣三兄弟不懂军事，“而欲求全国军事之进步，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哉！故政府专筹统一军事以防内乱，实乃春蚕自缚耳。”

北洋新军的兵变威胁与各地督抚的嘲讽令摄政王相当愤怒，他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写信图谋同德国结盟，能够借助德国陆军的经验整肃中国新军。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后，一直因为经费紧张，重建海军的行动一直停留在御前会议的讨论阶段，改革军队的重点自然就是全国的陆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载沣的提议相当感兴趣，自然欢迎密使梁敦彦早日到访柏林。荫昌对载沣派出梁敦彦相当意外，作为袁世凯心腹的梁敦彦去柏林结盟，让德国人来改组北洋新军，北洋新军能改组成中央军？

荫昌鼓动载沣在陆军改革方面同德国合作，一方面是荫昌在多次访问德国期间，同德国陆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可以将各派势力掌控的新军改组成听命于北京陆军部的中央军。荫昌明显感觉到依靠摄政王不能够完成陆军改革计划，他在梁敦彦前往欧洲之前，找到雷克司，希望柏林方面要求梁敦彦请载涛和他自己以陆军部大臣身份，提出一项陆军改革节略。如此一来，荫昌就成了北京同柏林合作陆军改革的核心人物。

梁敦彦在柏林期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摄政王的陆军改革计划相当称赞。不过，柏林如荫昌所请向梁敦彦建议，北京最好由荫昌拟定一个德国协助改革陆军的详细计划让德国皇帝决定，柏林将肯定推荐适当的德国教官。德国皇帝在首相柏特曼提交的这份报告上批注了一个“对”字。为了确保梁敦彦在柏林期间的保密性，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要求梁敦彦到宫廷觐见，等梁敦彦同美国谈妥了国际借款再回柏林觐见。

1900年后，德国陆续在胶州湾获得了大量利益后，日俄在满洲地区开始联手阻止德国北上，德国希望通过协助改革中国陆军获得清执政集团军方的支持，在长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获得更多的利益。1908年，光绪皇帝下令大清进行宪政改革开始，一直处于日俄控制的东三省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全面推行官制、财政、军事方面的改革，作为宪政改革的试点样本。日俄一直干涉东三省的改革，德国却乐见梁敦彦能够从华盛顿取得一笔巨大的东北开发贷款，到时候德国可以同美国财团结盟，以援助中国开发东北之名进入满洲地区。

柏林对梁敦彦的建议令荫昌兴奋不已，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的秘密报告。俄国驻华公使很快就得到了荫昌的秘密报告，荫昌在报告中的“筹办边防”一项建议增加在西藏、伊犁、满洲以及蒙古驻军的人数，同时在蒙古和满洲地区建筑铁路，其目的是军队能够迅速开到俄国边界以保卫国家边境安全。荫昌的秘密报告需要财政支持，俄国财政大臣柯克甫策夫给驻美、法、英大使，训令他们尽一切的力量阻扰美国对华贷款计划，来破坏荫昌的陆军改革计划和东三省开发计划。

军费财政问题已经影响到满蒙执政集团内部团结了。载沣派梁敦彦出使欧美之前，荫昌为首的军方势力向度支部尚书载泽施压。荫昌提出，为了威慑革命党，陆军部需要扩编新军十八镇，度支部需要划拨至少二十一万军队的军费。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刺杀、暴动越来越频繁，荫昌还提出要扩大军事演习规模，由之前北洋新军独演，扩大到四省联合军演。度支部载泽立即跳出来反对陆军部的提议，拒绝向军方提供军演费用，四省联合军演被迫中途停止。

“军事上各项费用近来颇有不能应手之处，近畿各镇有历两月之久，而度支部应拨之饷项犹未拨发者，虽经陆军部迭次催拨，度支部均以无款应之，即预算案规定之款亦未能照数拨解。”荫昌多次向载泽催拨军费，到1910年端午节前还是没有划拨，陆军部只有“向某官银行借银三万，利息至三分之巨”。荫昌拿着借款合同去度支部报销，面对陆军部的高息贷款，度支部对借款“利息决不承认”。

拿不出钱的度支部与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的军方势同水火，载沣担心财政问题将影响到军队的稳定，没钱的宪政改革也恐将难产，清执政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将彻底丧失。载沣清楚，从剿灭太平军开始，各地督抚“宰制一方、威福由己”，不仅商业税自征自用，连象征国家主权的货币都归督抚们“各自铸造，划疆而行”，甚至关系国际外交的外债都任由督抚们“各自募集，立约自便”。相反，中央遭遇督抚截留大宗财税后，整个中央财政体系早已破产。

载泽曾经向载沣提出一套财政改革的两策：一设各省监理财政官，尽夺藩司之权；一设盐政处于京师，尽夺盐政盐运使之权。载沣签署颁发了《清理财政章程》，中央派专任财政清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各省按季度向中央报本省财政收支。同时，度支部向各省派出会办盐政大臣，将原有盐务各省督抚的用人、理财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度支部的集权完全将各省财政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地方督抚财源立竭。

“督抚对于地方之事，无一不与财政有关系，财政既为中央所干涉，即无事不受中央之干涉。督抚即抱此恶感，于是督抚与中央情意分离。

而督抚与督抚，因同病之故，乃相怜相亲焉，盖一人之力不足与中央抗，思互相联合，以为与中央争持之基础也。”各地督抚威胁清执政集团精英们，“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地方将“机关窒滞”，庶政将“痿庳不仁、散涣无绝”，“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头目乎？”

地方督抚们联合抵制，载沣恼羞成怒，却不得不宣布地方财政改革计划从缓。国际贷款成了载沣唯一的选择。日、俄不希望清廷通过改革强大，他们向盟国英法游说拒绝给中国贷款。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袁世凯派出密使欲与德、美结盟，争取国际势力支持，载沣迅速罢黜了袁世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载沣的行动相当失望。载沣为了获得美国的财政贷款，通过同德国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借助德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说服华盛顿支持北京。

梁敦彦在柏林时担心美国因为袁世凯罢黜一事而不再信任北京，跟德国首相柏特曼商议，如果出于意料之外，华盛顿方面不立刻同意北京方面的贷款计划，那么梁敦彦“可以无须怀疑地向美国建议征求柏林意见”。当柏特曼将梁敦彦的意思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报告时，威廉二世在报告上批示一个“是”字，同时还让柏特曼转告梁敦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乐意给美国政府一个答复来支持中国利益”。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柏林宫廷批示梁敦彦的报告时，东西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的一项密议在国内甚嚣尘上，“议对待中国政策三条，其最后为统监财政，前两条盖不忍言。”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给北京的一份报告中质问，“瓜分中国之说，二年前曾一见于德报”，“日人之图统监中国，亦见日报”，海牙密议绝非空穴来风。

各地赴京的速开国会请愿团递交给摄政王府的请愿书谴责朝廷长期搞秘密外交，动辄割地、借款，“民众事后得知，无不怨恨已极”。请愿团的民意代表警告摄政王，若不开国会，再等9年，再搞9年秘密外交，民众的愤怒之火必然会烧入朝堂。请愿团的矛头直指海牙和平会议统监财政之议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梁敦彦正在柏林同德国秘密谈判军事结盟，华盛顿的财政贷款计划已经纳入三国秘密结盟计划之中。

现在掌握了枪杆子的摄政王没有钱袋子，不同美、德秘密结盟，没有财政支持的陆军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各地请愿团代表告诫清执政集团，政府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民众不可能增加负担来缓解不受监督的政府财政之困，人民必须拥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张謇提醒摄政王载沣，“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唯一的办法就是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将政府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宪政改革方能推行。

梁敦彦远赴欧洲之时，各地咨议局速开国会赴京请愿团已经第三次进京了，各地的立宪激进分子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的请愿集会，各地督抚衙门都成了速开国会请愿的主战场，督抚们代奏速开国会的报告犹如雪片般飞抵紫禁城。现在民众对摄政王载沣领导的清执政集团已经彻底失望，“内治之凌杂腐败，外患之迫近鸱张，实有儳焉不能终日之势”，宪政改革一直徘徊在御前会议的讨论阶段，民众对执政集团的改革诚意失去幻想。

载沣一直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开明、改革的形象，可是执政集团的领导班子门户丛生，皇族党阀森森：载洵总持海军，与军机大臣毓朗合为一党；载涛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与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一党；溥伦为道光皇帝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太后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度支部尚书载泽与隆裕为姻亲，握财政全权为一党；摄政王福晋瓜尔佳氏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

为了在清廷最高权力中枢谋得绝对的话语权，摄政王新政府的执政精英们明争暗斗，新加坡的报章都公开嘲笑清廷权贵内乱一片狼藉：“奕劻与载沣时相龃龉，则叔侄哄于堂矣；载泽劾洵、涛二竖，则兄弟斗于墙矣；……载涛、毓朗与铁良争，又与良弼争，铁良与良弼争，又与端方争。而善耆也，溥廷也，溥伦也，世续也，那桐也，均同赴于暗斗之旋涡中，相排相挤，相倾相轧，相决相荡，日日胡闹，事事胡闹。”

载沣从慈禧太后手中接过监国权柄时，那些曾经不敢张扬的皇族亲贵开始蠢蠢欲动。载沣既没有慈禧的威望，也不懂得运用慈禧那一套恩威并施的用人手法，皇族内部快速四分五裂，“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不少人还专门“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导致整个执政集团“政出多门，相互倾轧”，康乾盛世的天朝颜面被末世轻狂的皇族少壮派丢尽了，载沣努力树立的改革形象尽毁。

当长沙教员徐特立的“断指送行，请开国会”的血书传到北京，深深地刺激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国民救亡之心可昭日月，清执政集团如果继续推迟召开国会，民众会将内忧外患的怨忿记到爱新觉罗皇室的头上，如此一来，皇室会成为国民的公敌。载沣的两位弟弟均出使欧美考察学习过，他们希望爱新觉罗家族向欧洲皇室一样和平转型。载沣多次特召各枢臣密议要政，专门“研究国会缩短期限问题”。

军咨府大臣载涛身为清廷总参谋部首脑，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载涛在给载沣的一份报告中陈请速开国会，甚至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载沣邀请载涛到摄政王府“会商所以实行之法”。在载沣主持的御前会议上，载涛又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治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债，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

载洵更是一个速开国会的激进分子，在出洋考察海军回国途中，就曾“电促明年即开”国会。1911年召开国会是各地请愿团泣血诉求，身为海军统帅的载洵在归国途中提出如此主张令摄政王诧异。回到北京后，载沣立即召见了载洵，载洵极力主张从速组织阁会，措词极为痛切，“以吾国现情与各国比较，不但陆海军力相去霄壤，关于行政立法等事，亦纷乱异常。美国大统领于谒晤时，力言吾国危状暨各国对待吾国方针，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再迟一二年后恐吾国将无以自存”。

1908年，光绪皇帝签署预备立宪命令后，国民“奔走相庆，破涕为笑”。现在无论是各省督抚联名陈请，还是皇室精英拿爵位相赌，民众们发现开国会犹如“海市蜃楼，倏起倏灭，仿佛似之”。尽管军咨府大臣载涛“往返奔走”，“思联合各亲贵王公大臣联衔请愿”，遗憾的是皇室亲贵大臣中赞成者“甚鲜”，载涛不得不“单衔奏请，以为国民后劲”，甚至不惜向摄政王载沣提出辞职，去“争缩短国会年限”。

资政院预备国会上，议员们对清执政集团拖延开国会相当的不满，“中国当此危机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议员们对“政府衮衮诸公尚在醉生梦死中”很失望。资政院议长溥伦为速开国会奔走各处，游说清执政集团的权贵们，警告执政集团“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一直谋求责任内阁首相之位的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对溥伦之说大不以为然，与之辩驳，“声色俱厉，至于拍桌震翻茶碗”。

1910年10月21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德国派军官协助中国陆军改革报告上签字的当天，湖广总督瑞澄在报章上公开发出了“兹事关系全国存亡”之叹，致函各地督抚及京僚各官，“慨然担任领衔”，陈请摄政王同意速开国会。全国二十二个行省中，有十九个行省的督抚迅速响应瑞澄的联名陈请，舆论褒赞瑞澄“诚一时铮铮者”。面对势不可挡的官民之请，资政院决定在1910年10月22日审议陈请速开国会议案。 46ktdFN4oEzMzsxBdh39H/++pOFmmde4HgLp7RDRtj0UMACdEY9qcaXfnX4NxN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