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们都认同一点：如果比赛按照你的节奏进行,你就是胜利者；反之，则不是。一位篮球教练曾经告诉我说：“我们打紧逼，未必是要迫使对手失误，而是要打乱他们的节奏，让他们无目的地移动。”很多篮球迷也都认同这一点。

但是有多少人明白，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又有多少人清楚，我们每天都在让其他人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还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生活就像面对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全场紧逼一样狼狈？

在我们的生活里，时钟是一切的开始。它机械地把我们的时间强行划分成段，以控制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工作日，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时钟似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这样，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上午和下午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了电灯之后，我们晚上的时间似乎也能像白天一样被充分利用，直到午夜。然后，洗洗睡吧。

艺术家们晓得这样的生活节奏其实是不对的，而诗人们则了解得更为透彻。他们知道，时间的长短与钟表的表针长度无关；他们知道各国的时间都靠格林尼治时间来界定；他们知道，时光流逝其实与钟表无关，但我们并非与钟表无关。诗人们也同样明白，前面所说的那种节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个性化的、就像指纹一样无法改变的东西。

艺术家们所了解的这些，已经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证实。在《精神病学与医药学的生物韵律》（ Biological Rhythms of Psychiatry and Medicine ）一书中，伯特伦·布朗（Bertram S.Brown）写道：“就像我们的肉体与骨骼一样，这种节奏是我们生理结构中的一部分。大多数人仅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种节奏意味着我们每天在精力、情绪、状态和表现中起伏不定，而在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季度、每一年中，这种起伏都会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

我们本可以踏实地坐下来沉浸在那种节奏里，但在学校、工作和社会把时间机械地分割之后，我们便很难沉浸在自己的节奏中了。现在，我们的休闲生活就是看看电视，然后每天工作12个小时，隔三差五地偏头疼或者患上各种溃疡，年纪轻轻可能就有药物依赖症，一到中年可能就有患心脏病的危险。

现在，还有人能够倾听自己的内心吗？理想的情况是，一如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或者如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所说的，“有效的生活就是生活中具备充足有效的信息”；又或者像日本哲学家铃木所说的，“我是生活的艺术家，我的艺术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但现实是，每个早晨我们都要面对那种像凯尔特人队全场紧逼般的压力。我们需要倾听自己、了解自己，获得充足有效的信息，成为生活中的艺术家。否则，其他人注定会掌控我们的节奏，控制我们的步伐、比赛和得分。

生活中的“凯尔特人队”一直存在，“全场紧逼”的压力也一直都有。它们的确会让我们更好地适应工作，适应所谓的时间观念，适应各种外在的要求，让我们改变，从而适应他人的节奏，按照他人的“鼓点”前进。但到头来，我们自己的计划、个人成就的预期以及有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都会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我们被动地成了时间的囚徒、闹钟的囚徒。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退休时，一般都会得到一块手表。

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 曾这样写道：“所谓良好的生活质量，其实多是无趣、肤浅、从众式的。”他断言，我们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使生活富有激情、创造性和活力。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除了极少数人，比如诗人、运动员、孩童以及教徒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现阶段生活中的烦恼很多。如果可以选择，我们宁愿放弃现在的生活，活在对过去的追忆里，抑或活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我们宁愿生活在任何状态里，唯独不愿活在当下。

我自己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每天都是从查询日程表的安排开始——这能让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已经完成，什么事情有待完成。匆匆忙忙地赶到公司，我已经对早餐吃了什么完全没印象了。这一天怎么过，我也没什么主意。幸好，我是那种永远只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

很多人跟我做着类似的事儿，他们逃避现实，只想活在过去——思乡病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于这些人而言，美好的过去是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他们对现在的任何活动都很难提起兴趣。

但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整天充满正能量的人来说，比如诗人、运动员、孩童和教徒，时间就是现在。他们热情、投入、负责任地活在当下，而且他们必须这么做。对运动员而言，每一秒他都得当机立断；如果注意力不够集中，对下一个洞、下一杆或者下一回合出现的情况稍有分神，他就无法完成眼下的任务。对他而言，“当下”就是一切。

教徒们也是如此。出于对天堂和来世的了解，他们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是“此岸”，每一段时间都是“当下”，每一个人都是“眼前人”。他们知道每一个瞬间都要不停地在无穷的可能中进行选择并完成，根本没有时间想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诗人们也不会去琢磨不切实际的未来，因为他们必须活得警觉，一直清醒，一直观察。只有做到这一切，他们才会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活得充实。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评价卡赞扎基（Kazantzakis）的《奥德赛：现代续篇》（ The Odyssey: A Modern Sequel ）说：“生活的真谛在每一行诗句之中，读者经过多次阅读会明白他所谓构筑生活的愿望有多么渺小，世界上又有多少让人费解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无休止地在发生。”

对于这样的一个诗人，完美的过去并不是诱惑。对于运动员和教徒来说也一样，他们堕落的表现在于对未来成就的沉思中。也许，对他们来说，天堂或是一个杰作，或是一个世界纪录。运动员、教徒或诗人对于过去的成就并不满意，甚至都不会费心去想。他们只关心现在。

那么，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不一样呢？我们难道不是某种程度上的诗人、教徒和运动员吗？然而，我们拒绝做出承诺，拒绝接受自身的实际情况，拒绝按照实际情况来工作、生活。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本可实现的过去和永远不会实现的未来中。

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警示自己，危险的信号、悲剧性结尾的征兆、伺机而动的无情的力量……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威胁来打破平淡的生活，让自己顿悟，并时刻警醒。

几年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在俄勒冈跑出了马拉松个人最好成绩，回家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来完成波士顿马拉松赛。5天后，我被流感击倒，之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接踵而来。我不再关心波士顿马拉松赛，我最关心的事情是自己的健康——只有身体健康，才能继续跑下去。只有跑步能让我感受到呼吸的甜蜜和双腿的力量，能够让我感受到翻过高山和忍受疼痛的快感。只有在这样的竞赛之后，疲惫才是最完美的感觉。和这种感觉相比，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并不能让我满意。我就等待着康复的好消息。

之后，我了解到了每一个诗人和孩童、每一个运动员和教徒所了解的东西。他们说一切都是因为理智，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说没有明天也确实是因为永远都没有明天。我们总是在冒险，总是在赌运气。

“这个国家的麻烦，”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在晚年曾告诉年轻的诗人詹姆斯·迪基说，“在于人们过完一生都无所畏惧。”对于直率的贝里曼和曾开过战斗机的诗人迪基来说，日复一日的生活并不能提供最终试炼的竞技场——那个最真实的时刻。至少对于迪基来说，战争才能提供那个环境。

迪基写道：“没有什么能够给你带来那种感觉，那种为了一个伟大的使命而执行一个危险但关键的任务之后的感觉。”

当然，我们这种“朝九晚五”的普通人，是很难找到那种感觉的。迪基说：“当得知要复员的时候，许多在服役的军人都会大哭，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又将回到那个开着出租车或坐在有保障的办公室里的生活了。”士兵生活中的闪光点后来被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表述出来，艾吉说：“只有在困境下伟大才会展现出来，而战争恰好提供了这种环境。”

“事实上，”艾吉写道， “对他们来说，战争比和平更重要。”

但是，和平才是勇气的来源。战时，舍生忘死、谋而后动之间，无不彰显着勇气。“勇气”的拉丁词源意味着智慧存在于内心。内心会决定一个人的行动，这比动机和直觉更有主导性。而且，心乱则形散。

日复一日的生活看上去可能是无意识的，跟身体也没有什么关联，但我们的内心并不这么想。“真我”就住在内心里。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最勇敢的行为——举起胳膊去反抗自我，然后成为完美的自我。

“勇气，”按照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说法是，“从本质上肯定人的存在。”因此,它包括了不可避免的牺牲性元素——这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却阻碍了我们去实现真正的自我。

通俗来讲，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重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那我们也许就不得不放弃喜悦、欢乐，甚至是生活本身。勇气，其实和那些单纯的勇敢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勇气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特定事件。这就好像不可饶恕的重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令人吃惊的罪行一样。

一些像约翰·贝里曼和詹姆斯·迪基在《解救》（ Deliverance ）中提到的人仍然在要求最终试炼。他们从一个顶峰来到另一个顶峰。他们穿越激流、跳伞、登山……寻找那些常见的并且能克服的恐惧，寻找那些为了实现伟大目标而要去做的事情。

日复一日的生活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吗？日复一日的生活能够成就大场面吗？如果你能增加你的筹码，那就可以。打个比方，帕斯卡打赌说上帝存在。而威廉·詹姆斯说，就算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他们也会给自己艰难的生活寻找借口来逃离现实。所以，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这个假设便是真的。

“为了控制生命里的魔鬼，勇气、才能、能量和忍耐，”詹姆斯称，“都被那些拥有虔诚信仰的人释放了。”他还总结道：“宗教，总会让那些反宗教的东西直接撞墙。”

这是因为，突然间我们开始为一个伟大且至关重要的目标做事，并且，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很重要，也都迎合了自我完善的需求，包括身体上、智力上和心理上的。但是，我们总是把视线停留在独特的“真我”上——每个人都在确认他的“真我”。因此，我们都不是唯命是从的。我们不关心对错，只关注好坏。

所以你看，这与贝里曼所说的不同。事实上，我们总是被要求成为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懦夫。挑战永远都在。但是，这不是鲁莽的追求，这是对于我们注定成为的那个人的认可和完善。这个长期的过程注定充满疲惫、沮丧和阵痛，但是勇气永远是那个连接我们思想和身体的桥梁。

“有时候，无论怎么努力，你就是无法把球投进篮筐，”一名篮球教练曾经跟我说，“但你永远没有理由不做好防守。”

我已经经历了那些日子——被迫去投篮的日子。每一个主意都是被加工过的。在创造力、机智和原创性都消失的日子里，在再也没有新鲜美好的事物出现的日子里，每天都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碰到一样的人、遇见一样的问题。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压抑自己，而每一件事也都变得越来越难。那种感觉消失了—— 那些“游戏”带来的触感，那些舒适和光彩也随着那种感觉而去了。

进攻是场“游戏”，而防守则是任务。当进攻时，我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按照自己的剧本表演，按照自己的节奏起舞，按照自己的调子歌唱。进攻是没有经过彩排的、充满活力的、随心所欲的。进攻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它呈现了其特有的刺激、独特的推动力。进攻可以产生属于自己的能量。

进攻也是一项艺术。它不能被强迫。它是自发的，是身心的和谐统一。因此，它不会每天都上演。大脑回路不会打开，那个爱闹的右脑也就无法访问。

防守则什么也不需要。防守是枯燥、无聊和平庸的。它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枯燥无味的责任，是坚韧，是决心，是坚持。它“需要”行动的意愿。每一天都能去防守。它需要的是行动的决心，然后为之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防守中，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进攻是天才的舞台，防守则是人类性格的展览馆。在防守中，努力、能量和意愿紧密相连，而我也会自问： “我是不是也要如此？”

所以，防守是一种骄傲，是一种成为这种人的决心——以我的荣耀发誓，并且终生遵守它的决心。

我努力不以我的进攻为荣。我的“游戏”、我的创造力是免费获得的，也许很轻易地就会被拿走。有多少诗人不得不通过喝酒来寻找他儿时看世界的视角？真有那样的人，他们不得不对这些视角进行疯狂的追求。神秘主义者永远不会错失良机。他接受了这个视角，并且不指望再次获得。

我享受我的“游戏”，享受拥有一个篮球。但我知道，我的天赋是一些我自身拥有的东西。一旦失去它们，考验才真正来临——这时，我浑身充满了伤痛，我感到无聊，并极度渴望一次休假或一场微醺。我们都知道这些，并且对此会有不同的反应。在对军队做出的一个调查中，有64位自行车平均车龄为22年的男性，他们的最高携氧量为55%。这些人被要求一直骑车，直到感觉不舒服、必须停下来为止。在骑了90~98分钟后，他们纷纷停下。

因此，防守抑制了性格的多样化，它是一种冒着巨大阻力往一个方向坚持前进的能力。在招募新队员时，许多一流的球队不仅看中天赋，更看重性格——每个赛季都很长，总会有天赋用尽需要燃烧自己的时刻。我总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天赋不如我的人不配和我一起做游戏或打比赛。对此，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人能够改变我的这种想法；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人可以接受防守，并且调动我身心的每一分能量；如爱默生所说，在一场关于防守的比赛中：只有那些有个性的人能够激发出我的能量。

以上所说的我都了解，你们呢？但我仍然像多数人一样练习防守。我明白最终总会出现断球，而我总会得到球。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突然看见奇思妙想张开怀抱向我跑来。而我会迎上去，之后看着他投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我知道就像还没有被记下的想法一样，球一出手，肯定会空心入网。

但是，美梦并不是坚固防守的组成部分。当然，常人也不是那坚固防守的一部分。 Vx3//9gHRcUcEVreY0OUUm7hehQRN4dzj0ulB18kDArzlEPHAYjQB/eRinBMpF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