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宣告了日本近代史的到来。这一口号的意思就是阻止外国染指日本，让日本回复到天皇和将军实施“双重统治”的10世纪黄金时代的状态。京都的天皇宫廷是极反动的。在保皇派的支持者看来，他们的胜利就是羞辱与驱逐外国人，就是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剥夺“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日本最强大的“外样大名”，扮演了倒幕先锋这一角色。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们只要求换一下当权者。农民只要求多留一点儿收成，但是他们讨厌“改革”。武士希望保持他们的俸禄，并且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资助保皇派军队的商人们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未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好。

倒幕势力取得了胜利，1868年保皇派结束了“双重统治”的局面。当时的西方人认为胜利者将实施一种极其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从一开始这个政权就执行相反的一种政策。新政权上台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各藩大名的征税权。政府把农民交的租税中本来归大名的部分据为己有。作为补偿，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其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政府还免除了大名供养其武士和承担公共工程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向政府领取俸禄维生。在此后5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这些措施包括：废除了等级与阶级差别的标记和服饰——甚至必须剪掉发辫；解放了贱民阶级；撤销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律；撤除了各地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1878年，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禄折合成公债，分5年乃至15年付清。各人所得公债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而定，他们可以用这笔钱开办新式工业企业。在德川时代，工商业主和封建土地贵族的联合就已经很明显了，现在的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试图预防这种现象的最后一招。

新生的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很不得人心。当时的人们对1871年到1873年间的侵朝计划的热情远远大过对新政的热情。明治政府坚定改革方针的同时还彻底否决了侵朝计划。绝大多数为明治政府奋斗过的人对这一结果深感失望，以致在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这些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代表保皇派保存封建制度的一切愿望，而明治政府从建立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战胜了西乡隆盛的军队。不过，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有多艰难。

农民的不满是同样明显的，至少190次农民起义充斥在1868年至1878年这明治统治的头十年中。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一些减轻农民沉重租税负担的措施，所以农民完全有理由认为政府忽略了他们。此外，农民还反对开办学校、征兵制度、丈量土地、剃发令以及给贱民以平等待遇，他们也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措施。

那么，这个“政府”的改革如此激烈而又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是谁支持他推行下去的呢？这就是日本特有的下级武士与商人阶级的“联盟”，这种“联盟”甚至在封建时代就已由日本特有的体制培植起来了。这些人不是曾经为大名管理过产业就是曾经自己经商，并且在那些过程中学会了各种政治手段。他们熟悉采矿业、纺织业、纸板业等的藩属垄断企业，并且向武士阶级传播了生产技术知识。这个武士和商人联盟迅速地把能干和自信的人才推到前台，为明治政府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变得如此精明、强干和务实。19世纪下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就像今天的泰国那样衰弱，而它产生的领导人居然能对形势洞若观火，还能成功地规划并实施在任何国家还未尝试过的伟大事业。这些领导人的优缺点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国民性，而探讨日本这种国民性的古今异同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在此，我们只能来看一看明治政府的政治家是怎样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

他们把它当做一项事业而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他们所设想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并没有批判封建阶级和剥夺封建阶级的财产，而是用大笔的俸禄引诱他们，最终使他们支持这个政权。最后他们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之所以晚了十年，这与其说是阶级立场使他们拒绝了农民对政府的要求，不如说是由于明治初年国库空虚的缘故。

但是，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实权人物，从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王政复古”只是简化了等级制度，废除将军，使天皇居于顶端。“王政复古”以后的政治家们通过取消诸藩的办法，使人们脱离了藩和国家不能共同效忠这样一种两难境地。这些变更并没有撤除等级制的习惯，而只是给这些习惯以一个新的位置。那些被称为“阁下”的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自上而下地恩威并施，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他们并未想到有必要去迎合公众的舆论，这种舆论也许是不希望改用公历，或者不主张建立公立学校，不主张给予贱民平等的地位等等。

这种自上而下的恩惠之一就是1889年天皇赐予其国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明确表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置了帝国议会。这部宪法是由“阁下”们在批判性地研究了西方世界的种种宪法之后，精心拟定的。但是，宪法的起草者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手段，以防止人民的干预和公众舆论的抨击”。起草宪法的机构是隶属皇宫的一个局（制度调查局），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深入的交谈，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呈递给了伊藤博文。关于等级制度的问题。斯宾塞写道：“在日本传统结构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利的基础，因此务必加以保存和培育……对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并能克服很多存在于个人主义的国家中不可避免的困难。”能得到斯宾塞这样的确认让明治政府的那些大政治家非常满意。他们意图维护等级制度一切可能的优点。他们不打算根除等级制度的习惯。

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和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都明确了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安其分”的义务。对于英国或美国来说，他们的整个体制都显得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通常会忽略这个体制的基本之处。当然，日本高层强有力的统治从不需要顾及公众的舆论。政府掌握在最高等级手中，普选出来的人从不属于这个等级。人民不可能拥有这一层次的发言权。1940年这个支配政府的最高等级的组成者是那些随时都可以“拜谒”天皇的重臣，直接可以向天皇进言的人，天皇特别任命的人，这一部分人包括内阁大臣、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级官员。选举出来的人不可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选举产生的议会议员在挑选或批准一位内阁大臣或大藏省或运输省的长官方面完全没有发言权。由公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虽然有对政府高级官员加以质询和批评的特权，但是在任命、决定或预算等方面却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也没有法律制定权，众议院还受到并非公选出来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议员半数是贵族，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特别任命。贵族院与众议院有几乎相等的法律批准权，所以这里又另外设置了一道等级制的关卡。

“阁下”们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他们能够掌握政府中的重要职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在其“各安其分”的体制下没有自治。在所有的亚洲国家里，不管采取哪种政治体制，当自上而下的权力向下延伸时，常常会在中途遇到自下而上发展的地方自治力量而擦出争议的火花。各国所不同的仅仅是民主责任达到何种程度，它的职与权有多大或多小，地方领导力量能否对当地全体居民负责，会不会被地方豪强垄断而损害公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最小的行政单位只有五到十家组成，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邻组”。邻组的组长对组内所有事情拥有领导权，他有责任规范组内人员行为，若发现可疑行动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必须交给政府。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一开始废除了这种组织，但是后来又加以恢复，并称之为“邻组”。虽然政府不时积极地在城镇和都市里促进邻组的发展，但在今天它基本上已经没用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废除，也没有被作为一种单位而列入行政机构中去。它们是国家力量涉及不到的领域。时至今日，这些十五户左右家庭组成的部落仍然继续通过其每年更换的部落首领有组织地发挥着它的职能，这些部落首领管理村里的财产，组织部落向发生死亡或火灾的家庭提供援助，确定农耕、建房或修路等的恰当时机，发现火情则敲钟示警，在节假日敲打梆子，告知全村。这些部落首领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不一样，他们不负责征收国税，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地位很单一，只行使民主范围内的职责。

近代日本的正式行政机构有市、町（相当于中国行政区划中的镇）、村三个级别。公选的“长者”们推选一位首领，由他代表他们的社区与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府县当局打交道。在农村，这位首领通常是一位老住户，一个拥有土地的农家的长者。虽然担任村长在经济上没什么好处，但却很有威望，这位村长和长老们负责管理本村的财务、公共卫生、学校，尤其是财产登记和个人档案。村公所是一个工作繁忙的场所，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的补助费，还得负责筹集由本村负担但数额远比国家补助更大的教育经费，并且监督其使用情况；它还负责管理并出租村有财产、土壤改良、植树造林以及所有财产交易的登记。只有在村公所登记的交易才具有法律意义。凡在本村有户籍的每个人，村公所都必须保存有关其居住、婚姻状况、生儿育女、收养养子、任何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事实的资料。对于每个家庭，也要保存同样的资料。当事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会被转告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并被记录在他的档案中。当某人求职或受审时，或在其他任何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他就向户籍所在地写信，或亲自回去索取一份副本，交给有关方面。人们对这个档案非常重视，轻易不会在上面留下不良记录。

因此，市、町、村负有相当巨大的责任。这是一种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20世纪20年代，日本有了全国性的政党，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里都意味着“执政党”和“在野党”轮流执政。但在此时地方机构依然丝毫不受党派斗争的影响，仍由长者们领导。但地方行政机关在三个方面是没有自治权的。这就是：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察和教师也全是国家的雇员。因为日本大部分民事案件至今仍然是由仲裁或通过中间人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毫无作为。相比之下警察更为重要。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都必须到场维护治安，但这些职责并不是经常性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居民作身份和财产记录。为了防止警察与地方政府关系过密，国家经常把他们从各地之间进行调动。学校教师也是如此，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格，跟法国一样，日本的每一所学校在同一天里教授同一本教材的同一篇课文。每一所学校都在早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广播体操。市、町、村对学校、警察和法院没有自治权。

日本的政治结构处处显示着与美国的不同。在美国，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由民选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地方的管理工作则主要由地方警察和地方法院来执行。但是，日本的政府结构与荷兰、比利时这样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在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荷兰与日本一样，所有的法案都由女王的内阁一手操办，议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镇长和市长都是由女王来任命的，因此其形式上的权力对地方性事务更直接而深入的影响，是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的，尽管实际上荷兰女王通常认可地方提名的人选，但必须由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负责，在荷兰也是这样。不过，在荷兰，任何宗派集团都可以随意建立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是完全复制法国的。在荷兰，地方对运河渠道、围海造田以及本地的发展也是整个地方政府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和官员的任务。

日本同西方国家政治结构上的最大不同不是体现在形式上而是体现在职能上。日本人根据古老的习俗养成了顺从的习惯，并且融入其道德体系和礼仪中。政府可以确定的是，当“阁下”们在其“适当位置”上尽职时，他们的特权将受到尊重，这不代表他们的政策得到了拥护，而是因为在日本逾越特权界限是不容许的。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中：“国民舆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实际上的支持”。当中央政府越俎代庖来对地方事物进行干涉时，出于尊重，地方政府也会对上级的裁决表示接受。国家及其各种职能并不是如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噩梦。在日本人看来，国家几乎是在完美地为他们的幸福而运作。

另外，考虑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提到“各安其分”的等级思想时非常谨慎。这么说并不过分：在合法的民众权限内，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负责振兴农业的政府官员改良旧式农耕法时，也不能靠行政手段硬性推行，这就如同美国爱达荷州担任相同职务的官员一样、在鼓励建立由政府担保的农民信用社或农民供销社时，政府官员必须与地方名流举行长时间的多次交谈，并尊重他们的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处理。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权利必须在各自的范围内行使。比起西方文化来，对“上级”更加尊敬并给予他们更多的行动自由，但是“上级”也必须恪守本分。日本人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在宗教领域制定的制度比政治方面更加离奇，不过他们还是在按同样的座右铭行事。因为一个国家往往把它对宗教信仰的管辖视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象征，其他信仰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对他的尊重就像美国人对自己国旗的尊重一样，所以他们说这不是宗教。正因为如此，日本要求国民信仰国家神道的行为与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并不相违背，犹如美国要求人民向星条旗致敬一样。这不过是忠诚的象征而已，因为它“不是宗教”。所以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授国家神道，而不必担心西方的非议。国家神道教的教义就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日本国的历史，成了对“万事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盲目崇拜。国家神道是由国家支持、国家控制的。所有其他宗教领域，即使是祭祀神道，更不用说佛教和基督教信仰，任由个人随意处置，同美国的情况几乎一样。这两个领域在行政及财政方面也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职人员、仪式和神社等一切费用都是由国家维持的；而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和基督教各派的经费则靠教徒们自愿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所以人们虽不能说国家神道是一个庞大的国教会，但至少可以看做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关。日本遍布各地的神社超过11万座，其中有祭奠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也有逢特别仪式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全国性的神官等级制与政府官员等级制相并行，由最低级的神官到郡市及府县的神官，一直到被尊为“阁下”的最高神官。与其说他们是在为民众主持祭祀，不如说是为民众举行典礼。国家神道中没有什么东西与我们日常活动中的宗教仪式相类似。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它的神职人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取而代之的是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和村的正式代表前往神社参拜，这时神官就在他们面前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布帛在他们头上挥动以为他们驱邪。神官们打开大殿内门，用高声呼叫来请下诸神享用贡品。在神官祈祷时，参拜者们依各自身份毕恭毕敬地献上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还以白纸条作为垂饰。接着神官们再次高声呼叫送走诸神，并关上内门。在国家神道的祭日，天皇也代表国民举行仪式，并且政府部门放假休息。但这些祭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祭礼或佛教祭日那样是民众的祭日。地方神社和佛教祭日是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日本人信奉符合自己心意的几个大教派，并按自己的想法举行祭祀。佛教仍然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各个教派的教义和教主都不相同但却非常活跃。甚至神道教也有很多国家神道之外的各种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之前，某些教派已经成了纯粹的国家主义的堡垒。有些教派被比做为“基督教科学”侧重精神修养，有些信奉儒家信条，有些搞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的活动。大多数的民众祭日都不属于国家神道。祭日里人们拥至神社。他们个个都漱口净身，拉铃或拍手请诸神降临。恭恭敬敬地叩头礼拜之后，再一次拉铃或拍手，把神送走。接着就走出神社去，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例如到摆摊小贩那儿买玩具和好吃的东西，观看相扑比赛、驱邪魔法和由小丑插科打诨的“神乐”舞，总之是尽情享受这种自由热闹的节日气氛。一位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他在日本的祭日里常常回想起威廉姆·布莱克的一首诗：

如果教堂赐予我们美酒，

再将灵魂中的欢乐之火点燃，

我们将终日唱诗祈祷，

永远不会离经叛道。

在日本，除了那些献身于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决不是严峻的。日本人还嗜好外出朝圣，他们把这看做非常愉快的假日休闲。

因此，明治政治家们细心地在政治方面划清国家职能范围，并在宗教方面划清国家神道的职能范围。至于在其他领域，人民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作为统治者，他们把与国家直接有关的重要事务，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创建陆海军时，他们就遇到了类似问题。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他们在军队中废除了旧的等级制度，而且相比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们做得更加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里废除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的旧习依然存在。军官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的彻底性在其他任何领域都达不到。理所当然的，军队在人民中的声誉很高。这无疑是新军队获得民心的最好办法。连和排是由来自同一地区的乡邻所组成的，和平时期服兵役的地点离家很近。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当地能够保持联系，而且还意味着在服役军人的两年军事训练生活中，军官与士兵、老兵与新兵的关系取代了武士与农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讲，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了促进民主的作用，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在日本，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因此在农民与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通常会站到农民这边。

这样的后果让那些政治家始料未及，他们给予军队高的等级地位的措施本是要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因而，他们在权力高层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安排写进宪法里去，而是保留了军部首脑不受政府管制这一惯例。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可以假天皇之名强行通过他们的措施而无须向内阁官员报告或协商。对自己不信任的内阁，他们还可以通过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的方法阻止它的成立。没有这样的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因为任何文官或退役军官都不能任这类职位。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他们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解散。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部首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涉足。在宪法里还有一条更进一步的保证：“帝国议会若不通过预算时，政府可施行上年度的预算。”在外务省保证军队决不会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军队仍然采取了占领行动，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充分说明当军部首脑意见与内阁不一致时，军队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就采取行动。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军队的任何行动以及相应后果都由国民承担，这并不是因为同意这项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工业的时候，日本也没有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在这一领域依然是“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除了计划，他们还以整个国家的资金作为他们认定的某些日本最需要的企业的坚实后盾。这些企业由国家派人统一管理和经营。他们招聘国外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留学。此后，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就把国企卖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办产业被逐步以“低廉到荒唐的价格”转卖给少数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头，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主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们坚信产业发展对于日本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能按供求规律或自由企业的原则行事，但是这项政策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财阀们从中获利极大。日本的成就就在于它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建立了它认为最需要的产业。

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日本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日本不是从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开始，而首先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铁厂和铁路建设拥有优先权，并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这些产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工业仍然处于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享受国家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里，是没有小工商业者或非官僚经营者的“适当位置”的，只有国家和享有信誉、政治上受到青睐的大财阀在这个领域里活动。但是，在产业中也有部分自由领域。这些就是以最小的投资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来经营的“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即使没有近代技术也能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着。美国通常称这种产业为“家庭血汗工厂”。小本经营的工商业者买回原料，将其分发给家庭或雇用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场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再把半成品分发出去进行下一步加工，如此反复多次，最后将成品卖给商人或出口。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工业雇员中至少有53%的人是在这类不超过五个工人的工场和家庭中工作的。他们大多受古老的家长式学徒制习惯的保护。在日本的大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很多母亲背着婴儿在自己家里从事计件工作。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二元性一样，日本工业的二元性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同样重要。这就好像是，日本政治家觉得为了和自己在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地位相匹配，他们必须在金融领域也建立起一种等级文化，于是他们就建立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挑选一批有政治特权的商人家族，把他们置于“适当位置”上，同其他等级相匹配。他们并不打算让政府同这些金融贵族切断关系，相反，财阀们不仅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利润，还得到了很高的地位。从日本人对利润及金钱的传统态度看，金融贵族不可避免要遭受国民的攻击，但是政府尽其所能根据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这种努力不太成功，因为财阀不断遭受少壮派军官集团以及农村地区的攻击。然而，事实上日本公众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不是针对财阀，而是针对着“成金”。“成金”就是人们所谓的“暴发户”，但是这并没有正确反映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实际上是指“新来者”，他们被人嘲笑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但是，人们感动于他们的致富故事而忘记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他们从赶骡子的车夫一跃成为身家百万的石油巨头。然而，在日本“成金”两字源于日本的将棋术语，意思是“卒子”变成了“金将”。这是一个像“士”一样可以在棋盘上横冲直撞的卒子。但在等级制中，它根本无此权利。一般人深信“成金”通过欺骗或剥削他人来发财致富，日本人对“暴发户”的敌视态度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态度真可谓天壤之别。日本在其等级制度中为巨富提供了一席之地，并且与巨富保持一种联盟，但如果财富不是在规定的领域里获得的话，日本的公众舆论就会对其进行无情的抨击。

因此，日本人构筑其世界秩序时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等级制来进行。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级决定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和工业中，各领域被周密地分成等级，无论是顶层还是底层，凡逾越其特权都将受罚。只要“各守本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感到安全。当然，在他们的最大幸福是否受到了保护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经常并不“安全”，但是，因为他们将等级制度作为合法的东西加以接受，所以他们又是“安全”的。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点，就像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一样。

但是日本试图向外输出它的“安全”模式时，对它的惩罚就出现了。在日本国内，因为根植于等级制的环境，所以深受其影响的日本国民当然能对其认同，野心只能以在那种世界里可能具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能对外输出。其他国家对日本大言不惭的主张极为愤慨，这种主张简直狂妄至极，甚至狂妄至极都不足以表达人们对它的愤怒。尽管如此，日本军队的官兵们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因为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而感到震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虽然是最低的地位，但好歹也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难道等级体系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是不合心意的吗？日本军部曾拍过好几部反映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题材的影片，其中痛苦绝望的中国姑娘因为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幸福，电影通过这种姑娘的形象来表现中国对日本的“爱情”。和纳粹主义的征服相比，会发现日本人至少保留着“我是来帮助你的”这种思想。日本人不能强制其他国家来适应自己的标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认识到，使他们“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体系在其他国家是不被接受的。其他国家没有这种道德。这是真正的日本产物。日本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完全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不会对此加以论述。而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必须先弄明白这个体系的来龙去脉。 faB0CQ4DO8gJz2QyykHWlxJP2FhIXqWCvtJhrVEIdlijCqnPa58ajnwY+UjT+m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