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想了解日本人的人都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各守本分”的含义。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因此我们很难把等级制度看成现在社会机制的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是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作用深信不疑。要理解他们的人生观，只有通过对诸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样一些他们的国民制度的描述来实现。

日本人把他们看待本国问题的方法套用到看待国际问题当中去。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以为他们正逐渐接近国际等级制度的顶端，而如今，在这个位置上的是西方各国。他们能接受现状似乎也正是因为对等级制度的信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述他们对这种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前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让各国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诏书中也重申了这一点：“宣扬大义于八纮，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而今世局骚乱不止，人类亦将蒙受不测祸患。朕唯愿早日勘定祸乱，克复平和，轸念极切……兹三国间订立条约，朕深感愉悦。唯万邦各守本分，兆民悉安其业，旷古大业，前途甚是辽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万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动摇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声明是针对不久前赫尔的备忘录而发的，赫尔的备忘录强调了美国人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犹如等级制度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原则共四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各国平等。这些原则体现了美国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精神，而且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循这些准则。美国人认为平等是追求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础。对我们而言，它意味着拥有不受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它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境遇的权利。它是当今世界实现和维护基本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有时触犯了这些原则，但依然尊重和维护平等，我们将用满腔的愤怒与等级制度作战。

建国以来美国人看问题向来如此。杰弗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宪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权利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在自己的公开文件里正式地写入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在于，正好反映了这个大陆上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访问美国后，写了一部关于平等问题的书，这是一篇杰出的国际报道文献。他是一个聪明豁达、富于同情心的观察者，能够看到陌生的美国很多的优点。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的，他的那个阶层先后受到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新法律的震撼和冲击，他对很多事情记忆犹新。他高度评价了美国这种新奇的生活方式，并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独特视角预示了在欧洲旧大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虽然会有所不同，但美国这里发生的一切先进的变化，不久之后也会在欧洲发生。

因此他对这个新世界的描写颇为详细。在这里人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互相平等的。人们之间的交往非常轻松、自然。他们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美国人不拘泥于礼节，既不要求别人遵守，也不强求自己做到。他们崇尚自我奋斗而拒绝别人的恩惠。所有类似于罗马贵族的等级制度在这里都已经消失。美国人认为平等至上，甚至超过自由。美国人有可能无意间忽略自由，却永远都把平等当做生命的基础。

托克维尔以一个异乡人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人的生活。许多美国人读后都深有感触。虽然之后我们的国家变化甚大，但是社会的基本轮廓没有变。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认出了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里，不仅过去，甚至现在也仍然有像杰弗逊时代的汉密尔顿那样的人物，他们支持一种更贵族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便是汉密尔顿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国家贵族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就真诚地向日本表明了我们的原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根据我们的信念逐步完善这个不够完善的世界。同理，当日本人推出他们“各守本分”的信念时，他们也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订出自己的生活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日本社会正常运作的根本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所以被广泛接受。承认等级制度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人理解的独裁主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遵守一种与我们的传统不一样的传统来办事的。现在日本人已承认了美国的权威地位在他们的等级之上，这就使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求这背后深藏的思想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出他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日本尽管被显著西化了，但依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同他人打招呼、同他人接触时，都必须显示出彼此间的亲疏远近以及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每当一个人对别人说“吃”或“坐”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对象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者是对下级还是上级而定，使用不同的词句。

同样一个“你”字，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一样的形式，动词也一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日文中有很多“敬语”，这点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是一样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鞠躬和下跪动作。所有这类动作都必须遵守细致的规则和惯例。向谁鞠躬，鞠躬到什么程度都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同样的举动因为所致敬的对象不同而被看做有礼和无礼都是很正常的。鞠躬的方式也很多，从跪着把前额低俯到平放在地的双手上的大礼，到只是把头和肩向前倾俯一下的简单招呼，这些都是。所以日本人必须学会怎样行礼以及在什么场合行什么样的礼。

两个人交往时，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等级的差别，同时还需考虑双方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评。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不同的场合就要求不同程度的尊敬，两个平民朋友完全不必互相鞠躬，但是一旦其中一个穿上军服，那位穿百姓服装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适当地表现出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要求考虑并使用各种综合因素的能力。而在各种特殊情况下，这些因素中的有些可能互相抵消，有些反而得到增强。

当然有些人相互之间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在美国，这些同属于一个家族圈子里的人在回到自己家时，就会抛弃一切形式上的礼仪。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遵守礼仪的地方。一位母亲在她的婴儿还被缚在她的背上时，她就开始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他学鞠躬了。一个小孩儿在他蹒跚学步时，他受到的初步教育就是要尊敬父兄。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儿要向所有兄弟鞠躬——无论大小。这并非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的话，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认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对方现在有权干预；而受礼的一方也就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日本家庭生活的等级制度就是以性别、辈分和长子继承权等为基础的。

当然，孝顺是中日共有的传统美德。早在公元六七世纪，日本人就在接受来自中国的那些佛教、儒教以及世俗文化时，也接受了中国的孝道。然而，为了适应日本的家族结构，他们对孝道有所修改。在中国，即使在今天，一个人也必须忠于家族。这个家族可以大到由数万人组成，并对这数万人具有约束力，家族兴衰与个人息息相关。在庞大的中国虽然各地有所不同，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落的所有居民都属同一家族的成员。中国4.5亿人当中只有几百个姓，所以同姓的人某种程度上会互相认为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虽然离得远，但是城市里也会有同宗。像广东这类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他们得向众多的祖宗牌位行礼祭拜，这些已故的宗族成员都源于同一位祖先。每个宗族拥有自己的产业、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宗族还不时联系那些流落在外的成员，负责刊印那些精心编写的族谱，每隔十来年修订一次，公布那些有权利分享本宗族权利的人的名字。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族规，如果家族与当局者意见不一致的话，甚至可以禁止把家族中的罪犯交给国家。在封建社会的帝制时代，这些半自治的庞大的宗族往往只在名义上接受政府派来的官员的管理，实际上那些不断调换的官员，完全被他们当做外人而已，没有一点实权。

日本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武士以上的阶层才拥有姓氏。在中国，姓对于家族而言至关重要，没有这些姓或者类似于姓的东西，家族就不能称其为家族，更谈不上发展。某些宗族的家谱实际上就起了相当于姓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家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在美国所做的那样，是从现在还活着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古到今地把从始祖传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写进去。这两种方法有本质的区别。此外，日本是个封建性的国家。效忠的对象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领主。在日本，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他们所属的藩来建立联系的。

使得氏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是在神社或祠堂里拜远古的祖先或氏族神。在日本，这是没有姓和家谱的日本“庶民”也能做的。日本没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庶民”举行祭祀的神社里，即使集中在一起也无须证明彼此存在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为该神的“孩子”（氏族之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住在祭神的领地内。这种祭祀同一氏族神的村民当然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是因为连续几代定居在同一地方而形成了互相间的亲戚关系，而不是他们出自同一个祖先的缘故。

与神社完全不同，祭祖是在家庭房间的神龛前进行的，神龛里只祭奠六七位近亲。在日本的所有阶层中，人们天天都要在神龛前祭奠那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亲并为他们供奉食物，神龛里供放着小墓碑似的牌位，代表被祭奠的人。甚至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它们，导致三代以前的祖先的墓地迅速就被遗忘。日本家族间的联系淡薄得如同西方，很有点像法国的味道。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小范围的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即使那些大家庭也会分割成几个小家庭，次子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炉灶。在这种直接接触的小家庭范围内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详细周密的。除非长者正式隐退（隐居），否则他的命令都必须严格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的父亲还没有隐退时，干任何事都必须经过年迈的父亲的认可。即使到了三四十岁，结婚和离婚依然要由父母说了算。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吃饭时是第一个，洗澡时也是第一个，全家人见了他都需要鞠躬而他只需点头回应。在日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谜语，若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要求和尚蓄发一样？”（佛教僧侣是剃光头发的）回答是：“想到死你也做不到。”

“各守本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表现得很负责任”。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类似于父亲的特权。在过去，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继承祖业，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钱。但是古老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作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因为地位低一等，走路要永远走在丈夫后面。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要平静地对待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这样的事。即使有专为年青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但依然是以教授举止礼仪为主。与男孩的智力教育更是相去甚远。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可笑的是，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竟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享受着更多的自由，而这并非就是日本西化的表现。相比于印度女性，她们能够自由出入则让后者羡慕不已。日本的妻子掌管全家经济命脉，控制收入和支出。钱不够用时她们会挑选某样东西拿去当铺。他们管理着用人并且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她一旦成为婆婆后就真正对家政大权独揽，指手画脚，好像生命中从未做过那个唯命是从的小媳妇。

在日本，由辈分、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对家庭全体成员负责，无论是活着的，死了的，还是即将出生的。关键事物由他决定并负责贯彻执行。而他的权力并非绝对的。他的行为关乎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并要求他们与之相配。即使身为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地位越高责任越重。有时为了家庭利益他们要必须放弃个人要求。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无论地位高低，家长都会召集所有成员参与讨论。例如，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的成员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在作结论的过程中，地位低的人的意见也不会被无视，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的意见很有可能就是该事件的定论。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自己也会很难堪。当然当事人对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可能无法接受。不过，那些作为“过来人”的长辈会坚决让他们走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路。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儿的专横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权力小，而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孩子们尊重专制，也不培养他们轻易对权力屈服的习惯，而是以家族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他们服从家庭意志。

儿时在家庭内部等级制度下学到的东西和养成的习惯，在他成人后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早已习惯对那些在特定的“适当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敬意，而不管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否拥有实权。即使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一位受弟弟支配的兄长，在正式场合依然会受到尊重。特权的表面形式并不会因为背后操纵而被破坏。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习惯，有时候会让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而乐于幕后掌权的人行动自如，因为在该情况下，他很少会引人注意。让家族的全体成员确信这是维护家族名誉的事，是让全体家庭成员作出最有力的支持的根本，这一点，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确认。这种决定并不是某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是一位物质与精神产业的受托管理人，这种产业对家族所有人都至关重要，所以要求人人服从。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使用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服从家庭，不尊重长辈。家族中的长者很少是强势人物，但家族等级制依然运转良好。

与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不同，美国人对上述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描述难以接受，当然更不能正确理解日本家庭内部强有力的、公认的感情纽带。日本家庭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休戚与共的精神，这正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要想理解等级制度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更广阔的领域里对他们的影响，其前提就是先认识到他们是怎么在家庭生活里养成这种习惯的。

等级制在日本人阶级关系上的体现一如等级制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整个日本历史，就是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历史。一个有数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在存在重大长处的同时也存在重大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记载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在那时，日本就把从中国借用过来的生活方式作了修改，使之与日本的等级制度相融合。在7世纪和8世纪时，日本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为此倾注了极大热情。此前日本并没有正式的文字，7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那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语言。日本曾经有过一种四万神的宗教，它保佑山林和村落，并赐福于人们。这种民间宗教历经变迁延续至今，发展成了现代的神道教。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举引入佛教，并逐步使其成为国教。此前的日本并无永久性的建筑，无论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这一时期天皇仿照中国都城的模式建造了一座新的奈良城，同时在日本各地还根据中国式样建立了很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和僧院。天皇也采用了其使节从中国介绍过来的官职、品级制度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能如此有计划地成功吸取其他国家的文化的国家，除日本外，别无他例。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复制出中国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要通过科举制获得的官职，在日本都授予了那些世袭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忌惮对方的势力，因而当地的许多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无论日本怎样认真地复制中国文明，它依然没有能够采纳中国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的生活方式，来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日本也没有接受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在中国频繁改朝换代的事，在日本是一次也不可能发生的。天皇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无疑根本就没有想象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种事，更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些文明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后来，藤原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主的抵制，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此时著名的封建领主源赖朝征服了所有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人称号成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将军成为世袭——源赖朝的子孙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天皇有名无实，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仅有的重要性就是为将军举行授职礼。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里，为确保其统治，他们以武力征服那些不肯服从的领主。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其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命于大名，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公元16世纪内战遍地。经过几十年动乱，伟大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对手，在1603年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随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位置达260多年，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止。近代历史的帷幕从此揭开。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直到它的末期，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下的和平，并有效地执行了为德川幕府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而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内乱中一些最强大的藩的领主与他为敌，只是在被打败之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让这些大名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和家臣，并在自己领地内享有高度自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不能享有成为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要职。这些要职都留给“谱代”（即嫡系）大名，即内战中德川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使这种困难的政治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不让封建领主，即大名，积蓄力量，阻止那些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统治地位，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牢固。

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制度，并对各个阶层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规定。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服、食物，以及能够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种类，都是根据这种世袭身份规定的。皇族和宫廷贵族（宫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次序如下：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贱民阶级当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拾垃圾的人、埋葬死刑犯尸体的人、剥死兽皮的人和制造皮革的人。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看做是人，甚至穿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也是不可计入里程中的，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极度贫困。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他们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所有的正式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将他们排除在外。

商人仅比贱民高一级。这绝对令美国人难以置信，可这确实是事实。商人阶级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因为商业活动越频繁越发达，封建制度就越有衰落的危险。德川家族在17世纪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前所未有的严峻的锁国令，想要从根本上铲除商人存在的基础。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地区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并因此使商人阶级得以发展，德川家族于是宣布建造或驾驶超过某种尺寸的船只都要被处以极刑，从而阻止了这一切贸易。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只，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各个藩的边境上都设有关卡严格限制商品进出，所以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强调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规定了他们的穿戴、雨伞以及他们在婚葬时的费用限额。武士区禁止他们居住。在享有特权的武士的刀面前，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德川家族试图永远把商人置于卑贱的地位，而在早已步入货币经济时代的日本，这一行为无疑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最适合于稳定的阶级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最终结束内战之前，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只给武士以带刀的权利，但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是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成为合法的生产者，他成了每年从农民交纳的赋税中取得俸禄的寄生阶级的一员。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作为俸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完全衣食无忧，因为他可以依赖大名。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在各藩国兵连祸接的战争中大名和武士就结成了牢固的纽带关系。在德川时代的和平背景下这种联系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个像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那样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有钱的士兵。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这份俸禄并不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仅能勉强维生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由几个继承者来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是财富和声望与威仪扯上关系，于是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就是：简朴为最高尚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商人之间的最大鸿沟在于：后三者是庶民，而他不是。佩刀不仅仅是装饰，更重要的是特权和身份的象征。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这在德川时代之前就已经成为传统了。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可就地斩首。”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有时也会因为形势所迫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沟通本身不是这种体制的固有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仅只是与刀剑为伍。他们逐渐成为其领主的财产的管理人，成为像能乐、茶道这样一些高雅艺术的专家。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两百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几乎没有显示自身武力的机会。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随时准备浴血奋战，但在此期间依然学会了各种高雅艺术。

农民在武士面前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可言，而且他们还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又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能够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比如他们对土地具有拥有权，而在日本，土地就等于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是，这保护的是耕作者的利益，而不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非常重视，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但是，他像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巨神，比喻身负重任的人）一样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与同样是水稻生产国的泰国相比，传统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赋税甚至高达80%，并且还常常强制农民服劳役或其他无偿劳动。农民也要像武士一样限制家庭人口，于是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数字几乎停滞不前。对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几乎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状况。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但在相互依存的人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破坏，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65年中，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他们并不认为40%的赋税是重税，他们反对的是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地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写好要求废除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前往江户把诉状递交幕府。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尽管此种行为风险极大，但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并且进行判决，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与秩序相悖的，哪怕幕府作出了对农民有利的判决，农民的领袖也难逃一死，无论怎么正确都难逃一死，因为他们违反了整个等级制度作为基础的忠贞这一基本标准。这是不能宽恕的。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的农民们却没有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死者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大名在各个藩里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点，并且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的政务就是控制大名。将军运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同盟或实行侵略计划。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为了防止联姻导致的政治同盟，大名之间没有将军的允许都不能通婚。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将军派密探严密监视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盈，将军就会派这个大名承担一项耗资巨大的建筑工程，使大名重新回复到合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规则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每年要有一半时间住在都城，并且当他回自己的领地时，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努力维持着他的权威并加强了他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拱形结构的等级制度的顶层，因为他是受天皇之命来执掌政权的。天皇及其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驻在京都，与世隔绝，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不如最小的大名，宫廷中的一切仪式也要严格地遵照幕府的规定。但是，即使是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去废除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由来已久，自12世纪起，将军就代天皇之名统治国家。曾有一个时期，双重统治的现象突出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世俗首领又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自己的政治顾问。这种权力的重复委托相当普遍。甚至于在德川幕府即将垮台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也没有注意到在将军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天皇。我们美国的第一任驻日公使，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汤辛德·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事实是，日本对天皇所抱的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观念。他是一个参不参与政治两可的神圣首领。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有的皇帝自己行使权力，有的委托别人行使权力。但是他的人身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诸部族中，神圣首领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以至于他不可以自己进食而要由专人喂食，甚至连汤匙都不能触碰到他神圣的牙齿。当他外出的时候，他必须由人抬着，因为他神圣的脚踏过的任何土地将自动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不可触摸。他可以与部落诸神对话。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如萨摩亚和汤加，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毫无关系。世俗首领掌管一切政务。18世纪末访问过东太平洋上的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道，汤加的政治体制“最像日本的政治体制，那儿神圣的皇帝倒像是军事首领的一个政治犯”。汤加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亲自摘下果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主持祭典的全过程，之后人们才可以吃果园里的其他果实。当神圣首领死去时，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词句来宣布他的死亡。他在庄严的仪式中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不参与政治。

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并且有时还被称为“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日本人并不是以政治业绩来看待天皇的。在将军统治日本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着他们的天皇和宫廷。不过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天皇的存在纯属多余。而早已习惯等级制度的日本人对此的观点则完全不同。日本封建制度的消亡不过是75年前的事而已，而封建制度的深刻痕迹在上至天皇下至贱民的心中依然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会伴随人的一生。就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地谋划，保存了等级制度的大部分内容。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拥有主权的民族都更加习惯于对自己的生活细节和地位进行准确地计划和定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法律和秩序靠铁腕和强权维持了两个世纪。他们深信，细致和烦琐的等级制度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值得他们信赖。盗匪被打击，内乱被制止，人们能为自己受到的侵犯而申诉，就像农民们遭受横征暴敛时所做的那样，这对个人是有危险的，但都是得到公认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甚至曾有一位开明的将军设置了“控诉箱”，任何市民都可以把他的抗议书投入这个箱子，只有将军有打开箱子的钥匙。日本倒是真的有人身保障，如果侵犯行为是不被现存行为规范所允许的话，被侵犯人会受到全力保护。一个人信赖并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对于显示其勇气和正直的秉性，是要在服从这些准则方面，而非企图修改或反抗这些准则方面。日本人在这些规则的范围内看世界，世界就是可靠和安全的。它的规则不是像十戒那样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具体的细则规定，说明在某种场合该怎么做，在另一种场合又该怎么做，武士该如何，庶民该如何，兄长该如何，弟弟该如何等等。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过等级制度，与之不同的是日本人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国民那样变得温良顺从。关键是各个阶级的利益被承认并得以保障。即使是贱民也要保证他对自身行业的垄断性，并且当局还要承认他们的自治团体。虽然各阶级所受限制很多，但也因此而得到了保护。

日本的等级制度所具有的某种灵活性与印度有所不同。在不破坏这种体制的前提下，日本人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对这种制度进行微调。一个人有几种办法能改变其身份等级。在货币经济下，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先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就使用一些合乎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上流社会。比如他们扣押那些还不起债的农民的土地使自己成为“地主”。确实，有明文禁止买卖农民的土地，但是，让农民继续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地，而他们收取地租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日本的地租非常高。高利贷者就这样定居在某个地方，依靠土地而名利双收。然后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进而顺利地步入贵族阶层。

另外一种手段就是收养。这使武士身份的购买成为可能。德川幕府的百般限制也无法阻止商人阶层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武士家的养子。在日本，普遍的做法是招女婿而非收养子。招来的女婿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而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放弃原来的身份而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高代价的回报是高利益。这样一来富商的子孙成了武士，而贫穷的武士则有了财富。等级制度毫发无损。而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巧妙利用，富人成功跻身上层阶级。

日本的等级制度对不同阶层之间自由通婚的准许使得阶层之间血缘的相互渗透成为可能。伴随经济的发展，商人大量渗入武士阶层。这让日本和西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欧洲封建制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一个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统治了整个现代工业。日本却没有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都通过合法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自然就结成了同盟。最让人惊异的事情出现了：同样是垂死挣扎的封建社会，日本与欧洲大陆比较倒是在更大程度上允许阶级的流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可以看出这两个阶级拥有共同利益。同样的状况在法国以及其他个别西欧国家也出现过。不过，总的来说，欧洲的阶级性是固定的，因此阶级斗争发生在法国的结果就是贵族的财产被完全剥夺。而在日本，这两个阶级竟能互相联合。推翻衰老的幕府的同盟是一个商人与金融家同武士之间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仍然保存着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允许自由的阶级流通，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

日本人有相信那些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的理由并且喜欢那些东西。因为在遵守规则这个前提下，它能保证人们的安全。它允许对非法侵犯行为进行抗议，这可以用来维护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它要求相互之间履行义务。19世纪下半叶德川幕府崩溃的时候，日本没有任何集团赞成破坏这些规则。那儿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事已至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从庶民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背了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债。人数众多的寄生阶级与经常性的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已难以维持。囊中羞涩的大名已无力为其武士支付固定的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有名无实了。他们用加重赋税来试图改变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他们甚至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而这更使农民贫困到了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无力维持。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与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日本国内危机已达极至。继佩里强行进入之后，在1858年，日本无力抗拒，不得不同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但响彻日本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权。这非但不是革命，甚至连进步也说不上。与“尊王”的呼声相呼应的是同样得人心的“攘夷”口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的黄金时代去的政治纲领。少数认识到这一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为此而遭到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日本这么一个没有一点儿革命气质的国家，竟会进行大规模的变革，去顺应西方的模式。更难以想象50年后日本竟会在西方各国的碗里夺食。但是，这一切已经成为事实。日本发挥了自身不同于西方各国的长处，达到了甚至连精英集团和激进分子的最高要求都难以企及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在水晶球里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也不会相信，似乎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儿乌云曾预示此后数十年间会有一场暴风雨席卷日本。但是不可能的事竟成真了。在等级制度下被束缚的落后民众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 uFBrqF5nak1UWMSJ+/ENm2UlSRbIwrwlptjF1CKzGMRGCHsx8FbkPx/8QFwyxR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