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4日下午1点30分，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议会开场。

落座的议员们发现议长溥伦未到，整个会场开始骚动，议员们交头接耳。身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同治皇帝去世后，溥伦一度是最热门的皇位继承人，但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溥伦与皇位擦肩而过。1907年，清廷筹备资政院，慈禧太后为弥补溥伦政治上的损失，任命溥伦为资政院总裁。今天是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审议国事，议长岂能缺席？

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站起来，扫了一圈会场，示意议员们安静：“今日议长赴会议政务处会议要件，以故不能到会。”金邦平的话音未落，会场再次骚动，清廷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头等大事就是资政院开预备国会，难道还有比预备国会更大的事发生了？在会场旁听的国际观察团瞠目结舌，面对一开场就乱哄哄的清廷预备国会不断摇头。

议员们走进会场之时，遥远的欧洲塔霍河河口叛军如云，里斯本皇宫硝烟四起。10月3日，葡萄牙的两艘巡洋舰在共和党的鼓动下叛变，国王曼努埃尔二世下令里斯本卫戍部队镇压叛变军舰，可卫戍部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反而联合叛变的海军合围里斯本四周。10月4日清晨，叛变的巡洋舰开始炮轰皇宫，国王曼努埃尔二世逃亡英国伦敦。

摄政王载沣第一时间收到了里斯本的情报，对于欧洲老派的彪悍君主王朝的覆灭，清执政精英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庆亲王奕劻曾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过警告，宪政是“民之趋向”，“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尽管葡萄牙从1820年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可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国王依然是唯一的主宰，最终连里斯本的卫戍部队都抛弃了国王，站到了叛军一边。

清执政精英们对里斯本的武装起义惶恐不安。里斯本起义前夕，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最终在共和党人的煽动下军队叛变。现在的清王朝正在重现葡萄牙的危机。1909年10月14日，大清帝国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成立了地方议会机构咨议局，这一天成了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舆论将咨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整个国家笼罩在立宪派狂热的开国会喧嚣之中。

张謇是地方议会的领袖，这位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状元于1909年10月14日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同一天，立宪派狂热分子汤化龙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咨议局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清执政精英们万万没有想到，位于帝国东部、中部和西南的三位议长最终成了清政权的掘墓人。张謇在当选议长后，通电全国提议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已经签署命令，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但各地咨议局的议员们对开国会已经迫不及待，张謇的提议一出，各地纷纷响应，均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赴京请愿大计。1909年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听闻长沙代表启程赴上海，“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

张謇领导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于1909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斓，与会代表无不感奋。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

1910年1月20日，请愿国会代表团的请愿书由都察院呈递到摄政王载沣手上。请愿血书深深地刺激了载沣，全国的民众对宪政的热情犹如岩浆喷薄而出，一旦答应了请愿团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求，朝廷的威信将受制于民众。更重要的是中央货币、财政改革均未有效推进，一旦国会召开，国家推行君主立宪政体，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强有力的财政保证，宪政的改革将成为国会各派政治势力的玩偶。

载沣以慈禧太后的命令将开国会的请愿给挡回去了，各地的请愿代表们不断地在北京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试图游说满蒙王公进谏摄政王早开国会。1910年1月30日，请愿代表们在北京公开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凡是在1909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章程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同志会不得解散。令清执政集团恐慌的是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分头请愿。

张謇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人，连续在1910年4月、6月主持第二次、第三次请愿运动会议。徐特立的血书也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各地不断出现血书请愿，将血书“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

血乎！”邮寄请愿代表。爱新觉罗王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请愿团更是泣血高呼：“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

东三省请愿团的哭泣令远在柏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愤愤不平，他怒斥载沣为首的清执政精英“荒唐”，放任日俄两国霸占东三省，“他不知道吗？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皇朝的发祥之地”，威廉二世怒斥日俄在东北的行为简直就是“强盗们的分赃”。威廉二世大骂不赞成中国进行迅速改革的日本“无耻”，日本担心北京国会一开，影响自己在满洲的利益。皇朝的发祥地都落入日俄之手，满蒙执政集团已经成了国际上的笑料。现在国内的民众在各地咨议局的鼓动下请愿不断，各地咨议局还组织进京请愿团，督请中央早日立宪。清执政精英们发现，士绅精英云集的咨议局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逐步架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权，地方督抚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咨议局纷争不断，导致民众同政府离心离德，地方督抚为了转移地方矛盾绑架中央，一旦中央不能满足地方的要求，里斯本的悲剧将在北京上演。

1910年10月3日，葡萄牙海军两艘巡洋舰叛变之时，摄政王正在前往资政院的路上。当天上午10点20分，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摄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及一百七十名议员参加开院典礼。开院典礼上宣统皇帝寄语议员们，“上为朝廷竭协赞之忠，下为庶民尽代议之责”，载沣希望议员们“殚竭忠诚，共襄大计”，资政院作为代表舆论之地，希望资政院“扩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

10月4日一早，葡萄牙国内武装起义的消息给摄政王的刺痛还没有平复，一份从广西发来的急电更令载沣汗流浃背。急电是广西咨议局直接发给摄政王的，广西咨议局言辞激烈地批评巡抚张鸣岐“不顾舆论”，“无论何等议案皆可以己意取消”，导致“咨议局权限从此丧失”，“议院基础亦从此动摇”。咨议局在电报中嘲笑清廷的宪政改革简直就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在给摄政王的电报中，广西咨议局的全体议员请辞。

广西咨议局与巡抚的冲突源于北京方面的一纸禁烟令。1908年，美国提议于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北京为了配合万国禁烟会议的召开，在禁烟会议准备期间下令全国禁烟，广东、广西11省自1909年下半年起全面禁止种植鸦片。广西巡抚张鸣岐向北京方面报告，鸦片税成为地方财政“岁入大宗”，“骤失巨款，财政固形困难”，希望朝廷同意广西能够分区分期禁售鸦片。

1909年2月，美、德、日、法、英、意、中等十三国代表在上海签署禁烟协议，协议明确规定鸦片除作医药外，在会各国，均视为禁物，各国要颁行严密条例，使之逐渐消减。1909年10月14日成立的广西咨议局将北京禁烟令、万国禁烟协议当作决议法理，只给广西政府20个月的缓冲期，到1912年1月19日必须全面禁绝种植、销售。张鸣岐以禁期不展，地方经济大乱为由拒不执行咨议局的决议。

资政院的开院典礼刚开完，广西咨议局同广西巡抚就水火不容，集体请辞不干了。革命党一直在海外抨击北京的宪政改革，宣称清廷的改革是“假立宪之名行专政之实”的骗人把戏。1909年春天，日本明治勋臣伊藤博文预言：“中国在三年内将有革命。”这个时候，广西咨议局给北京的电报无疑是证实了这个预言，载沣在国际上树立的改革形象眼看着要毁于一旦，清廷的改革也将失去国际支持。

1910年8月，庆亲王奕劻已经通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中国将派代表参加1910年海牙禁烟会。中国作为深受鸦片之害的国家，同列强进行的两次战争均因鸦片而起，岂能第一个违背万国禁烟决议呢？广西地方政府拒绝执行咨议局的禁烟期限决议，意味着中国地方议会的改革只是一个摆设，地方政府在美国主持的第二届禁烟大会前拒绝执行上海禁烟协议，华盛顿将失去对北京方面的信任。

在此之前，摄政王载沣罢黜了亲美的政治强人袁世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载沣管理的北京政府极不信任，在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信中写道：“除了同他们极其慎重地往来以外，很难做其他的事。”奕劻向嘉乐恒通报参加海牙禁烟会实为向华盛顿示好，因为北京方面正在同华盛顿洽谈一笔巨额的贷款，用于货币改革。载沣担心华盛顿方面获悉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是因为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禁烟令，货币改革贷款极有可能泡汤。

葡萄牙作为欧洲老牌的君主政权在共和党的策动下，国王潜逃他国，政权土崩瓦解。里斯本的情报显示，1891年开始，葡萄牙国内的共和主义势力抬头，他们主张在天下为公的原则下，废除世袭的君主制，建立公平、公正的共和政体，实现政体的正义。1908年，葡萄牙总理若·弗朗哥下台后，党派林立的葡萄牙议会陷入动荡之中，各党派相互攻讦，一直未能组成一个稳定政府，共和党借机煽动军队叛乱。

葡萄牙的议会最终成了埋葬君主制的坟墓，葡萄牙的君主政权被颠覆前，国内的混乱局面同中国的局面如出一辙。立宪派越来越激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资政院的试点，他们以请愿的名义向朝廷逼宫，朝廷不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各地的请愿就不会停止。在请愿的过程中，革命党人推波助澜，各地起义、刺杀不断，同盟会员汪精卫甚至躲在摄政王府外伺机谋杀载沣。

国际国内的局势令清执政集团坐立不安。如果广西咨议局议员们集体请辞，会深深地刺激广西地方精英阶层，他们对政府的改革将失去信心，一旦广西问题传到其他省份，各地咨议局纷纷仿效，地方议会改革将难以继续推进。如此一来，大批激进的地方精英很快就会站到革命党一边。更为要命的是广西地处边陲，革命党易于得到海外的人力、军械的应援，且可进可退，一直都是革命的火药桶，革命党在广西镇南关、钦州一带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一旦革命党借机煽动广西民众，广西可能再次爆发武装起义。

摄政王继承的慈禧太后政治遗产就是一个败坏到极点的政府：“政府诸臣均不能上体宸衷，振兴庶务，旅进旅退，不痛不痒，使天下万事隳发于冥冥之中。虽朝廷累下督责之诏，人民时闻怨谤之声，而朝廷竟无一人引为己责者。”摄政王召集军政枢臣开御前会议，“每次会议类多依阿唯诺议者，决者恒不过一二人”，文武百官“偏徇人情，公行贿赂，昌言运动，忌惮毫无，其所朦者皇上一人”，“诸王贝勒皆少年寡学，偏树党援，排斥异己，勾通阉寺，广行贿赂”，“亲贵攫取权利，开夤缘之门，手苞苴之馈”。

天朝的脸已经让利益集团丢尽了，清执政集团在民众眼中毫无公信力可言，在国际上更是一个没有信任度的政权。枪杆子已经无法保障清政府的正常运行，宪政改革是爱新觉罗家族完成转型的唯一选择，只有完成政治转型，通过宪政来重塑政府的公信力，将整个社会带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广西咨议局全体议员请辞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一旦宪政改革派同清执政集团内部的政治势力对立，枪杆子是保不住清执政集团的江山的。

更让摄政王载沣担心的是，现在有山东农民杀妻女带领数万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县城，更何况有组织的革命党？载沣非常担心广西问题成为动乱的导火索，那样一来广西将成为第二个里斯本。收到广西咨议局请辞电报后，载沣立即召集王公大臣们在政务处开会，共商解决广西问题。身为资政院议长的溥伦一直力主宪政改革，多次游说载沣早开国会。广西的突发事件自然需要资政院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政务处的会议开始之前，溥伦接到了载沣以宣统皇帝发布的命令，下令广西事件作为资政院一号一案进行审议。

10月4日是资政院第一次预备国会议事会议，资政院官报刊登的议案是选举预算、决算、法典、税法公债、陈请、惩戒专任股员。会议一开始，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宣布溥伦去参加政务处会议，临走之前，溥伦“面嘱”金邦平，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事件是摄政王以宣统皇帝的名义给资政院下的圣旨，“系紧急事件”，“必应从速开议”。当天，资政院议事日表第一号议案紧急改定为审查广西事件。 vKN940Ghzrjw9W0aupl2ccSXOYObsHGy26S/zbcvyieooF4ZQZKXe1SdBTdy/APp

“广西咨议局全体请辞即是解散。”会议一开始，议员易宗夔的话犹如一枚炸弹，广西咨议局全体请辞是来自巡抚的压力，按照广西咨议局请辞即解散的逻辑，一旦资政院的议员集体请辞，资政院就自动解散，革命党人就会借机攻击资政院只是皇帝专制的工具。副议长沈家本立即反驳易宗夔：“广西咨议局问题是议员辞职，非解散。”

易宗夔，湖南湘潭人，1898年在《湘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民权与君权两重”。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阅该文后，斥之为“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咒之为“杂种”。1904年，易宗夔留学东京法政学堂学习法政，与著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过从甚密。1909年当选为资政院议员，是资政院“三杰”之一的宪政改革激进派代表。

沈家本，浙江湖州人，历任副部级的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

沈家本在出任地方官期间，打过国际官司，在创办京师法学堂时研习中外法典，主持修订了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多部大法，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沈家本堪称中国近代律法奠基人。现在作为资政院副议长的沈家本深知，议事程序是宪政的生命，议会的成立、解散事关大清宪政改革的成败。

“立法权在议院，庶政归于内阁。”广西咨议局作为资政院的省级议事机构，一旦因为议员的辞职而遭遇解散，势必会动摇资政院的根本。

宣统皇帝圣旨紧急调整资政院一号议案，可以想象广西事件背后的复杂。广西巡抚张鸣岐在给北京的急电中说：“明知禁烟乃功令所在，展限为众谤所归，惟事关省市安危，不敢拘泥原案，务虚名而受实祸。”张鸣岐同广西咨议局唱对台戏背后，一场更复杂的政商角力正在上演。

“禁期不展，市面必有危险”，鸦片商人在给张鸣岐的报告中措辞强硬，广西鸦片“运往他区销售，庄口不合，存货难销。且店铺一经关闭，往来账目不能周转，仍与市面无益”。更让张鸣岐紧张的是：“七省商店联名具禀佥称大宗货物以烟土为重，商务命脉全赖账目为流通，而普通账目少数归期为年底，烟土店一经歇业，则账项无着，必致摇动全体。”

广西鸦片商的报告令张鸣岐汗流浃背。1910年3月开始，上海爆发了橡胶股票风潮，曾经一度暴涨数倍的橡胶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曾经豪赌橡胶股票的山西、江浙、两广，甚至西南钱庄，顿时出现流动性危机。上海股票危机的影响下，快速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广西鸦片商的报告警告张鸣岐，一旦广西采取一刀切的禁烟政策，同鸦片贸易相关的钱庄票号将出现资金断裂的危险，广西将步上海股票危机后尘，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广西咨议局在给资政院禁烟大臣的电报中戳穿了鸦片商的底牌：“桂林烟土商因近日烟土价昂贵数倍，故意居奇，饰词朦禀张抚批准展期。”广西咨议局给在京桂系官员的信函中对鸦片商的狡诈相当不满，广西鸦片贩运之途在1909年6月就堵塞了，可是鸦片“绕道由湖南入境者尚络绎不绝”，鸦片价格“昂贵数倍于前，大利所在，人必趋之”，“故各烟土商不惜用全力以运动，希冀达其展限之目的，而牵动市面一说遂足以动道听矣”。

张鸣岐在给北京的报告中将鸦片商同其他商人混在一起，以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来博得北京各个部门的支持。可是广西咨议局的议员们通过调查发现，“各绅士之意均不主张展期”，“如果允许展期，是全省之舆论不敌一二奸商之运动”，广西咨议局在给资政院的电报中痛心疾首地说：“似此禁烟之令任意反汗，各属必因而观望，于全省禁烟大受影响，且已公布之议案，亦可变更，恐将来议事全无效力，殊非朝廷设立咨议局之本意也。”

“寻常奏咨属于督抚命令，事件可任督抚变更。此案奏咨属于咨议局法律事件，自不得任督抚变更，若以督抚命令变更法律，则无论何等议案皆可以奏咨取消，朝廷又何必设咨议局？”广西咨议局在给北京的电报中谴责张鸣岐，张鸣岐在回答咨议局问题时，“答文张皇过甚，皆为烟土商辩护”，“现只三数烟土商造谣恐吓，万一得志，则效尤众，而禁烟难行，事关禁烟前途及立法权限”。

张鸣岐以经济危机来为禁烟展期辩护，广西咨议局以维护宪政之精神而反对。

广西咨议局在集体请辞之前，试图希望清执政集团以维护宪政改革之名，约束一下广西巡抚张鸣岐，可是北京的执政者给广西咨议局回复说，“土药税为岁入大宗，明亦知禁售实行，自必失之巨款”，但是“惟大害终久必除，讵恋此止渴须臾之鸩酒？”北京方面模棱两可的回复令张鸣岐肆无忌惮，置议员反对不顾禁烟展期，广西咨议局的议员们只有长叹：“行政长官不顾舆论则无论何等议案皆可以己意取消之，岂立宪时代所宜？”

“今禁烟案不能照限施行，而护抚部院不负责任是咨议局议案之全无效力，广西实开其先例，异日见诸奏咨转恐波及于各省，不特咨议局权限从此丧失，即议院基础亦从此动摇，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其关系于宪政前途甚大。”广西咨议局全体议员在给资政院的辞职电报中相当无奈：“本局全体议员辞职实因禁烟议案实其效力，上无以负朝廷设立咨议局之盛心，下无以慰人民选举议员之本意，愧悚交并，迫而出此。”

禁烟乃国策，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败在鸦片，张鸣岐明知会遭致骂名，却仍然不顾议员们的反对，为一二个狡诈的鸦片商反对咨议局的决定。更为要命的是，立宪是清执政集团转型大势所趋，曾经为立宪改革几欲跳湖的慈禧太后在身前都接受宪政改革，光绪皇帝身前通诏全国，大清帝国推行宪政改革，身为地方长官反对咨议局决议，是公然对抗中央改革，张鸣岐独断专行意欲何为？

张鸣岐出生农民家庭，以举人身份在两广总督府给岑春煊当幕僚，从总理两广营务，一步步爬到广西巡抚的高位。同咨议局的议员们争论禁烟问题时，张鸣岐向庆亲王奕劻行贿，正欲谋取两广总督之位。预备立宪期间，清执政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争夺地方督抚人事大权，在这个人事考察的敏感时期，一旦广西经济出现大乱，奕劻的对手们就会以张鸣岐执政能力问题进行攻击，张鸣岐的两广总督之位将成空。

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令清执政集团相当紧张，宪政改革之门已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以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为首的十四省咨议局代表，从1909年10月开始谋划赴京请愿速开国会，资政院召开预备国会期间，请愿团已经第三次赴京，立宪派批评清执政集团：“筹备宪政之实之所以不举者，皆坐无国会而已。”全国各地咨议局赴京请愿的议员们放出狠话，朝廷再拖延不开国会，“全体议员，同时解职”。

甚至有请愿议员宣誓，如果朝廷“不得请，当斧锧死阙下”。

全国立宪派对清执政集团寄予宪政改革厚望，没想到广西咨议局的议员们率先全体请辞了。广西咨议局在给资政院的电报中说，“电呈资政院”的同时，“通告各省咨议局”，“以供天下之研究，事关宪政，自有公论”。第三次请愿团进京之前，各省爆发了数千人规模以上的请愿，绅商学界各团体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如果朝廷不给广西咨议局一个满意答复，清执政集团将失去立宪改革派的支持。

第三次全国咨议局赴京请愿团进京之前，立宪派的意见领袖梁启超警告满清执政集团，“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说明对朝廷的改革还抱有一线希望，执政集团别辜负了国民的期望，“全国人兵变与全国之民变比起于一二年之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对于拖延宪政改革，恐怕“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

汹汹的宪政改革浪潮，清执政集团担心重蹈里斯本的悲剧，自然不希望史书上没有“宣统八年”四个字。沈家本作为预备国会天子一号议案的主持人，相当清楚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的政治意义，一旦预备国会上将集体请辞定性为咨议局解散，第三次进京请愿的各省咨议局代表会对执政集团失去信心，到时候全国咨议局集体请辞，大清帝国的宪政改革将失败，激进的立宪派投身革命党将是国家的灾难。

一号议案令沈家本高度紧张，作为皇帝下了圣旨的紧急案，沈家本提议为了从速审查，先不要纠缠于事件性质，宜组建特别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广西事件。按照规定，特别审查委员会一般为六名，但是广西咨议局集体请辞“关系于宪政前途”，沈家本提议组建特别审查扩大委员会，规模宜用十八人。沈家本指定了以宗室王公、外藩世爵、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为主的十八人为特别审查委员会委员。

广西事件特别审查委员会成立后，沈家本提议由秘书官向全体议员朗读一遍广西咨议局电报。秘书官还没有开始朗读，议员们就议论开来，甚至建议取消冗长的朗读，中途有议员鼓掌，导致会场秩序混乱。载沣希望从速审议的广西事件毫无进展，有议员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训斥：“如此秩序紊乱，殊不雅观，况外国人在议场参观，若无秩序，未免为外人所讪笑。”

会场的争吵没完没了，一直吵到下午4点10分，一直没发言的议员雷奋站起来说，“凡开会时，议长宣布之后，诸君可以发言，若未宣布以前，应宜静坐。”清廷“第一次开办资政院，为天下观瞻所系”，沈家本一看场面已然失控，旁听的国际友人如果看猴戏一般，实在是尴尬之极，喧闹之中，沈家本无奈只有宣布广西事件于10月6日再议。

10月6日下午1点30分，资政院预备国会议长溥伦亲自主持广西事件审议。溥伦开场说，广西事件摄政王需要给广西咨议局一个满意的答复“甚关紧要，”“请诸君详细斟酌”。朝廷已经掌握情报，第三次进京请愿的代表将要在10月7日向摄政王递交请愿书，如果广西咨议局请辞事件不能处理妥当，还不知道请愿团将在摄政王府闹出什么动静。

“广西禁烟事小，而咨议局机关甚大，决议之件，南山可动，此议案自不可移。”满汉世爵议员李长禄第一个发言。李长禄之父曾是湘军名将，在湘军集团颇有人望，李长禄本人世袭子爵，曾经在广西出任候补知府，在广西呆了四五年，曾经在厘金局工作过，对广西政局十分熟悉。李长禄觉得广西巡抚张鸣岐在宪政改革的敏感关头，“何得舍大而谋小”？

张鸣岐曾经以鸦片税是广西财政大宗为由，希望北京方面批准禁烟展期，鸦片商作为财税贡献大户，以禁烟可能危机广西经济大局相威胁。

李长禄给议员们揭开了另一个秘密，广西“所谓公款者，凡各厘金局所收入，皆存之于大商家生息”，官方的财政款项一样，每年的利息收入归于盈余项下，各局的办事员可以提二厘花红作为奖励。更为夸张的是，“平时官款以一纸空票存店”，政府用钱时向各大商家挪取。

“近日该省官吏多饱私囊，凡遇举办各项新政，即以财政困难为名，甚至借此放弃责任。”李长禄批评广西官场吏治已经坏到极点，现在朝廷明文禁烟，广西官员们“不得不谋对付之策”，“烟土一项，搜刮无遗”，在“一二商人运动”后，张鸣岐“宁敢上违禁烟，不甘坐失利薮”，遂将广西咨议局“议决公布之案倏尔变更”。李长禄义愤填膺，“功令昭垂，公议宣布，岂可任该抚一人意见败坏全局？”

两广总督之位的诱惑真的可以让张鸣岐对抗宪政改革之洪流？议员吴赐龄觉得张鸣岐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后有更大的政治企图，因为“商家习惯账目尽于冬月收清，1909年账目已清，何以今年有许多账目”？广西咨议局年初调查烟土商存货无几，可是张鸣岐电告北京“账目二百余万之多”。

广西选出来的这位吴赐龄议员判断，张鸣岐给朝廷汇报说“牵动市面”四字“显系臆造”，“是以财政要挟中央，其毒辣手段即伏于奏陈”。

张鸣岐出生于山东农村，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幕下期间，广西爆发会党起义，张鸣岐随岑春煊入桂平乱，至此开始一步步发迹。广西作为大清帝国经济最糟糕的一个省，在张鸣岐担任巡抚之前毫无工商业可言，张鸣岐在官场上自然毫无地位，在宪政改革中毫无话语权。张鸣岐在主政广西期间大兴铁路、矿业等工业，还创办了广西银行。在广西地方改革过程中颇有政绩的张鸣岐决定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舞台。

庆亲王奕劻身为首席军机大臣，多年执掌总理衙门、外务部，同欧美各国驻华公使交好，在国内同北洋领袖袁世凯是政治盟友，奕劻曾在御前会议力陈宪政改革大义，最终慈禧太后采信奕劻的建议。奕劻是未来责任内阁首相的热门人选，只要得到奕劻的支持，在未来的宪政时代，一定可以谋得重要的政治地位。张鸣岐重金行贿奕劻，谋得两广总督之位，他在敏感的人事考察期只有稳住广西，才能坐上两广总督的高位。

张鸣岐向民政部禁烟大臣、度支部、资政院发电报，以地方税赋、经济稳定借口，希望北京的各级部门能够支持他禁烟展期的决定，甚至置广西咨议局决议不顾，他非常清楚宪政改革的现实，“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各地咨议局情愿不断，摄政王载沣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背后，清执政集团内部各派势力没有达成共识，在各派势力冲突不可调和期间，地方督抚只有做大自己，才能在未来的政坛谋得一席之地。

广西鸦片商的一纸警告，成了张鸣岐对抗中央的最好证据。当时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波让摄政王焦头烂额，北京城十三家钱庄同时宣布破产，摄政王载沣通过度支部下令从铁路局抽拨现银五十万拯救京城的金融危机。五十万两实在是太少了，杯水车薪，天津、江浙、广东等地的告急求助信函犹如雪花般飞向紫禁城。一旦激怒鸦片商，广西爆发经济危机，会党势力势必同革命党联手起义。

汹汹的国会请愿团犹如一个火药桶，一旦广西爆发起义，激进的立宪派同革命党联合是摄政王最不希望看到的。张鸣岐牢牢地抓住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心理筹码，他万万没有想到咨议局那一帮耍嘴皮子的书生居然集体请辞，还通电全国咨议局。议员林炳章言辞激烈，“奉明诏督促禁烟，不啻三令五申”，广西鸦片商以维持市面“大题要挟”，政府岂能“以少数奸商压制多数代表之舆论”？

广西咨议局在给资政院的电报中感叹，原以为咨议局设立后地方行政可逐渐改良，没想到对于禁烟极重要的议案，“官厅竟徇三数烟土商之情，准其展期”，简直没有将宪政放在眼里。张鸣岐对抗咨议局的行为令舆论哗然，指责“张鸣岐之摧毁宪政”，“咨议局为一省立法之机关，则其权限自不能任行政官侵夺，虽所立之法为一省之单法，然既经公布即不能以行政官之命令而更改”。

“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1908年，光绪皇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时，非常明确地规定：“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在《宪法大纲》序言特别对国家政体和君主权力做了限制：“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

张鸣岐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公然对抗中央，不惜摧毁宪政，令议员们忍无可忍。雷奋议员更向议长溥伦申请到议台发言，诘问张鸣岐“咨议局为何全体请辞”？资政院预备国会没有必要讨论广西禁烟事故，只认定张鸣岐在广西咨议局未进行第二次决议之前，遂公然自行对禁烟展期，是违背法律，侵夺了咨议局的权限。李长禄希望预备国会的议员们对张鸣岐公然藐视宪政进行公决，“以维国纪而顺舆情”。

1910年10月6日下午2点30分左右，溥伦提及资政院预备国会议员对广西事件进行表决，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决议张鸣岐禁烟展期违法。6日下午3点30分，资政院将表决结果向摄政王载沣汇报。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向广西发出电令，勒令广西巡抚按照咨议局议决办法进行禁烟，广西咨议局迅速召集照章议事。天子一号议案终以议员战胜地方行政长官，议会第一案以法律成功约束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利。广西咨议局迅速给资政院回电：“阳电计达，现本局蒸日开会。” vKN940Ghzrjw9W0aupl2ccSXOYObsHGy26S/zbcvyieooF4ZQZKXe1SdBTdy/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