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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但实际上不是。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我。我就是说故事的人，因此不会是这样的。可实际上，这是个讲述一桩残忍罪行的故事。
我是所有墨西哥人的女友。可以这么说吧：我是墨西哥诗坛之母，但不说为好。我认识所有的诗人，他们也都认识我。因此我或许能这么说。我可以说什么诗坛之母，因为几个世纪来就流行着吹牛之风嘛，但还是不说为好。比如，可以这么说：我认识阿图罗· 贝拉诺，那时他十七岁，是个腼腆的大男孩，正在写剧本和诗歌，不会喝酒；也许这是一句废话，大人用皮鞭、用铁棍教导过我：废话是多余的，只要告诉我情节就足够了。
对，我能说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名字。
我名叫奥克西里奥· 莱科图雷，女，乌拉圭人，出生在首都蒙得维的亚，虽然现在葡萄酒上了头，这酒真怪，我说了我是沙鲁瓦人
，两者差不多吧，虽然并非如此，就像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很难辨别一样。
但重要的是，某月某日我到了墨西哥，不很清楚为什么要来，目的是什么，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我到达墨西哥城的时间大约是1967 年，也许是1965 年，也可能是1962 年。我记不清年份了，也不记得旅行的经过，惟一知道的就是到了墨西哥，不再走啦。来，稍稍回忆一下。咱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吧，就像整形外科医生在手术室里拉伸一位麻醉患者的皮肤那样。瞧瞧吧。我来到墨西哥的时候，莱昂· 费里佩
还活着呢——他真是个巨人，孔武有力。莱昂· 费里佩是1968 年去世的。我来到墨西哥的时候，佩德罗· 加菲亚斯
还活着呢——他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多愁善感。1967 年去世。也就是说，我应该是在1967 年之前来到墨西哥的。就算是1965 年吧。
说到底，我认为是1965 年来到墨西哥的（不过也许我会搞错，我是个常常出错的女人）。我常常去看那些走遍世界的西班牙人，天天去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怀着一个女诗人的激情，怀着一个英国女护士无限的献身态度和一个关心哥哥们的妹妹的钟爱心情去看望他们，因为他们像我一样漂泊不定，虽说他们流亡的性质与我决然不同，没人把我从蒙得维的亚驱逐出境，只不过是某一天就决定出走，我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月后，也许有一年吧，我决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继续旅行，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目的地是墨西哥，我知道莱昂· 费里佩住在墨西哥，不大肯定佩德罗· 加菲亚斯是不是也住在墨西哥，但是心里感觉他在。也许推动我旅行的是狂热。本应是狂热。那时我认为狂热就是文化。当然，有时文化就是狂热，或者包括某种狂热。也许是因为缺乏爱迫使我出走。也许是因为过分热情洋溢的爱。或许那就是狂热。
惟一确定的是1965 年我来到了墨西哥，落脚在莱昂· 费里佩和佩德罗· 加菲亚斯家中。我说，我来这里是听从你们调遣的。而我给他俩的感觉大概还算可爱，因为我这个人不令人反感，虽然有时也烦人，但绝对不讨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把打扫地面。接着又擦窗户。一有可能，我就要钱，去给他俩购物。他俩说的西班牙语很特别，像是爱发脾气的腔调，他俩一直改不了这口音，好像他俩说的z 和c 总是绕来绕去，好像永远也不说那些带s 的孤苦伶仃和好色的单词。他俩说：奥克西里奥，别搬来搬去了！奥克西里奥，放下那些书稿吧！女人啊，要知道尘土与文学是和睦相处的。我呆呆地望着他俩，心里想他俩的话有多少道理呢？永远有尘土，永远有文学。由于那时我喜欢寻找词义中的细微差别，就想像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悲惨场景，想像着安安静静躺在书架上的图书，想像着来自天上的尘土，它们飘进图书馆，慢慢悠悠，不屈不挠，一副势不可挡的架势。于是，我明白了：书上容易落土（明白，但不能接受）。我想像着扬尘、那具象成我脑海里潘帕草原的扬尘，它们向着墨西哥城推进。我心中特有的草原上的扬尘，那也是大家的草原，尽管很多人拒绝看看大草原。于是，一切都蒙上了灰尘，我从前读过的书籍、现在打算看的书籍统统蒙上了灰尘。于是，无能为力了，不管你如何使用扫把和抹布，尘土绝对不会离去，因为这些尘土就是图书固有的一部分。它们按照它们的方式生活，仿效类似生命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脑海里看到的一切。这就是在只有我才能感受到的寒战里看到的一切。后来，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墨西哥城的天空。心里想：我是在墨西哥啊，可不寒而栗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失。心想，我就在这里啊。然后，我立即忘记了尘土。我看见了窗外的天空。我看见了墙壁，首都的阳光在墙上移动。我看见那两位西班牙诗人以及他们发亮的图书。于是，我说：您，佩德罗；你，莱昂（嘿，真奇怪，我对年老和备受尊敬的人用“你”称呼；对年轻的那位反而用“您”，因为这年轻人让我害怕，不能不对他称“您”！）。我的事我来管，你们的事你们管，安安静静写作吧！假装我是个无形的女人！他俩笑了。确切地说，是莱昂· 费里佩笑了，老实说，我不明白那人是在笑，还是在干咳，抑或在骂人，他像是一座火山。而佩德罗· 加菲亚斯则不同，他瞅瞅我，然后移开视线（十分难过的视线），不知落在什么地方，那个花瓶上或者摆满图书的架子上（那种十分忧伤的目光）。这时我想，花瓶上有什么呢？或者说，书脊上有什么呢？为什么让他如此伤感？有时，佩德罗不在房间的时候，或者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就会沉思起来，甚至也看看那个花瓶，或者那些图书，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表面上不会伤害人的物件，背后隐藏着地狱，或者什么暗门（这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
可有时候，佩德罗发现我在注视着他的花瓶或者书脊，就会问我：奥克西里奥，你看什么呢？而我会说：啊？什么？或者装糊涂，或者假装没睡醒。但另外的时候，则是我问他别的事情，是与他问话无关但经过我深思熟虑、显得十分重要的事情。我说，唐佩德罗，您什么时候有这个花瓶的？是什么人送给您的吗？它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他注视着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或者只说一句：一个花瓶而已。或者说：没什么特别意义。我本想反问他：那是什么原因让您望着它，好像那里面隐藏着什么地狱之门？可我没问。只是“哈哈”一笑，天晓得这方法是什么人传授给我的，我来墨西哥才几个月就学会了。但我的脑子仍然运转，不管嘴巴里发出多少“哈哈哈”。有一回（一想起这事，我就想笑），我一人在佩德罗的书房里，就看起佩德罗十分伤心地注视的那个花瓶。我心里想：也许他注视花瓶的原因是那里面没花，几乎从来没有过花。我走过去，从各个角度近距离看花瓶。那时（我越来越靠近花瓶，尽管靠近的方式——靠近观察对象的方式——好像行进了一个螺旋形路线）心里想：我要把手伸进黑乎乎的瓶口里。这就是我的打算。我看见自己如何举手，如何将手伸向瓶口，如何靠近上了瓷釉的边缘。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心里有个轻轻的声音响起：嘿，亲爱的，奥克西里奥，疯子，干什么呢？这声音把我给救了，因为胳膊不动了，手悬在瓶口上方，那姿势像定格的女舞蹈演员，距离地狱黑洞仅有几厘米。从那以后，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知道的确没发生任何事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危险。真的。你有危险，哪怕在最难以置信的地方，也要受命运的摆布。
看花瓶那一次，我哭了。确切地说，不知不觉中流泪了，只好在扶手椅上坐下来，那是佩德罗房间里惟一的扶手椅。要是我不坐下来，可能就会昏倒在地。至少可以这样肯定：那一瞬间，两眼发黑，双腿发软。坐下以后，我浑身就颤抖起来了，抖得很厉害，好像犯了心脏病。更糟糕的是，那时候我惟一的担心就是佩德罗可别进来，看见我那副可怜的样子。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那个花瓶、那个我想避而不见的玩意儿，尽管我明白（我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花瓶就在房间里，摆在架子上，那里还有一个银质蟾蜍，它的皮肤好像把墨西哥月亮的全部狂热都吸收干净了。后来，尽管我还在颤抖，却站起身来，再次靠前，我想我是怀着善良的愿望，打算抓起花瓶，朝着地面、朝着地面上的绿色瓷砖摔下去。这一回，我不是迂回前进，而是直奔那恐怖的目标，是的，一条直线，对，尽管相当犹豫，但毕竟是直线。在距离花瓶半米的地方，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心里说：就算那里没有地狱，也有噩梦，有人们迷失的一切，有造成痛苦的一切，应该忘却为好。
于是，我想：佩德罗知道花瓶里面隐藏着什么吗？诗人们知道自己花瓶的无底洞里隐藏着什么吗？如果他们知道，那为什么不把花瓶打碎呢？又为什么不能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呢？
那天，我无法去想别的什么事情。我离开那里的时间比平时要早，沿着查普特派克森林公园散起步来。那是个美丽安静的地方。但是，不管如何散步和欣赏怎样的美景，我却不能不想佩德罗书房的那个花瓶、那些图书以及他那忧伤的眼神——时而落在一些不会伤人的物件上，时而落在非常危险的东西上。这样，一方面是划过眼前的宫殿大墙——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和卡尔洛塔的皇宫
，或是倒映在查普特派克湖水上的树影，一方面在我脑海里想像的只是一位西班牙诗人，他在望着花瓶，似乎带着包含了一切的伤心的表情。这让我生气。确切地说，开头让我生气。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佩德罗对这事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这位诗人只是呆望着花瓶，而不是向前两步（穿着他那米黄色亚麻长裤走上两三步肯定很潇洒），双手捧起花瓶，摔到地上去呢？但后来我火气下去了，开始冷静思考。与此同时，查普特派克森林的清风（正如诗人曼努埃尔· 古铁雷斯· 那赫拉描写的那样：“来自风景如画的查普特派克”）吹拂着我的鼻尖，最后我才明白：有可能佩德罗早就摔碎过很多花瓶，一生中打破过许多神秘的物件，不计其数的花瓶啊，而且是在欧美两个大陆！因此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呢！哪怕仅仅是在心里责备他面对自己书房中摆设的花瓶的被动态度。
由于情绪已经平静，我甚至在为花瓶的存在寻找更多的理由，的确想出不止一个理由来，可是干吗要计算有多少个理由呢！有什么用处啊！惟一确凿的是花瓶还在原地，虽说也可能在蒙得维的亚一个敞开的窗户前，或者在我父亲的写字台上。父亲已经过世多年，我几乎把他给忘记了。那写字台就在我父亲——莱科图雷博士——的老宅子里。遗忘柱就倾倒在一座宅子和一张写字台上。
这样，惟一确切的是我那时经常光顾莱昂· 费里佩和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俩，比如，清除图书上的灰尘，打扫地面。他俩要是阻拦我，我就说：别说了，忙你们的吧！我来管后勤。莱昂就会笑，佩德罗不会，他的神情真忧伤啊，没有笑容。他的眼神像晚霞时的湖水。那些湖水位于山里，没人去看，悲凉而平静，太平静了，简直不属于这个世界。佩德罗会说：奥克西里奥，别麻烦了！或者说一句，谢谢你，奥克西里奥。再也没别的话了。真是正人君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给我道谢。干吗说这么多呀，有这两句话我就满意了。因为我知足。明摆着的嘛。莱昂则说：奥克西里奥，美人，你是个宝贝。他总是要给我钱。但他一掏钱，我就大喊大叫（千真万确）。我对他说：莱昂，我做这些事情出于心甘情愿。我是满怀敬仰地为你俩做事的。莱昂呆呆地想想这“敬仰”二字。于是，我把他给的钱放回他桌子上，继续干活。我常唱歌。干活的时候，我会唱歌。白干还是给钱，我无所谓。事实是，我更愿意义务劳动（当然了，我也不会虚伪地说给钱让我不快）。但是，我更愿意给他俩白干。跟他俩在一起，哪怕是自己掏腰包，我也愿意自由自在地在他俩的图书和稿件中间来来去去。我经常接受他俩的礼物。莱昂送我墨西哥泥塑，不晓得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因为他家里也没有几件。我估计他是特意买来送给我的。泥塑很漂亮，但面带愁容，都是些美丽的小姑娘。泥塑身上没有地狱或者天堂之门，就是印第安人制作的泥人，卖给去瓦哈卡收购的二道贩子，后者在首都的市场上或者街摊上高价出售。佩德罗则送给我书籍，是哲学书。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一本是何塞· 高斯
写的。我试着看看，但不喜欢。何塞· 高斯也是西班牙人，也死在墨西哥。可怜的何塞，恐怕要给我打打气才行。何塞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我估计是1968 年，跟莱昂一样。不对，应该是1969 年。那很有可能是死于悲伤。佩德罗1967 年在蒙特雷逝世。莱昂死于1968 年。莱昂送给我的泥人一个个丢失了。如今应该在什么结实房屋的书架上，或者在那不勒斯小区或者罗马小区或者女伯爵赛马小区的带屋顶平台的房间里。就是那些没被摔碎的泥人。而那些碎了的泥人大概已成为墨西哥城尘土的一部分了。佩德罗的书籍，我也弄丢了。最初送的哲学书，后来送的诗集，都不幸丢失了。
有时，我着迷地想这些书籍和泥人总是这样那样在陪伴着我。但心里纳闷：如何陪伴着我呢？莫非在我周围飘浮？莫非在我头上转悠。我丢失的那些图书和泥人真的变成墨西哥城的尘土了吗？有可能。漆黑的夜幕笼罩了首都的大街小巷，横扫着一切。这里几乎听不见歌声了，可是从前处处是歌声。扬尘破坏了一切。先是摧毁了诗人，接着是爱情，等到好像满足了破坏的欲望而要消失之时，扬尘又来了，落在你城里的最高处，或者你心里的最高处，用它不想活动的神秘表情对你言说。