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4日下午1点30分，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议会开场。

落座的议员们发现议长溥伦未到，整个会场开始骚动，议员们交头接耳。身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同治皇帝去世后，溥伦一度是最热门的皇位继承人，但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溥伦与皇位擦肩而过。1907年，清廷筹备资政院，慈禧太后为弥补溥伦政治上的损失，任命溥伦为资政院总裁。今天是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审议国事，议长岂能缺席？

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站起来，扫了一圈会场，示意议员们安静：“今日议长赴会议政务处会议要件，以故不能到会。”金邦平的话音未落，会场再次骚动，清廷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头等大事就是资政院开预备国会，难道还有比预备国会更大的事发生了？在会场旁听的国际观察团瞠目结舌，面对一开场就乱哄哄的清廷预备国会不断摇头。

议员们走进会场之时，遥远的欧洲塔霍河河口叛军如云，里斯本皇宫硝烟四起。10月3日，葡萄牙的两艘巡洋舰在共和党的鼓动下叛变，国王曼努埃尔二世下令里斯本卫戍部队镇压叛变军舰，可卫戍部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反而联合叛变的海军合围里斯本四周。10月4日清晨，叛变的巡洋舰开始炮轰皇宫，国王曼努埃尔二世逃亡英国伦敦。

摄政王载沣第一时间收到了里斯本的情报，对于欧洲老派的彪悍君主王朝的覆灭，清执政精英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庆亲王奕劻曾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过警告，宪政是“民之趋向”，“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尽管葡萄牙从1820年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可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国王依然是唯一的主宰，最终连里斯本的卫戍部队都抛弃了国王，站到了叛军一边。

清执政精英们对里斯本的武装起义惶恐不安。里斯本起义前夕，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最终在共和党人的煽动下军队叛变。现在的清王朝正在重现葡萄牙的危机。1909年10月14日，大清帝国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成立了地方议会机构咨议局，这一天成了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舆论将咨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整个国家笼罩在立宪派狂热的开国会喧嚣之中。

张謇是地方议会的领袖，这位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状元于1909年10月14日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同一天，立宪派狂热分子汤化龙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咨议局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清执政精英们万万没有想到，位于帝国东部、中部和西南的三位议长最终成了清政权的掘墓人。张謇在当选议长后，通电全国提议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已经签署命令，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但各地咨议局的议员们对开国会已经迫不及待，张謇的提议一出，各地纷纷响应，均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赴京请愿大计。1909年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听闻长沙代表启程赴上海，“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

张謇领导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于1909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斓，与会代表无不感奋。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

1910年1月20日，请愿国会代表团的请愿书由都察院呈递到摄政王载沣手上。请愿血书深深地刺激了载沣，全国的民众对宪政的热情犹如岩浆喷薄而出，一旦答应了请愿团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求，朝廷的威信将受制于民众。更重要的是中央货币、财政改革均未有效推进，一旦国会召开，国家推行君主立宪政体，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强有力的财政保证，宪政的改革将成为国会各派政治势力的玩偶。

载沣以慈禧太后的命令将开国会的请愿给挡回去了，各地的请愿代表们不断地在北京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试图游说满蒙王公进谏摄政王早开国会。1910年1月30日，请愿代表们在北京公开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凡是在1909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章程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同志会不得解散。令清执政集团恐慌的是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分头请愿。

张謇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人，连续在1910年4月、6月主持第二次、第三次请愿运动会议。徐特立的血书也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各地不断出现血书请愿，将血书“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

血乎！”邮寄请愿代表。爱新觉罗王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请愿团更是泣血高呼：“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

东三省请愿团的哭泣令远在柏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愤愤不平，他怒斥载沣为首的清执政精英“荒唐”，放任日俄两国霸占东三省，“他不知道吗？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皇朝的发祥之地”，威廉二世怒斥日俄在东北的行为简直就是“强盗们的分赃”。威廉二世大骂不赞成中国进行迅速改革的日本“无耻”，日本担心北京国会一开，影响自己在满洲的利益。皇朝的发祥地都落入日俄之手，满蒙执政集团已经成了国际上的笑料。现在国内的民众在各地咨议局的鼓动下请愿不断，各地咨议局还组织进京请愿团，督请中央早日立宪。清执政精英们发现，士绅精英云集的咨议局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逐步架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权，地方督抚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咨议局纷争不断，导致民众同政府离心离德，地方督抚为了转移地方矛盾绑架中央，一旦中央不能满足地方的要求，里斯本的悲剧将在北京上演。

1910年10月3日，葡萄牙海军两艘巡洋舰叛变之时，摄政王正在前往资政院的路上。当天上午10点20分，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摄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及一百七十名议员参加开院典礼。开院典礼上宣统皇帝寄语议员们，“上为朝廷竭协赞之忠，下为庶民尽代议之责”，载沣希望议员们“殚竭忠诚，共襄大计”，资政院作为代表舆论之地，希望资政院“扩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

10月4日一早，葡萄牙国内武装起义的消息给摄政王的刺痛还没有平复，一份从广西发来的急电更令载沣汗流浃背。急电是广西咨议局直接发给摄政王的，广西咨议局言辞激烈地批评巡抚张鸣岐“不顾舆论”，“无论何等议案皆可以己意取消”，导致“咨议局权限从此丧失”，“议院基础亦从此动摇”。咨议局在电报中嘲笑清廷的宪政改革简直就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在给摄政王的电报中，广西咨议局的全体议员请辞。

广西咨议局与巡抚的冲突源于北京方面的一纸禁烟令。1908年，美国提议于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北京为了配合万国禁烟会议的召开，在禁烟会议准备期间下令全国禁烟，广东、广西11省自1909年下半年起全面禁止种植鸦片。广西巡抚张鸣岐向北京方面报告，鸦片税成为地方财政“岁入大宗”，“骤失巨款，财政固形困难”，希望朝廷同意广西能够分区分期禁售鸦片。

1909年2月，美、德、日、法、英、意、中等十三国代表在上海签署禁烟协议，协议明确规定鸦片除作医药外，在会各国，均视为禁物，各国要颁行严密条例，使之逐渐消减。1909年10月14日成立的广西咨议局将北京禁烟令、万国禁烟协议当作决议法理，只给广西政府20个月的缓冲期，到1912年1月19日必须全面禁绝种植、销售。张鸣岐以禁期不展，地方经济大乱为由拒不执行咨议局的决议。

资政院的开院典礼刚开完，广西咨议局同广西巡抚就水火不容，集体请辞不干了。革命党一直在海外抨击北京的宪政改革，宣称清廷的改革是“假立宪之名行专政之实”的骗人把戏。1909年春天，日本明治勋臣伊藤博文预言：“中国在三年内将有革命。”这个时候，广西咨议局给北京的电报无疑是证实了这个预言，载沣在国际上树立的改革形象眼看着要毁于一旦，清廷的改革也将失去国际支持。

1910年8月，庆亲王奕劻已经通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中国将派代表参加1910年海牙禁烟会。中国作为深受鸦片之害的国家，同列强进行的两次战争均因鸦片而起，岂能第一个违背万国禁烟决议呢？广西地方政府拒绝执行咨议局的禁烟期限决议，意味着中国地方议会的改革只是一个摆设，地方政府在美国主持的第二届禁烟大会前拒绝执行上海禁烟协议，华盛顿将失去对北京方面的信任。

在此之前，摄政王载沣罢黜了亲美的政治强人袁世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载沣管理的北京政府极不信任，在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信中写道：“除了同他们极其慎重地往来以外，很难做其他的事。”奕劻向嘉乐恒通报参加海牙禁烟会实为向华盛顿示好，因为北京方面正在同华盛顿洽谈一笔巨额的贷款，用于货币改革。载沣担心华盛顿方面获悉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是因为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禁烟令，货币改革贷款极有可能泡汤。

葡萄牙作为欧洲老牌的君主政权在共和党的策动下，国王潜逃他国，政权土崩瓦解。里斯本的情报显示，1891年开始，葡萄牙国内的共和主义势力抬头，他们主张在天下为公的原则下，废除世袭的君主制，建立公平、公正的共和政体，实现政体的正义。1908年，葡萄牙总理若·弗朗哥下台后，党派林立的葡萄牙议会陷入动荡之中，各党派相互攻讦，一直未能组成一个稳定政府，共和党借机煽动军队叛乱。

葡萄牙的议会最终成了埋葬君主制的坟墓，葡萄牙的君主政权被颠覆前，国内的混乱局面同中国的局面如出一辙。立宪派越来越激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资政院的试点，他们以请愿的名义向朝廷逼宫，朝廷不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各地的请愿就不会停止。在请愿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推波助澜，各地起义、刺杀不断，同盟会员汪精卫甚至躲在摄政王府外伺机谋杀载沣。

国际国内的局势令清执政集团坐立不安。如果广西咨议局议员们集体请辞，会深深地刺激广西地方精英阶层，他们对政府的改革将失去信心，一旦广西问题传到其他省份，各地咨议局纷纷仿效，地方议会改革将难以继续推进。如此一来，大批激进的地方精英很快就会站到革命党一边。更为要命的是广西地处边陲，革命党易于得到海外的人力、军械的应援，且可进可退，一直都是革命的火药桶，革命党在广西镇南关、钦州一带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一旦革命党借机煽动广西民众，广西可能再次爆发武装起义。

摄政王继承的慈禧太后政治遗产就是一个败坏到极点的政府：“政府诸臣均不能上体宸衷，振兴庶务，旅进旅退，不痛不痒，使天下万事隳发于冥冥之中。虽朝廷累下督责之诏，人民时闻怨谤之声，而朝廷竟无一人引为己责者。”摄政王召集军政枢臣开御前会议，“每次会议类多依阿唯诺议者，决者恒不过一二人”，文武百官“偏徇人情，公行贿赂，昌言运动，忌惮毫无，其所朦者皇上一人”，“诸王贝勒皆少年寡学，偏树党援，排斥异己，勾通阉寺，广行贿赂”，“亲贵攫取权利，开夤缘之门，手苞苴之馈”。

天朝的脸已经让利益集团丢尽了，清执政集团在民众眼中毫无公信力可言，在国际上更是一个没有信任度的政权。枪杆子已经无法保障清政府的正常运行，宪政改革是爱新觉罗家族完成转型的唯一选择，只有完成政治转型，通过宪政来重塑政府的公信力，将整个社会带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广西咨议局全体议员请辞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一旦宪政改革派同清执政集团内部的政治势力对立，枪杆子是保不住清执政集团的江山的。

更让摄政王载沣担心的是，现在有山东农民杀妻女带领数万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县城，更何况有组织的革命党？载沣非常担心广西问题成为动乱的导火索，那样一来广西将成为第二个里斯本。收到广西咨议局请辞电报后，载沣立即召集王公大臣们在政务处开会，共商解决广西问题。身为资政院议长的溥伦一直力主宪政改革，多次游说载沣早开国会。广西的突发事件自然需要资政院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政务处的会议开始之前，溥伦接到了载沣以宣统皇帝发布的命令，下令广西事件作为资政院一号一案进行审议。

10月4日是资政院第一次预备国会议事会议，资政院官报刊登的议案是选举预算、决算、法典、税法公债、陈请、惩戒专任股员。会议一开始，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宣布溥伦去参加政务处会议，临走之前，溥伦“面嘱”金邦平，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事件是摄政王以宣统皇帝的名义给资政院下的圣旨，“系紧急事件”，“必应从速开议”。当天，资政院议事日表第一号议案紧急改定为审查广西事件。 KEAbBLvWWfkHG7lpJOs9ROuLfEXJhKcL6UPwh/VaXDShk6oGes8sNWgXE9/yvk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