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的对手中，日本无疑是最为特殊的。我们要用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行动标准来面对如此特殊的一个强敌。相比于1905年与沙俄作战的情况，我们这次的对手同样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他们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来说，都可以被称为“异类”。日本人对战争规范的无视令已经视这种规范为人类习性的西方人感到愤怒和困惑。这就使太平洋战争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滩头登陆或者比较棘手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必须了解对手，以便在与他们的战斗中取得先机并获得胜利。

可想而知，这困难重重。我们回头看一下，在日本打破锁国政策的75年中，人们普遍表现出了对日本人的好奇，以至于在描写日本人的词汇中反复使用“但是”、“又”这一类离奇的措辞，相比于其他民族，日本可以算是受到了特殊照顾。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如果在观察了日本以外的民族之后再观察日本的话，他很有可能对自己的眼睛和思想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这怀疑来自于日本表现出来的充斥着整个日本民族的自相矛盾。比如说某个民族礼仪超群，便不会再加上“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的话；当说到某个民族行为举止刻板时，他不会再补充说“但是他们也很善于适应激进的改革”；当说到某个民族温顺时，他不会再去说明一下“但是他们不习惯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实而又宽宏大度时，他不会再说“但是他们不可信赖，心怀叵测”；当他说他们本性勇敢时，他不会再去详细描述他们的胆怯；当他说他们的行动不顾忌他人的评判时，他不会随之又说他们确实具有强烈的内在良心；当他描绘他们的军队具有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又描述那支军队里的士兵如何不服从管束，甚至违抗上级；当他描写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学问时，他不会再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强烈的保守性；当一个人撰书描写一个普遍爱美的民族，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另一部书来补充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

而这样一些矛盾的甚至看似荒谬的描述却真实存在于日本的典籍中，从而构成一个真实与矛盾交织的日本历史。正如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菊花与刀一样，日本人就是这样，左手菊花，右手刀。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崇尚武力又爱好美好，既蛮横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心任人支配，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这种种的矛盾都是以极端的对立来体现的。然而在这极端的对立中，却又难以置信地保持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统一。他们非常愿意成为别人眼里的天使，但是又会在别人忽略他们的过错时投向罪恶的怀抱，化身魔鬼。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是又桀骜不驯。

了解日本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事了，接踵而来的严峻局面使对我们必须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之中找到日本人的真实思想，以便达到对双方意图的互相理解。比如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计划中我们将考虑的问题有：日本人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能否做到不战而屈？是否需要轰炸日本皇宫？日本战俘能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在对日宣传中怎样瓦解他们的决死之心，保护美国战俘的生命？这些问题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相应的还有和平来临之际的其他问题，日本需不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保持秩序？我们的军队用不用跟残余的死硬分子作战到底？需不需要在日本发起一场彻底的类似法国或者俄国式的革命来实现国际和平，以及谁来领导这样的革命？是否该把日本人灭绝？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竭尽所能地来说明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初现威力，而在美国，人们却一如既往地议论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3-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此相比，更惊人的说法在日本，他们甚至认为战争将延续100年。他们说美军仅仅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数千英里。日本的正式公报从未承认过海军的失败，日本的国民依然沉浸在自己是胜利者的梦幻中。

但是到了6月，形势开始变化。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过去最高统帅把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的做法变得没有意义，对德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个预示日本最后战败的大战役，此后我军对日军开始步步紧逼。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的阿图、塔拉瓜和比亚克的战斗经验中，我们得知，我们的对手极为可怕。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敌国日本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论问题来自军事或者外交，也不论是由最高政策引起还是由投向日本后方的传单引起，总之，每一种见解都极其重要。在这场和日本的战争中，我们不仅要知道东京高层的目的和动机，日本的悠久历史，军事和经济的统计资料，我们还应该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得到多少国民的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些行动和看法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量。我们必须将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一面抛开，尽可能不轻易下自以为是的结论，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与我们一样。

这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在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时，谴责对方是最容易的。但要看透敌人的思想就困难了。但是，这恰恰是我必须做的。问题是，日本人该作何行动，而非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境况时该作何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做是一种有利于我理解他们的“本钱”而非“债务”。我必须观察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并且不能把它看做军事问题而是要看做文化问题。因为，日本人战时和和平时期一样，都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显示其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特点呢？日本统治者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定民心的方法以及战场用兵之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若要看清日本人怎样在战争中暴露自己，就应寻踪于战争中的种种细节。

但是，美日交战这一事实对我极为不利。这表明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无法生活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好让我亲眼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某一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无法看到他们抚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一位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1944年我们已经面临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写那部研究著作时还没有成为问题。

虽然有上述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具备着某些可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备条件。至少我可以利用人类学家非常重视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对象进行当面接触。我们国家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所以我完全可以在询问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具体事实时，从中发现他们如何对这些事实进行判断，进而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认为这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追踪日本书面和口头宣传中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所寻找的答案有许多是根植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来探讨日本文化，我们就能更加完美地发现这些答案。

当然我并非拒绝阅读，也不是说我未曾受惠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相反我从大量论述日本人的文献和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优秀西方观察家那里得到很多有利的帮助，这是其他前往亚马孙河发源地和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的人类学家求之不得的，那种没有文字的部落是不会在纸上留下自己的生存印记的，西方人对此进行的不过是一鳞半爪的十分肤浅的评论，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考查的研究者必须在没有任何前辈学者帮助的情况下，去发现他们经济生活的活动方式，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划分为哪些阶层、他们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研究日本，我可以继承前辈成就，可以在文献中找到包含着生活细节的描写，可以借鉴来自欧美的人们记下的他们生动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令人非常惊讶的自我剖析的文字。相对于其他东方人，日本人有强烈的不可控制的情感，会淋漓尽致地刻画自己。他们大到写自己进行世界性扩张的计划，小到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琐事。他们坦率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叹。当然他们对自己的描写并不是全面而完整的，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往往会忽略掉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熟悉得就像对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以至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美国人写美国时恐怕也会如此。尽管如此，应该说日本人还是喜欢剖析自己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时，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他在最后完成物种起源理论时所做的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上。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犬牙交错的意见，事先我该作何了解？对于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是那样大加指责，却心平气和地默许看似罪大恶极的行为。隐藏在这种态度背后的究竟是什么呢？阅读文献时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这幅画毛病何在？”“我该为了理解这幅画而掌握什么呢？”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创作与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宣传性的、历史性的，抑或描写东京和当代农村生活的，我都去看。后来，我还同那些在日本看过其中某些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看了这些电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些日本人对电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和坏人完全是按日本人固有的眼光来看的，同我对这些人物的看法完全不同。很明显，当我因为看不懂情节而茫然失措时，他们却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对电影的情节和动机感到匪夷所思时，他们却能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加以理解。这就好像看小说，看到的是同样的字，我们彼此的体会却很不一样。某些日本人马上会为日本人的习惯辩护，另一些人则憎恨日本的每一件事。我很难讲清楚我从哪一部分人那儿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这幅亲切生动的画面中，他们告诉了你，在日本人们是如何安排生活的，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深恶痛绝。

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只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间去搜集材料，实地观察，那么实际上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与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情是雷同的。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作为仅此而已，那他就不能指望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再添建树，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已对日本人作过这种研究。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其所受的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使他感到能在这学者和观察家济济一堂的研究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人类学家知道的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中不难发现，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惯有许多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很相似。某些与马来西亚的相似，某些与新几内亚的相似，有的与波利尼西亚的类似。探究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迁移和交往，那倒不失为一件趣事，知道这些文化上的类似性对我来说是颇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或许有着历史渊源的缘故。恰恰相反，从我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正是因为我知道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这些比较单纯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缘故。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泰国、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能够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曾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的巨大价值。一个部落与其相邻的部落在正式的习俗方面也许会有90%的相似之处，但它可能已把这些习俗改造过了，以适应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放弃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是多么微不足道，却使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事莫过于研究就整体来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的诸民族之间的一些个体差异。

人类学家使自己习惯于其自身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益求精，以适用于这种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从经验中知道，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所遇到的状况，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理解与处置这些状况的方式都是极其不同的。在某个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所遇到的那种血缘责任或经济交换的部落体制，是无论怎样大胆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所以，仅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详情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调查这种结构在部落的行为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部落的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孩提时代起就像其祖先那样养成继承传统制度的习惯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这种职业性的关注也可充分地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众所周知，美日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甚至民间说，不管我们怎么干，他们总是干与我们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至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民族，并因此承认差异的存在，这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据其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怪异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职业性质而言，相对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更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来加以利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引起他对这些制度和民族的密切注意。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着眼的是全部事实而非特定事实。在对西方诸民族的研究中，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整个行为领域。他把那么多的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对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当然也就不会再去深究了。但是，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交家们签订的条约的影响。

人类学家在研究平凡事情时应该完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同样平凡的事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不尽相同的。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丑态毕露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怯懦至极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行为方式时，他发现自己需要挖掘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不大引人注意的考察报告资料和详尽的细节。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也懂得发掘此类资料的方法。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不妨尝试运用一下这种方法。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最平常的人和事的时候，他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不管他的行为和观点是多么离奇，一个人的感想和思维方式必然离不开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因此，当我对某种行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越是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这种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事中去，那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正是人们学会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以此为前提去作研究的，即无论多么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如何把数百个互不相关的琐碎现象归纳为一个综合性的模式是我非常重视的。人类社会存在着对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它会赞成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估量方式。在此基础上生存的人们视该方法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困难再大，他们都把这些纳为一个整体。已经接受并赖以生活在某种价值体系下的人不可能对周围纷繁复杂的世界不闻不问，一心为自己设计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并身居其中，遵循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他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尽量多的共同依据和共同动机。假如没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整个体系就会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组织、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彼此都变得环环相扣了。一个领域可能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快一些，从而对其他领域产生巨大压力，不过这种压力本身也是由于保持一致性的需要而引起的。在力图驾驭他人的尚未开化的社会里，权力欲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在经济交往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的表现。有无书面典籍的民族和部落是完全不同的，有书面典籍的民族，教会必然把过去数百年间流传下来的成语格言保存下来，而在公众对经济和政治权力有发言权的要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教会不得不在某些相抵触的领域让出权力。但保存下来的成语格言却变得面目全非。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静止于各自分隔开的清澈小池中的一潭死水，而是会溢出各自假定的界限而彼此交融的一股活水。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大到经济活动、两性关系、宗教生活和抚育儿童这样一些领域，他就越能够了解在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里，他都可以提出有益的假设并搜集材料。他会把任何一个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道德的要求看成是表达他们从其社会经历中学来的思想习惯和方式。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专业论述日本宗教、政治、经济或家庭的著作。它考察的是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这些臆想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是它的描述目标。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是它所要讲清楚的。

我们有许多相当模糊并带有深刻偏见的观念，这是20世纪的一个主要障碍，我们不仅没有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么一种日本人的国家，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什么东西使美国成为这么一种美国人、法国成为这么一种法国人、俄国成为这么一种俄国人的国家。缺乏这种认识，国家之间就会产生误解。当彼此的麻烦微不足道时，我们却担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当我们谈论共同的目标时，一个民族却因其全部经历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与我们期望的行动方针背道而驰。我们没有让自己有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某种与我们熟知的行动方式的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之处未必是邪恶的。

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讲清楚他们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这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民族作家都试图对自己的民族作个估价，但是这比较难以实现。不同民族不会以同样的透镜去观察生活。人们也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以何种眼光观察事物的。每个国家都认为它观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在这一民族的人民看来他们通过这种焦距和透视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无论何种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那种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配方，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观。假如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我们不如培养一位眼镜专家，并期望他能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里去的眼镜写出配方。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这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

这项工作要求同时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胸怀。这项工作需要一种被人误解时的宽容心态。这些倡导世界大同的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说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相信：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就不应该再说日本人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似乎有时候如果世界不是由如同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面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组成，那些善良的人的亲善教义就没有容身之地似的。但是，如用这种一致性来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与一个神经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一致性格无异又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有些人不在乎存在差别，因为他们是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人，所以他们尊重差别。他们的目标是求同存异，在世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差别，只要它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在这同样的前提下，法国可以就是法国，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固执地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源出希腊神话，表示随时会大祸临头的意思），那么在他看来，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的人，都一定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担忧，他会因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成为使世界凝固起来永远保持现状的帮凶。对保持文化差异来说，鼓励并非意味着要世界维持静止。英国的本色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随之又来了一个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不同时代人们能有各不相同的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国民气质，只因为英国人仍然是英国人。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同时需要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比较宗教研究的繁荣兴旺是只有当人们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对人能够非常宽宏大度的时候才会实现的。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员、阿拉伯学者，抑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们唯独不可以是一个宗教狂。比较文化研究不会繁荣的时候正是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予以捍卫，以至认为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的时候。这种时候的这些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热爱。他们故意拒绝的经验实际上能让自己颇为愉快且又会丰富自己。他们过于固步自封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会强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来接受美国人所喜爱的信条。好比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位来代替十进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们学不会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其他民族是决不可能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本书所要叙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得到礼遇、感到耻辱或窘迫，在什么情况下不会，以及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是对本书中任何一句话能作出评论的理想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普通百姓得亲自置身于每一个特殊的场合。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场合事情确是那样。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即使达不到这一目标，作者的理想也不会改变。

在这种研究中，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没有了进一步搜集证据的必要。例如，谁在何时向谁行了一个礼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统计研究。日本人好行礼是公认的习惯，对此谁都能够予以说明，若再得到两三人的确认后，完全没必要再去进行广泛论证。

一位学者所面临的任务如果只是用统计数字证实某种说法，那么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相比之下就困难得多。他要做的艰巨工作是报告那些公认的习惯和见解是怎样变成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的。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他们在观察生活时所选用的焦距和透视法的。他必须让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够理解这一点。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的裁判未必就是“田中”，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向美国人作解释的“田中”自然不会把“假设”表达清楚。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并不打算去研究他们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用统计方法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他们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相当完善的抽样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的城乡比例、贫富比例和党派比例。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定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的前提是：美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理解其他国家的前提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进行系统的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慎重抽样是保证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这一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国家观念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这样的测验毫无意义。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的国家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国民所争论的是些什么内容。一个国家的国民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得人们除了在战时有可能获得些许地位之外，在其他时候即使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也相去甚远，那么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比更是天差地别。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价、民族历史神话和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的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观点。但这要求进行系统研究。

如果我们倾注于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时的注意力与细致心可以与调查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国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的相悖之处，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种种矛盾。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致的一个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够试着对其作出解释。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辞和概念，后来也明白了其具有的丰富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德与恶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的独特体系。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所在。 lN2PmhV5JKopSX/ucgOyEHoHF/Y9wcXbzHMVy0ZXmJot7EDX66ZQ0BeI/igIgS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