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世间已无老佛爷

慈禧太后内心崩溃的最后一刻，将清朝的权杖交到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手上。

慈禧太后将政权交到摄政王手上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年均一亿两千万两白银的出超贸易扭转了帝国经济七十年的出口颓势。预备立宪更是慈禧太后留给摄政王消弭国内各派势力分歧的最大政治遗产。

身为皇族宗室，年轻的摄政王是幸运的。但是，他没有多尔衮那样的定夺之功，更无多尔衮那样的开创伟业，清朝的掌权者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国家托付给了这位毫无尺寸之功的年轻人。

二十五岁的载沣以摄政王执政亮相国际舞台之时，成为当时全球最有权势的“80后”，西方的舆论一片欢腾，将这位年轻人誉为“初升的太阳”，夸赞摄政王身居九重却有着国际视野。没错，在罢黜政治强人袁世凯后，摄政王的执政集团中皇族少壮派成了主角，他们都拥有留洋的背景，他们在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都有现代化视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对摄政王寄予厚望。

摄政王柄国之初，传统的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在立宪的旗帜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城的亲贵们奔走于改革派之门。改革的精英们不断地触碰帝国的政治红线，试图通过渗透意识形态进行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犹如一锅煮沸的水，无论是朝堂枢臣，还是贩夫走卒，对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充满信心。一度对革命信心满满的孙中山，在一次次城市暴动失败后，面对摄政王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气象，都只能默默地在美国人的餐厅端盘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枪响，在美国餐厅里看到报纸的孙中山没有任何的兴奋之感，他领导了太多次这样的城市暴动。在孙中山看来，武昌城的新军暴动很快就会被载沣的新军镇压。孙中山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武昌起义的那一天，摄政王直接控制的军队正在北方小镇滦州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武昌那个被推为第一位共和国都督的黎元洪，这之前曾率领湖北的两营兵马参加了滦州秋操。

孙中山错了。

武昌城的枪声成了推倒清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各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星夜兼程回国，紫禁城的御前会议却在为谁南下平乱争吵不休。摄政王望着慌乱的皇族少壮派长叹不止，狡黠的庆亲王奕劻已经暗中调动北洋新军拱卫自己的宅邸。一夜激烈的争吵过后，由有德国军方势力支持的陆军大臣荫昌乘火车南下武昌，可是在武昌郊外，他就被百多名下地干活的农民给吓得肝胆俱裂，急令火车向北开。

武昌城的硝烟正浓之时，北京城的资政院精英们纷纷登台，谴责铁路国有的罪魁祸首——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份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摄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严复议员的大清国歌还没有来得及奏响，大清王朝崩溃了。在汉江上远望硝烟滚滚的武昌城，刚刚经过滦州秋操的摄政王军队，他们拥有德国最新的军事装备，却在手持汉阳造的湖北新军面前兵败如山倒。清朝的状元巨商、宪政改革领袖张謇仰天长叹，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篇华丽的清帝逊位诏书。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崩溃。

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曾经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局部推动政治改革，昙花一现的同光中兴令不少的改革派看到了王朝的希望。1900年八国联军将清朝的最高执政者慈禧太后赶到了西安，预备立宪成了清执政集团重拾帝国荣光的希望。摄政王的皇族少壮派们这一次怎么未能灭掉武昌城的革命之火？谁将清政权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改革的精英们在政权垮台的前夕到底在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改革在清朝最后的五十年中已经成了主旋律，即便是世人认定最顽固的慈禧太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像戊戌变法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是难以推行下去的。慈禧太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摄政王的宪政遗产不仅没能消弭多股政治势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摄政王执政集团的催化剂。利益集团丢尽了天朝的脸，让毫无政治智慧的摄政王成了权力的孤儿。

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个理由。我试图通过晚清改革精英们的系列救国韬略入手，洞见清王朝崩溃的根源，资政院成了最佳的视觉切入口。在武昌城枪响的一年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们在北京资政院济济一堂，他们在北京的预备国会现场紧张地审查政治、军事、财政、意识形态等事关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最终都送到了摄政王的案头，他们希望将慈禧太后的宪政遗产变成现实，让宪政之花在封建的土壤上盛开。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尽管改革精英们的顶层设计犹如一把把钢刀，但既得利益集团们却在用手中的权力捍卫着他们的利益。可是，由德国军械装备起来的摄政王军队难掩王朝的虚弱。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内部党阀森森，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改革来推动全面立宪改革的摄政王，疲于七党暗斗，被执政集团七党和国际势力搞得内外交困。

世间已无老佛爷。年轻的摄政王无力调和各大政治势力的分歧，无论是纷争不断的资政院，还是明争暗斗的紫禁城，摄政王犹如一具木偶，只是在枢廷之上陪着他的小儿子看令他厌倦的宫廷闹剧。

既得利益集团们拒绝在最后一刻向宪政改革让步。曾经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精英们，最后只能擦干脸上的泪水，投向共和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